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中西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之洞阐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时，曾这样区分“新学”和“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注：张之洞：《劝学篇》，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40页。）这里将“中国史事”与“西史”分列于“旧学”与“新学”。其实，分别“中史”与“西史”，也非张之洞个人见解，乃晚清知识界的共同看法。1895年上海强学会开会，其“章程”述及学问之分门别类，就分出“中国史学”与“万国史学”。（注：《上海强学会章程》，《强学报》第1期，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392页。）梁启超1897年所作《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将“声光化电格算”与“农矿工商史律”作为西人之“述作”与“纪载”，实际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29页。）既如此，史学意义上之“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便是无法避遁的问题。
所谓“会通”，算不上新鲜字眼。郑樵早有言：“百川异趋，必汇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注：郑樵：《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明清之际中西重开沟通之局，徐光启即表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注：徐光启：《治历疏稿二·历书总目表》，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74页。）不只提出在历法上若中西“会通归一，则事半而功倍”，还具体构想“度数旁通十事”，涉及中西多项学问之“会通”。（注：徐光启：《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徐光启集》下册，第332—338页。）到20世纪初年，致力于“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之《国粹学报》，尽管将“扬西抑中”视作“无识陋儒”之见，却也赞成“穷则必通”之理，并且强调“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注：《国粹学报发刊辞》、《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1905年。）然而“史学”如何“会通”，甚至是否有“会通”的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张之洞因新学、旧学“互相訾警”，曾大讲“会通”之要与“循序”之道，但所言及的包括了“西政”、“西艺”，却不及于“西史”。梁启超《新史学》也曾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似乎中西史学的“会通”，最不成问题。较之哲学、政治等新兴学科，史学确有其特殊性，但也同样存在如何转化的问题。研究者从学科体制探讨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即指明，“中国所固有的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注：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第2页。）因此，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学术重新分类及整合之际，或许只是增加了“会通”的复杂性。
显然，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涉及史学之现代遭际，以及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形成。关乎此，尤其是清季民初史学的走向中心，研究者已多有揭示。（注：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341页；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依拙见，除着眼于中国学术内部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对此的检讨，尚可结合“中史”与“西史”之“会通”加以考察。我想说明的是，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张扬的是“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这也构成中西史学沟通之基础；“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也为史家所关注。言及史学在现代中国之转向，以及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或不能离开对这些环节的考察。毕竟，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成长，是在中西历史“会通”的背景下发生的。基于此，则20世纪中国所形成的对史学的认识，当有更清晰的把握。
一 作为经世之“史学”
论者有关经学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的见解，提示我们注意，有必要立足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审视清季史学之走向，而问题还可追溯自周予同先生对经史关系演进脉络的勾画：两汉是“史附于经”，史学似无独立地位；魏晋至隋唐，史部始独立，为“史次于经”的阶段；宋至清则已有“经等于史”之议。（注：周予同：《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4—697页。）这样区分经史之走向，或多少有些过于简略。关键在于，经史之界限并非足够清晰，经史之易位，恐也难下断语。（注：朱维铮先生即指出，清代的经学形态从来没有统一过，其内部的异端思潮，可以说贯串始终。同样的，史学范畴究竟何所指，也需斟酌。如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学诚，所谓“史学”，不但主张要以“义”为主，而且明示义之范畴，即是由孔孟到程朱的名数。参见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见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2页。）不过，围绕史学问题展开讨论，尤其是关注史学地位的提升，基本视野离不开经史之间公开的或潜在的论辩，倒是不容置疑。
关于“经”之意义，尤其是对各种“经典”的阐述如何构成历代“学”与“术”的基础，此处不赘。（注：章清：《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90—203页。）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分属汉宋两大体系、作为传统学术主要形态的经学，构成了不同时代知识来源的主体，并且自汉代即确立了“通经致用”的原则。相应地，经史之间也长期存在着主从关系。陈寅恪“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的见解，常为学界征引，无论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史学在宋代的兴盛，但这样大体接近对等的经史关系，似乎只是一个“特例”。（注：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71—272页。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与社会》，第311页。）顾炎武所谓的“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廿一史废”，就明示了经学对史学的压抑，他也着意于挽救“史学”之“废绝”，以培养“通达政体之士”。（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584页。）而正是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得以彰显，按照梁启超的评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致用。”（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3页。）王国维也指出，清初学者“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582—586页。）张之洞说得更具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如论者道明的，明确指出三种学者可信，一种文人有用，而惟有经史学家出而“经世济民”，才有辉煌功业，道出了张之洞论学之“深意”。（注：张之洞：《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陈居渊编：《书目答问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65页。同时可参见朱维铮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导言”。）
“经世”主张与史学发展的密切相关性，不是什么新鲜见解。这里的问题是，史学地位的提升，其意义究竟何在？需要考量的是，史学地位的提升，反过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对史学的认知。
陈寅恪肯定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同时又指出，“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此显然是着眼于经史关系考虑问题，认为“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1页。）就经史关系而言，应该承认，史的提升确乎是作为经之补充。黄宗羲就强调，“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注：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16，此据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51—1352页。）意思很明确，学者首先需“穷经”，以“六经为根柢”。而且“经术所以经世”，只是拘执经学，难免不适于用。欲免迂儒之诮，“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注：《清史稿》卷480《黄宗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5页。）黄所指明的读书门径，也体现着这一看法：“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舍是则旁蹊曲径矣。”（注：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页。）实际上，章学诚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但其对《六经》本身的意义并未动摇，却也甚为显明，“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只是个中确也显示，经史渐有混同为一的趋势。章氏“六经皆史”主张的提出，其基本依据即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注：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36页。）这一点也构成有清一代学术转向的主要征象，陈寅恪已指出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1页。）周予同说得更明确，清代学术全盛时，一般学人以经史为研究对象或材料，并采取考证、订补、辑佚等广义的考证学方法。这样的考证工作，与其说是“治经”，不如说是“考史”。（注：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516页。）
如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揭示的，清学分裂的主要原因，乃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9页。）研究者也强调，1890年后的10年是中国思想发展重要的分水岭：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趋于告终，而寻求今天仍在摸索中的思想新方向被提了出来。（注：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1页。）无须多言，经世致用思想确算晚清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津梁，以此作为讨论史学转向的前提，当不为过。只是有必要指出，当经世致用的理想在晚清被重新肯定，史学已有新的定位，不仅经史已渐趋为一，且史学之意义也落实在“经世致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即对此有颇为清晰的说明：“问：今欲将诸书略分次第，以求经史、理学、词章诸门径为第一节，致力经史为二节，致力词章及经济时务为三节，归而索之义理之书为第四节，何如？答：经济即在经史中，加以阅历，乃有把握，否则赵括之谈兵而已。时务特经济之一端，亦即史学之一种，分之无可分也。义理之书，转置于后，亦所未喻，读经读史，皆当以义理权之。”（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4，吕鸿儒、张长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8页。）不仅向所尊崇的学问次第已遭质疑，而“时务”乃“经济”之一端，同归于“史学”，也言之凿凿。了解这一点自有其重要性，实际上，晚清对西学、新学中“史学”之接纳，即本乎此。
二 西学、新学中的“史学”
章学诚尝言，“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因之，“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注：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第二》，《四部精要》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8页。）从中国文献分类所遭遇的问题，来审视西学知识被中国接纳，倒也有某些契合的地方。1899年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就生发相似的疑问：“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东西学书，分类更难。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皆关乎政。政学难分，则部次奚定？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通人之诮，知难免焉。”（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序》，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第1页。）讨论西学、新学中的“史学”，尤其是史学在现代学科中的安置，或许也当有此自觉，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领域。
中西沟通以双方的地理认知揭其端绪，并且地理学科作为先行学科起着导向作用，已是方家之论。（注：参见周振鹤：《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序〈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空间）之外，尚包括历史（时间）这一环节，即中西历史的“合和”。（注：在稍前完成的一篇文字中，笔者已试图说明，理解中国历史书写在近代的转变，视野恐不能局限于进化论，实有必要将问题往前追溯，事实上围绕历史环节的沟通，中西重开沟通之局后即已展开。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6—264页。）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历史知识，尤其是外国历史，作为“西学”的一部分，在中国是如何被接纳的。同样需强调的是，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今昔各异。换言之，今日所接受的历史知识，在斯时并不一定就是当作历史知识介绍的。以往检讨西方史学东渐之历程及其反响的论著，即不乏令人困惑之处。盖对史学的把握，皆取今之立场，哪些作品归到史学论著的范畴，也依据于此。但度之往昔，情形是否如此，或者是否有一以贯之的看法，其实是值得推敲的。（注：譬如，《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曾对翻译馆所出160种书籍进行分类，很多研究者往往也据此作为了解晚清西书中译的情况，不过，似有必要指出，由于统计于1909年，所谓的分类反映的其实已不是当时的认知，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毕竟，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一个繁复的过程；明确的分科意识，也是逐步清晰的。西方史学论著之被安置，也极富意味。可以举证的是，随着西学传播力度的加剧，各种西书在中国的出版渐成规模，相应地也出现了对各种西书进行分类的选本。这些选本的史学部分，即显示出当时对史学的认知。透过那些收于西学选本的“史学”论著，所谓“西史”究竟何所指，或就较为清楚。
自明清之际西学传入中国始，传教士已试图对西学进行整体介绍，艾儒略（Jules Aleni）《西学凡》即略有体现。与此相应的，中国士人也曾汇集某些著述——如李之藻所辑之《天学初函》——作为“西学”的代表。《天学初函》合为两编：一为理编，主要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的诸书；一为器编，为论数学、天文、水利等的译书。每编收书10种，共计20种，1628年刊刻。“理编”与“器编”，颇合“道”“器”之分的意味，不管怎样，实际反映出那个时代对西学整体上的认识。而此时对西方知识的了解，尚属有限，也没有史学的位置。历史知识被纳入“西学”，在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中已有鲜明反映。1880年艾氏司译总税署，授命于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将“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译成中文。历时五载，成西方启蒙读物15种；随后艾氏又专门写了《西学略述》一书，合为“西学启蒙十六种”，1886年由北京总税务司署印行。（注：艾约瑟：《〈西学略述〉自识》，原刊《万国公报》第5册（光绪十五年五月），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21—522页。）因系译本（译自美国麻密伦学院的教科书），多大程度是艾氏自觉的选择，实难判定。但其中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志略》，皆是当作历史知识进行介绍；《西学略述》也为史学留有位置（总计10卷中，卷6即为“史学”），显示历史知识已构成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讳言，西学知识之传入中国，本就体现着强势，而且这一强势还并非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论辩的知识与权力的关联。（注：傅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3年。）或许仅是坚船利炮，就足可赋予这些知识特殊意味。即以“西史”来说，“西方”已然如此，其“历史”，自然也就不止国别的意义，还与种种强势神话联系在一起。按照有关学者的揭示，来华耶稣会士为了缓和中国官僚学者对基督教的恐惧和不信任，努力传播了欧洲的“神话”和“神话历史”，中西文化最初的接触实包含着中国为世界中心与耶稣会士的欧洲神话的交锋。（注：陈明生：《南怀仁来华耶稣会士的地理学著作（1584—1674）》，魏若望编：《南怀仁——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3—136页。）因此，所谓“援西入中”，就西方学科知识来说，也非单纯学科意义上的知识。在各种西学汇编资料中，“西史”之被安置，我们预想的学科意义，很长时间就并没有得到彰显，反而和斯时对西方各国“富强”神话的想像密切相关。即便当作“历史”，最初阶段的阐述，尽管不能简单归于“西学中源”那一套，然试图以“旧瓶”装“新酒”，却也甚为明显。如为谢卫楼（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万国通鉴》担任笔述的赵如光，就将史之要义理解为：以尧舜之仁，汤武之义，伊周之志，管乐之功，炳炳麟麟，登诸史册，“以冀后代长民者有所法”；他若桀纣为君，昏庸无道，操莽为相，跋扈不臣，亦笔之于书，“并期世之执政者知所戒也”。（注：赵如光：《序》，谢卫楼编译：《万国通鉴》，上海：美华书馆，1882年，第1页。）所谓“有所法”与“知所戒”，即是以中国对史学的定位来解读西史的典型反映。对此，刘知几说得很清楚：“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注：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2页。）杜佑《通典》之作，也有如斯之言：“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注：杜佑：《通典》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页。）
各种西学汇编资料，需另文才能详加讨论。有道是“要把金针度于人”，这也算中西交流进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应该说，试图从整体上对西学进行全面介绍，在晚清中国并不鲜见。顾燮光曾述及其中所发生的转变，足备参考。（注：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自序》写道：“清光绪中叶，海内明达惩于甲午之衅，发奋图强，竞言新学，而译籍始渐萌芽。新会梁氏著《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学者方有门径。老友徐君以
病其略焉，乃仿提要例而有《东西学书录》之作，蔡孑民先生叙之。是时燮光醉心新学，日以读译书，是务为补其阙，由徐君合印以行，而孑民先生复识之。匆匆三十余年矣，嗣后燮光遨游南北，迄光绪三十年止，又读译籍约千余种，乃踵徐书前例，著为《译书经眼录》一书，弃诸行箧有年。”见《近代译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01页。）这里只能选取某些较有代表性的丛书和书目《西学大成》、《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西学三通》等略作申论。不过，即使针对这些资料，也不拟全面论述，所要者是有裨寻找“史学”之位置。（注：有必要说明的是，晚清也曾出版专门辑录史地论著的资料汇编，其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最具代表性。纂辑者王锡祺广汇史地文献于一帙，是当时认知世界的一套重要丛书。关于该书的讨论，参见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第6章“译介外国史地与改编国史运动”。）
《西学大成》出版于1895年，该书介绍的“西学门径”包括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重学、汽学、电学、光学、声学等12门。按作者自诩，该书为“有志泰西经济之学者”所编定，而“史学”与这样一些学科一同纳入，也说明史学的定位所在。编者并未给出选择“史学”的理由，“编序”言及“史学”，只是表示，“伯益山海之经，疑若荒远，然如班固、范蔚、宗释、法显之传记，言外域者详矣，皆史学所自出也。”“史学”门所收录的书有《大英国志》、《联邦志略》、《列国岁计政要》、《列国海战记》、《万国公法》、《星轺指掌》，仅此而言，亦可知“史学”之纳入出于中外沟通之需要，并且主要是立足于“富国强兵”来考虑所选书目。职是之故，史学的分科意识，还很缺乏，因为收于“史学”部分的这些书籍，于今而言，就难入“史学”之门。（注：王西清、卢梯青编：《西学大成·卯编·史学》，上海醉六堂书坊，1895年。）可以补充说明的是，1897年出版之《续西学大成》，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尽管分科更细，有了“史学”，“政学”与“文学”各门，然从所收书目来看，仍是“史学”与“政学”不分：收于“政学”与“文学”的书目，同样产生着与今日视为“经济”及“哲学”等学科纠葛不清的情形，尚没有清晰的学科概念与界限。（注：该书分出这样的门类：格致学，重学（力学），汽学（水学），电学，光学，声学，化学，天学，地学，兵学，工程学，测绘学，算学，史学，政学，农学，文学。两相对照，应该说分科更细了。其中“史学”收有《中西交涉通论》、《中西近事图说》、《交涉通商表》、《中西记载》、《中西大局论》、《中西通商原始记》、《中国筹防记》、《西域回教考略》、《中国新政录要》；“政学”收有《富国精言》、《富国养民策》、《富国理财说》。“文学”收有《西法学校》、《泰西实学精义》、《新学刍言》、《西学渊源记》、《心智略论》、《思辨学》、《心学公理》、《心才实用》、《西国行教考》。）
梁启超1896年完成的《西学书目表》，对审视现代学科的形成，无疑是重要的资源。梁是按照“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的，除教类之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收录游记、报章、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应当承认，无论是“学科”分类，还是具体的安置，《西学书目表》都有可称颂之处。只是同样也显示“旧瓶”不能装“新酒”的情形，如分出“报章”就殊难理解，此乃就体裁论，非按内容来分。“史志”归入“西政诸书”，需另文才能讨论，但其中所收书目，无疑显示了“西史”援入中国的基本线索，也可知悉史学在当时是如何被定位的。与各种“经世文编”对照，即可发现耐人寻味之处（详后）。（注：《西学书目表》“史志”部分所收书目包括：《万国史记》（冈本监辅）、《万国通鉴》（谢卫楼/赵如光）、《四裔编年表》（林乐知等）、《欧洲史略》（艾约瑟）。《希腊志略》（艾约瑟）、《罗马志略》（艾约瑟）、《俄史辑译》（阚斐迪/徐景罗）、《大英国志》（慕威廉）、《法国志略》（王韬）、《联邦志略》（裨治文），《米利坚志》（冈千仞）、《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沈敦和）、《德国合盟本末》（徐建寅）、《美国合盟本末》、《普法战纪》（王韬）、《土国战事述略》（艾约瑟）、《东方交涉记》（林乐知/昂瞿来）、《英俄印度交涉书》（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林乐知/蔡尔康）、《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天下五洲各大国志略》（李提摩太）、《列国变通兴盛记》（李提摩太）、《列国岁计政要》（林乐知/郑昌棪）、《欧洲八大帝王传》（李提摩太）、《华盛顿传》（黎汝谦）。《西学书目表》“附卷”另列有“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谓四库著录及丛书中有刻本者皆注出），以及“近译未印各书”。前者梁启超未列分类，只是按著译者区分。而后者的“史志”部分收录了这些书：《年代表》（傅兰雅/徐建寅）、《印度国史》（林乐知）、《俄罗斯国史》（林乐知/严良勋）、《德国史》（林乐知/严良勋）、《欧罗巴史》（林乐知/严良勋）、《万国史》（林乐知/王德均）、《中国史略》（欧氏）、《万国史略》（石氏）、《万国近史》（来因氏）、《花旗国史》（施氏）、《俄国新志》（傅兰雅/潘）、《法国新志》（傅兰雅/潘）、《俄国史略》、《各国史略》。）可以说，“史志”部分所收论著，大抵仍沿袭“经世致用”的思想架构，“西史”被关注的，主要即是有关“富强”的种种神话，——连同缔造神话的列国“强人”。（注：出版于1897年之《东西学书录总叙》，也提供了相似例证。该书分上下两卷，卷上包括天学、地学、地志学、学制、兵学、农学、工学、商学、法律学、交涉学；卷下包括史学、算学、图学、矿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重学、汽学、医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这样的分类，多少有些混乱，特别是“史学”置于下卷，更显随意。在《叙》中，作者强调了各门学科的特点所在，言及史学之可述者，是立足于“将牖荒而烛远，必践实以征详”，同样是考虑对外交往的需要。有意思的是，这里已明确提出“会通”中史、西史的必要性，《史学总叙》就表示，中国古今史乘，已是汗牛充栋，难以卒读，然而，欲洞悉中外情形，环球大势，则中史之外，尤宜兼览东西各国史乘，以开拓见识。文章写道：“世界茫茫，尘环扰扰，盛衰倚伏，史籍贝存。是以儒者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网罗轶散，纂述旧闻，观运会之变迁，政学之递嬗，以备考证，以昭法戒，而后可治今可与道古。然不观中史，曷知其本，不观外史，曷会其通。由是言之，则东史西史，亦有志之士所当究心者也。”见沈桐生述，缪绍瑜、张之梁校：《东西学书录总叙》，读者用书斋光绪二十三年（1897）印。引文见“叙”及卷下“史学”部分。）
《东西学书录》计分31门：史志、政治法律、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格致、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气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理学、幼学、宗教、游记、报章、议论、杂著。“史志”按先通史，次编年，次古史，次专史，次政记，次战记，次帝王传，次臣民传记方式编辑。（注：徐维则所辑《东西学书录》，后由顾燮光及徐维则增补，改名《增版东西学书录》。其中“史志”部分该志收录的书包括：《万国史记》、《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东洋史要》（徐维则补，以下简称“徐补”）、《泰西新史揽要》、《欧洲史略》、《欧罗巴通史》（徐补）、《西洋史要》（徐补）、《欧洲近代史》（顾燮光补，以下简称“顾补”）。以上通史；《万国通鉴》、《四裔编年表》、《和汉洋年契》、《历代帝王年契》、《中等教育日本历史》（徐补）、《日本新史揽要》（徐补），以上编年；《万国通史前编》（徐补）、《古希利尼建国考略》（顾补）、《希腊志略》、《亚述国沿革考》（顾补）、《罗马志略》、《腓尼基喀颓基考》（顾补）、《马其顿考略》（顾补）、《犹太地理择要》、《埃及述略》（顾补），以上古史；《支那通史》（徐补）、《清史揽要》（徐补）、《支那最近史》（徐补）、《大英国志》、《英国纪略》（顾补）、《俄史辑译》、《俄史译要》（顾补）、《法兰西志》、《联邦志略》、《米利坚志》、《日本外史》、《日本维新史》（顾补）、《日本维新始末》（顾补）、《日秘史》（顾补）、《高等小学日本史》（顾补）、《特兰士拔尔建国记》（顾补）、《暹罗考》（顾补），以上专史；《支那文明史论》（徐补）、《列国变通兴盛记》、《列国现状》（顾补）《英俄印度交涉书》、《英俄争中部亚细亚始末记》（顾补）、《英兴记》、《俄罗斯经国大略》（顾补）、《俄罗斯近状》（顾补）、《俄国政治通考》（顾补）、《俄政考略》（顾补）、《俄国秘事》（顾补）、《美国政体》、《法政考》（顾补）、《明治法制史》（顾补）、《埃及政柄记》（顾补），以上政记；《东方交涉记》、《欧洲各国和战表》（顾补）、《土国战事述略》、《俄土战纪》、《印度蚕食战史》（顾补）、《闽江观战记》（顾补）、《中东战纪本末八卷续编》、《中东战纪本末三编》（顾补）、《记美日两国战争缘起》（顾补）、《美西战纪本末》（顾补）、《美人侈谭战略》（顾补）、《英攻黑人日记》（顾补）、《斐南战衅推原》（顾补）、《拳匪纪事》（顾补），以上战纪；《环球国主表论》（顾补）、《天下各国帝王总统姓氏即位年岁表》（顾补）、《华盛顿传》、《欧洲八大帝王传》、《英维多利亚大事记》（顾补）、《英君主维多利亚一代内所增属地情形记》（顾补）、《彼得中兴记》（顾补）、《德王纪略》（顾补）、《威廉振兴荷兰纪略》（顾补），以上帝王传；《古雄逸语》（顾补）、《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俾斯麦传》（顾补）、《渥雅度小传》（顾补）、《日本龙马侠士传》、《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传》（徐补）、《明治中兴云台图录》（顾补）、《日本维新三杰传》（徐补）、《维新三杰事略》（顾补）、《日本近世名人事略》（顾补）、《日本中兴先觉志》（顾补）、《开辟美洲阁龙航海家独列几合传》、《高隆传》（顾补）、《古克传》（顾补）、《爱尔兰威廉母传》（顾补）、《伊达邦成传》（顾补）、《巴思端尔传》（顾补），以上臣民传记。见《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第1—15页。可以补充的是，顾燮光编撰《译书经眼录》收录译书紧接《增版东西学书录》，“著录各书由前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止”，为卷凡八，为类凡二十五：史志、法政、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理化、象数、地学、全体学、博物学、卫生学、测绘、哲理、宗教、体操、游记、报章、议论、杂著、小说。该书1935年才由杭州金佳石好楼印行，但其编辑年代却是1904年，大致反映的是20世纪初年西书翻译的情况。）较之《西学书目表》，应该说只是“大同小异”，有所别的是“史志”内部的分类。由于是针对“西史”进行的分类工作，对于思考“史之范围”，当有助益（详后）。
1902年出版之《西学三通》，分为“西政通典”、“西史通志”与“西艺通考”。“西政”、“西史”与“西艺”的提法，既说明当时认知“西学”的基本方向，也显示“西史”构成“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通”之说，已指明编书体例取法对象，但书写西史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西史通志凡例》即对照《通志》表示，“郑氏《通志》之作，盖病断代史之隔绝不通而通之也，故汇采历代之史，一以贯之，法至良也。若西史更琐杂不一，非贯不能通。特施其义，不同效颦。”总而言之，“订西史之难十倍中史，一则国多，绪乱无正统为纲，一则世积事纷，鲜信史可证。”变化的不只史学范围的增量上，还渐渐逼出体例问题，“同一体例，郑志用之经纬咸宜”，而书写西史仿此体例，则不免“瑕疵叠出”。“西史通志”所分类目，也表明今日我们习用之“国别史”与“专门史”，已构成“西史”书写的主要架构。（注：“西史通志”目录如下：太古志2卷，日本志14卷，印度志7卷，亚洲各国志2卷，欧洲罗马志1卷，法志8卷，英志7卷，德志2卷，希腊志2卷，俄志9卷，欧洲各国志1卷，非洲各国志1卷，美洲志4卷，美洲各国志1卷，澳洲各国志1卷，疆域志28卷.，沿革志12卷，兴盛志4卷，战伐志8卷，礼俗志2卷，图籍志1卷，人物志7卷，编年表4卷。见袁宗濂、晏志清辑：《西学三通》，上海：文盛堂，1902年。引文见“西史通志”卷1，第1—2页。）
如同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所表达的，“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进一步还对照以往书目分类表示，“顾自《七略》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聚讼至今，未有善法。”（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2—126页。）从上述诸书对“西史”的安置可以看出，“西史”之被接纳，有两个环节值得注意：一是出于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其二则是切合了“富国强兵”的理想。这样，“经世致用”思想不仅成为沟通“西史”之津梁；“西史”之纳入，事实上进一步强化了史学之“用”途。李鸿章为《西学略述》作序，就强调泰西之学，促成“人人竞于有用以臻于富强”。（注：李鸿章：《西学略述·序》，总税务司署印，1886年，第1页。）叶瀚《初学稍进读书要略》更立足“史志为治事得失之成鉴”，明确指出读西史之意义所在。同样是“史”可载道，只不过现时是“中西合参始得其道”。具体而言，“西史宜先读西学启蒙十六种之罗马志略，可知远西政学之渊源。”原因无他，读西国史志，“方知其内政自强，开化之迹”，同时亦可“反思己族不兴之由”。（注：叶瀚：《初学宜读诸书要略》，《初学读书要略》，1897年，仁和叶氏刊，第2—3页。）来华西人也在传递相关的信息，慕维廉（Willam Muirhead）《大英国志》成书时，《六合丛谈》就特别告示曰：“是书之成，言简意赅，纪述兴废，网罗事迹，无一挂漏，诚良史也。是亦留心经世之学者，所急欲览者也，敬以告之。”（注：《杂纪》，《六合丛谈》第1卷第2号，1857年，第14页。）此亦可看出，“西史”之被纳入，并无多少“学”的意味。相应地，“史学”作为现代学科之意义，也难以彰显。如以“西史”在各种“经世文编”中的“安置”加以对照，恐更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