21世纪初期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放型论文,中国论文,初期论文,世纪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逐步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33.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利用外资所占比重达到9.1%。作为一个大国， 中国经济开放度提高的余地已很有限。1998年和1999年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以追逐规模扩张为目标的中国外贸、外资工作受到了严峻考验，扩大内需、提高开放效率渐成共识。
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一方面要广泛介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要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开放经济的利益和风险均比以往更为显著。因此，在检讨中国经济开放中遇到重大问题基础上，以提高开放效率为宗旨，较正和制定对外开放战略已势在必行。
一、21世纪初期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基点
（一）中国经济开始具备开放型大国特征
1.市场大国。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到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七位（见表1），是世界上最具长期潜力的新兴大市场。1998年中国共进口1401亿美元的商品，是世界第11大商品进口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一些产品的重要购买者，如1996年中国进口的矿砂和金属占该商品世界进口总额的8.3%，同期，谷物、 农用原料（Agriculturalraw mat.）、纺织品与服装进口额分别占世界进口总额的5.8%、5.3%和 4.8%（注：United Nations,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1998.）。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吸引着全球目光，在航空器、成套设备、运输车辆等全球竞争激烈的商品市场上，中国买与不买、向谁购买，对竞争参与方都有着重要影响。
2.出口大国。1998年中国外贸出口达1837.6亿美元，占当年GDP 的19.1%，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居世界第9位。服装、棉布、皮鞋、玩具、箱包等产品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
3.引资大国。到1999年8月底， 中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3.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5978.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922亿美元，在外商投资企业直接就业人员约1820万人。自1993年起，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方面，连续5 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199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投资接受国。）。美国《财富》杂志排名的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公司在华直接投资，项目多达2000多个（注：《国际商报》1999年9月27日，《财富专版》。）。
表1 世界前十位经济大国排名
名次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名次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亿美元)(亿美元)
1美国
778306 意大利
11600
2日本
481207
中国10550
3德国
232108
巴西 7840
4法国
154109 加拿大5950
5英国
12310
10 西班牙569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新华社1999年9月20日发， 转引自《北京青年报》1999年9月21日第4版。
（二）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发生了新变化
1.产业内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出口制成品迅速增长，1986年和1995年轻纺产品和机电产品相继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品。工业制成品出口主导地位的确立，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逐渐从垂直型转向水平型，从出口初级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的产业间贸易转向同时出口和进口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我们根据中国进出口商品构成SITC分类，计算出一位数商品产业内贸易份额比重（注：产业内贸易份额＝1－｛∑（│I产业出口额－I产业进口额│）/∑（I产业出口额+I产业进口额）｝。 产业内贸易份额取值范围由0到100%。如果所有贸易都是在产业间进行的，如棉布换飞机，则各产业的出口和进口中必有一者为0， 产业内贸易份额为0；如果所有贸易都是在产业内部进行的，如汽车换汽车， 各产业出口额等于进口额，则产业内贸易份额为100 %。） ，1988 年为0.66，1998年则为0.70。中国外贸的方式和内容正在向国际贸易的主流趋势靠拢。2.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互动中的融合日趋紧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及投资环境的改善，使中国成为寻求低劳动力成本的港澳台企业和外国企业踊跃投资的理想场所。他们从中国要素禀赋优势出发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1576.8亿美元，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第一推动力。1998年中国出口额的44%、进口额的55%、机电产品出口额的60%、加工贸易出口额的66%都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外商投资企业把产业链条上的加工组装环节大规模移师中国，导致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外商的竞争优势，并使得产自中国的服装、玩具、集装箱、收录机等知识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长期称霸国际中低档产品市场。
二、开放型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外贸发展面临多种结构性障碍
1.出口品深加工、精加工程度不够，附加价值低。中国出口服装创汇总额虽然居世界第一位，然而单位产品的附加值却很低。1997年全国一般贸易出口棉针织服装平均一件创汇1.4美元，合11.62元人民币，而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一件棉针织服装平均一件创汇仅 0.92 美元， 合7.64元人民币（注：潘慧明
张柱：《我国服装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载《中国纺织经济》1999年第4期。）。1998 年中国共出口棉机织物28720万米，金额26.9亿美元，大致与全部进口的81 架飞机金额相当。目前虽然中国国际贸易的主体已转向产业内贸易，特别是大多数机电产品既有出口又有进口，但以进出口单价相比，中国出口品的低技术含量、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劣势就暴露无遗。例如，1998年单台金属加工机床的平均出口价格只有104美元，而平均进口价格为17580美元，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0.59%，工业用缝纫机平均出口单价为149 美元，而平均进口单价为682美元，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21.85%。尽管我们与美国、日本一样出口机床、汽车、船舶、缝纫机，但在单件出口创汇上却远不及人家的一个零头。
2.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不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全球产业（Global industries）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可贸易品，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全球竞争中互为对手的贸易各方，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才能长久地拥有国际市场（包括国内市场）。中国工业制成品要想拓展国际市场，同样也必须高度关注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当前中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却并不乐观。我们运用贸易竞争力系数法（注：贸易竞争力系数＝（某一类别商品出口额－该类商品进口额）／（该类商品出口额+该类商品进口额）。竞争力系数＞0， 表示该国在这类产品的生产效率方面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竞争力系数＜0，表示该国出口竞争力较弱；竞争力系数＝0说明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进出口属于品种、品牌调剂。）对1998年中国进出口商品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进行了测算（见表2）， 结果表明竞争力系数大于0.5的商品主要是旅行箱包、服装、家具和褥垫、 鞋靴、照明装置、无机化学品、金属制品、医药品；竞争力系数大于0、 但小于0.5的商品主要有橡胶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办公用机械、 钟表、陆路车辆等；竞争力系数大于－0.5、但小于0的商品主要有染料、有机化学品、电力机械、科学仪器、有色金属、通用工业机械、动力机械等；竞争力系数大于－1、但小于－0.5的商品主要有塑料、化肥、金工机械、特种工业专用机械、纸及纸板等。可见，中国贸易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发挥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附加价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大多缺乏国际竞争力。
表2 1998年中国工业制品贸易竞争力系数
竞争力系数≥0.5的商品竞争力系数
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品0.99
家具及其零件;褥垫及类似填充制品 0.934
鞋靴0.933
服装及衣着附件 0.931
活动房屋;卫生、水道、供热及照明装置 0.85
杂项制品0.77
无机化学品 0.60
金属制品0.55
医药品 0.52
0≤竞争力系数<0.5的商品
橡胶制品0.48
非金属矿物制品 0.46
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0.34
摄影器材、光学物品及钟表0.31
陆路车辆(包括气垫式)0.29
精油、香料及盥洗、光洁制品 0.22
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 0.17
纺纱、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0.07
软木及木制品(家具除外) 0.02
－0.5≤竞争力系数<0的商品竞争力系数
染料、鞣料及着色料 －0.07
电力机械、器具及其电气零件 －0.09
有机化学品 －0.15
有色金属
－0.15
其他运输设备
－0.17
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
－0.20
其他化学原料及产品 －0.24
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 －0.24
钢铁
－0.34
动力机械及设备 －0.35
竞争力系数<－0.5的商品
非初级形状的塑料
－0.55
纸及纸板;纸浆、纸及纸板制品 －.56
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
－0.57
金工机械
－0.71
特种工业专用机械
－0.74
初级形状的塑料 －0.88
制成肥料
－0.8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8年第12期第6—7页“进出口商品构成表（按SITC分类）”计算。
3.加工贸易比重高， 外贸发展严重依赖于外商的技术、 市场。 1998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为1044.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6.9%，远远超过一般贸易，成为第一大贸易方式，然而以宏观效益指标——增值率（注：增值率＝（出口额－进口额）／进口额，说明单位进口额经国内加工再出口所换得的附加价值比率。）来衡量时，只有34.4%，比一般贸易（41.2%）约低7个百分点。在庞大的加工贸易总额中， 外商投资企业占据66.2%的优势比重，其增值率仅为30.3%。一般来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就出口方面而言，国际贸易给一国提供了新的市场和需求，使该国的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使已经存在的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得到尽情的发挥，生产的扩大带动投资的增长；就进口方面而言，通过进口将国外的原材料、技术设备吸收到本国的生产部门，缓解国内稀缺要素对生产的制约作用，从而引起国内供给机制的积极反应，促进经济增长。上述两个增长机制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中都无从表现。以进料加工为例，外商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零配件，经过外商投资企业的简单加工，再出口到国外。在这样的“装配线工业”中，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外市场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式的循环，其进出口与中国国内生产要素供求联系很少（劳动力要素外），因此，这种国际贸易是一种典型的“飞地”经济或“孤岛”经济。在加工技术、原材料供应、出口市场完全依赖于外资的条件下，国际市场的微小波动都将导致加工贸易的忽长忽跌，并造成全部进出口贸易的同方向高幅度的振荡。1998年下半年至1999年上半年广东等以加工贸为主的部分沿海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持续走低，并导致全国外贸形势急转直下，这不能不促使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贸从根本上反思自己的贸易方式和增值手段。
（二）外资控制了国内部分产业的发展方向（注：有关统计数据参见王振中：《现阶段我国“三资”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改革》1998年第2期。）
1994年以来，随着建成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迅速增加，三资企业与非三资企业（内资企业）的竞争在各个行业展开。三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控股的企业都不遗余力地争夺中国国内市场，内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从最终消费品行业到中间原材料行业逐步退缩。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在517个小类行业中， 三资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133个行业，其中产品市场占有率大于30%， 但低于或等于40%的有50个行业，较有代表性的行业有：啤酒制造业、微型汽车制造业、摩托车制造业、棉针织品业、洗衣机制造业、起重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容器制造业、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大于40%，但低于或等于50%的有26个行业，较有代表性的行业有：服装制造业、空调制造业、半导体器件制造业、电真空器制造业、摩托车整车制造业、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大于50%、但低于或等于60%的有30个行业，较有代表性的行业有：钟表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方便主食品业、通信设备制造业、交换设备制造业、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制造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大于60%以上的行业有27个，较有代表性的行业有：碳酸饮料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收音机与录音机制造业、复印机制造业、通信终端设备制造业、照相机及器材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小轿车制造业、集装箱制造业。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三资企业的市场控制与股权结构密切相关。例如，在三资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大于50%的58个行业中，中资股权超过50%的只有9个行业，即外资控股50 %以上的三资企业已经控制了49个行业市场。
由于第三次工业普查统计数据只反映1995年的中国工业发展状况，而1996年以来跨国公司投资活动极其踊跃，近几年三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对内资企业的挤压有增无减，估计目前三资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大于或等于50%以上的行业要远远超过1995年底的统计数字。
（三）资金净流出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
1995年以来，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经常帐户中的投资收益逆差急剧扩大，并造成非货物贸易收支持续恶化，成为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如表3所示，1995年、1996年和1997年， 外商以利润利息汇出的方式净流出资金117.8亿美元、124.4亿美元和111.7亿美元，分别占当年资本和金融帐户差额的30.4%、31.1%和53.2%。这意味着1995年以来中国实际流入的外资中，约有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又以利润汇出的方式回流到投资国。特别是1998年资本和金融帐户出现了63.2亿美元的逆差，如果加上165.4亿美元的投资收益逆差， 全年资金净流出则高达228.6亿美元。
表3 中国国际收支概况 单位：亿美元
1993 1994
经常帐户差额 －119.076.6
货物和服务差额 －117.073.6
货物差额 －106.572.9
收益差额－12.8 －10.4
投资收益差额 －12.8 －10.4
贷方 43.957.4
借方 56.767.7
资本和金融帐户差额 234.7
326.4
资本差额
金融帐户差额 234.7
326.4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差额 275.2
337.9
贷方 275.2
337.9
借方
储备资产变动额 －17.7 －305.3
净误差与遗漏
－98.0 －97.7
1995 1996 1997 1998
经常帐户差额 16.2 72.4 366.7293.2
货物和服务差额119.6 175.5 425.3416.9
货物差额
180.5 195.4 462.2466.1
收益差额 －117.7
－124.4
－110.0 －166.4
投资收益差额
－117.7
－124.4
－111.7 －165.4
贷方
51.9
73.2 55.454.9
借方 169.6 197.6 167.2220.2
资本和金融帐户差额
386.7 399.7 210.2
－63.2
资本差额
－0.21
－0.47
金融帐户差额
386.7 399.7 210.4
－62.8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差额 358.5 410.8 442.4437.5
贷方
377.4 423.5 452.8454.6
借方18.9
21.7 10.4 17.1
储备资产变动额 －224.6－316.6
－357.2 －64.3
净误差与遗漏－178.3－155.5
－219.6 －165.8
注释：1.储备资产增加为“－”。
2.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贷方表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包括股本金、收益再投资和其他投资；借方表示外商企业的撤资和清算资金汇出中国。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999年中国国际收支统计年报》。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鼓励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原因主要在于利用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的一揽子引进，而且外资不易于撤资或抽逃，能够避免短期资本流入的高趋利性和投机性。然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借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须还本付息，只不过前者比较隐蔽，它以几十年持续稳定的利润汇出作为回报，其利润率往往远远高于借贷资本的利息率。近几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入投产获利期，其利润汇出额也呈加速发展趋势。外商汇出利润的增加，一方面导致非货物贸易项目逆差扩大，迫使经常帐户平衡必须依赖于更多的贸易顺差，而要创造大额贸易顺差，一要扩张外贸总量，二要扩张出口，从而向本已困难有加的外贸出口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在经常帐户顺差不稳定的情况下，为保持国际收支总体平衡或顺差，中国就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外资流入减少或外资净流出，以确保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从而加大了对外资流入的依赖。因此，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已成为进退两难的问题。
三、21世纪初期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主要任务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工业化的任务沉重而迫切，同时又不得不渐进地溶入全球化、自由化的主流浪潮之中。从经济理论上讲，工业化同经济自由化有相容的一面，但也有相克的一面，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美、德、日这三个在不同时期扮演工业化追赶角色的经济大国，在处理工业化与自由化的关系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秉承了自由化为工业化服务的这一宗旨。然而，站在世纪之交门槛上的中国经济却难以在工业化与自由化间作次序选择。以大国经济之躯在经济自由化中加速推进工业化，中国不得不为天下先。
（一）实现工业化
1.工业化进程尚处于中期阶段。1998年以实际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为770美元，介于H.钱纳里模型工业化第2时期560—1120美元之间（注：H.钱纳里和M.赛尔奎因借助多国模型，根据人均收入的变化过程，把工业化划分为四个时期，即280—560美元、560—1120美元、1120 —2100美元、2100—3360美元。详细分析参见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在1998年的GDP 总额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18.0%。49.2%和32.8%；在1998年全部就业人口中，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9.8%、23.5%和26.7%。在1998年总人口中，城镇人口仅占30.4%。这些判断工业化程度的一般分析指标说明，中国工业化从人均GDP770美元上升至3360美元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必须走，同时三次产业间的结构纠偏、工业内部的结构纠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等，在工业化进程中都难以回避。
2.推进工业化需要从经济开放中获得效率。对外开放对工业化最深刻的影响是由技术变革而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体包括如下几种效应：一是出口的产业关联效应，即通过出口产业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二是出口的积累效应，即通过出口获得积累（剩余或附加值），进行原有产业的扩大再生产或新兴产业的投资，以实现连续增长；三是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即通过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增加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提高生产率；四是外贸的学习效应，即通过进出口贸易了解国外市场信息和外国厂商的管理及技术经验，在边干边学与边看边学中增加模仿和创新行为；五是要素跨国流动的资源配置效应，即通过国外资金、人才、技术的引进，把国内潜在的要素比较优势转化成现实的竞争优势；六是外国企业的竞争激励效应，即外国企业加盟国内市场竞争，加速国内企业分化组合、优胜劣汰，使优势企业在竞争中成长壮大。
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理想的开放型经济应当是出口为进口服务、进口为提高生产率服务、外资为提高国内生产要素质量服务，而不是不计资源成本、不计长远潜力培育的为出口而出口，也不是不考虑进口结构的盲目进口，更不是把外资经济当作经济发展主力的发展战略。
21世纪初期，中国工业化发展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国内大多数产业的技术装备需要顶替进口，实现国产化，以便为国产工业品的质量差别化、技术自主化创造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在全球竞争中出口产品结构急需升级，以便摆脱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恶化而导致的“贫困化增长”。因此，从提高经济增长技术含量和要素生产率的角度，需要对外贸、外资发展战略进行适度调整，使其充分发挥在工业化中的各种效应，沿着理想路径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二）推进自由化
1.贸易自由化。1994年4月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结束后，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品的加权平均进口税下降到3.7%左右， 发展中国家下降到11%左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口产品受关税约束的比例分别高达99%、73%和98%（注：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贸易走向未来——世界贸易组织概要》，法律出版社，1999年。）。中国自1986年提出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以来，为推进贸易自由化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从1993—1997年先后五次大幅度下调关税税率，降幅达到60%，平均进口关税率已经降至17%，同时大幅度削减非关税壁垒。
加入WTO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关口。截止到1999 年2 月WTO成员达到134个、观察员达到36个。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知识产权到直接投资无不受到WTO协议的调节，并且随着议题的增多， 调节的触角将伸向国际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中国经济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加入这一组织，就必须不断地降低关税、削减补贴、取消各种传统非关税壁垒，逐步达到WTO协议的各项要求。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中， 无论加不加入WTO、无论何时加入WTO，中国都必须推进贸易自由化，因为我们已是汪洋中的一个孤岛。
2.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倡导下，各国金融自由化进展迅速。接受IMF协定第八条款义务、 实现经常帐户下货币自由兑换的成员国数目，1970年只有35个，占成员国总数的30%，到1997年初增加到137个，相应比重上升至76%。到1995 年初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实现了资本帐户下货币自由兑换。发展中国家从80年代开始对资本自由化倾注大量热情，许多国家在宏观经济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实行了资本帐户的自由化。
中国在1996年12月实现了经常帐户下货币自由兑换，21世纪初期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及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规模的扩大，在健全监管制度条件下开放资本帐户是经济的必然选择，同时，跨国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将大幅度地参与国内金融市场业务。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自由化是建设开放型经济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风险最高的一个环节。
四、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战略框架
（一）以结构优化为目标的外贸战略
1.以平衡型战略取代出口导向型战略。根据H.钱纳里、J.刘易斯等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有三种贸易战略可供选择，即出口导向型、进口替代型和平衡型。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界和政府经过广泛讨论一致否定了进口替代型战略在中国的可行性，并把出口导向战略付诸实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理论界开始以审慎的目光反思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中国的利弊得失，发现1990—1997年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往往与国民经济增长成反向（注：彭福伟：《怎样看待目前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载《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1期。）， 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并非来自出口导向，继续执行出口导向战略很可能在政策上再度重演过度向出口部门和地区倾斜利益的局面，加重宏观经济调整的负担（注：朱文晖：《中国出口导向的迷失——大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在21世纪初期中国继续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至少面临以下三方面困难，一是出口贸易基数很高，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假设1998—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出口额继续保持1979—1998 年间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领先5个百分点的强势（注：1979—199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 9.7%，出口额年均增长14.7%，后者比前者高出5 个百分点。）， 即年均增长13 %， 到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额将分别达到24194亿美元和796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将上升至33%， 显然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也严重背离了大国经济增长以内需为主要发动机的发展规律（注：H.钱纳里等人发现，大国贸易依存度显著低于小国，大国在工业化模式上更多地体现出内向化倾向。详细分析请参见史东辉：《后起国工业化引论》第 214—216页，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年。）；二是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贸易行为往往受到国际贸易参与方的高度关注，并导致贸易争端显著增加。据韩国产业资源部公布的统计资料，1987—1998年中国遭受外国反倾销控诉案件总计为262 件，是全球遭受反倾销控诉最多的国家。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同贸易伙伴间的摩擦将趋于频繁化、长期化；三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面临WTO协议的挑战。 东亚式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实质是偏向国外市场销售的一整套奖出限入措施组合，然而根据WTO协议要求， 以补贴为代表的“奖出”和以关税为代表的“限入”都被严格限定在极小范围内，从而使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基础受到削弱。
实证研究、大国经济发展规律以及WTO 协议限制都预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在21世纪初期必须终结（注：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认为中国过分依赖外需的战略已经表现出局限性，如果这一问题不加以解决，就可能在下一个10年中导致发展的中断。详细分析请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三步改革构想——中国下一个10年面临的经济挑战》，载《国际贸易》1999年第9期。）， 取而代之的是平衡型贸易战略，即适度的出口导向与有效的进口替代相结合、以关税和汇率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兼容战略。这一战略的政策隐含就是废除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对部分幼稚产业实行战略性、动态性保护，从政府优先国内采购、科研补贴等方面对高新技术装备工业等实施进口替代扶持。
2.从优化产业结构入手调整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出口结构是产业结构的表象，出口结构的改善必须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上获得支撑。90年代以来优化出口结构的呼吁已喊了多年，但效果很差，原因在于仅在贸易政策上做文章是无法扼制国内产业低水平重复投资的顽症的。因此，必须从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的角度入手重新理清出口结构高度化的思路，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拉紧、拉长出口产业链条，占据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环节，例如从提高纺织品出口附加价值目标出发，重点发展高档纺织面料和高新技术纺织机械，从提高国产家电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目标出发，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半导体工业及相关产业；二是高新技术发展的产业定位主要是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通过新设备、新工艺、新配方的开发和应用，提高食品、化纤、钢铁、交通设备、电子通信等部门的竞争优势；三是规范国内市场竞争秩序，建立以国内统一市场为基点的规模经济产业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出口品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奠定产业组织基础；四是协调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建立由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牵头，外贸主管部门、科技主管部门参与的产业结构升级领导体系。
3.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并加以消化、模仿和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一项最重要的后发优势，是经济追赶过程中对外开放本质意义之所在。21世纪初期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重视进口结构的优化，即重视技术引进的管理和规范。首先，根据一段时期产业结构高度化目标，制定“技术引进产业指导目录”，对属于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的技改项目和新建项目，在审批、购汇、配套资金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并对引进技术模仿、创新业绩突出的企业给予新批项目、税收减免等奖励；其次，对国家投资的重大技术和高新技术项目所必须引进的关键技术和设备，实行进口关税、增值税优惠政策；再次，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政府采购，向国内企业倾斜，并参照发达国家经验制定《政府采购法》。
4.改变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方式。由于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政策通常导致对产业内所有企业（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普惠”，因此在跨国公司全球投资迅速扩张的时代，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常导致东道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失效，不但不能隔开国际竞争，反而导致保护产业赖以成长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瓜分。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刻的21世纪，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必须改变以关税、配额等为主的传统方式，代之以制定技术标准、补贴科研、政府优先采购等符合WTO协议的新方式，并在保护政策设计上体现竞争性、动态性、 时间限制性等原则，把由保护而衍生的生产效率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5.改革外贸经营体制。赋予大多数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权，关停并转产资不抵债或亏损严重的专业外贸公司。通过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培育三种类型的外贸公司，一是隶属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大集团的外贸公司，二是隶属于以贸易业（包括内贸和外贸）为核心的“综合商社”的外贸公司，三是经营产品具有很强专业性的小型外贸公司。
（二）以提升竞争力为目标的引资战略
1.实行直接投资与对外借债并重的引资路线。从理论上讲，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借债各有利弊，外商直接投资没有还本付息之虞，但往往导致产业发展控制权受制于跨国公司；实质是以国家的长远利益换取短期繁荣；对外借债有项目效益欠佳、资金循环梗阻而过度负债、经济失衡的风险，但若运用得当，能够迅速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东亚经济史上日本、韩国走的是以借款为主的发展道路，香港、新加坡则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台湾实行直接投资与对外借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中国过去20多年引进外资的最大教训是“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失败，外商愿意转让的标准化技术不但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而导致低水平建设的重复，而重化工业赖以升级的先进技术，外商要么不予转让，要么作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商独有技术秘密，把中方人员严格地隔离出来。因此，中国难以通过这种引资方式达到学习目的，只能造成国内产业发育、壮大的市场基础丧失。
21世纪初期，中国进入以重化工业结构升级为发展重点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关键技术、重大技术的获得只能依赖于自主技术创新，支柱产业大项目、大企业不可能以优势股权出让换取核心技术，需要在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前题下，适当扩大对外借款规模，支持重大项目的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并根据国际市场利率、汇率的变化灵活调整债务结构和采取有利的融资方式。
从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出发，逐步取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清理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费，融资等方面歧视性措施。引资政策重点放在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政策透明度，向跨国公司和国际中小企业提供无差异的便捷服务。
2.根据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同等级，实行差别化的股权制度安排。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产业的股权控制、技术控制与市场控制是三位一体的（注：跨国公司对中国电子产业的投资与控制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有关分析参见王允贵：《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及其对东道国的产业控制——跨国公司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投资与控制》，载《管理世界》1998年第2期。）， 要破除跨国公司的产业控制和产业压制必须从破除股权控制入手。21世纪初期，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需要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差别化股权安排。首先，对国内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评估，并划分出两种类型的产业，第一类为已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但与先进国之间尚有差距，仍需加以保护的产业。在这类产业中，新建企业外资的股权比重不得超过50%，收购国内现存企业，每家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必须在10%以下，全体外国投资者的持比例不得超过50%；第二类为已具有相当国际竞争力、与先进国差距不大的产业，这类产业允许外资持有100%的股份， 对外完全开放，但国防工业及其直接相关产业（军品产量或产值超过50%的产业）、广播、电视、报刊等文化服务业除外。
3.鼓励跨国公司对中部地区的投资。中国过去20多年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向于东部沿海地区，然而目前这一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已无明显的成本优势，并且轻型化的产业结构在出口导向型战略指引下边际收益已呈衰减之势。为克服重复投资而导致的轻纺工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低效益局部放大，需要把投资热点引向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较好的重化工业基础、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同时，又是中国区域经济承东启西的桥梁，因此，鼓励外商对中部地区投资，一方面有助于推动重化工业发展高潮的迅速到来，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引资交易成本，与鼓励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相比，更具客观可行性。第三，有利于减轻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出口压力，带动国内资金、技术、人才向中部和西部渗透与扩散，这样通过投资热点的梯度转移，促使国内地区间建立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
4.鼓励跨国公司对基础设施、教育、科学研究投资。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一国要创造竞争优势就必须持续提升其生产要素的品质，特别是致力于先进基础设施、技术型人力资源、大学与研究机构等高级生产要素（advanced factor）或专业型生产要素（specialized factor ）质量的改善。从引资的角度看，21世纪中国分享全球化利益，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最佳产业导向是把跨国公司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于大学教育和与国内科研院所建立投资联盟，在这些产业的投资将通过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而使中国获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并使传统产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三）以防范金融风险为目标的国际收支战略
1.资本帐户开放安排在所有对外开放政策的最后。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的自由兑换放在一切对外开放政策的最后，并体现先易后难，宽入严出的原则。具体措施是先放开对资本流入的控制，然后放开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先放开长期资本的控制，然后放开短期资本的控制；先放开对直接投资的管制，再放开间接投资的控制；先放开对银行贷款的控制，再放开证券投资的控制；先放宽对金融机构的限制，再放宽对居民的管制；先放开对外汇指定银行的限制，然后放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资本帐户开放时机的选择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状况。
2.控制经常帐户差额浮动范围。经常帐户适度顺差是保证国际收支平衡最稳固的支柱，是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的基础屏障，经常帐户逆差过大（例如，占GDP的比重超过5%）则预示着国际收支危在旦夕，市场上出现汇率贬值预期，并有可能遭受国际投机者猝不及防的攻击，而经常帐户顺差过大则意味着国内储蓄大量闲置或投资不足，这对资金不足为常态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是生产效率损失。因此，从理论和经验角度看，中国保持经常帐户差额占GDP比重在+2%到－2 %之间浮动范围是较为合理的国际收支调节目标。
为保证经常帐户差额的合理浮动，国际收支调控的重点有二个环节，一是保持货物贸易适度顺差，防止进口过度膨胀；二是抓好服务贸易，挖掘远洋运输、国际工程承包和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潜力，扭转运输、建筑服务帐户的逆差局面，鼓励外商利润再投资，降低收益帐户逆差的增长速度。
3.金融帐户重点加强外债规模管理，动态优化外债结构。继续实施外债全口径计划管理，对外债规模实行总量控制，严格监管短期外债；对企业在国际市场发行债券从严进行资信评估；强化外债投向引导，建立“外债投向产业导向目录”，注重外债项目的吸收消化功能；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在社会效益好的项目中优先选择安排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加大对项目单位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防范意识的宣传工作，积极采用成熟的金融工具降低汇率和利率风险。
4.完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稳定人民币汇率。重点加强短期货币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建设，增加金融交易品种；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保持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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