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应对紧张情境的两种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述评论文,情境论文,个体论文,紧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对（Coping），亦称应付，是指个体处于应激环境或遭受应激事件时，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作出的认知或行为上的努力。在身心适应的研究历史上，人们曾经较多地着力于探索影响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的外部客观因素，而相对忽视了适应过程中内在主观因素的研究。随着应对研究的兴起，人们已经认识到仅从外部去考虑适应过程是不够的，个体在应激源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极大程度上影响到了适应的过程及其后效。目前，作为个体适应紧张性情境的中介心理机制，应对及应对方式与心理适应之间的联系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采取不同的方式可能会为不同的心理问题提供相应的心理归因条件，因此，有关应对的研究是近年来心理学家兴趣不衰的课题。
早期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把应对作为人格特质看待，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心理学家称为应对的特质论。八十年代以来，受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人们开始尝试揭示应对的认知机制和行为规律，注重对应对过程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解释应对发生和变化规律的过程理论。目前，特质论和过程论仍然是应对研究中的两大并存的理论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评价这两种理论，找出它们对揭示应对行为规律所体现的长处和不足，并探讨其间的相互关系，对深入进行应对的全面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1 应对的特质论
特质论（Characteristics-oriented coping theory）认为，应对是个体在应激反应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贯稳定的适应行为方式，它是人格特征在应激反应中的映射。
特质论源于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理论，但是，后来防御机制概念得以泛化，已经不再拘泥于防御机制只在无意识之中进行的看法，而也注重了意识领域的研究。如Bond提出，防御机制不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内在心理过程，也是行为，这种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内在动机与外部要求相一致。Bond把这种行为称作防御方式，认为人们可以评价自己的防御方式，也可以由他人来评价，根据对防御方式的评价，可以实现对个体防御机制的近似了解[1]。 特质论者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防御机制是人格的构成部分以及防御方式功能分类学的某些观点，但批判了他对防御机制所作的无意识理解，转而接受了自我心理学的观点。目前，在防御方式或应对方式的研究中所提出的许多应对策略（Strategy），虽然名称与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类型相似，但含义却大相径庭。
特质论在研究应对和应对方式时提出了如下的一些主要观点：
1.1 应对是人格特质在应激性情境中的体现
个体在应激性情境中对应对方式的选择与采用是与他特定的人格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自我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特质论特别强调，应对中体现出来的稳定的人格特征，是由用来处理各种各样生活境遇的自我结构所操纵的，而自我结构的核心是需要，因而，需要是连接应对方式与适应的主要媒介。当个体面临应激时，为了满足情境的要求，个体必须以适当的方式控制自己的需要，以达到良好的适应。如果个体需要无法控制或控制不当，就会出现适应不良导致心理失调。特质论者用许多实验来验证这种应对的自我心理学模式。例如，Parkers（1984 ）运用自我结构中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概念研究人格与应对方式的联系。结果发现，在某些情境下，内控者倾向于较多地运用直接应对，较少应用压抑，而外控者则表现出与此相反的趋势[2] 。 Mccrae 和Costal（1986）也曾就神经过敏、外倾人格、开放经验与应对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证实，面对应激性情境，神经过敏者较多地表现出敌意反应、逃避现实的想法、自责、服镇静剂、隐退、幻想、忍受和优柔寡断；外倾人格者更多地表现出理性行动、积极的思考、替代反应和抑制；而开放经验者在处理紧张情境时更多地运用幽默等应对方式[3]。 基于这些事实，特质论认为，沿着人格特质的维度去考察应对，就能够很好地理解人们在应激性情境中为什么喜爱某些应对方式而不及其它。
1.2 应对方式的等级性
由于应对方式更多地受到稳定的人格特征影响，因而，依据应对方式通常所表现出的降低或增强应激反应情况，各种应对类型的使用价值便可能得到一个基本的预先评价。根据这个设想，特质论对应对方式的分类做了等级性的安排。如，按照Haan等的看法，那些有助于个体的应对中实现其自我价值的策略被排列在最高层级，以表明它属于成熟的自我心理过程。其次是中间型，主要指那些可能会带来适应性神经症的防御方式。排在最低层的是一些原始的防御方式，它包括了早期弗洛伊德防御机制学说所提出的大部分防御类型[4]。Bond 对此种分类方式做了以下的概括：
防御机制类型 防 御 方 式
成熟型防御机制 升华、幽默、压抑
反作用形式、期望、解除、制止、
中间型防御机制 回避、理想化、假性利他、伴无能
之全能、隔离、同一化、否认、交
往倾向、消耗倾向
投射、被动攻击、潜意识显现、抱
不成熟型防御机制怨、幻想、分裂、退缩、躯体化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按照应对方式对心身的可能性影响，把应对区分为积极性应对风格与消极性应对风格。属于积极性风格的应对方式的例子有：能尽快地将不愉快忘掉；当做事情根本未发生；通常向好的方面想，想开些；常与类似情况的人比较，就觉得算不了什么了；能较快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如果必要会立即主动求助于别人或找人诉说；换一种环境，尽量回避之，以免心情受到不必要的影响；常用幽默的态度对待问题；等等。而属于消极性风格的应对方式的例子有：易陷入回忆和幻想之中不能摆脱；迁怒于别人而经常发脾气；烦恼的事一多，情绪和态度就变得沉闷起来；喜欢将自己的情绪压在心底里不让其表现出来，但又忘不掉；对自己的烦恼，有时很想悄悄痛哭一场；抽闷烟或喝闷酒；通常会苦苦思索，矛盾重重；在苦恼时喜欢一个人独处；等等。
由上述应对的分类方式可以看出，特质论认为应对的效果能够先验地确定。成熟的或积极的方式能够使个体免于应激的困扰，带来身心适应；不成熟的或消极的方式则会使个体陷于紧张，造成身心障碍。正因为如此，特质论试图详细地界定应对的等级和类别，以便于个体在应激中采用那些被认为是正确的应对方式。
1.3 应对特质的测量
由于特质论主张应对方式的效果是可以预先评价的，因而在测量中，主要通过评估个体在应激性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来实现对其应对方式的了解，它重在描述一个人经常怎样做或最有可能怎样做。在自陈量表法测量中，往往要求被试回答在已往1年、3年、5 年或10年内甚至不加时限的应对反应。早期的应对方式测量基本上都是对于应对特质的测量，这些测量往往被设计成两极应对模式，如逃避－攻击，问题定向－情绪定向等等。通过这种形式的测量，便可以预示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个体在特定应激事件中的实际应对行为，因此，应对的特质性测量实际上也是人格测量的一个构成方面。
2 应对的过程论
过程论（Process-oriented coping theory）认为，应对是指当个体意识到紧张情境对自己具有挑战性时，所作出的调整内部或外部要求的认知与行为上的努力。应对的过程观点是在批评特质论不足的同时提出来的，它的主张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2.1 应对是一个动态、多变的认知－行为过程
过程论认为，应对不是一种静态的、简单的适应模式，而是多维的和多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应激源的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过程论者看来，特质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它们低估了应对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抛开了具体的应激情境，把应对固化成一些僵死的防御模式。因而，按照特质论对应对的理解，则无法了解到个体实际的应对机理，更不能准确地预测个体在应对过程中的认知和行为倾向。过程论不满意把应对理解为评价－应对方式－后效认同的单一模式，认为在实际的应对过程中，个体与环境的关系不断地被改变，这种改变导致个体必须继续评价和重新评价应激源的性质，并对后继的应对努力加以调整，直至达到一个相对适应了的模式。过程应对论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下面的动态性信息加工模型：
关于导致个体与环境关系改变的可能原因，过程论者Folkman[5]归纳为三个方面：①指向个体外部，旨在改变外部环境的应对努力；②指向个体内部，旨在改变对应激源事件意义的认识的应对努力；③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环境自发地发生了变化。这三种原因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带来个体与环境关系的改变；而个体与环境关系的任何变化，都将会作为反馈信息，导致个体对应激源进行重新评价。
2.2 应对策略效果的非先验性
特质论应对观点把应对方式的效果先验地区分为积极的或消极的，有利于适应的或不利于适应的等类型，建立了一套防御机制的适应层次模型。与此相反，过程论则主张应对策略的性质只能联系在特定情境中适应的结果来判断，不能不考虑具体情境一般而论。例如，幽默通常排列在防御方式的较高层次，被视为是积极的或有益的应对方式。但是，不适时宜的幽默如果引起愤怒、增加痛苦，或者当需要一种亲密感时因幽默反而产生了距离，就会成为不适应因素。相反，否认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消极、较低层次的应对方式，但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却可以成为适应性因素。比如，在突如其来的心灵创伤之后的即刻时间，运用否认可以降低紧张水平，缓解应激强度，使自我处于暂时的保护状态，以免受强烈的精神刺激而失常[6]。
根据这个看法，过程论主张以具体的情境与经验为基础去评价应对策略的有效性，这样便允许存在应对方式跨情境不一致的可能性，即在一个环境中适应的方式在另一个环境中可能不适应[5]。
2.3 应对过程的测量
由于过程论者主张应对方式效果的非先验性，被试的应对策略适应性并不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因而应对过程的测量便着重考察个体在具体的紧张情境中的具体的应对方式。从表面上看，过程应对测量和特质应对测量在量表方式上似乎没有很大差别，他们也对应对方式作了分类排列。例如，Folkman和Lazarus[5] 在应对方式问卷中以分量表形式表列了八种应对策略：对抗性行为、认知超脱、自我控制、寻求社会支持、自我承担责任、逃避、问题解决及自我认知再评。但是，过程研究的兴趣不仅在于这些应对策略本身，而且还在于应对方式所依赖的应激源－紧张情境。紧张情境不同，个体所选择的应对策略可能有所不同。把应激源的具体特点和个体使用的应对方式结合起来，是应对过程测量的根本目标。
3 两种应对理论的评价
无论是过程论还是特质论，应对研究都是在寻求一种理解并设法改善个体适应应激源的心理机制。
特质论试图研究个体是否存在有人格倾向性、相对稳定的和习惯化了的应对风格，因而他们趋向于把应对方式的分类与应对效果联系起来。如Bond把防御机制设置为成熟型、不成熟型和中间型；而在自我心理学的模式中，应对与“控制需要，以减轻应激”基本上就是等同的：说某个人适应了某个特定情境的需要意味着这个人良好地控制了需要，说某个人不适应就意味着他没有很好地控制他的需要。这种关于应对方式与效果联系的先验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教条倾向，正如过程论所批评的那样，特质观点的这种设想极有可能将应对过程与应对结果混淆起来。因为人的应对技能的获得总是在具体的挫折情境下实现的，并且应对策略也会随着应激性情境的变化而改善。如果一个人第一次遇到某种情境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失败了，第二次再遇到相同的情境他仍然采取相同的方式去应对而不加改变，显然是非理智行为。个体遇到挫折而加以应对，这既是人格特质表征于应激性情境中的过程，也是个体通过应对经验而改变自我结构的过程，两者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过程。事实上，惟有通过应对过程的学习，个体才有可能对自己的需要是否与外部环境相一致作出判断，进而调整自己的需要，完善自己的人格。
应对作为过程来理解抛开了特质论那种寻求跨情境稳定的应对方式企图，转而去探索在不同的应激性情境下个体应对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应效果。但是，既然应对是从应激到适应的一个中介心理机制，无论怎样强调应对策略执行的过程特点，都不能否认人格特征的内在动力性。这一点除了有上述应对方式与人格的相关研究得以论证外，甚至在过程方法的应对测量中也很直接地表现出来。
例如，
过程论者Folkman 曾经根据“情绪关注”类应对的跨情境重测相关高于“问题关注”类应对， 认为前者更多地受人格影响[ 7] 。 在另一项研究中，Folkman等也发现，处于相似的情境中， 女性更多地采取积极性认知再评价的应对方式，而男性则较多地采用自我控制的应对方式[8]。 这种性别之间的差异既然不是由情境造成的，那么它应当被认为是由人格造成的，因为性别角色变量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特质。
弗洛伊德在提出防御机制的时候，认为它着重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尽管人们完全可能意识到并加以运用，但这已经是“继发性”的，因而是不太重要的。而过程论者恰恰是在“继发性”上有所作为。在被弗洛伊德认为“不太重要的”领域内，过程论者提出了“认知评价－行为－再评价”的学习理论模式，在过程论对特质论批判的背后，我们亦能看出其中的继承性成分，由此看来，把两种方法截然地孤立起来，或者认为一种方法绝对地优于另一种，这是应对研究的一个歧途。因为特质论不能完全否定过程论，同样过程论也不能完全否定特质论。
实质上，个体的应对方式是人类复杂行为中的一种。行为是受人格支配的，而行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加以改变的。特质论较好地解释了应对方式选择的动因，而过程论则在预见、评价、调整和控制应对方式上有所建树。没有合理动机的行为显然不是常态行为，所以不能否定人格特质对于应对方式的指导作用；同样，个体也能够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通过学习影响行为方式，进而改善人格。尤其体现在应对方式的测量上，特质和过程往往是交互包含的，并不易分清谁是过程，谁是特质。特质理论和过程理论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应对机制的不同侧面，两者完全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逻辑上并没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而是一个完整的辩证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