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生命周期理解我国的收入不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生命周期论文,收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到收入不平等，不论媒体还是公众，经常提起或想到的一个名词是基尼系数。诚然，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但它仅仅只显示了一个时间点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并不能揭示收入不平等的全部和背后的因素。 欧文·费雪1930年在其《利息通论》中开篇指出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1]。周其仁（2003）[2]在分析我国农民收入时，用我国的事实诠释了费雪的这句话，并把相关文章汇成《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一书。这一中一西两部著作都表明，收入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很多历史事件的积累。分析收入不平等不应该仅仅采取静态的方法，也需要从动态的角度加以考察。生命周期是讨论不平等的一个有益的视角（Huggett et al.，2011[3]；Blundell，2014[4]；曲兆鹏、赵忠，2008[5]）。 本文从个人生命周期的角度入手，以期为理解我国收入不平等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以劳动收入为例，要理解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就离不开分析劳动收入的决定因素。经济学中，对劳动收入的分析主要基于Mincer（1974）[6]提出的工资方程。他开创性地把人力资本理论应用于对工资决定及工资差异的研究工作中，其主要思想为工资是由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决定的，而工资的水平与工作经验的关系为倒U形。在工资方程中，教育和工作经验反映的是劳动力的禀赋；而教育和经验对工资影响的大小反映的是教育和经验的价格，即教育和经验的回报。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为人群中教育和工作经验的不同，另外一个来源是对相同禀赋（教育和经验等）的回报不同。Mincer的工资方程虽然是个静态的分析框架，但显然教育水平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在生命周期早期的积累，工作经验则更多来源于成人以后的阶段；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由于户籍制度和所有制形式等造成分割，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普遍，这种分割造成了劳动力要素向劳动所得转化中的过程不平等。再加上普遍存在的退休现象和我国经济转型与个人禀赋的交互作用，劳动收入在个人的生命周期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全面理解工资收入不平等离不开生命周期的视角。 大家关注的基尼系数本质上衡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我国收入所得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政府政策也侧重对结果不平等的调节。但收入结果的不平等起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强化于过程的不平等，最终才表现为结果的不平等。而解决机会不平等、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需要不同的政策措施。例如对于机会不平等，政府应着眼于消除户籍制度等对不同人群的制度性歧视和减少我国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推动幼儿和青少年教育与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为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养教环境。对于过程不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建立城乡统一、对各种所有制员工和不同雇用关系职工都公平的市场环境，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同工不同酬等的歧视现象，尤其是消除国家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打击各种腐败行为，减少权力对市场的扭曲。对于结果不平等，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现有个人所得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公正的收入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 本文剩下的内容为：第二部分简要概述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分析生命周期与收入不平等；第四部分是文章的结尾，讨论应该制定何种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政策措施。 二、影响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多层次因素 学界对我国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赵人伟等（1999）[7]和李实等（2013）[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不平等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到2008年达到最高，基尼系数达0.491；此后开始小幅下降，但不平等程度依然较高，2014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 不论是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趋势，还是现阶段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从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来看，有几个共同的影响因素。 第一个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因素。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激励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源配置和要素回报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农村的包产到户、20世纪80年代后期持续到现在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赵忠，2004[9]）、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张珂、赵忠，2013[10]）、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是典型的例子。我国市场化的进程，必然导致传统的“大锅饭”的收入分配机制的解体，体现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力量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由此引起的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低效率的“大锅饭”分配制度的改革，这是收入不平等中好的方面和积极的因素。 第二个方面是个人和家庭因素。劳动所得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Khan & Riskin（1998）[11]的研究表明，1988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44%为工资等劳动收入，1995年此比例上升到61%。我国各年统计年鉴显示，从2002年至今，我国城镇居民工资等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虽然呈轻微下降的趋势，但大约在65%～70%之间。从以上数字可知，工资不平等必然是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Mincer（1974）[6]工资方程揭示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是决定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人群中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禀赋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工资的不同，从而引起收入的不平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禀赋并不是天生的，家庭在禀赋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教育尤其明显。大量文献表明，教育、收入和职业都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父母的禀赋会直接影响到子女的禀赋，从而父辈的收入不平等也会传递为子辈的收入不平等。代际的收入流动对理解和评价收入不平等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可假想存在两个国家，一个国家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代际的收入流动程度也较高；另外一个国家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但代际的收入流动程度也较低。从短期来看，前一个国家虽然有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但低收入人群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第二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虽然较低，但阶层固化严重。此时，从规范研究来看，比较哪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更合理也是困难的问题。简单地说，收入流动程度衡量的是下层和低收入人群转化为上层和高收入人群的概率。现在公众、媒体甚至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是以基尼系数等来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同样重要的收入流动没得到应有的关注。研究我国的收入问题，制定相关的政策，收入不平等和收入流动两方面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第三个方面是制度因素。具体而言，我国收入不平等三个重要的现象：城乡不平等、区域不平等和所有制不平等都与制度相关。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12]的数据，我国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28 843.9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88.9元。城镇的收入为农村的2.8倍，此比例虽然比2009年的3.3倍有所下降，但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追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户籍制度无疑是首要因素。同样重要的是户籍制度也是造成我国代际收入流动低、阶层固化的主要制度性因素之一。 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5 954元、16 868元、15 376元和19 604元。最高地区的人均收入为最低地区的1.7倍。显然，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但这只是表象。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差异性政策，例如改革初期就给予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国家资源投入的区域不均衡和户籍制度导致人口流动受限是背后的深层次因素。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由单一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向混合经济所有制转化，不同所有制形式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有其合理的部分，例如市场力量导致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的配置和不同所有制下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但不平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因于不合理的制度因素。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村移民与本地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Démurger et al.，2009[13]；Qu & Zhao，2014[14]；徐凤辉、赵忠，2014[15]），国有垄断行业由于制度和国家赋予的资源和市场垄断地位获取的高额薪酬（岳希明等，2010[16]）和劳动雇用制度（例如劳务派遣制度和劳动合同不同）造成的体制内与体制外员工同工不同酬等（李小瑛、赵忠，2016[17]）都属制度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而且是坏的制度导致的坏的收入不平等。之所以坏，一方面是违背公平公正原则，例如户籍制度和劳动派遣制度。另外一方面会造成效率损失，例如国有垄断导致的劳动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不匹配；体制内与体制外员工在工作保障和收入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导致部分体制内员工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形成人浮于事；户籍制度限制了经济规模带来的聚集效应等等。 进一步分析，制度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第一是影响到禀赋，造成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禀赋从而导致收入的不平等。这方面户籍制度是典型的代表。户籍制度是城乡教育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导致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教育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是影响到禀赋的价格，即相同禀赋的人得到的收入回报不一样。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一典型例子。例如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村移民与本地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使得农村移民的教育回报率比本地居民低。这两方面都是形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而所有制形式主要通过扭曲禀赋价格，例如教育回报率，扩大了我国职工的劳动收入差距。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制度和政府政策都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个人所得税（岳希明等，2012[18]；詹鹏，2015[19]）和国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Golan et al.，2014[20]）等都有助于降低我国收入不平等水平。 综上，要理解我国收入不平等，离不开我国改革与经济转型的大背景，需要从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层面，结合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加以分析。 三、生命周期过程的不平等 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也必然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果。Huggett et al.（2007）[3]分析了个人生命周期中不平等的来源。他们把来源分为两部分：一是人生早期导致的个人特征不同，二是工作中运气的不同。他们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劳动力市场中的运气，人生早期形成的个人条件的不同更能解释美国人收入、财富和效用的不平等。Blundell（2014）[4]也研究生命周期的不平等，但他更关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不同阶段。他分析经济周期、劳动供给、信息、保险、收入、消费和储蓄的相互作用，发现在劳动力和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平滑生命周期收入的机制各有不同。 简而言之，个人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前为第一阶段，一般为从婴儿时期到成年人的早期。在劳动力市场工作时期为第二阶段，包括壮年时期的大部分，这一阶段也包含失业期。退休后为第三阶段。一方面，研究收入不平等，需要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动态地分析各阶段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讨论不平等，从概念上要区分短期的不平等、长期的不平等和整个生命周期的不平等三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通常谈论的收入不等，例如收入的基尼系数衡量的是短期的不平等，财产则能反映较长时期的收入状况，财产不平等也能更好地反映出长期的不平等。如果有理想的面板数据，还可以研究整个生命周期中持续收入的不平等。显而易见，在完全金融市场的条件下，持续收入能更全面地衡量一个人的福利水平。按图1所示本文把生命周期分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劳动力市场期间和退休以后三个阶段来分析我国收入的不平等。 第一阶段是教育等个人特征（禀赋）形成时期。禀赋的不同是劳动收入不同的重要来源，基于美国的收入动态面板数据（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Huggett et al.（2007）[3]的研究表明，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初始禀赋对解释美国人生命周期的不平等至关重要。我国虽然还没有类似Huggett et al.（2007）[3]的研究，但禀赋对收入的重要性是国内外诸多研究取得的共识。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初始禀赋差异可以进一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生而不平等导致的，例如出生在不同经济背景的家庭中。在我国，生而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出生在城市或农村、出生在东部发达地区或西部贫困地区。第二部分为从出生到进入劳动力市场前人力资本、健康资本等的形成和积累。除家庭的作用外，教育和医疗体系的作用是关键。以上两方面造成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点不平等。起点不平等有自然条件造成的；有家庭因素，例如代际传递的作用；也有政府政策的身影，例如户籍制度。 从家庭层面看，如图2和图3所示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不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用于教育与医疗的支出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地区内部城乡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显而易见，家庭收入在城乡和区域的不平等直接转化成了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在城乡和区域的不平等，而这会对生命周期第一阶段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产生重大影响。从国际经验看，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该致力于消除家庭背景带来的基本教育与医疗服务的不均等，为本国公民进入劳动力市场（即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