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郑是经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3)03-0074-06
王肃字子雍，东海郯县人（今山东郯城县）。三国时期魏末最重要的经学家。在经学史上，王肃经学被称为“王学”，以与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经学相对抗而闻名。因王肃与篡魏的司马氏有姻亲关系，并借助这种关系使其学在魏晋之际立为官学，历来学界对王肃反郑颇有微词，清代学者皮锡瑞直斥王肃“为经学之大蠹”（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9页。）。但是，倘若抛开政争和学派成见，将视角聚焦于经学的学术发展史，则可以看出，王肃反郑代表了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而王肃反郑，与其师承荆州学派有直接的关系。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曰：“肃字子雍。年十八，从宋忠读《大玄》（笔者按：宋忠即宋衷），而更为之解。”宋衷是荆州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注：有关荆州学派的研究，参见王晓毅所著《王弼评传》中的“荆州学派”一节，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183页。）王肃是荆州学派的嫡传弟子当无疑问。在经学发展史上，荆州学派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经学过渡的重要链环；在经学学派相争史上，荆州学派是郑玄学派与王肃学派的中间环节。从史料记载来看，王肃之所以反郑与他是荆州学派的嫡传弟子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李譔，字钦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延熙元年，后主立太子，以譔为庶子……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三国志·蜀书，李譔传》）
王肃与李譔虽然分处魏国与蜀国，从未谋面，却因师出同门，而在学术思想上均表现出倾向贾、马，反对郑学的倾向，荆州学派中的王粲亦问难郑玄所注《尚书》，可见，以宋衷为代表的荆州学派反郑，是王肃反郑学术思想的直接渊源。
笔者以为，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欲将这个问题澄清，有必要先将经今古文之争的问题澄清。
学术界历来总把目光集中在经今古文的相异之处，结果造成了对郑玄经学定位的纷乱不一，如果说郑玄是古文学家，则难以解释他与今文经学及谶纬的暖昧关系，而对王肃经学的定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说王肃反郑是为了维护古文家法，则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早就指出，王肃之学兼通今古文，在驳郑时，或用今文，或用古文，而且从王肃的家学渊源来看，其父王朗师从杨赐，杨氏世传的欧阳《尚书》为今文，洪亮吉的《传经表》将王肃列为伏生的第十七传弟子，那么王肃反郑乃出于维护古文家法之说如何能成立呢？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经今古文相异之处转移到它们的相同之处，许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经今古文在两汉时期四次论战的情况。
经今古文的第一次争论是在西汉哀帝建平时，刘歆和太常博士就是否将《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发生激烈的争执。刘歆认为古文经可对今文经起添缺补残的作用，而太常博士孔光、龚胜、师丹、公孙禄等人则认为今文经很完备，古文经不可靠。由此次争论可以看出，古文经与今文经在思想内容上不仅不对立，而且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否则刘歆不会认为古文经有添缺补残之用，今文经也不会仅仅怀疑古文经的可信性，而会直斥古文经是离经叛道。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建武时。韩歆上疏，建议将费氏《易》、左氏《春秋》立为官学，范升持反对意见。《史记》多引左氏《春秋》，范升批评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并指出左氏错谬之处十四条，以及不可采纳之处等三十一条。此次争论，今文学派已将驳难的深度推进，不再纠缠于古文经的可靠性，而是从其内容与统治思想有悖逆之处下手，但显然说服力不够，引起了古文学家陈元等人的驳难，双方在朝堂之上喧哗不已。
第三次是章帝建初元年，贾逵、李育之间的争论。贾逵论证《左传》优于《公羊》、《榖梁》，李育则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并在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会议上，以《公羊》义难贾逵。
第四次是在东汉桓灵年间，郑玄与何休的论战，郑玄兼顾今古文，扬《左传》、《榖梁》、抑《公羊》。
从这四次论战中，可以看出，双方的立论从根本上说并不对立，都是为了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而且从皇帝的态度也可反观出，古文经学照样符合他们的统治需要，所以，他们并不排斥古文经，只是为了平衡双方的争执而扬此抑彼罢了。所以，经今古文之争更多的是因为双方解释的角度不同，而且彼此都有漏洞可供对方攻击，郑玄就是操《公羊》之矛，攻《公羊》之盾，打败了何休。范宁曾对《春秋》三传作过如下评价：
《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残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榖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窥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榖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十三经注疏》下册《春秋谷梁传注疏序》。）
可见，《春秋》三《传》各有与儒家纲常伦理相抵牾之处。所以，在这种各自有把柄被对方攥住的情况下，双方的争论将永无结果，结束争论的唯一途径就是兼采二说，在不同的问题上，或取此，或从彼，谁优择谁，而不分今文或古文。实际情况的发展也正是如此，随着辩难的深入，双方的学者都必须熟悉对方之学，方能在争论中击中其要害。到了东汉末年，学者们兼习今古文已成为非常普遍的情况，为经今古文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最终孕育出了一代宗师郑康成。郑玄注《易》用费氏古文；注《尚书》兼采今古文；笺《诗》以《毛诗》为主而兼采鲁、齐、韩三家《诗》说；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注《论语》以《鲁论》为基础，参考《齐论》、《古论》；注《孝经》则多从今文说。范晔评论郑玄是“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论》）所以，郑玄经学的出现是经今古文之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上，王肃继承了郑玄的治学思路，其所注群经均是兼采今古文。据台湾学者李振兴所著《王肃之经学》中对王学的探源，王肃的《周易注》兼采孟喜、京房、费直、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尚书注》兼采伏生、司马迁、马融、郑玄；《诗注》兼采齐、鲁、韩、毛、马融、扬雄等。在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第二卷中，提出“王学”在经学史上，是“通学”的一种形态；（注：庞朴主编：《中国儒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二卷，第80页。）章权才在《论两汉经学的流变》一文中提出了“综合学派”的说法。（注：章权才：《论两汉经学的流变》，《学术研究》1984年第2期。）笔者以为，将“郑学”和“王学”看作是融合了经今古文的“通学”或“综合学派”比之将其归为古文经学更为恰当。皮锡瑞批评王肃“（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5页。）皮氏是站在清代今文经学家的立场上作此评论的。而事实上，东汉末年，经今古文的融合是经学自身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郑学”和“王学”都是这一趋势发展的结果。从王肃注经兼采今古文的情况来看，荆州学派之改定五经章句，必不会是重新使经今古文泾渭分明，而更可能是融合了经今古文后的改定，其反对郑学，是对郑学的“通学”有不满意处而致。事实上，郑玄融合经今古文，确实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可以说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其一，谶纬的问题。学术界通常有一种观点，认为古文学家是反谶纬的，但是从史料记载来看，情况却并非如此。刘歆堪称是古文学家的鼻祖，却因相信“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语（《后汉书·窦融传》），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秀”，希冀能应符命；贾逵为了提高《左传》的地位，不惜附会图谶，强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后汉书·贾逵传》）马融曾“集诸生考论图纬”（《后汉书·郑玄传》）。由此观之，将是否反谶纬作为划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界限并不严格，今文学家和谶纬关系密切，古文学家亦与谶纬有暖昧不明之联系，因此，在对待谶纬的问题上，不是以今文、古文为两大阵营，而是以倾向理性主义者为一派，以倾向神秘主义者为另一派，反谶纬的代表人物有尹敏、桓谭、张衡、荀爽等人，“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以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后汉书·方术列传》）：周予同在其论著中引用阮元的《七纬叙》，阮氏据汉人碑碣列举了精通谶纬者：“姚浚尤明图纬秘奥，姜肱兼明星纬，郭泰探综图纬，李休又精群纬，袁良亲执经纬，杨震明河洛纬度，祝睦该洞七典，唐扶综纬河洛，刘熊敦五经之纬图，杨奢穷七衜之奥曹全甄极毖纬，蔡湛少耽七典，武梁兼通河洛，张表该览群纬，丁鲂兼穷秘纬，李翊通经综纬。”“大有不治纬即不能通经之概”。（注：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因为汉代学者治经与用谶纬或反谶纬的斗争纠缠掺杂，所以当经今古文走向融合的时候，如何对待谶纬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郑玄的态度是保留之，他在注经中多以谶纬为据，并且为纬书《尚书中侯》作注。
荆州学派是否反谶纬并无明确的资料，陆绩在《述玄》中批评宋衷所注《太玄》是“失其旨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全三国文》卷六十八陆绩《述玄》）由此可以推知，宋衷之学不重象数重义理，则其更可能对谶纬是持反对态度的，而这一点，在王肃经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试以“五帝非天”之例加以说明。
郑玄注《礼记·大传》曰：“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十三经注疏》下册《礼记正义·大传疏》）
王肃驳曰：“案《易》，帝出乎震，震东方，生万物之初；故《王制》定制之。以木德王天下，非谓木德之所生也。五帝皆黄帝之子孙，各改号代变而以五行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郑以五帝为灵威仰之属，非也。”（《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二册王肃《圣证论》）
郑玄所注本之纬书：
《春秋纬·元命苞》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苍帝之子。（《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二册宋均注：《春秋纬元命苞》）
王肃坚决反对谶纬，故力驳郑注。
《孔子家语·五帝第二十四》中云：“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
王肃注曰：“五帝，五行之神，佐生物者，而谶纬皆为之名字，亦为妖怪妄言。”（注：张涛：《孔子家语注释》卷六《五帝解第二十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注释(2)。）
郑王二人对谶纬截然对立的态度，可从两个层面来解释：
一方面，从学术思想的传承来看，终东汉一朝，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始终存在倾向神秘主义的以谶纬治经的派别，与倾向理性主义的反谶纬派别之间的斗争。郑玄注经采用谶纬，是继承了前者的思想观念，而荆州学派和王肃则是继承了后者的思想传统。
另一方面，汉魏之际的时代背景是摈除谶纬的现实层面的推动力。汉末建安的社会大动荡，用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人们，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毫无意义，袁术以自己的名字应“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后汉书·袁术传》），迫不及待地称帝，结果却迅速败亡。在汉魏禅代中，尽管谶纬被大量地利用，但曹操公然宣称“性不信天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以及曹魏政权“科禁内学”（《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的举措，都反映了其实际上反谶纬的态度。汉魏之际是一个理性主义思潮为主流的时代，荆州学派和王肃之反谶纬，毫无疑问是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
另外，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不仅是以神意来论证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还包括紧紧依附王权、因之各谶纬关系密切的今文经学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穷途末路。因此，荆州学派和王肃在反谶纬的同时，是以古方经为主，兼采今文经。
综上所述，郑玄注经掺杂谶纬的内容，使其融合经今古文之后的新经学，即“通学”呈现芜杂的面貌，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它们最初出现的时候，都和谶纬没有关系，谶纬之窜入经学，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注：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页。）因此，将谶纬从经学中清除出去，有利于经今古文更好地融合，正是站在这一角度，我们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其二，烦琐的问题。郑玄出入今古两家，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将经今古文融为一体，相对于汉学“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郑玄传论》）的情况而言，郑学是极大地被简化了的学术体系，但郑学却仍然存在烦琐的问题：第一，郑玄注经引入了谶纬，神秘妖妄之说充斥其学，使之不可能摆脱烦琐的影子；第二，郑玄注《易》，沿用的是汉代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卦变、互体兼采，而王肃则采用费氏古文易学重义理的方法，以传解经，扫落爻辰、卦变、互体，两者相较，郑注自然烦琐；第三，郑玄过于热衷辞训，“通人颇讥其繁”（《后汉书·郑玄传论》），而王肃注经简洁明了，此风格贯注于其所有的经注当中，为后世学界所公认。事实上，王肃简洁的注经风格是继承了荆州学派的学风，“删铲浮辞，芟除繁重。”（《全后汉文》卷九十一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今文经学的章句固然有烦琐之弊，古文经学的训诂亦不免琐屑之病，在融合经今古文的过程中，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存在着反烦琐的问题，郑玄并未很好地解决之，也正是站在这一角度，我们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总之，郑学、荆州学派、王学都是融合了经今古文的新经学。郑学虽然是这一新经学的巨擘，但其学当中谶纬入经和解经繁琐的问题，使后起的荆州学派和王学起而攻之，所以，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可以说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