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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3－00－03
人教版选修教科书《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的“戊戌变法”编写了4节，第一节介绍背景，第二节是维新运动，第三节百日维新，第4节戊戌政变。一位青年教师的公开课选择最后一节，用一课时。他制作的图像非常吸引学生的眼球，一架天平，底下分左右排放砝码，砝码都有个小人头，有姓名的人头像都是从教科书上摘下来的，左边的人头分别是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右边则是慈禧、荣禄、袁世凯、守旧大臣、读书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利用这个天平形象地解释戊戌变法的失败。天平的左盘代表革新势力，他陆续将“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放进左盘里，天平向左倾斜；教师解释，光绪是皇帝，有维新派的支持，主张变法，在百日维新前占了上风，因此有了103天的变法。然后又说变法触及了顽固守旧派的利益，慈禧在百日维新的第4天，就命光绪发表三条上谕：革除翁同龢的一切职务；授任二品大臣须到太后面前谢恩；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军，于是“慈禧”“荣禄”的砝码被放到右边天平上；说到袁世凯告密，右边天平上又多了“袁世凯”；再说裁撤冗员、澄清吏治，触及守旧大臣，“守旧大臣”登上右边盘子；改革科举得罪了读书人，“读书人”也站在守旧一边，至此，天平严重向右倾斜。最后教师分析根本原因，无非是教科书上的“老话”：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封建顽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局限性决定脱离人民、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等等。
我翻看了教科书，这一节第一目的标题是“新旧势力的交锋”。教师受此引导，想到用天平的方式展现新与旧的两军对垒。应该说，这个创意非常好，直观而又生动，但在解释过程中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在高中文科班教学中实不可取。维新变法过程中，新与旧的对垒也并非泾渭分明。温和、保守的改革派不容忽视，激进的维新派与顽固的守旧派都是少数。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使人们普遍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过去教科书只提早期维新派的影响，实际上很多传教士也在传播西方文明，提倡改革。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奕訢、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都看过，而且众口一词，大加赞赏，他们都和李提摩太有过交往。包括慈禧在内，她也不希望中国战败、割地、赔款。大清帝国衰败对慈禧有什么好处？据说，当光绪要变法革新时，慈禧说：“只要你保留祖宗牌位，不烧掉他们，只要你不剪掉辫子，我就不会干预。”[1](p.300)她接受的是不推翻基本制度、不触犯她的权威的改革。
慈禧之外的很多大臣也倾向变法。以张之洞、翁同龢为代表的保守的改革派，与顽固的保守势力有很大区别。过去我们将这批人归为顽固的保守势力，失之偏颇。他们也认识到中国不改革无以为继。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五知”的前两知是：知道落后于日本、土耳其、古巴的耻辱；知道越南、缅甸、朝鲜沦为殖民地的可怕。他说向外国人学习并不可耻，中国历史充满了制度性的变革，清代也不乏革新的先例，变革是不可抗拒的。他主张以复兴儒学为基础，使顽固派也无话可说。张之洞坚持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他们对改革的热情不亚于维新派。张之洞给强学会捐赠了5000两银子，绝不是为了虚名。李鸿章、翁同龢、文廷式、孙家鼐等很多官员也都支持强学会。这些支持不是假的，以他们的地位没必要作秀。这说明变法已成为当时的思想共识，上下思变。当然，怎样变、变什么？主张不同。翁同龢在1898年同时向光绪和慈禧呈交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他还极力怂恿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说康的才能强自己百倍。恭亲王奕訢以宫中成例不允许接见四品以下官员阻挠，这才有了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与大臣们在总理衙门的第一次对话，和此后光绪帝允许康随时上书，宫廷官员不得阻挠、延误的命令。
将保守的改革派推向改革对立面的恰恰是以康有为首的维新派。
康有为主张激进的变革。1898年1月24日的对话，翁同龢也在现场，尽管他极力举荐康有为，但他仍被康有为的激进观点所震惊，形容康“狂甚”。维新派宏大的改革计划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因此，到5月份他就改变了态度。当光绪帝让他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时，他说：“臣与康素不往来……此人居心叵测。”地方唯一支持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认为《孔子改制考》超出了对儒家的学术解释，含有危险和令人生厌的政治暗示[1](p.304)。在百日维新前，上层官僚中保守的改革派已经厌恶康有为了。
当变法法令发布后，反对者就不仅是保守的改革派了。废除八股文不仅遭到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同时也损害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人的前程。当时参加会试的举人就有近万名，而与梁启超一起主张废八股的只有百余人，几乎所有举人都与维新派不共戴天。那些生员得知自己学习的东西不是政府所需要的了，也发誓与康有为为敌。变法法令中裁撤冗员和不必要的机构，包括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东河河道总督、漕运屯卫和盐政使，以及湖北、广东、云南三个巡抚，设立12个新局；这些举措连比较开明的总理衙门也不以为然，所有现职官员更是人心惶惶，解职的威胁使这些官员坚决反对变法，因为他们除了当官无以为生。军事改革危及满族八旗和汉族绿营的特权。变法中还有改寺庙为学校的命令，这又激怒了僧侣。京城的僧人通过宫内太监影响慈禧，造谣说光绪已信奉西教。另外，除了皇帝以外，所有的改革者都是汉人也引起满族人的恐慌。变法法令中还有关于清整、美化北京的命令，比如正阳门外不许摆摊，一律迁到城墙根，结果百姓也不满，认为不方便。梁启超事后才明白：“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怒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2](p.186)总之，读书人、官僚、军官、僧侣和全体满族人都反对变法。百日维新遭到多方面的强烈反对，中央和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采取漠视和拖延办法应付，因为他们完全清楚，权力不在光绪帝手中。这样的结果是光绪帝和维新派都不曾预料到的。他们没有意识到，激进的改革实际上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一场战争。
变法的失败主要是维新派缺乏经验，没有战略眼光。1898年时，光绪帝只有18岁。此前他没有经过任何政治历练，始终在宫廷中生活。康有为40岁，梁启超25岁。他们都没有做过官，没有任何官场履历，更不用说执政经验了。因此，他们对现实政治没有太多的认识。他们急于求成，毫不考虑变法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冲击和影响。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皇帝支持，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改革应当是渐进的，尤其不能全面铺开。全面铺开不啻于孤立自己。而康有为始终坚持：“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不是一个政治家，不善于运用权势，而且过于自信。他制造的理论也有失检点。陈旭麓先生说：“维新派把从西方学来的种种东西全都挂到了孔子的名下。于是，孔子面目全非了。维新派们以为，这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但顽固派、洋务派最不能容忍的，恰恰是这种‘狂悖骇俗，心怀叵测’的‘野狐禅’。……颇有时誉的洋务领袖张之洞，则因维新派自改正朔，以孔子纪年而断然中止了同他们的一度合作，从此各奔东西。……他根本就不承认康有为那个孔子。”[2](p.190)翁同龢也是读了《孔子改制考》才幡然改变了对康有为的态度。
慈禧的权势当然也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1989年时，她执掌政权已经37年了，经验丰富而且地位牢固。缺乏政治经验的少数维新派岂能动摇她的势力？她虽然退居颐和园，但她在军机处的亲信向她报告所有决策，宫里的太监监视着光绪的一举一动。荣禄从辛酉政变以来就是慈禧的近身侍卫，他的军队驻扎在京畿，抵抗外国侵略者不中用，但对付改革派绰绰有余。没有军权的皇帝和几个理想化的改革者只能求助于袁世凯，但后者过于精明和见风使舵，他知道皇帝和太后争斗的结果，他的选择加速了变法的失败。
从百日维新后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新旧交错的时代影像。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同为光绪帝老师的礼部尚书孙家鼐主理京师大学堂。他曾名列强学会，但反对废除科举，又赞同学习西方。同样名列强学会的直隶总督王文韶，主张新学，变法时受命办理矿物铁矿路总局，变法失败他却升格为军机大臣。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又被重印，保守的、有限度的改革思想仍被宣扬。变法仍不是禁忌的词汇。
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慈禧太后能够容许温和的改革，但是她绝不具备领导任何改革的能力。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在文科班教学中，作为选修课的戊戌变法，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带领学生走进历史情景，感受复杂纷纭的历史场面，避免简单化的分析，从而使学生真正提高思维素质。
［收稿日期］201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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