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舞在中国1500年被误解的历史命运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义论文,中国论文,误解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元和四年(809)，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胡旋女》诗中咏道：“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元稹何曾想到，他这么一句感叹，竟成为胡旋舞在中国1500年历史命运的经典概括！元稹此诗中虽无“胡旋舞”三字，但通篇都在借写胡旋舞之圆转旋迷之名，来讽喻其迷惑君心祸乱朝廷之实，且不经意间道出了胡旋舞所蕴含的形、名、义三重含义，即侧言“胡旋之容”，旁指“胡旋之形”，隐言“胡旋之名”以及明言“胡旋之义”。本文拟以此立论，通过对胡旋舞研究的历史、考古和敦煌学资料的重新检视，揭示胡旋舞研究中的历史误会。 一、早期传播：以形为名 顾名思义，胡旋舞是“胡人旋转舞”。显然，这是汉人“他称”，而非胡人“自称”。历来外来语翻译无非“音译”与“意译”两种，但胡旋舞却是例外，既非音译也非意译。音译的外来语，比如“婆罗门”，其中每个单字独立出来，都与“婆罗门”无任何联系，而胡旋舞却有可分解特征。“胡”、“旋”、“舞”各有其义。“胡”是指西域的胡人。石田干文助《胡旋舞小考》云：“唐代所谓‘胡’，大体是指北狄，也指西方诸民族”。胡旋舞“这大致是中亚西亚苏古德地带，即康国、米国、史国及俱密等国，有名的东西，他们所跳的舞即‘胡旋舞’，这就是这些地方的特技”。[1]23“胡”是一个造词性很强的字，可组成“胡舞”“胡旋”，或者其他词，如《后汉书·五行志》里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说[2]。而从白居易、元稹的《胡旋女》诗，以及《册府元龟》里所说的开元年间西域多国进献“胡旋女”，我们可以得知胡旋舞之“胡”，具有独立意义，特指西域胡人。“胡旋舞”一词，最早见于杜佑的《通典》。《通典·乐典》记载：“康国乐……舞二人……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3]3724《通典》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即公元801年。这不仅早于段安节《乐府杂录》(成书于唐末)，而且早于元稹和白居易的《胡旋女》诗(白居易《胡旋女》诗，为《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首，该组诗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十年之间)。这条记载表明：“胡旋舞”之称来源于民间大众的俗称，并非出于文人学者的翻译。“胡旋舞”是口头语，不是书面语。“舞急转如风”则是对“旋”字的绝妙注释：“急转如风”即是“旋”；“旋”来源于舞蹈动作本身。这当然是从观众视觉的角度作出的观察，更好地诠释了“俗谓之”的含义。 “胡旋舞”文字源于《通典》，文字是记录事实的，跳胡旋舞的事实必定要早于文字记录。《旧唐书·外戚列传》中记载了武承嗣及其子武延秀事迹。其中写道：“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4]4733武延秀于武周圣历元年(698)被派往突厥迎亲，遭突厥默啜可汗扣押，滞留突厥六年之久，故为会唱突厥歌，会跳胡旋舞。他是史料记载中与胡旋舞有关的最早的历史人物。其间，当在武延秀还朝的长安四年(704)，到武延秀娶安乐公主的景龙二年(708)之间。这又比《通典》的记载提早大约100年。从这句话的前后语境和“主甚喜之”的措词看，武则天此前尚不知有胡旋舞，据此推断，胡旋舞正是从此时开始进入唐朝宫廷。事实说明，武延秀是通过突厥接触到了胡旋舞，他之所学乃是口中吟唱，身体表演，自然属于胡旋舞之“形”。 武延秀的“胡旋舞”之名从何而来？从突厥而来的可能性不大，突厥人即被汉人称作“胡”，他们不可能自称其舞为“胡旋舞”。事实上胡旋舞并非出于突厥，突厥人也属于胡旋舞传播中的“二传手”。如此看来，武延秀所跳之舞的“胡旋舞”名称，定当出于汉人。如前所述，唐代文献出现“胡旋舞”均在9世纪之后，距此相差百年之久。《旧唐书》为五代后晋所修，成书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即公元945年。为什么武延秀时就在跳这种旋转胡舞，而直到《通典》诞生时才出现“胡旋舞”的名称呢？至少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所跳之舞，尚无固定名称，或许称作“胡舞”，或许称作“康国乐舞”。 敦煌学专家、中华书局编审柴剑红在《胡旋舞散论》一文中，曾对胡旋舞何时进入中国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其中有一组史料甚是耐人寻味。这就是“周武帝聘虏女为后”之事，可以为胡旋舞名称的“渐进式”的来源提供一条佐证。《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此事云：“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4]1069该《音乐志》又对“康国之乐”作出解释：“《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裤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4]1071 除“锦领”，《通典》作“锦衿”；“锦领袖”，《通典》作“锦袖”外，此段与《通典》所载几乎完全相同，其必出于《通典》。《旧唐书》成书之时(945)，距“武帝聘虏女”事(568)已377年。较早时，《隋书·音乐志》也曾记此事：“《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5]379此处“《康国》”是指“康国乐”，亦即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人物相同，音乐相合，可确定其为同一事无疑。《隋书》成书于公元636年，比《旧唐书》早309年。更早时，《周书·武帝纪》也曾记载武帝此桩婚事：“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6]75《周书》与《隋书》同修于贞观年间，但所载历史早于《隋书》。此事发生在公元568年。据《隋书·音乐志》载：“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由此可知，随阿史那皇后而来的，还有“康国乐”，即胡旋舞的伴奏乐。同一个“周武帝阿史那皇后”事件，基本事实完全相同，《周书》《隋书》记载中均无胡旋舞之名，唯有《旧唐书》中出现“胡旋舞”之名。这显示出胡旋舞之名从“康国乐”到“胡旋舞”的演变过程完全符合乐舞存在规律。音乐与舞蹈本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康国之名侧重音乐，胡旋之名侧重舞蹈，两者所指为同一事物。 胡旋舞名称的这个演变，正好说明胡旋舞中这个“旋”字的来源：先有跳舞的实践，然后才总结出了舞蹈的名称。图像资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个事实。从现存实物资料看，最早的类似胡旋舞形象，载于北魏时期遗留下来的两件文物。一件出自甘肃庄浪县北魏石造像塔，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在这座被称为“卜氏五级石造像塔”的第二层第四面“涅槃像”下面有一幅“舞乐图”，中间一男跳舞，两侧乐者伴奏。舞者深眼高鼻大胡子，身体半裸，右手上举左手下垂，双腿弯弓，作摇摆式单腿弹跳。身体周围有7个铎铃环绕，构成一个圆形，给人一种动态旋转之感。另一件出自北魏平城(今大同)石方砚，现藏山西省博物馆。这方石砚正面右上角，雕刻着一组“舞乐图”。舞者一头卷发，胡人模样，身着紧身服，脚踏长皮靴，双臂高举，两手合于头上，右脚踏地，左腿虚旋弯曲，整个身体作旋转状。舞者左前方，一男披长发，盘腿而坐，胸前抱一琵琶，正在伴奏。显示出胡人风格。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北魏时期出现胡旋舞形象，说明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跳胡旋舞的事实。北魏时期从公元386年到557年，以开凿云冈石窟的公元500年前后计算，至今已有1500年历史。从北魏出现胡旋舞实物，到始有胡旋舞之名的公元705年，中间又有150年的间隔。事实说明，远在有胡旋舞名称之前100多年前，中原人业已熟知此种胡舞的基本特征：旋转。 胡旋舞在中国传播，可能并不像史料记载那样，出于某时的一人如武延秀，或一事如周武帝阿史那皇后事件。这些史料可能是胡旋舞传播过程中大量人物事件当中的极小一部分，偶然被后人记载下来的个别事件。更大规模的传播可能是自然而然地、悄无声息地进行的，不但没有留下文字或实物的纪录，甚至在当时也无人觉察。随着物资和人员的交流，演奏胡舞的乐器流传到中原，笙、筝、琵琶、箜篌、排箫、羯鼓即是；会跳或者喜欢欣赏胡旋舞的胡人，来到长安、洛阳、安阳等城市定居，北齐库狄迴洛、范粹，北周萨保史君、安伽，隋代虞弘等皆是。正规的胡旋舞表演，需要组织一个较大规模的团队，譬如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北壁的胡旋舞(也叫“四人巾舞”)，舞者四人，乐队则多达28人，这样的演出当然不可能随时随地举行，更为常见的却是两三人的非正式的即兴表演。这可能正是早期文物中，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扁壶或扁瓶、铜俑、玉驼尾等多单人独舞形象的原因。可能正是由于单独、分散、片断、零星的即兴表演破坏了完整舞蹈的思想主题，使得中原的观众难以理解和知晓胡旋舞的完整和真实的含义。造成的结果就是，胡旋舞进入中国的早期，中国人并不知晓对这种神奇的西域舞如何称呼。只知道它来源于遥远而神秘的西域国度，舞者总是高鼻深眼卷发的胡人形象，音乐多由中原少见的胡琴、胡笛等乐器所演奏，其舞蹈特征热情奔放、活力四射：以旋转为中心的腾跳、翻滚、起伏动作。事实上，旋转是复杂的，并非站立中的左旋右转一种。不论是以纵轴为中心的立式旋转，还是以横轴为中心的动作，全身着地滚动的骨碌、手脚着地的筋斗，或身体腾空的空翻，以及借助转轮、圆球的旋转，中国人统统称作“旋”。[7]402-15这可能正是后来胡腾舞、胡旋舞、骨碌舞、滚球舞难以区分的症结所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收集到的各种疑似胡旋舞，几乎全部为单腿站立、单臂或双臂上举的旋转动作。以胡旋舞为中心的胡舞的标准搭配是：胡人、胡乐和旋转。对胡旋舞动作都不能区分，更谈不上理解其中的含义了。胡旋舞的主题更是高深莫测，1500年以来，总让中国人充满幻想而又捉摸不透。 二、安史之乱：名扬形显 胡旋舞之名最早见于唐朝。唐代文献中所载胡旋舞资料，有一组是西域进贡“胡旋女子”。《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第四》有载：开元七年、十五年五月和七月以及十七年，先后有俱密国、康国、史国、波斯和米使五国向唐朝皇帝进贡“胡旋女子”[8]11406-11408。《新唐书·西域传下》也载：昭武九姓之一的康(萨末鞬)于开元初向唐朝贡献“胡旋女子”。另一姓米(弥末)也于开元时进贡“胡旋女”。俱蜜国也于“开元中献胡旋舞女”。[9]6244、6247、6255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四个推断：其一，进献“胡旋女”仅在开元年间，说明玄宗对之有所偏好；其二，进献舞女表明胡旋舞系女子舞蹈，而非男子舞；其三，千里迢迢进贡舞女，且与珍宝一同进贡，正说明此舞非常人所能舞，舞女系稀有之专门人才，其表演动作，可能不仅限于简单的旋转，而会更加多样和复杂；其四，如果武延秀“解突厥语”“唱突厥歌”才能“作胡旋舞”不假的话，胡旋舞就可能是一种有伴唱的歌舞。考虑到旋转动作较为易学，而“胡语”“胡歌”更为难学的特点，进贡舞女的用意更在于胡语。 另外一组胡旋舞资料是安禄山“作胡旋舞”。例如： 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见元(玄)宗戏之曰：朕适见卿腹几垂于地。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挽其身方能移步。元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风。(《安禄山事迹》)[10]4-5 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旧唐书·安禄山列传》)[4]5368 《新唐书》也有相同记载。此条记载意味深长，需细加体味。胡旋舞，本系女子之舞，当为年轻女子所舞才是，而安禄山已是老男，其身份不合；胡旋舞动作有相当难度，应为专业人士方可表演，安禄山是位居六镇节度使的高官，且有严重肥胖症，令其舞胡旋实在勉为其难。然而，滑稽恰出于超乎常理，笑话正在于反差巨大。安禄山就是存心想制造这么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明明是个大男人，偏偏要跳个小女子的胡旋舞；明明是肥胖笨重的老头子，偏偏要舞起个空中飞翔般的胡旋舞。目的只有一个：制造笑料。在这里，安禄山之所为只是投机之举，就是要投玄宗之所好，也是逗乐之举，就是要博取玄宗之欢心。安禄山此举，先是被世人津津乐道，后是被历史念念不忘。而正是安禄山此举，对于胡旋舞之流传于世，意义非同小可。原本含义深刻，动作复杂的胡旋舞，经过安禄山这么一改编，胡旋舞被进一步的割裂和歪曲，简直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旋风般的疯旋狂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学者钱易对胡旋舞的认识：“盖左旋右转之舞也”[11]90。 西域进贡“胡旋女”与安禄山“作胡旋舞，疾转如风”之事，均发生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旧唐书》中有两条胡旋舞的记载，除《安禄山传》外，还有《武承嗣传附子延秀传》。武延秀“作胡旋舞”事虽发生在武则天时，却在开元之前不久(唐玄宗公元712年即位，距武延秀舞胡旋舞最多不过8年)，武延秀即死于玄宗发动的“唐隆政变”。《新唐书》中《礼乐志》《五行志》《西域传》与《安禄山传》中也均有记载。6条记载，其中有4条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可能正是这个原因，给世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胡旋舞是在开元天宝时期风行一时的。最早提出此论者，当为唐代新乐府运动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在《胡旋女》诗有“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之句。当代学者，大都因袭此说。如许道勋《唐玄宗传》云：“由于唐玄宗的喜爱与倡导，胡旋舞成为内宫宴乐活动的节目之一”，“天宝年间，杨贵妃与安禄山以善舞胡旋著名，这大概是唐人所公认的事实”。[12]410王克芬《中国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云：“《胡旋舞》曾风靡一时，人们对它的喜爱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皇室贵族自起舞，是当时风尚……无论男、女都能跳舞。”[13]9柴剑虹《胡旋舞散论》则认为：“胡旋舞是古代西域的著名舞蹈，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后，到唐代曾风行一时。‘胡旋’，不仅在唐开元、天宝年间近半个世纪中‘盛行不衰’，就是直到今天在新疆少数民族舞蹈中还富有生命力。”[14]207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考察唐代历史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事实与史料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相互之间并不协调。当然这个“事实”不仅是指安禄山“疾转如风”，更指唐玄宗时代胡旋舞的风靡一时。唐史当中，《旧唐书》为五代后晋所修，成书于开运二年(945)；《新唐书》为北宋所修，成书于嘉祐五年(1060)。从事实发生到入载史书，中间间隔近200年。值得注意的是，查阅初唐时代的《全唐文》《全唐诗》，均无胡旋舞之名。野史当中，《安禄山事迹》是记载安氏舞胡旋的最早史书。《安禄山事迹》为姚汝能所撰，该书成书无明文记载。但据陈尚君考证，“知姚汝能为会昌末乡贡进士，大中后为华阴尉，及与喻坦之游。《安禄山事迹》为其任华阴尉时撰，时距安史之乱已百年左右”[15]。唐诗之中，元稹、白居易的《胡旋女》，出现在安史之乱后50年，而唐玄宗当时的诗人，并无描写胡旋舞的诗作。盛唐诗人如高适、王昌龄、王翰、崔颢、李颀、王之涣、曹松、陈陶、李贺、柳中庸、卢纶、李益、严武、杜甫、李白等，均无胡旋舞诗作。只有岑参有《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但其中却说：“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非但未说胡旋舞的盛行，反倒说明其罕见。唐代乐史之中，唯《乐府杂录》记载胡旋舞。《新唐书·段志玄传附成式传》云：“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云。”乾宁为唐昭宗年号(894-897)。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乐府杂录》出版说明中称：“书中提到广明之变——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因知成书当在九世纪八十年代。安节著书之时，已经看到崔令钦作的《教坊记》和南卓作的《羯鼓录》，在书中均曾提及。”[16]1《教坊记》作者崔令钦倒是开元天宝当朝之人，其在《教坊记》自序中云：“‘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人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天宝末，安史之乱起，他与当时许多士人一样，避地江南，到达润州。”[17]5但书中并未出现“胡旋舞”一词，未记安禄山舞胡旋之事，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书中详记当朝曲名共326首，也无“康国乐”之语，倒是出现了“龟兹乐”和“踏金莲”。[17]17-21南卓《羯鼓录》前后两录，分别成书于大中二年(848)和大中四年(850)，书中云唐玄宗“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18]4-5。通书却不见“胡旋”踪迹。 通观唐代胡旋舞流行历史，事实与记载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所载之事均在开元天宝之时，而开元天宝之时却未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记载之书均出现安史之乱以后，记载之人均无亲历或见闻所载胡旋舞的机会。《新唐书》有载： 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至其曲遍繁声，皆谓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转便捷为巧，时又尚之。[9]921 这里说得很明白：“天宝后……时又尚之。”而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之一的《胡旋女》，其实本名即是《胡旋女——戒近习也》。题目中就说得明白无误：此处写胡旋舞，是借古喻今、借远喻近的，正说明当时流俗正盛。详加分析这些材料，谨慎思考前后的因果关系，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开元天宝年间，胡旋舞社会影响很小，主要集中在宫廷，有武延秀、安禄山等个别贵族偶尔有跳；而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动乱的新闻效应，加之帝王将相、爱情故事、奸臣叛乱等所具有的戏剧化色彩，因而胡旋舞广为传播。胡旋舞之入史，与其说是对真实历史的记载，不如说是戴上有色眼镜后对旧历史的新发现；与其说胡旋舞是在开元天宝年间流行，倒不如说是在中唐时期开始流行。之所以我们看到胡旋舞的历史记载都在中唐之后，今之史家所谓历史事实，在昔之诗人笔下，只不过是抒发感情、表达思想的材料而已。在唐诗唐史中，胡旋舞不是历史的真实，反倒是现实的真实；胡旋舞的兴盛，不在开元天宝年间，而在安史之乱以后。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教坊记》不见胡旋舞，而《乐府杂录》有见的原因。 因为这个“旋”字，胡旋舞被彻底地误解了。本来不过一个普普通通的胡旋舞，硬是被文人与政治阴谋联系到了一起。胡旋舞被误解为谋反和叛乱的工具。请看元稹《胡旋女》是如何说的：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 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 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 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 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 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圜变。 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眄， 柔软依身著佩带，裴回绕指同环钏。 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 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 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 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 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 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 从胡旋女身体的旋转，脚下舞盘轮转、手中丝巾飘旋，到迷惑君心倾覆朝廷的政治阴谋；从唐玄宗的眼眩，难辨始终、不分正反，到他的心迷，是非随口、东西斜看，最终到倾天侧地乾坤翻转。不过这也难怪，胡旋舞与安史之乱具有多重相似：安禄山是胡人，且擅胡旋舞；安史之乱确为胡乱，而胡旋舞又为胡舞。唐玄宗专宠杨贵妃，擢用安禄山，沉溺于音乐，深居宫禁，耽于享乐，倦怠国政，造成李林甫与杨国忠专权，导致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与安禄山中间，胡旋舞是最佳结合点：它把人物、事件和因果关系，完美地概括到了一起。安禄山在洛阳建国称帝，兵临长安城下；唐玄宗逃离长安，避难蜀郡成都。七年之后，叛乱平定，玄宗、肃宗重回长安。大唐的江山如同胡舞一般旋转了一圈。因此之故，胡旋舞被视作天宝年间胡人变乱的象征。那个导致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民间传言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个胡旋舞。如果说唐玄宗之前，胡旋舞是有其实而无其名，或者名称尚不固定的话，那么安史之乱以后，这种来自西域的胡人舞蹈，就被彻底地定名为胡旋舞了。一种历史的误会，导致了这种西域胡人舞蹈有了这么一个被称作“胡旋舞”的名称。虽然胡旋舞的含义还是糊里糊涂，但是胡旋舞的意义却是明白无误。 三、敦煌壁画：有形无名 最早对胡旋舞进行研究的是舞蹈史学者。著名戏剧艺术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于1954年在《舞蹈学习资料》上发表了其翻译的日本学者石田干文助的《胡旋舞小考》。石田此文证明，“胡”指苏古德地区；胡旋舞“以非常之势作回旋是这个舞的特色”，但“胡旋之义终未能明”；胡旋舞分为两种：“一种是舞者在地上转，另外一种就是人站在球上转。”[1]65-71阴法鲁先生也是胡旋舞的早期研究者，他在《丝绸之路上中外舞乐交流》一文中提到，“至于《胡旋》舞和《胡腾》舞……它们可能是两种舞蹈，前者以旋转动作为主，后者以跳跃动作为主”，但并未涉及胡旋舞之形与义的问题。[19]当代学者主要以敦煌壁画中的舞乐图为资料来研究胡旋舞。改革开放以来，舞蹈史学界研究胡旋舞的代表人物，有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王克芬、董锡玖、刘恩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彭松，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高金荣等人，他们出于舞蹈史考察或研究的目的，以敦煌莫高窟第200窟北壁的《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乐舞图为对象，以唐诗与唐代历史记载为依据，围绕壁画中的乐舞图是或不是胡旋舞的问题展开讨论，观点五花八门。有的认为它是胡旋舞和剑器舞[20]38～43，也有的认为是健舞(刘恩伯：《谈经变中的伎乐》)[21]133，还有的认为是胡旋舞(李才秀：《从敦煌壁画中的舞姿看古代西域与内地的乐舞交流》)[21]151，还有的认为没有必要“分辨这是‘绿腰舞’还是‘霓裳羽衣舞’，是‘胡旋舞’还是‘胡腾舞’，因为笔者觉得不可能分辨清楚”[22]，还有的虽然不提胡旋舞之名，但却得出“两脚交并移动重心的快速行进旋转”的舞蹈特点(许琪：《试论敦煌壁画舞蹈的动律特点》)[23]269，还有的学者认为，莫高窟第220窟北壁《东方药师净土变》中的两组舞者和南壁《西方净土变》中的一组舞者，是一组连续性动作的图画，分别为“初转”“转半”“转回”的舞姿；《新唐书·礼乐志》上“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此处“球”字当为“毯”字之误。[24]总之，学者们是在不明“胡旋舞之义”的情况下，在胡旋舞“形”的方面各抒己见，至今仍未得出权威结论。 敦煌壁画中有胡旋舞图像似已成学术界的定论。人们指认胡旋舞多以莫高窟第220窟北壁“东方药师净土变”壁画为例，其实敦煌壁画中这种疑似胡旋舞图像恐怕不止此1例。作者以《敦煌石窟全集》(全26册)为资料，对书中疑似胡旋舞图像进行了初步统计，发现唐代舞图69幅，五代西夏35幅，总共104幅。而据王克芬统计，唐代莫高窟绘有“天宫乐舞”(即巾舞)的壁画也有100幅。[25]77巾舞是否完全等同于胡旋舞，或者两者之间有何差异尚不得而知，但王克芬本人主张莫高窟第220窟北壁《东方药师变》壁画乐舞图是胡旋舞，而她本人却也将此画收入初唐时期的“天宫乐舞”(巾舞)之中，这至少说明她认为巾舞与胡旋舞相似乃至相同。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既然此图乐舞既是巾舞，又是胡旋舞，那么巾舞就应当等同于胡旋舞。若此不谬，敦煌壁画中胡旋舞之数可谓大矣。不过须知，敦煌壁画中胡旋舞，绝大部分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作为佛教经变图的一个部分；其胡旋舞之名，并非当时人所指称，而是由我们当代人所认定的。 《敦煌壁画全集》中疑似胡旋舞图像共计104幅，其时代分布为：初唐8图，盛唐14图，中唐28图，晚唐19图；五代29图；西夏5图；宋1图。初唐自公元618年至712年，计94年，盛唐自公元713年至755年，计42年，中唐自公元756年至824年，计68年，晚唐自公元824年至907年，计83年，五代自公元907年至960年，计53年。胡旋舞出现的平均时间长度指数(以年为单位)，初唐为11.75，盛唐为3，中唐为2.4，晚唐为4.3，五代为1.8，西夏宋为44.5。时间长度指数越小，说明出现的频度越高，数量越大。由此可以看出，五代指数最高，平均1.8年出现1次；其次是中唐，2.4年出现1次，再次是盛唐，3年1次。胡旋舞的流行，主要集中在唐朝五代，第一个高峰在中唐时期，第二个高峰在五代时期。这个分布规律，与前文的几个判断完全吻合。初唐武则天时有了胡旋舞之名；唐玄宗时代胡旋舞在宫廷贵族中流行；安史之乱后胡旋舞影响极大，广为世人所知；随着唐诗唐史及乐舞著作的问世，胡旋舞的影响则进一步扩大。 敦煌壁画中虽有胡旋舞之形，却找不到胡旋舞之名。查阅《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十大本皇皇巨著，考察从上起北凉下迄元代的敦煌石窟壁画，包括北凉3窟、北魏6窟、西魏6窟、北周13窟、隋代46窟、初唐27窟、盛唐36窟、中唐25窟、晚唐21窟、五代宋31窟、西夏元40窟，在壁画文字中未发现有“胡旋舞”之名。莫高窟开凿的史料前人多有收录。清人徐松有《西域水道记》，清末民初蒋斧有《沙州文录》，民国时代，苏莹辉有《敦煌石刻考》、罗振玉有《西陲石刻录》、张维有《陇右金石录》。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中辑录的著名的莫高窟史料如《圣历碑》《大历碑》《吴僧统碑》《阴处士碑》《张淮深碑》《翟家碑》《索法律窟铭》《张淮深功德记》《乾宁碑》《敦煌录》《瓜沙史事系年》《董保德功德颂》均无“胡旋舞”一词。[26]275-329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第二部分，收集墓碑、邈真赞、别传及功德记等共计106件碑刻文书，除以上资料外还有：《莫高窟记》《曹夫人赞》《创建伽蓝功德记》《莫高窟再修功德记》《供养人题记》(三则)等，也均未出现“胡旋舞”之名。[27]53-279可以肯定，敦煌壁画中未留下唐人标注的原始的胡旋舞证据。 众所周知，敦煌壁画中的经变来源于变文。先有佛经，后有变文(说唱)，然后才有经变(壁画)。因此有可能在敦煌变文中找到胡旋舞的证据。然而，不论是传统的敦煌变文资料，如王重民《敦煌变文集》、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黄征《敦煌变文校注》，还是新近出版的资料，如《英藏敦煌文献》(主要为斯坦因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主要为伯希和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均未找到有关胡旋舞的线索。在一些著名的变文中也未查找到胡旋舞之名。这些变文是《太子成道经》、《太子成道变文》、《八相变》、《破魔变文》、《降魔变文》、《难陀出家缘起》、《祗园因由记》、《长兴四年中庆殿应圣节讲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讲经文》、《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变文》、《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等。在各种变文中，阿弥陀经变是敦煌壁画中出现胡旋舞的重要语境，初唐时期阿弥陀经变的洞窟就有莫205、220、321、329、334、335和341等7窟。[26]77巧合的是，敦煌变文中也有阿弥陀变文。这应该就是最有可能出现胡旋舞一词之处。遍览《佛说阿弥陀讲经文》各卷，未发现“胡旋舞”之词。而与壁画说法图中情景最相似的是下面一首咏化生童子歌[28]485-486： 化生童子佛宫生，便得真珠网里行， 耳边惟闻念三宝，时时更听树相撑。 化生童子上金桥，五色云擎宝座摇， 合掌惟称无量毒，八十一劫罪根消。 化生童子佛金床，天雨天花动地香， 更有诸方共献果，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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