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冲击与通货紧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份，零售物价出现连续27个月的负增长，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自1992年以来的第七个年头，与大量企业停工停产、下岗失业相伴随的通货紧缩现象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研究中国通货紧缩问题，离不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制度背景。仅仅在“供求关系”和短期政策上做文章，很难从根本上把握当前通货紧缩的特性。
一、制度冲击与通货紧缩的机理分析
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而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又是国民经济实际供求关系失衡的反映。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制度作为既定条件，居民消费倾向比较稳定，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易于预见，利率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比较高，所以，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往往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中国处在转型时期，居民消费倾向很不稳定，对未来的预期受制度冲击较大，国有企业比重较大，投资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受财政政策所左右，预算软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内广泛存在，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对民间投资的作用非常有限。另外，实物资产的证券化和国民收入的货币化进程吸纳了大量居民储蓄，削减了货币政策的效果。鉴于上述考虑，本文认为，研究中国的通货紧缩离不开制度变迁的大背景。
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使中国的企业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类型：一类是实现了市场化、产权明晰的非国有企业；另一类属于产权不明晰的国有企业。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计划经济受到压制的价格逐渐得到释放，价格水平逐步上升。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企业的目的就是在生产要素给定的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两种体制在分配制度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非国有企业的就业和工资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确定，因此，不存在隐性失业，其要素收入由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国有企业虽然在产出方面按照利润最大化规则，但工资由国家计划决定，虽然隐性失业者的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但是他们参与收入分配，结果，每个劳动力应该得到的实际工资低于有效供给的边际生产力。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想保证充分就业又不侵害资本权益，就只有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使隐性失业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有效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然而，由于国有企业职工一直存在体制优越感，尽管效率不如非国有体制高，但收入分配却力求向市场看齐。正因为此，国有体制内一直存在减税让利、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软约束机制，而产权不明晰的体制恰好给予这种分配机制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样，隐性失业者的工资，或者来自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的减少，或者来自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果隐性失业的工资来自资本权益，长此已往，必然造成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资本积累减缓，负债率上升，竞争力下降，直至亏损。如果隐性失业工资来自国家减税，在政府支出旺盛的条件下，会造成财政赤字。由于国有企业的传统融资方式是财政拨款，国有企业要发展并在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力，就必须保持硬约束条件下的资本税后收益全部用于投资，这样，弥补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的途径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发行国债进行赤字融资，另一个是通过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弥补企业亏损，这是1994年以前政府经常使用的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也是国有企业能够维持的很重要条件。
1994年以后，为了将银行推向市场，甩掉财政包袱，国家进行了由财政拨款向银行贷款过渡的改革举措（拨改贷），取消了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消除了引致通货膨胀的隐患。在财政方面，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基于当时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分税制税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投资课以重税，抑制投资过热现象。1996年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没有及时调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税制刚性使企业不堪重负，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全行业亏损。
在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压力下，政府面临三种选择：一种是象对待国有银行一样，国家注入大量资本金弥补企业亏损，或者国家注资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改革的成本完全由国家承担。这一方案延续了旧体制，可以延缓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但效率问题无法解决，最终还面临生存危机；另一种是在保证就业政策不变的基础上，普遍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等成本，这样虽然降低了工资总收入，但保持了收入分配结构的稳定，保证了社会公平，让所有的国有体制内的职工共同承担成本，但这种机制会挫伤职工尤其是高素质职工的积极性，在两种体制同时运转的情况下，难免使大量的国有企业高级人才流向非国有企业，长此已往，国有企业生存也难以保障。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选择，打破“铁饭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迫于压力，中央开始大规模实施“减员增效”、职工下岗等市场化改革措施。国有企业“减员增效”致使隐性失业走向显性化，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状况有所缓解，社会总需求由过旺转化为不足。
大量的富余人员下岗失业，虽然最具有市场化取向，强化了约束机制，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但下岗人员承担了过多的改革成本，他们的收入下降幅度巨大。这一方案使整个宏观消费水平明显降低了。自1996年以来，在减员增效的口号下，未获再就业的城镇下岗职工一下子增加到1998年的810万人，1999年的1200万， 大大超过了登记失业人数661万人，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失业定义，1998 年中国城镇失业率已达到8%。农村问题更加严重，农村剩余劳动力1.3亿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率是20.8%。这些人的消费能力极低，是通货紧缩最主要的制度原因。
国有企业冗员的下岗失业，不仅降低了消费水平，而且长远地影响着消费的倾向。就业制度改革以前，人们把能够在国有企业找到一份工作看成是一生中最大的幸运，而且是一次定终身。现在“铁饭碗”的梦幻破灭了，产生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下岗职工一夜间失去了大部分生活来源。再加上医疗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改革措施和信号出台，虽然没有对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但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增加了储蓄倾向，减少了消费倾向，推动了通货紧缩的形成。
二、通货紧缩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的挑战
通货紧缩对消费产生两种效应即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低廉的价格意味着公众实际收入的提高，意味着社会购买力的提高，所以消费者将增加现时消费。替代效应是指由于各类商品价格下降，消费者可能因为预期价格进一步下跌而推迟消费。从宏观经济效果看，两者相互抵销后对消费的影响不大。在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各类水平的价格下降幅度是不平衡的。1998年在14大类商品中，食品类、家用电器类、首饰类、燃料类、建筑装璜材料类和机电产品类6 类商品价格下降的比较严重，分别达到3.2%，6.1%，9.1%，3.9%，2.9%，7.7%。价格升幅较大的是中、西药品类和书、报杂志类。其它商品类的价格指数低幅振荡，基本不超过一个百分点，这种价格的变化趋势说明了人们对于衣食住行的需求在萎缩，人们自身健康和文化消费日益扩张。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者的损失往往超过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产品价格太低，而成本没有同步下降，公司就要亏损，削减投资，增加失业或者企业倒闭，甚至因此影响到社会与政治的稳定。
当然，当前出现的通货紧缩也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通货紧缩强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清理市场过剩生产能力，迫使高消耗、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或者进行结构调整，引导投资方向。
通货紧缩对货币政策也提出了挑战。在宏观经济学中，由于通常人们把利率调整仅仅当作影响投资、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短期货币政策，所以，往往把价格水平作为既定条件，不存在价格变化预期，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调整是统一的，通常所谓利率变化是指名义利率的变化。但是，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中，持续的通货紧缩使上述条件已不复存在。由于中国存在持续的价格下降，居民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已经形成。在存在通货紧缩预期的情况下，影响储蓄和投资的不是名义利率，而是实际利率。1996年5月以来，虽然，名义贷款利率一降再降， 但由于通货紧缩的加剧，实际贷款利率却稳定在高水平（表1）。 存款利率经过1998年低和1999年6月的两次降息后，实际存款利率开始回落， 但至今还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日益增加的实际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对经济产生了紧缩效应。如果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就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现实。
表1 近年来中国利率变动趋势
年月日 零售物 名义贷 名义存 实际贷 实际存
价指数 款利率 款利率 款利率 款利率
1996.5.1
6.5
10.989.184.482.68
1996.8.23 5.8
10.087.474.281.67
1997.10.23 1.58.645.677.144.17
1998.3.25 -0.27.925.228.125.42
1998.7.1 -3.26.934.77
10.137.97
1998.12.7 -2.86.393.789.196.58
1999.6.10 -3.45.852.259.255.6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月度报告
这就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数量和利率目标的有效性明显减弱。通货紧缩抑制了信贷需求，在公司无利可图而拒绝增加投资的情况下，不管利率水平多少，民间投资不能增加；消费者面临收入停滞甚至下降，拒绝借款。通货紧缩和坚挺的汇率相互加强，致使经济难以摆脱徘徊局面。
通货紧缩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相互强化，也同时削减了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它是在西方社会经济条件下发展并加以完善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消费者具有稳定而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居民消费倾向比较稳定。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当中，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且很不稳定（ 见表2）。我们用零售物价指数对居民的名义收入和消费进行折算后发现，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2年0.84稳步下降到1998年的0.73，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2年的0.825下降到1998年0.798；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1993年～1996年间基本稳定在69%和81%之间，从1996年开始大幅度下降，从1996的72%下降到1997年的21%和1998年12%。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不稳定，在波动中下降。从1995年的0.98，下降到1996年的56%，1997年的83%和1998年的64%。居民消费弹性下降的趋势与边际消费倾向大体一致。居民消费倾向的急剧下降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发生动摇，财政支出乘数效应微乎其微。
表2 居民消费倾向和弹性的变化
年份 平均实际消费倾向 边际实际消费倾向 消费对收入的弹性
农村城镇 农村城镇 农村城镇
1992
0.84057 0.82489
1993
0.83512 0.81896
0.69372 0.77103
0.83067 0.941466
1994
0.83276 0.81555
0.80620 0.78577
0.96810 0.963484
1995
0.83055 0.82595
0.81289 0.98088
0.97874 1.187576
1996
0.81619 0.80999
0.72096 0.56400
0.88332 0.6963141997
0.77371 0.81112
0.21913 0.83062
0.28322 1.024042
1998
0.73558 0.79843
0.12058 0.63863
0.16393 0.79985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7，中国统计摘要，1998。
三、结论与政策选择
通货紧缩是对改革开放20年来长期通货膨胀的回调，是消除隐性失业、硬化预算约束的反映，是削减集团消费、国外需求减弱的反映，是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反映。总之，它既是改革的成果，也是改革的代价，是改革成本的积累和一次性总支付。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对此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思想准备。鉴于目前通货紧缩形成原因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面对通货紧缩必须采用全方位的措施。（1 ）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制度改革和创新提供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2 ）完善消费信贷以启动消费。有了好的消费信贷政策，消费者自然根据自己的收入和需求以及外部经济环境作出的合乎理性的消费行为。（3 ）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降低税率、加强税收征管，实行税费并轨，实行收入实名制，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同时杜绝乱收费。（4 ）实施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扩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内资和外国直接投资。（5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严厉打击政府的腐败现象，清理非法所得。当前面临的主要改革包括投融资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体制。在融资体制方面主要鼓励民营银行发展，形成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机制。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主要解决好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确保下岗职工生活费的足额发放，对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足额发放，加强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金的监管。（6 ）在大量公有住房等国有资产的货币化过程中允许中央财政向银行进行适度透支，以配合住房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在住房制度改革方面，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实行一贯政策，过去的住房改革政策保护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对现在还没有住房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利益有较大的冲击，所以，下一步住房改革政策必须对现在还没有住房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特别是有多年工龄的职工，制定适当的政策，对他们的利益进行补偿，继续实行优惠的住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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