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引发机制及治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对策论文,机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1）11－072－07
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上涨，5月突破了3％的警戒线，8月和9月分别达到3.5％和3.6％，10月更是高达4.4％。人民银行2010年10月20日宣布加息，显示出央行对我国通胀趋势的担忧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从近期的统计数据看，通胀正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风险，2011年6月，CPI为6.4％，创下35个月以来新高，PPI为7.1％，同比继续攀升。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以及国内需求转强，由此导致PPI对CPI的正向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这一轮通胀的重要特征是“结构性”，即一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另一部分商品价格相对保持稳定；引发因素是流动性过剩，表现在过多的流动性导致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带动结构性通胀爆发。如果我们将通胀理解为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那么，“结构性”通胀已成为当前通胀的一种常态。由于国内学术界对近年来我国出现的“结构性”通胀的特征、引发因素及其形成的内在机理的研究还不够，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及形成机理
1.当前通货膨胀的特点——“结构性”表现突出
（1）农产品食品价格大幅上涨。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但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价格总水平不断攀升且涉及面广。尤其是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物价水平上涨速度加快，10月、11月CPI同比上涨分别达到4.4％、5.1％，创28个月以来新高。分类别看，2010年1——10月八大类商品价格中七升三降，除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略降外，其他七类商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食品类价格累计涨幅达6.5％，在七类商品中涨幅最大。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对CPI拉动作用显著。其中，涨幅大、高位运行时间长成为蔬菜价格运行的显著特点，自2010年初开始，我国蔬菜价格处于高位运行，10月、11月鲜菜类价格涨幅分别达到了31％、29.1％。2010年11月上旬，在国家发改委监测的包括蔬菜、粮油、鲜肉类及水果共31个产品中，有24种商品价格呈现不同程度的环比上涨，约占统计总品种的80％。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年初上涨11.3％，比上年同期上涨62.4％。
（2）房地产价格继续攀升。较高的通胀预期使人们担心货币购买力下降，寻求资产保值增值，造成资产价格异常波动。2003年起，我国商品房价格出现明显上涨趋势，2004年平均价格增长幅度达17.8％，首次超过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经历了2008年的短暂调整后，2009年我国房价重拾升势，创历史新高。2003～2009年，全国房价上涨幅度达到300％以上，大大超过城镇人均收入增长186％的水平。2010年，在国家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下，房价依然居高不下。当年6月底，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1.4％，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高达40000元/平米。2010年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7％，环比连续3个月保持上涨态势，在通胀预期强化的背景下，房价反弹的压力进一步凸显出来。[1]
（3）物价波动的结构性突出。近年来，我国通胀的总量指标受到结构性冲击。从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的价格指数比较来看，2010年11月食品类上涨11.7％，为CPI贡献了74％；居住类价格上涨5.8％，为CPI贡献了18％。这两项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在CPI波动中，农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大于城市；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价格；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服务品价格。同时，物价波动正发生结构性变迁与扩散——从基础农产品扩散到食品制成品和非食品，推动物价水平迈向更高台阶。
据央行公布的《2010年第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仅为13.8％，创下此项调查实施以来（1999年第四季度）的最低点。其中，高达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2]
2.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
希克斯认为，部门发展结构的不协调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经济实质，而部门问物价涨落幅度的差异程度则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借鉴斯堪纳维亚模型，把模型的基本原理与开放经济联系起来，建立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的经济技术格局下，通胀压力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影响不同。我们可以将经济体概括为两个部门：一个是竞争性产品部门N，其特点是产业竞争性强，生产效率高，产品弹性强，该部门厂商是纯粹的价格接受者；另一个是具有垄断性质的部门A，其商品和服务则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竞争性部门包括容易受进口替代品竞争影响的厂商及生产出口商品的行业。而垄断部门则是为国内市场生产免受国际竞争影响的厂商，如房地产业、农业以及政府活动等。
将（3）式代入（2）式可得：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A部门产品的价格变化率，对方程（1）两边取对数并微分，可得：
从（10）式可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产品、资源与服务业等部门的价格上涨要远高于工业等竞争性部门，这是由于工业品价格受全球化经济影响，供给与需求可以得到迅速有效的调节，但农产品、服务及资源产业由于受供给的约束，导致主要由农产品及资源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价格上涨。
由（10）式代入（3）式我们可以得到：
方程的右边都是外生变量。因此，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通胀率由国际物价上涨率（世界通胀率
）、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差及差额需求共同决定。我们认为，以上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结构性通胀形成机理的分析，是适合我国本轮通胀的。
二、当前通货膨胀的引发因素及作用机理
进入2011年以后，我国通胀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目前CPI已升至6.5％。由于前两年货币的超量发行与国际收支继续存在高额顺差，我国出现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流动性过剩必然会对结构性通胀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1.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指在货币流通条件下，因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纸币贬值、物价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西方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实质是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的超额需求现象。
从货币投放的总量看，我国存在着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国际上最常用的是M2/GDP的比值来衡量流动性过剩情况，在我国，1990年、1995年、2000年M2/GDP的比值分别为0.82、1.00、1.6。2009年该比上升至1.78，提高幅度较大；2009年准货币M2—M1达到386223.5亿元，是2000年的4.7倍，远超过同期M2、M1、GDP的增长速度。具体说来，出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影响的需要，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配合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2009年，我国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全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与2008年相比增长95.3％。2010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9.5％。2010年1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640亿元，同比多增2692亿元，2010年1—11月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量达到7.45万亿元。相比之下，2010年前三季度GDP增长速度为10.6％，远远低于M2的增速。[1]流动性过剩还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上。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银行资金充裕，企业获取资金容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剧，2003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流动性过剩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高于GDP增幅17.7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流动性过剩更加突出，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达到30.1％，与GDP增速的差距扩大到20个百分点。显然，我国的货币投放量已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吸纳能力。即使我国农业丰收和粮食增产、产能过剩、总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可能部分抵消了超出均衡值的货币增长，但大量剩余的货币供应量必然引发通胀的产生，并以物价水平的上升得以反应。
从货币投放的结构看，我国货币投放的结构不合理。金融危机后，我国信贷财政化现象突出，大量信贷通过财政渠道，投放到短期内没有产出效益的“铁、公、基”等项目上，而产业部门得到的信贷支持较少，造成社会总供给减少，供求矛盾突出。同时，商业银行信贷也大多投放到国有大型企业，较少惠及“三农”、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使得相关产业、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一般说来，与国有经济、大型企业相比，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资金运用效率高，且所从事的领域和行业大多与百姓生活相关。由于缺乏信贷资金的支持，“三农”、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生产规模得不到扩张，对生活品的有效供给形成制约，这又进一步加大供求矛盾，引发市场物价上涨。
综上可见，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年来投放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信贷资金的大量投放对促进我国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货币信贷扩张导致我国实际货币供应量远远超出了经济规模总量，直接对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产生推动作用。虽然央行从2009年4季度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在2010年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发行3年期央行票据，这一系列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货币投放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对于泛滥的流动性来说，作用是有限的。货币供给过量、流动性泛滥自然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3]
2.流动性过剩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作用机理
我们借鉴Abel and Bernanke（2005）的资产市场均衡模型来阐述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形成原理。[4]该模型假定将全部资产分为货币（M）和非货币性资产（NM）两类。社会全部资产需求（AssetD）等于货币需求（MD）和非货币性资产需求（NMD）之和，即
在流动性过剩时，货币供给大于需求，经济主体持有货币的意愿不足，更倾向于用货币购买非货币资产，这样一来，超额货币供给就会流向非货币资产市场，引起非货币资产需求上升，进而导致其价格上涨。具体说来，由于经济主体选择投资的决定因素在于未来经济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有乐观和悲观之分。如若它们对未来经济发展持乐观预期，出于对自身财产保值升值的目的，就会增加非货币资产的需求，对非货币资产进行投资或投机，进而引发非货币资产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使非货币资产价格上涨。流动性越大，非货币资产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越多，非货币资产价格上涨就越快，价格越高，这也就是流动性过剩对结构性通胀的推动作用。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流动性过剩对结构性通胀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在我国流动性过剩、货币环境宽松的背景下，公众对未来经济形势看好，预期乐观，货币需求降低，他们往往会通过投机、投资行为，加大对初级产品、房地产等非货币资产的购买，从而拉动了非货币资产市场的需求；由于初级产品、房地产等非货币资产市场的供给受一定周期的刚性制约，这就进一步推动非货币资产市场的供需失衡，导致非货币资产价格上升。又由于从事初级产品、房地产等非货币资产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明显获利，必然会产生示范效应，引导社会富余资金涌向这些非货币资产市场，进一步推高非货币资产价格。[5]
此外，流动性过剩还会导致国内富余资金对资本品的追逐，造成对资本品价格的冲击。在我国，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历来比较突出，既表现为存贷差扩大、存贷比走低，又表现为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持续下降。即由2002年的6.5％、2005年的4.2％下降至2009年的3.13％，表明金融机构资金充裕。在外部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这一问题往往被国内物价水平的平稳所掩盖。而当国内外需求逐步恢复并保持增长时，流动性过剩会导致国内富余资金对资本品的追逐，持续拉高资产价格。由于资产价格走高，上游生产价格指数会相应上涨，最终又会导致消费价格出现上涨，推动结构性通胀发展。
三、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结构性”突出，引发因素是流动性过剩。为此，需要对货币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同时加快解决由经济结构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治理通胀是一场“持久战”，政府要针对通胀的复杂成因，坚持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处理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系。
第一，加强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管理，遏制通胀上升趋势。在货币供给管理方面，应当降低货币供给增速，积极调整货币投向。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冲击采用的宽松货币政策的使命已经完成，面对大量的流动性过剩，应加大信贷总量控制及投向方面的监控力度，强化长期央票、国债、公开市场的对冲操作力度，加强基础货币回笼。同时，重点管理好信贷投放方向，将资金投向引导到有增长潜力的实体经济领域。在货币需求管理方面，应继续适时提高利率。此外，还应配合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以及扩大汇率波动幅度等措施，减少银行体系内“冗余”的流动性，降低热钱流入对物价的冲击。[3]
第二，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结合起来。在治理通胀过程中，要内外并举，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冲击压力。目前，我国在流动性总量过剩的同时，也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资金不足。因此，政府在回收流动性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建立民间资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对接机制，通过深化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清理民资进入壁垒、实行积极的股市政策、推进资本市场扩容、提高新兴产业投资收益、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方式，促进社会富余资本和新增信贷向实体经济流动。同时，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以降低外汇占款上涨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风险。此外，还要严格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大对超速资本流动性环境的治理力度，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缓解国际热钱涌入所引起的通胀压力。[2]
第三，把治理通胀与转方式、调结构结合起来。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扩张大多是粗放型的，产业层次不高，结构失衡等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系列新问题，如通胀预期加强、产能过剩更加突出、资产价格虚涨等相继出现。因此，遏制当前通胀应当与我国经济的转方式、调结构有机结合。要优化信贷结构，使其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合理配置资金，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后重建等方面的资金支持；要支持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现代服务业和创新型民营企业，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以避免由于过多投机行为所导致的经济泡沫的出现。[6]
第四，认真解决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针对当前我国结构性通胀表现突出的农副产品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首先，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配合支农信贷资金投入，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稳定粮食生产，扩增重要紧缺农产品供应，保障米袋子、菜篮子的充盈；加强基础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产销衔接和区域调节，确保供需均衡。严格规范农地征用制度，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集中，遏制土地抛荒现象；继续实行优惠政策扶持化肥、农用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鼓励农村适度规模化经营和企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比较收益，保障农产品供给。其次，严格调控房地产的价格。要有效落实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继续实行上调第二套、三套房贷利率及首付比例，坚决抑制房地产投机和炒作行为，保持房地产价格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同时，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
此外，在加大有效供给的同时，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居民收入的合理化，缩小贫富差距，扩大有效需求；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整顿流通秩序，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物价调控体系，加强市场监管，特别是对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管理，刹住乱涨价的歪风，稳定市场价格，促进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收稿日期：201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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