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观的逻辑构架和深远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架论文,深远论文,逻辑论文,意义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8）01—0083—06
20世纪后半叶，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眼光，考察了二战以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敏锐地洞察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大潮，准确地分析世界格局的历史转换，科学地把握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形成了自己的时代观。邓小平的时代观是科技革命时代特征论、世界格局转换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的有机统一。它深刻地揭示了科技革命大潮——世界格局转换——时代主题变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趋势的科学判断，对于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重要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战略决策，具有长远而根本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时代观的逻辑构架
邓小平的时代观是科技革命时代特征论、世界格局转换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的有机统一。它深刻地揭示了科技革命大潮——世界格局转换——时代主题变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1.科技革命时代特征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现代科学发展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进入70年代以后，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为先导的新科学群，以微电子技术、信息通讯技术、材料工程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群的出现为标志，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邓小平以战略家的敏锐目光，密切关注着新科技革命大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和时代观的基本原理，以科技革命的时代特征为焦点，做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判断。
第一，当今时代是科技革命的时代。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1] 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史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着两种迥然有别的发展时期：一个是科学技术循序渐进、量变积累的常规发展时期；另一个是科学技术质变时期、飞跃时期，是整个科学技术的存在形态、理论方法、社会功能发生大变革、大改革、大飞跃的科技革命时期。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今时代处于现代科技革命新潮头的科学判断，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科技革命的鲜明时代特征。
第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 的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20世纪后半叶现代科技革命的本质特征。现代科学技术不仅使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个层面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发展，而且使整个生产力大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全球性的系统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从而带动了全球性的生产力革命。邓小平不仅异常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从而一针见血地点破了生产力革命的特殊意义，这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根本生长点。
第三，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一体化、市场国际化一类的抽象范畴来描述世界历史过程，但是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3]，“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 这两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表达了他对时代潮流、世界大势的新判断。他以广阔的理论视野、敏锐的思想触角，闪光的哲学智慧，多方面地触及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现代劳动实践活动、市场交往、金融活动、信息活动、人力智力资源全球趋势等问题，而这一思想的最终立足点则是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据此做出了中国突破闭关自守、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在短短30年中，中国的经济从一个封闭保守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第四，信息革命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特征。邓小平没有把现代科技革命简单地归结为信息革命，也没有把现代社会化的时代潮流简单归结为信息时代。但他确实注意到了信息在现代社会化与科技革命时代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三番五次地告诫我们：“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5]“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6]
第五，21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从日本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两个新判断：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新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阐明了科教兴国的基本思想，主张把科技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进而提出了中国在科技领域里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经济要加快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而不是单纯依靠资金人力投入；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克服经济、科技两层皮的脱节现象；改革开放是中国科技进步的时代。
2.世界格局转换论
现代科技革命的发生、发展，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邓小平正是站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潮头，深刻地洞察到了这种影响特别是现代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洞察到了正在涌动的经济政治发展潜流和趋势，对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和分析。这种判断和分析是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主导的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左右了几十年间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但其间也伴随着一些松动与缓和的契机。面对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世界格局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毛泽东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此后，他又多次表达了关于新的世界格局的一系列思想。1974年4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六届特别会议，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三个世界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主要矛盾，三个世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自的地位、中国在三个世界中的定位以及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方面面临的任务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由此，“三个世界”理论宣告问世。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世界格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动荡，有其深刻根源特别是经济根源。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没能进一步揭示世界格局变化的根源，没能明察到世界格局新变动下涌动的经济发展潜流，忽视乃至全面否定了东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缓和进程的一面，夸大了美苏争夺导致战争的危险性，高估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形势，从而使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留下了缺憾。
1977年底，再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对战争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即“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7]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进一步做出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判断。后来，他在会见外宾时表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他还进一步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8]20 世纪80年代上半叶，邓小平考察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这一概括又超越了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它把“第三世界”全划归“南方”，突出了其与“北方”国家在经济上的矛盾关系；其次，它淡化了“第二世界”在“第一”和“第三”两个世界之间的缓冲作用，将其划入“西方”和“北方”。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转换。这种大变局不仅是战后时代的大变局，而且是近代以来的大变局，乃至数千年来文明时代的大变局。它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争取和平的机会增多了；二是寻求发展的机会增多了；三是竞争挑战增多了；四是东方重新崛起的机会增多了。邓小平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了这些特点。1990年3月3日，邓小平以《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为题，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特别集中、特别鲜明地提出了世界格局变动论。他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9] 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用于对付南方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的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都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存在着。
邓小平的世界格局变动论，核心内容是主张从两极对立走向多极世界，而中国应成为多极中的一极。他认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0]
3.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
世界格局的变化是时代主题演变的先兆和现象，而时代主题的演变则是蕴含在世界格局变化中的本质。如果说，“两个阵营”对抗的格局表现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而“三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已经开始了这主题的转换的话，那么，“东西南北”格局的出现，则表明时代主题的转换趋于成熟。
正是由于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进一步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即其重点已从政治转向经济，从革命转向和平，从而概括出当代世界最突出的战略新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和持续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因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正是以邓小平上述科学判断为指导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焦点，做出了一系列富于时代精神的新判断。
第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纵观20世纪的世界历史，前50年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后50年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历史时代。时代主题转换的历史契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显形于70年代后期以后，而后一个时代主题至今并未真正解决。毛泽东晚年由于未能看到这个时代主题转换的趋势，而使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度越来越窄。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主题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1]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2] “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3] “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4]
第二，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一体化和多极化的双重趋势。全球一体化，就是世界整体化趋势；但它不等于简单化的一极化趋势。不能以一体化趋势掩盖和抹煞多极化趋势，也不能以多极化掩盖和抹煞一体化趋势。在21世纪，既不是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也不是一极独霸天下的霸权格局，而是一体多极的世界格局。
第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这是邓小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多次提出的一个全球战略问题。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基础，绝不能是某一个大国的国家利益、霸权地位、价值观念、人权概念、生活方式，而只能是以共同发展、永久和平为主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四，超越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太平洋时代正在到来，中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50年就提出了太平洋时代必将到来的新判断：“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15] 进入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到太平洋时代问题，并且特别尖锐地提出了中国要找准自己在太平洋时代的位置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三十亿人口，中国就占十一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16] “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17]
第五，树立世界公民意识，实行“三个面向”，迎接现代社会化的挑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多次使用了“世界公民”这个提法，旨在强调中华民族走出闭关锁国状态，走向世界，平等地参与世界交往和世界事务，既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又享有自己相应的民主权利。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8] 这不仅是教育战线的战略方针，也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9]
二、邓小平时代观的深远意义
邓小平提出的科技革命时代特征论、世界格局转换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以及由此而做出的一系列新判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史观，并对20世纪后半叶乃至21世纪的时代走向、时代主题所做的科学判断和超前预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找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我们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重要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战略具有长远而根本的指导意义。
第一，邓小平的时代观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观；20世纪前期，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20世纪中期，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观，历史地具体地体现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时代观与世界观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在继承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抓住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深刻揭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新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为我国在实践上加大改革力度、扩大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邓小平在时代问题上的观点和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完全一致，甚至有较大出入，这是因为所处的社会形态不同而引发的差异，但在基本观点和方法上仍然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大的历史发展时代及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者的辩证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把对它的信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代的主题也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就容易使一些人只讲小时代，否定大时代，失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这是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明确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基本矛盾的深刻揭露之上的，时代的基本矛盾决定了时代的性质，时代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发生时代主题的转换，但只要上述经济根源仍在人类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世界的基本矛盾就不会自行消失，因而时代性质也就不会改变。
第二，邓小平的时代观是我们党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要求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两个基本情况：一个是本国的基本国情，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人口和自然资源、国土与历史传统等，而其中社会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是国情的核心问题，是基本国情；另一个是世界的基本情况，包括所处的时代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特定阶段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与国际关系等，其中对时代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每当我们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国情并深刻理解所处的时代特点，就能实事求是地制定出切合客观需要的战略方针，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就要求我们要像重视对国情的研究一样，在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的过程中，加强研究时代发展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三，邓小平的时代观为我国调整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在外交方面，邓小平的时代观以及对当今时代的正确判断是我国调整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改变了我国20世纪70年代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的战略，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政策；第二，调整了过去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强调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恩怨，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中国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改革开放29年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证明了邓小平的判断和预测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科学地把握了历史所提供的机遇，正确地利用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第四，邓小平的时代观对于加速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的时代观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复兴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国际环境。战后逐步兴起的科技革命的浪潮，科技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这对于原来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发展的有利时机，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全球化趋势在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存关系大大加强了，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必然增多和加剧，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剥削也不会消失，这仍然是世界不安宁的深刻根源。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为社会主义的再度复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和严峻挑战。邓小平的时代观使我们改变了传统观念，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直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五，邓小平的时代观对于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邓小平的时代观指导我们抓住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反复强调，现代化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总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基础，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个总任务。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首先是发展经济。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了我们的发展目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提高，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就会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的时代观指导我们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处理国际关系，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在外交原则上，中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对外开放上，中国是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全方位开放。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寻求普遍的对话与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往来、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和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第六，邓小平的时代观为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邓小平的时代观指导我们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从实际出发，找出新办法。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比如，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港澳问题已顺利成功实践；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与一些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如钓鱼岛、南沙群岛；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办法实现与东欧各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等。还有针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运用自己庸俗的人权观、假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提出要维护人权概念的完整性，国权比人权更重要，人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实现独立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都是邓小平时代观在实践中的具体反映，都需要依据邓小平时代观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选择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
［收稿日期］200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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