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尔奇安“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的谬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谬误论文,不确定性论文,阿尔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6 F069.9 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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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1947年,莱斯特(Lester)发表《边际主义、最低工资与劳动市场》一文。莱斯特在文中提出,边际生产力理论立足于错误的利润极大化假设,是错误的。这引发了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不现实的危机。为给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提供辩护,阿尔奇安(Alchian,1950)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一文,他引入了以不确定性为起点的演化分析范式(也称生存能力分析范式),并基于经济演化分析宣称,即使新古典理论的“利润最大化”假设是错误的,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基于竞争的选择)也会保证它所预测的产业行为趋势的发生,因此新古典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这样,该文就挑起了经济学界关于假设现实性与理论可接受性之关系的大讨论,吸引了恩科(Enke,1951)、弗里德曼(Friedman,1953)、戈登(Gordon,1955)、库普曼斯(Koopmans,1957)、贝克尔(Becker,1962)、内格尔(Nagel,1963)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参与。
经济学方法论的大讨论持续约十年即渐趋沉寂,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经济学界好像是接受了阿尔奇安与弗里德曼的观点(Hodgson,1999),这两位学者的观点还经由张五常(Cheung,1983)无比推崇地介绍为我国经济学界所熟知。但事实上,阿尔奇安、弗里德曼、张五常等的观点也不尽正确,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与此相类似的错误在认知科学与逻辑学上早已得到澄清,但相关观点长久以来却不为经济学界所知晓。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科学即已明确地说明,“观察中渗透着理论”(Hanson,1958),这意味着虽然按照哥德尔不可能定理,理论不过是一种“自说自话”,难以避免自言悖论,但如果我们不能容忍理论预测与现实观察的反悖,我们也应该不能容忍假设不现实的反悖,因为假设不现实的反悖同样意味着,我们在理论指引下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在理论中表述出来。具体来说,按照汉森的观点,企业家并不是按利润最大化理性行事的这一现象,也是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观察到的,这一观察与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的不相容即显示出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存在着可能是不可容忍的反悖。
在逻辑学上,内格尔(Nagel,1963)在《经济理论中的假设》一文中应用亨佩尔(Hempel,1943)的观点给阿尔奇安和弗里德曼的“假设的现实性不重要”的观点做辩护时说,若A意味着B,说“非A”意味着“非B”则是犯了否定前提的错误。①但根据布兰克(Black,1966)、科恩(Cohen,1977)等的研究,如果适度限定“非A”的范围,“若A意味着B,说‘非A’意味着‘非B’”即可能是非悖的。②这就是说,“若A意味着B,说‘非A’意味着‘非B’”仅仅只是可能会犯否定前提的错误而不是一定犯了否定前提的错误。这样看来,内格尔提供的支撑“假设的现实性不重要”的逻辑证据也不充分。
但本文并不试图讨论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③本文所关注的是阿尔奇安对人类惯例化行为特征的解释逻辑。事实上,阿尔奇安这篇论文的另一项重大意义为其所挑起的经济学方法论大讨论掩盖住了。在阿尔奇安之前,包括经济学者在内的社会科学学者都仅仅是假设了人类具有惯例化的行为倾向,“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则是第一篇试图解释这种倾向的理论文献④,其所给出的解释也因此先行占据了广大学者对制度、习俗、文化等惯例的理解。不仅如此,这篇论文的解释逻辑还主导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惯例化行为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因此,如果该文对人类惯例化行为特征的论证存在着重大的谬误,那将把我们对于惯例行为的理解与经济演化的研究引向歧途。
不幸的是,该文对人类惯例化行为特征的论证的确存在着重大的谬误——阿尔奇安“假设的现实性不重要”的观点是基于对人类惯例化行为的解释得出的,“假设的现实性不重要”观点之不当即意味着其对人类惯例化行为的解释中极有可能存在着谬误。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知晓该文可能是谬误的乃至是谬误的这一点上。首先,认识科学与逻辑学的分析是有限的,仅能表明这篇论文可能存在着谬误而不能确证其存在谬误,我们需要通过对该文论证逻辑的分析进一步确证其谬误性。其次,对于经济学者而言,基于认知科学与逻辑学的分析可能过于抽象而难于接受,我们需要详细地剖析其文中谬误之所在才可能使学者理解从而接受这篇经典论文的谬误性。最后,一篇论文中存在谬误并不意味着整篇文章全无价值。阿尔奇安的论文做出了解释人类惯例化行为倾向的首次尝试,并且将这一尝试建基在不确定性下的生存能力分析之上,开创了经济分析的新范式,这是其文中所存在的谬误所不能掩盖的重大理论贡献。这一情形就如同一次旅行一样,阿尔奇安找到了旅行的方向,但却驶上了该方向上的一条错误道路。当我们知道道路走错了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转向另一个方向,而是回退到一个适当的歧路点,继续沿这一大方向前行。而深入地审视该文,识别出其谬误的具体所在,将有助于我们确定出适当的回退点,并从而使我们能够在经济演化分析范式下深入地理解以人类的惯例化行为为主导的经济变迁过程(North,2005)。
下文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个部分厘清阿尔奇安论文的基本逻辑。第二个部分分析阿尔奇安论文中的三大谬误:以低风险模型替代不确定性模型的谬误、惯例有价值的蒙特卡洛谬误以及假设非一贯性的谬误。最后一个部分循着在分析这些谬误的过程中逐步明晰起来的思路,提出理解不确定性下惯例显性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可能路径。
二、阿尔奇安论文的基本逻辑
阿尔奇安认为,经济行为是在“普遍不确定性”下由“不完备信息的个人”作出的(S3,下文如不明确标注,所引均出自Alchian(1950)一文,S后所注数字表示该文的段落号)。他援引庭特纳的表述说,不确定性至少来自两个方面:预期的不完全,以及即使最优可以定义,人们仍旧无法处理多变量的复杂问题。阿尔奇安由此进一步提出,当我们在不确定性中作出种种行为时,行为的结果——生存——就将与行为的动机(如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关,而机会或运气却是一个重要因素。
为说明这一点,阿尔奇安构建了一个旅行者模型。他假设有成千上万的旅行者从芝加哥出发,完全随机地和毫无预知地选择具体的道路;这些道路中只有一条路上有加油站,而只有走上这条路的旅行者们才能继续他们的旅行,走上其他道路的旅行者将因燃油耗尽而不能到达终点。阿尔奇安说,在这个游戏中,只有那些幸运的旅行者才能成功,因为如果加油站被移到另一条路上,成功的将是另一些旅行者。
阿尔奇安接着论证说,即使在不确定性之下,机会或运气也不会消除个体获得连续成功的那种可能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仍旧可观察到“合适”的策略(在旅行者模型中,策略是指导旅行者选择道路的规则,选择不同道路的旅行者,其指导策略一定是不同的)。阿尔奇安的“合适”的策略满足这样的条件,持有该策略的个人,闯过了时间轴上不确定性的层层筛选而生存了下来。阿尔奇安说,虽然策略并不是导致其成功的因素,但“经济学家”可以将其在理论上作为导致其成功的因素。
为了说明“合适”策略常常是可以观察到的,阿尔奇安引用了法国数学家波力耳的机遇模型。这个模型说,“假定两百万个巴黎人被两两配成一组参加掷硬币的游戏,每对玩家一直都掷到和第一次投掷获胜相同个人时才停止游戏。假设每一组参赛者每天8小时一直都在掷,每秒掷一次,10年后,将平均仍有大约100组左右仍旧在玩此游戏;如果这些参赛者的后代继续玩这个游戏,1000年后,将仍有几十组在玩。”⑤
阿尔奇安由此继续论证道,固有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妨碍了对最优获利行动的实现,其结果是种种行为模式取代了最优均衡状态成为行为的指导,其中,模仿就是一种不确定性下的有意识的适应性行为。阿尔奇安所说的模仿是指对那些可以观察到的闯过了时间轴上不确定性的层层筛选而生存了下来“合适”策略(或“合适”策略的共同特征)的摹写。阿尔奇安说,“因为‘胜者为王’,所以虽是仓促草草模仿行为那也是有价值的”(S25)。这里所说的摹写的对象——“合适”策略(或“合适”策略的共同特征),也被后来的学者称为惯例。这样,阿尔奇安就完成了从不确定性到个体模仿行为的逻辑推演。
三、阿尔奇安推理中的三大谬误
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可能是出于那种凯恩斯所说的“理论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Keynes,1936)[Preface]直觉,忽视了对阿尔奇安这一篇论文中逻辑严密性的审视。的确,阿尔奇安的论证逻辑是清晰的、简明的,并且还举列了生动的例子去佐证相关观点,逻辑上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稍作细究即可发现,阿尔奇安的推理中至少存在以下三大谬误。
(一)以低风险模型替代不确定性模型而产生的谬误
阿尔奇安的旅行者模型的确是一个不确定性模型,但他在说明“合适”策略的可观察到性时所使用的波力耳机遇模型却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模型,它仅仅是一个风险模型,并且还是一个高生存率的低风险模型。虽然在众多经济学者看来,风险内在地是一种不确定性(Mises,1949;Hirshleifer and Riley,1992),但奈特早已指出,风险是一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Knight,1921,p.20),或者说只是一种低阶的不确定性。⑥不确定性包括风险,但在分析中主要指除风险之外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至少意味着,我们并不知道在下一轮的选择中,群体中的个体以多大的概率生存。这个概率或者大,或者非常小,更为一般的是有时大有时小,但绝对不会是一个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无限接近于1的数。
波力耳机遇模型应该是一个相当生僻的概率模型,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询问了众多数学学者均没有找到这个模型的原文,这表明阿尔奇安可能是为了达到说明其观点的目的而精心地选择了一个特例。阿尔奇安对这个模型的表述又过于简略,存在歧义,这让我们无法准确地计算模型中每一次配对时不挤出参赛者的概率。但显然,这个游戏能持续如此之久,甚至如阿尔奇安所说,在只剩下100对参赛者时,还能玩100亿局以上(即原文中的持续1000年以上)而不全军覆没,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游戏每一次配对时挤出参赛者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或者更严密地说,至少在参赛者数量在0~100的一个小的区间上,游戏每一次配对时不挤出参赛者的概率无限接近于1。显然,现实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并不总是如此友善,因为它的确带给了我们强烈的生存危机感。
在文中的另一处,阿尔奇安还举列了一个赌马者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生存的概率可以用参数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说生存的概率可以不无限接近于1。那么,这个更具一般性的例子会得出什么结论呢。阿尔奇安提出说,在足够多的赌马者严格随机下注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还是会八场连赢(S17)。但阿尔奇安可能会羞于提及这个八场连赢的概率,他也的确没有提及这个概率的大小。若假设每个赌客在每局中赢的概率为0.5,也就是说每局淘汰一半的赌客,那么,他八场连赢的概率将只有0.00390625,不到千分之四。30场连赢的概率是多少呢?是,不到十亿分之一。这样,即使全球的人都去赌马,我们也很难大量观察到30场连赢的赌客。而对于企业频繁的决策而言,区区30场根本不值一提。进一步地,假设这是一个在输赢的概率上不相等的赌局,赌赢的概率为0.8,那么,他30场连赢的概率也只比千分之一稍高点,而他100场连赢的概率则只比百亿分之二稍高点。如果赢的概率高达0.99,也即每局只淘汰百分之一的赌客,虽然他100场连赢的概率可以达到0.366,但他1000场连赢的概率也只约为十万分之四,2000场连赢的概率则只约为十亿分之二。可见,即使满足阿尔奇安的“足够多的赌马者”这一条件,即使环境的选择对我们相当的友善(但不是绝对的友善),我们也很难大量观察到那种闯过不确定性在时间轴上所设的层层关卡而存续下来的,能被阿尔奇安称为“合适”的策略。
上述分析表明,当存在不确定性时,我们并不一定能显著地(大量地)观察到“合适”的策略(当然更不可能观察到这些“合适”策略的共同特征)。显著地观察到“合适”的策略的确与群体的规模相关,但一个大的群体规模对使我们显著观察到“合适”的策略而言却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更谈不上是重要的。显著地观察到“合适”策略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环境选择的友善性。只有当环境挤出群体中的个体的概率无限地接近于0,我们才能显著地观察到“合适”的策略。这等价于说,只有在确定性下,我们才能显著地观察到“合适”的策略。
阿尔奇安说,“连续的成功不能被看成是反驳纯粹机遇的证据”(S15)。这的确不能算错误,但在全球经济中(意指经济参与者的数量)相当多的连续地成功的确是反驳纯粹机遇的证据。这意味着,在这一情境中不会出现可以被阿尔奇安称为惯例(即“合适”策略)的东西。如果经济世界的确是由不确定性主导的——这一点看来是很难反驳的,那么,阿尔奇安对现实经济中人们所称谓的“惯例”的那种事物的理解,以及对其在应对不确定性中的作用机制的认识就一定是不恰当的。
阿尔奇安还说,“个体行为的巨大差异进而使得相应的加总行为集中将包含最佳行为策略”(S17)。对于一轮具体的选择而言,这显然是正确的,但若将“最佳”这个词扩展到期间上,则是错误的。古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万物流变,无物长住(驻)”,在不确定性下,由特定策略支配着行动的经济行为者面对着时刻变化的环境,他的策略不可能在所有这些环境下均能获得正的收益,更谈不上在所有这些环境下均是最佳的。
(二)惯例有价值的蒙特卡洛谬误
由于错误地将波力耳机遇模型这一低风险模型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模型,阿尔奇安虚幻地认为,在现实经济中,我们可以大量地观察到“合适”的策略。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错误地提出,决策者将会迷幻地认为这种“合适”的策略在应对下一轮不确定性的关卡时具有更高的价值,并从而去模仿它(S25)。用概率论的术语来说,也就是阿尔奇安认为决策者会深深地陷入一种与蒙特卡洛谬误相类似(但并不相同)的错误中不能自拔。
蒙特卡洛谬误也称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指那种认为随机序列中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之前发生事件有关的错误信念(Colman,2001)。蒙特卡洛谬误可以用下述重复抛硬币的例子来说明。对一枚公平的硬币,这意味着抛出硬币后,正面朝上的概率是0.5,反面朝上的概率也是0.5,现在假设,我们已经连续四次抛得了正面,那么,下一次抛币得到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呢?犯蒙特卡洛谬误的人会推理认为,由于输或赢的概率要等于0.5,而前面已经连续四次抛得了正面,因此下一次再抛得正面的概率应该大于0.5。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由于每一次抛币是独立于其他各次的,下一次再抛得正面的概率仍为0.5。特沃斯基和卡纳曼(Tversky and Kahneman,1971)认为,赌徒的这种谬误是源自于将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误解为在小样本中也同样成立,他们将产生这种谬误的机制称为认知心理学的“小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
回到企业决策的问题。如果存在不确定性,哪怕是一个低阶的风险序列,环境的选择在时间序列上就是相互独立的,这意味着在闯新一轮的不确定性关卡时,一个已经闯过了层层关卡的策略并不会比另一个策略有更大的可能闯过去。因此,即使我们可以显著地观察到“合适”的策略,当我们面临着新一轮的不确定性的选择时,模仿一个“合适”的策略与随意持有一种策略,其成功的概率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促使企业去模仿“合适”策略的动力。当然,这也不能说明企业将不去模仿“合适”的策略。但是,当我们考虑企业作出策略的成本时,问题就明朗了——在不确定性下,不作为(《老子》的“无为”)也是一种策略,作出这一策略无需支出任何成本,而模仿是需要付出比较、识别以及思考的代价的,因此,行为人根本就不会去模仿那个“合适”的策略,即使现实经济世界中存在着已经闯过了不确定性的层层关卡的“合适”策略也是如此。
在现代企业中,重大的决策早已专业化、科学化,一个经常陷入心理认知障碍的决策者显然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决策者,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出资人就会去雇佣不会陷入蒙特卡洛谬误中的“经济学家”来进行决策以节约决策成本了。这样看来,即使认为“蒙特卡洛谬误”是决策者认知心理上所固有的一种倾向,也不能为决策者将去模仿“合适”的策略作辩护。
(三)假设非一贯性的谬误
阿尔奇安是以不确定性为基点展开对人类惯例化行为的解释的,但细究全文,这一基点假设在其论证中并未得到一贯性的坚持——他解释惯例行为的可观察到性时使用的是不确定性假设,但他在解释惯例化行为的演变⑦,以及通过试错达到最优的机制时却在实质上使用了与不确定性不相容的另外的假设。
无论是在波力耳模型中还是在赌马模型中,每一局游戏相对于其前一局游戏而言,都是一局不同的游戏。这就是说,参与多局游戏的人,面对的是时时(局局)变化着的环境。但阿尔奇安在说明观察到的惯例的变化时却说,“不幸的是,当环境改变时,成功或失败通常反映了是否愿意背离既有规则”(S26)。这里阿尔奇安就假设了一种“环境变化——持续稳定一段时间——环境再变化”的间断性变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假设在逻辑上与不确定性是不相容的⑧: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不能准确地预测特定环境持续稳定的起点与终点,因此,在事后看来的特定环境在一个时期上的持续稳定也是变化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每一点上,我们均可能并且也的确作出着紧随其后的那个环境状态可能会变化为另外的状态的预测。这就如同即使你预测到股票会下跌,但你却无法确知其将在哪个时点上下跌的情境那样。
基于对惯例化行为可观察到性的分析,阿尔奇安说,“无论观察到的企业在何处,这些成功者的共同特征是将被视作与成功相关,并被其他追求利润或成功的人所模仿。因为‘胜者为王’,所以仓促草草的模仿行为也是有价值的”(S25)。这就是说,惯例化行为是应该继续坚守的。而在惯例行为的演化分析中,阿尔奇安又强调说,“重要的不只是模仿行为(即坚守惯例——本文作者注),更包括在‘恰当的’时机和条件下抛弃旧规则的意愿。有所调整和成功的人成了创新者,而失败的则‘成为’经验证明是好的规则的违背者”(S27)。也就是说,惯例化行为是应该调整乃至放弃的。那么惯例到底该坚守还是放弃呢?这里就自相矛盾了,这是阿尔奇安假设的非一贯性所自然导致的结果。
阿尔奇安提出,“固有的不确定的影响也妨碍了对最优获利行动的实现。其结果是种种行为模式取代了最优均衡状态成为行为的指导”(S24),而试错即是“将一系列幸存者的可观察的特征推向未知的最优状态”(S19)的两种有目的的适应性行为之一,“‘利润最大化’也正是采用这个做法,通过不断地尝试和此后的成功或失败,将更加合适的行为筛选出来,并且假定这个过程收敛于‘利润最大化’这一点”(S29)。阿尔奇安说,试错过程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才能实现收敛(即行为结果的可比较性与连续性),并且这两个收敛条件“不适用于变化的环境,因为行为结果并无法与其他可观察到的情形作比较。变化的环境破坏了可比性”(S30)。这里的论证就产生了非一贯性:试错所应对的是不确定性,但试错却只能在非变化的环境中收敛得到。这应该是一个较浅显的问题,但阿尔奇安却没有意识到。
四、理解不确定性下人类惯例化行为的可能思路
但是,我们的确在动态的现实经济世界观察到了人类的惯例化行为,这是需要做出逻辑一致性的解释的。动态经济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已为一大批卓著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Keynes,1936)、奈特(Knight,1921)、阿罗(Arrow,1984)、西蒙(Simon,1960)、哈耶克(Hayek,1937)、诺斯(North,1990,2005)等做了深刻的阐述,是不可拒绝的,这意味着,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也应该是解释经济动态过程中呈现出的包括人类惯例化行为在内的各经济现象时不可放弃的一个合理前提。生存问题是不确定性下的行为者的至高关切,⑨这样看来,我们关于人类惯例化行为的理解就最多只需要退到阿尔奇安的不确定性假设与生存能力分析之前了。
如果将惯例视作为决定人的行为的一整套规则,我们将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在不确定性下不可能显著地观察到合适的“策略”的逻辑难题。因此,有必要放弃那种以惯例作为决定人的行为的全部规则的观点。⑩雷国雄和陈恩(2009)新近构建了一个制度演化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策略(约束规则)被视为是组合性的,由众多子规则链接而成。组合性策略的术语虽然是由这两位作者首次提出的,但却并不是全无渊源的思想。就在阿尔奇安1950年的论文中,他也提到“不完全模仿”、策略的“共同特征”等这类暗含着规则的组合性的表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演化经济学中,关于企业是“惯例的集合”(De Liso and Metcalfe,1996)的观点也不鲜见。而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制度的分层及其互补性广为学者所讨论,这种互补性所基于的只可能是组合性。
孤立地分析部分性的子规则的决定(即子规则显现为惯例)可能没有抓住人类惯例化行为及其演变的主题。策略(制度)的效率是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North,1990),这意味着,每一个体所持有的策略的子规则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较个体之间在某一子策略上的相互作用更为强劲的一种作用。因此,制度的演化博弈论主导分析的那种基于个体之间在子规则上相互作用的制度的宏观显现虽然也是重要的,但相对于每一个体所持有的策略的子规则间的相互关联(互补性)而言,却可能只是一些次要的或次生的问题。以博弈论中经常讨论的行路规则为例,扬(Young,1998)的研究即发现,文化居然影响着行路规则的选择。他举例说,在法国文化中,“右”与民主相关联,法国大革命以后,为了象征性地表示倾向民主,乘坐马车的那些人就改变了靠左走的规则,改为靠右走了。同样,女士先行的规则,也并不是仅仅出于一种若不如此将引起尴尬的拥挤的制度安排。如若没有被誉为绅士后得到的信誉上的回报与更容易亲近异性的机会的那种文化氛围,女士先行将不会成为一种流行的规则。例如,在过去的中国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男士在各种可能的拥挤中即总是排在优先的位置。
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不确定性下个体行为特征的认识。在这一方面,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下个体行为特征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深入地体会与借鉴。凯恩斯提出,在不确定性下,经济行为者将表现出持有货币的一种倾向——流动性偏好(Keynes,1936)。(11)他说,“我们持有货币是关于我们自己对未来的盘算和约定的不信任程度的一种反映……持有的货币能在那些不稳固的约定被撕毁时发挥作用,他减轻了我们的忧虑”(Keynes,1937)。戴维森说,这是因为货币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具有交换媒介和贮藏手段的职能(Davidson,1972)。的确,在一个克洛尔的“货币买商品,商品买货币;但商品却不能买商品”(Clower,1967)的交换经济中,一个持有货币的人,偶然看到一个人在售卖一件他心仪已久的物品,就能立刻购买到这个物品,而一个持有商品的人,当他将商品换成货币再来寻求交易时,交易的机会往往已经流逝了。这就是说,货币所具有的交换媒介职能使得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者成为了一个“机变的”交易者(Speculator)(Mises,1949),他在达成交易时无需进行那种在持有资源时所需要耗时进行的物—货币—物的交易匹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凯恩斯把持有资源称为是持有延迟的支配权(Deferred Command),而持有货币则称为持有立即支配权(Immediate Command)(Keynes,1936,p.166)。
那么,在货币不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否存在一种类似货币的东西,使得个体能实时地以较高的成功率闯过不确定性的关卡呢?我们可以设想经济行为者持有一种类似于预案的策略集,它由若干条环境状态与满意策略对构成,当出现某一环境状态时,经济行为者迅即提取与之相对应的满意策略应对之(12)。这样,即使在那种不能用概率衡量的不确定性下,经济行为者也能从容应对,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乃至持续长存。但问题的复杂性可能还不在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当出现那些预案中所未记载的环境状态时,经济行为者如何以非赌博的方式应对之。或者更彻底地说,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所间隔性地提供的试错机会下(即那种我们尚没有满意的应对策略的环境状态再次出现时),如何产生出多样化的方案去试错,以从中挑选出满意方案,结束在该状态下只能去赌一把的格局。
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如何产生与维持策略的多样性。我们因此可以猜测,惯例可能是个体(或者社会)在恢复被一轮轮不确定性剪除的策略多样性(Metcalfe,2001)面临着某种能力障碍时,能有效增加策略多样性的方法。雷国雄和陈恩(2009)就强调,当群体面临子规则上的创新不足时,记住历史上创新出的子规则(即惯例化的制度),能提高社会通过组合方式创新出更多策略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模型是一个社会模型,要逻辑一致地将该模型移植到解释个体的惯例化行为上,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注释:
①亨佩尔的观点可以下例生动地说明。假设要证明一个命题: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逻辑地等价于另一个命题:所有非白的东西都不是天鹅。因此,黑乌鸦、红鞋子、绿菠菜等就都是可以使我们更确信“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的证据了,这种推理方式显然是违反常识的。
②对布兰克与科恩的观点,赖特(von Wright,1966)列举的例子可以作出生动的说明。一个装有大量小圆球和小方块的坛子,预先知道所有的球和方块都是白色或黑色,随机地从坛子中不放回地取球或方块。若干次后,或取出的球有黑有白,而方块全白,则我们可断言坛子中所有方块都是白的。为验证断言,继续去取,如果终于取出一块黑的方块,则断言被证伪,但若仍然只得到白的方块,我们就会更相信坛里的所有方块都是白的。在这里,既不是方块也不是白色的东西——黑球即确证着“方块皆白”这一断言,毫无悖理。
③在笔者看来,我们人类并无可能明确地对“假设现实性不重要”问题作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这一方面是笔者在概观包括逻辑学在内的现代哲学研究作出的人类的理性(理解)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的结论后作出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人类认知发展的历史作出的经验判断——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的理解是游走在基于非现实性假设的理论与基于现实性假设的理论二者之间而发展的。
④在此稍后,演化博弈论给出了另一种人类惯例化行为的解释(Young,1998)。
⑤此处译文采自曲东、朱孟薇的译文,见罗卫东编选:《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⑥雷国雄(2010)提出了一个新的三阶次不确定性分类体系,其中一阶不确定性指风险,二阶不确定性也称奈特不确定性,指奈特所称的不能以概率衡量的不确定性,三阶不确定性也称沙克尔不确定性,指不清楚所有可能的结果,概率衡量方法无意义的不确定性。
⑦对人类惯例化行为的解释至少需要解释两个方面:其一是惯例化行为倾向的存在性与合理性,哈耶克对人类合作的自发秩序及其效率的论证指向的即是这一问题;其二是惯例化行为的演变,制度的变迁理论是这一主题上的一个主要分支。
⑧在经验上,我们所在的环境好像就是间断性变化着的,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阐述,这种经验只是错觉。亚里士多德在阐释赫拉克利特的名句“万物流变,无物常住(驻)”时即说,赫拉克利特“不是说存在的有些东西运动,有些不运动,而是一切事物都在永远运动,但是我们的感觉发现不了这一点”(转引自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⑨阿尔奇安在《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一文并未探讨不确定性与生存能力分析的关联,雷国雄(2010)最近对这一关联关系作出了演化理性的论证。
⑩在最近的研究中,雷国雄(2010)进一步在逻辑上给出了证明:只有假设生存能力分析的对象(即本文讨论的策略)是组合性的,我们才可能模拟出一种演化特征的存续形态。
(11)凯恩斯所提出的另外一条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也主要是出于应对不确定性的需要而产生的。
(12)雷国雄(2010)将经济行为者所面对的问题划分为两种——事前问题与事后问题,并构建了一个应对事后问题的满意预案集经济行为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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