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文本与超文本——简论西方文本理论的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超文本论文,理论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中，文本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它先后经过了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的奠基，最后在结构主义那里达到了高峰。此后，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对封闭的、静态的文本观提出了挑战，形成了开放的、动态的文本观。这种文本观在克丽丝特娃的“互文本”那里达到了高峰。同时，在当代的西方理论界，形成了泛文本的概念，又横向拓展了后现代文本观的内涵。当代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本形态：超文本。这样，作品观念转换为文本之后，文本观先后经历了几种形态的转换，体现了西方文论自身的演进规律。
一、从作品到文本：由外到内的转变
文本(text)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从语言学中借来的。在此之前，指称作家创造之物的词汇是作品(work)这个词。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体现了20世纪文学理论新的转向。也就是说，文本概念的兴起，取代作品概念，并不单纯是概念的演变，而是内含着文学观念的演变。
作品这个概念指的是作家的产品，重点在于它是体现作家原意的语言构造物。作品这个概念指向的是作者，阅读、解释的重点是从作家入手，来理解作品。正如张法所言，“古典文艺理论称文艺作品为作品，强调的是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作品的意义来源于作者，是作者决定作品的意义。由于作者的特殊性，因此这作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时代，还可以是神。”①
阐释作品与作者的关涉，可以说，在文本概念诞生前的文学批评、文学解释的根源都源于此。由作者来求得意义的来源，而作品不过是负载意义的载体。作家被认为是文学活动的核心。浪漫主义文论是典型的作家崇拜理论形态。它认为作者是与众不同的，超越普通人的天才。天赋的才能使他创造了作品，作品内涵了他天赋的个性。浪漫主义文论研究的是作家的才性、情感、想象等主体因素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与之相关的传记式批评、作家心理研究等等就是这条大路上的分支。通过研究作家来获得取代对作品的研究，作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了，不过是作家的客观显现。19世纪法国理论家丹纳的文学研究的三要素：时代、种族、环境，主张的社会历史批评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是通过研究作家来了解作品。早期解释学与之相关，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以还原作者的原意为阐释的目标。施莱尔马赫指出通过心理体验，再现作者创作的语境，来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而有效地解释作品的意义。而狄尔泰在从生命的相似性方面，指出了心理体验能够达成还原作者原意的可能性。早期解释学坚持的仍然是作品的观念，把作品当作作者意图的对象化，没有涉及作品的自身的独立价值。这也是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哲学、文学理论思潮的趋向是一致的。
文本观念的浮现是在语言学模式的影响下出现的。文学文本的观念即是借鉴于语言学。这也是西方文论的第三次转向：语言论转向(lingual turn)的大背景下完成的。在本体论、认识论之后，语言论的转向给人类观念的演变带来了又一次大的转折。在语言学的视域中，世界不再是抽象、永恒的本体，也不是人的心里和认识能力的研究就可以掌握的。世界是意义的构造物，而意义则是由语言编织的。即世界是由语言呈现的，语言是世界的本体，也是通向真理的钥匙，语言研究的模式必然成为解释世界的模式。文本作为语言的编织物，也必然建立在语言学模式之下。在文学文本中，语言不再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文学的本体。语言作为文本的本质，成为文本自律的依据。语言本体论，使文本不再指向文本之外的东西，更不指向作者。这便自然而然地走向文本中心论。文本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且这种文本是封闭的、自足的语言系统。这种观念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发展于新批评，在结构主义那里达到了高峰。
众所周知，俄国形式主义具有明显的语言学背景。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反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占据文坛的社会历史批评、传记批评而发展起来的。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永远飘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②俄国形式主义追求艺术的自主性，要撇开艺术之外因素的干扰。“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③而文学的自主性通过什么体现出来？俄国形式主义发现了语言是文学独立自足的根据。文学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的本质属性，而文学性则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就是语言的陌生化。显然，俄国形式主义并没有明确使用文本这个概念，但是他们将作品与作家、社会的分离，确立了作品的自律性，并将其固定于语言学的模式下，这已经是现代文论形态的文本概念。因此，很多研究著作将20世纪的文学理论的源头定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从文本概念的原理来讲，是不无道理的。
新批评是较早使用文本这个概念的现代文论流派。与俄国形式主义类似，新批评追求的也是文学的自律性、文本中心。它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摆脱作者的限制，驱逐作者。新批评的先驱艾略特指出：“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偏离。”④由此可见，新批评视野中的文学文本，首先剔除了作者这个因素，没有把文本当作作者内在因素的表达。新批评的主将兰色姆更是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肯定了文学文本的独立自足的特性。他说“诗歌的特点是一种本体格的问题。”⑤这个本体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文学能够体现世界的本体；另一方面指的是文学自身的本体存在状况。通过这个定位，就把道德、情感、逻辑等内容排挤出了文学的规定性。当然这个独立性的存在也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新批评研究文本的语言特性，“含混”、“反讽”、“悖论”、“张力”等因素，体现出文学性。同时，对于文本意义的形成，新批评提出了要避免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对意义形成的误导。作者意图不能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每一个文本都是一个意义自足体，作者意图即使成功表达出来，那么他也是蕴含在文本中，没必要单独去考察与作者相关的东西，来确定作品意义。因此，新批评重点批判了传记式批评。感受谬见主要是针对读者说的，要求读者不能把自己的理解掺杂到文本理解中去。由此可见，在新批评文学观念里，作者是应该被驱逐的，读者也不例外。文本是文学意义的核心，一切尽在文本中。
源于布拉格结构主义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潮，深受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理论的影响。文本理论在结构主义这里达到了顶峰。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并没有完全地、彻底地排除主体性因素在文学文本中的作用的话，那么在法国结构主义这里，文本已经彻底封闭了自身，文本就是一个深层的结构系统。“结构诗学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本身：它是研究文学本身，即一种特殊类型的话语特性。因此，任何一部作品都只被看作是某一个比它抽象得多的结构的实现，而且是它的多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之一。”⑥在这里，我们看到作家不再是文学意义的创造者和赋予者，一切都是深层的结构模式决定的。具体的某个文本只是言说了结构的某种可能性。读者也不是文学文本意义的赋予者，他不过是重新发掘、认识这个深层的结构。文本最根本的所在不是表层的言说，而是深层的、稳定的结构。这样文本就成为一个封闭的、自足的系统。
总之，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的文本观就是建立在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是现代语言学模式对文学的一种解释和言说。它追求冷静、客观的科学研究模式，消除主体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如此。”⑦这样的文本是一个静态的、自足的、封闭的文本，文本是中心，一切意义尽在其中。
二、静态趋向动态：文本的自我解构到互文本
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到结构主义，秉承的是静态的、封闭的稳定的文本观。文学文本是一个自足的语言系统，文本是文学活动的中心论。文本是自我意义的构造者，致力于消除文学主体的主动性，主要是作者的主体性。20世纪后半期，这种文本观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崛起而开始受到挑战，遭到了质疑，甚至是颠覆。
结构主义把文本的深层结构当作一成不变的对象来把握，忽视文学主体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过于关注意义的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本意义的单一性。作为结构主义阵营的叛离者，后结构主义深悉结构主义的这种弊端，从内部对其发动了冲击。他们认为文本是差异性的个体存在，并不存在着一个中心。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剥落，剥到最后也并没有发现一个核心。文本就是一种由多层意义交互起来的一个系统，文本的解释也不是寻找一个稳定的、不变的核心，不过是意义的展开。对此，罗兰·巴特说过：“我们应该从每个故事中，抽出他的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再反过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这是苦差事，竭精殚思，终究生了病恹，因为文本由此而失掉了它自身内部的差异。”⑧对文本深层结构的发掘和运用，最后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可见超越一切的结构的确应该改革了。文本中心也应该突破了。这个突破就是重新引进文学活动的主体，当然这个主体不可能是作者了，而是读者。读者作为文学活动的第二主体，他的差异性阅读构成了差异性文本的来源。罗兰·巴特在《S\Z》中，把文本分为可写的文本（作者的文本）和可读的文本（读者的文本）。可写的文本就是那种，读者可以自由发挥，参与意义构造的文本。而可读的文本则是那些意义固定，读者只能按照一定的程序阅读，不能随便自由创造的文本。罗兰·巴特推崇“可写的文本”，因为在这种文本中，读者成为文本意义的创造者，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会创造出各种各样不同个性的文本，从而获得创造性的愉悦。在《文之悦》中，罗兰·巴特又进一步把文本分为“快乐的文本”和“极乐文本”，强调的都是文本的读者参与性，读者的创造性的、拆解文本而来的愉悦。在后结构主义文本观中，由于读者的引入，文本已经突破了封闭性、自足性的结构，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存在。文本虽然是一种语言编织物，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生产和接受都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中。
在后结构主义激进思潮的解构主义那里，稳固、单一的文本观更是从本体上被瓦解了。德里达的矛头直接指向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延异”和“播散”等理论，对文本的单一性进行了解构，焕发了文本的多重含义。从哲学本体论上对文本中心论做了解构。耶鲁学派的文学解构主义则在文学意义解构了这种文本观。保罗·德·曼从语言修辞性上指出了文本意义的不可理解性。文学语言符号和意义具有不一致性，从而文本意义必然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读者的阅读永远不可能达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这就是“阅读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文本不具有单一的、正确的意义，而具有多种可能性。布鲁姆与保罗·德·曼一样着眼于文本的阅读，提出阅读的误读理论。即阅读是个体读者的一种延异行为，包含着个体的因素，不可能还原作者原意。而且误读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前人对后人的影响，就是通过后人的误读、修改来实现的。影响即误读。同时，布鲁姆又提出文本意义取决于文本间性（互文性），进一步消解了文本的封闭性。这种读者意义上的多种可能性。此刻的文本已经走向了一种自我的解构，走向了读者决定论，读者的权利得到了强化。
去文本中心，走向读者的关注，这个论题在20世纪后半期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在现象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中，关于读者与文本的开放性已经形成了另一条线索。文本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随着阅读活动的展开，意义处在一个不断衍生的过程中。在英加登那里，文本是一个意向性的客体，本身并不完善，具有很多空白点，留待读者的补充、填空。解释学也对读者的权利进行了凸显，伽达默尔首先承认偏见的合理性，认为偏见是阅读的基础。这样文本意义的形成就和读者发生了直接联系。接受美学那里，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是作品形成的最后环节，甚至文学史就是读者的接受史。读者主体性的回归，使文本打破了自身的封闭性。由于读者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此文本之外的因素也必然重新进入文本的意义的构成过程中。这就是文本中心的自我解构带来的文本观念的新的变化。文本之外因素的关注，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的重新链接，构成了一种新的文本。法国理论家克丽丝特娃的“互文本”概念的提出正是体现了这一倾向。
互文本理论的形成与互文性概念密切相关。互文性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文本间的可验证的有机联系；二是文本与文本之外社会意指实践活动的多层面关系。”⑨第一层意思是常见的文本之间的联系。指的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的和现有表述的易位。”⑩“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11)在这里，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映照，没有一个单独的、封闭性的文本存在。任何文本都处于一个文本网络中，孤立的文本是不存在的。文本都是互文本，这就彻底解构了文本中心论。第二层意思扩大了“互文本”的概念的外延，进一步发展了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观。彻底否定了文本的封闭性，肯定了文本与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文本与文本之外的事物的广泛联系使得文本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开放性和未定性。从而轻而易举地颠覆了现代文论的那个封闭的、确定的文本。
克里斯特娃是以介绍巴赫金的学说一举成名的。互文性的概念就是来源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20世纪，巴赫金可谓是一个令人敬仰的理论大师，在多个理论领域都有建树。对话理论是针对“复调小说”、“多声部小说”语言提出来的。复调小说反对的是独白性的小说语言，提倡多种声音、多层次的对话性的语言。对话理论中没有中心话语，各个说话者是平等的，发出个人的声音，是众生喧哗、狂欢的，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白。这样的文本是不可能封闭的，它必然存在着各种话语错综复杂的交织。各种话语是作者的、人物的、叙述者的、读者的，这里通过作者和读者的介入，文本自然而然包括了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文本具有了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这个方面是巴赫金提倡的。互文性即是来源于对话理论，对此，托多洛夫说过：“最起码，两种陈述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互为文本的。”(12)
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观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不同，它是一种后现代的文本观。二者的理论基础差异非常大。一个是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基础，一个是以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为基础。互文本即是后现代文本观的代表。对话理论不再追求深层的稳定态的文本意义。以他为基础的互文本是一个多中心的、多元的、碎裂化的文本，必然与其他文本、世界取得联系，从而跨越了自身的局限性。“互文本正意味着语言学模式的文本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文本的相互关联”，(13)体现了对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批判和超越。总之，从后结构主义的自我解构的文本到互文本的发展。文本观念已与现代形态的文本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差异：由封闭的、自足的、静态的文本走向了多元的、对话的、动态的文本。
三、泛文本与超文本：横向展开和线性断裂
文本与世界的关系历来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建基在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上的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由于关注文学语言的对文本构造的作用，深入考察了文本自身的自律性、自足性，从而切断了文本与世界的联系。后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从认同读者在文本阅读中的作用，肯定文本的开放性出发，重新恢复了文本与世界的相关性。互文性理论已经建立了这种关系，泛文本概念的提出更是在横向上展开了这种文本观。
泛文本观念认为，整个世界都具有修辞的性质，人类的所有表意实践和符号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本，都可以进行语言符号分析。“人类的行动在许多方面皆是一种准文本。”(14)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泛文本的概念不过是文本概念的外延，大大扩展文本涵盖的范围。泛文本观念也是在语言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由于语言作为世界的本体的存在，那么世界存在必然具有语言性，可以看作一个语言的构造物，也可以用语言分析的方式加以解析。这是有其逻辑必然性的。
泛文本概念的提出，在文本观念发展史上具有特定的价值。一方面进一步解构了现代形态的封闭的文本观。把后现代的文本观推到一个极致，跨出了单纯的文字产品构造物的范围，将其置于一个宽阔的意义场域中，充分关注到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联。另一方面，与之相关，文本和历史、意识形态边界模糊，并相互影响。这样，文本的历史性、意识形态属性，这些已经冷落一时的话题必然重新回归。文本包括了“对该文本意义有启发价值的历史文本及围绕文本的文化语境和其他社会意指实践活动，所有这些构成一个潜力无限的知识网络。”(15)在一个无限延伸的意义网络中，文本获得了自身的生存状态。当然，泛文本的观念也有其理论缺陷性，就是一切都泛化了，那么文本自身的特性的关注必然会减少。对此，尼尔·路西指出“任何事物都是文本的观念，否定了文学文本的特殊价值”。(16)
在关注理论层面的文本观念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普及，一种新型的文本实践形成了。这就是超文本。与泛文本的横向展开不同，超文本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文本的线性和因果逻辑构造，实现了一种非线性的文本叙事。
“超文本”(hypertext)一词是1965年，泰得·纳尔逊提出来的。它是一种电子文档，其中包含着链接可以自由的跳跃到本文档内的文字段落或者其他文档。“超文本是一种以非线性为特征的数据系统。所谓‘非线性’指的则是非顺序地访问信息的方法。构成超文本的基本单位是节点。节点可以包含文本、图表、音频、视频、动画和图像等。它们通过广泛的链接建立相互联系。”(17)超文本文学实践也形成了大量的文本成果，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
人类传播形式先后经历了口头、文字、电子三种方式，网络的出现，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似乎使网络成了第四种传播媒介。这种传播方式的变化，也使文学文本的创造形成了与纸质时代不同的形式。超文本的出现不单纯是一个技术进步的问题，它蕴含了内在观念的演变。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主体性的凸显。在这个流变过程中，超文本的实践把此种流变推向了一个高峰。就其形态而言，是后现代文本观的演练。超文本的实践也改变着人们关于文本的观念，形成了新的文本特点。
首先，确定的文本意义的彻底消失，意义走向多样性、平等性。在多重链接、自由跳转的形式下，文本的稳定的状态被彻底打破。文本甚至没有了原作。文本到底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甚至作者也不清楚文本能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出来。文本只是随着读者的阅读展开，由读者自由的建构。不同的读者会构造成不同的文本，而且即使同一读者的每次阅读也未必构成同样的文本。因此，文本意义构成走向了多样性，而且由于原作的消失，每一个生产出来的文本意义彼此又是平等的。
其二，文本的无限性。这个特性的形成在于对线性叙事逻辑的打破。线性叙事逻辑，文字是按照因果逻辑排列起来的，决定了文本意义形成的方向。而超文本的非线性叙事逻辑，不同的节点通过不同的链接和路径通往不同的意义，这样就构成一个永不完结、永远开放的文本系统。任何一个超文本链接都通向其他文本，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可能的文本。后结构主义追求的意义的多元性在这里已经不成为问题，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文本实践。
另外，在超文本中，我们看到读者的主体性上升到了历史的最大值。文本如何阅读？意义怎样链接？主动性完全掌握在读者的手里。读者的自由选择构成文本的形态。所以我们可以说超文本是共同创作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读者也成为作者。读者和作者的混合、转移使文本被赋予了一种民主的、反中心的意义。读者的自主性也使超文本超越了传统文本。传统文本使人们关注文本自身，而忽略文本之外的东西。超文本则将我们的注意力移向页面之外，使我们意识到文本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即走向了文本的多向关联性。
超文本作为一种非线性存在的文本形态，是网络技术和文学活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后现代观念的产物。它超越了纸质文本的界限，达到了后现代追求去中心、多元性的极致。文本走向了多种可能性，读者在文本实践中也完成了蜕变，实现了主体性的飞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意义的无限性，链接的任意性，文学意义的连贯性还会存在吗？这样的文本会把文学导向何方？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单纯从文本观念流变的过程来看，泛文本观念和超文本文学实践的出现是一件大事。它们大大拓展了文本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了文本的大家庭。泛文本完成了文本自身的横向拓展，使文本向社会历史的开放具有了可能性。而超文本的实践则是截断了文本的线性时间的流逝，文本具有了读者意义上的作者。
总之，文本观念的流变，大体上经历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封闭自足的文本、后现代语境中向读者和社会历史开发的文本、乃至文本的泛化和新的文本实践意义上的超文本。我们看到，每一次文本观念的流变都是在特定的思想发生变化的语境中实现的。分别是现代语言学的出现，后现代语境中的哲学思想的浮现，以此为基础才发生了文本观念的流变。所以考察文本观念的流变不能离开特定时代的文化思想思潮。当然，这几次文本观念的流变也都具有其优势和缺点。我们大体上可以给它理出一条线索，即从外到内，再由内到外这样一个发展的脉络，这也是西方文论发展的内在脉络。
注释：
①张法《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版，第63页。
②③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89版，第11页，第14页。
④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版，第11页。
⑤兰色姆《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版，第84页。
⑥波利亚科夫《结构——符号文艺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版，第36页。
⑦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13页。
⑧罗兰·巴特《S/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⑨(15)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⑩(11)克里斯特娃转引自《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2003版。第3页，第5页。
(12)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版，第259页。
(13)王一川《语言乌托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252页。
(14)蒙甘《从文本到行动——保尔·利科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17页。
(16)Lucy,Niall.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Oxford,UK,Blackwell,1997),ix.
(17)黄鸣奋《超文本诗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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