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绿色消费的理论意蕴及其在中国的实践逻辑
——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视角
罗铭杰 刘 燕
摘 要： 绿色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加强绿色消费的理论研究将有助于践行绿色消费，并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阐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嬗变的科学学说，它与推崇“人类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绿色消费存在契合之处，故可成为当前绿色消费理论研究的重要视角。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仅在回溯“自然的共同体”、批判“虚幻的共同体”、探寻“真正的共同体”的论述中，内蕴了绿色消费崇尚使用价值、超越符号消费、追求美好生活的理论图景，而且在对共同利益、共同规范、共同价值的关注上，启示中国绿色消费应先从推动民族共享发展、永续发展两侧发力，继而在此基础上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向世界积极推广。
关键词：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绿色消费 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消费是一种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1]，其所表征的减少资源浪费、实现万物共享、注重人体健康、追求人际和谐等实践指向，既是当代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生态选择，也是21世纪世界各国在生态治理中的基本遵循。进入新时代，中国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高度重视绿色消费。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2]。同时，国务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亦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绿色消费的相关政策文件，如《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绿色消费指导意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为绿色消费在中国的新时代实践架构起坚实的政策保障。
随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绿色消费的越发关注，近年来绿色消费也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热点。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言，学者们已从绿色消费的时代意义（秦书生，2013）、观念培育（郝文斌，2016）、践行路径（李桂花，2018）以及海外借鉴（於素兰，2016）等方面进行过深入探究，并取得一定成果。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目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视角探析绿色消费的理论基础的成果仍不多见，绿色消费在中国的实践也由此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事实上，绿色消费在呼吁生态环保的同时，也推崇“人类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价值理念，即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倾向，倡导个体在消费过程中兼顾他人与后代的消费利益，进而在现实中呈现一种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关系。而这是与主要阐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嬗变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存在一定的契合之处。因此，本文尝试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为绿色消费的理论研究切入点，以期发掘绿色消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涵养，并且进一步关照绿色消费的具体实践。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要义透视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形成以前，西方学界的共同体思想基本呈现着以抽象概念的逻辑演绎为阐释路径，例如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以善的确立为核心价值的“城邦共同体”、德国哲学家康德以德性法则为社会律令的“伦理共同体”、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至高统摄的“国家共同体”。然而，到了马克思，他拒斥了以往学者以抽象概念作为逻辑前提的阐释范式，而是选择以一种前提超越性的方式，即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前提，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通过考察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嬗变来诠释其新共同体思想。这种关系嬗变的具体历程，深刻体现在马克思所概括的以下三类共同体之中。
（一）“自然的共同体”：个体与共同体的原始一致性
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出发，人类历史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人”开始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然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在古代社会时期并非一种独立自主的活动。这是因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3]6。马克思把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受束缚于的较大整体，指认为“自然的共同体”。具体而言，这种“自然的共同体”是以土地为立身之本，以自然秩序为生活法则，以亲缘、学缘、地缘等为绑带纽结，将个体深深扎牢在一起。并且，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体“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3]126。这首先表现为个体在获取生存资料上的随机性，即生活在“自然的共同体”中的个体往往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仅能选择有限空间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存续。后来，随着个体需求的无限性与空间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日益凸显，部落之间为获取生存资源势还挑起了部落战争。这样一来，由战争所导致的个体生命的不稳定性，便构成了他们作为“自然的共同体”的偶然因素的另一表现。当然，这也促使了他们凝聚为一个重情重义的共同体，即共同体的内部成员守望相助，既共同应对各种自然灾害、部落斗争等，又会为受外部力量侵害的个体成员挺身而出，从而体现出一种“兼顾个体利益就是保护共同体利益”的价值观。
尽管如此，马克思却认为，“自然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这种原始的一致性，并非个体与共同体的真正统一状态，它其实是共同体对个体的宰制、个体对共同体的臣服。马克思指出，处于“自然共同体”中个体“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3]123。在这种相对落后的原始状态下，马克思认为劳动直接成为共同体中的集体财产，因而当个体想通过劳动获得自己应有的财产时，他就必须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中介。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个体的劳动拘束于单一的血缘群体或封闭的地域部落，从而使个体丧失自由实现自我的可能。这种个体对共同体的强烈被动依赖，后来被马克思精辟地概括为“人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曾通过共同体内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部落守则、家族家规等，使个体利益暗含于公共利益中长达数千年。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在物资涌现的过程中还是萌生了私有观念，而这种公私之间或者你我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亦促使“自然的共同体”为另一个共同体所取代。
（二）“虚幻的共同体”：个体与共同体的虚假一致性
在“自然的共同体”中，成员彼此间可能存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依然分有共同体的各种财产。然而，随着个体生产能力的发展以及私有观念的显露，“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马克思看来，这表现为“自然的共同体”的“关系的解体”：“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3]52。当然，这也预示着一种新的共同体将随着上述变化而同步发展起来。具体来说，这种新的共同体的生成起点是个体与其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原有共同体的分崩离析，使人的劳动状态呈现出“脱域”的特点，即摆脱原有的地域封闭和人群依赖，从而相对自由地劳动。不过，这种自由的劳动状态也意味着个体将会是“一无所有”地与自然发生关系，因为个体已无法再从瓦解了的共同体中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劳动自由一开始促成个体独立，但长此以往，这种个体的独立将最终由于一无所有的渺茫与空虚，而演变为一种孤立感，随即使他们陷入一种焦虑与无助的不安全状态。可以想象，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种选择，是继续在孤立状态下为巨大的不安感与无能为力感所淹没，抑或是寻求新的臣服关系来获得生活的依靠。显然，为求生存，与一种新的共同体的结合是他们的最优选择。
从上文释义中看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牵涉的问题域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其实是一种个体之间结合的方式，反映着个体之间的交往状态。绿色消费同样蕴含着个体之间特定的交往状态，这表现为个体通过绿色消费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不会侵害其他个体的利益，并且还能为他们消费需要的满足创造机遇，从而在满足个体的消费需要同时，也意味着满足共同体的发展需要，最终达致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由此看来，绿色消费亦表征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存在契合之处。因而，绿色消费可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挖掘理论涵养，以夯实理论根基。
（三）“真正的共同体”：个体与共同体的同构一致性
一方面，与信息技术融合，嵌入共享经济的发展大潮。共享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社会资源再整合、再利用的全新经济业态。其中所内含的“但求所用，不求所有”“闲置就是浪费”的理念，不仅兼具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生态品质，而且呼应共享发展的战略理念，是新时代人民参与共享发展的实践平台。绿色消费应充分利用网络智能技术实现自我革新，开辟出崭新的消费格局，实现与共享经济的无缝对接，成为共享经济中广为流行的消费模式，以促使个体在践行绿色消费的同时，也在参与共享经济，从中获取共享发展的有效资源。另一方面，倒逼绿色生产，促进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绿色产品循环利用率高、生态污染度低、使用时尚感强，是满足共享发展的理想商品形态。然而，现实中绿色产品的种类少、价格高，一定程度地限制了人民共享发展的商品需求。正所谓，“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推生产”。积极倡导个体践行绿色消费的意义除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外，还可以激发绿色生产的活力、整合绿色生产的资源、开拓绿色生产的空间，从而扩容绿色产品的供给量、延长绿色产品的产业链、提高绿色产品的性价比，为人民的共享发展构筑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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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绿色消费的理论意蕴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新的共同体仍不是实现个体解放的真正的共同体，相反它表征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散发出一种虚假的一致性，成为了个体自由发展的“新的桎梏”。这表现在两方面。首先，这一新的共同体只是特定阶级为达到私人目的所制造出来的“机器”，个体与之结合不过是将自己唯一的所有物——“劳动自由”出卖给特定阶级以得生存的机会。表面上看，获得一定生存资料的个体似乎寻获了发展空间，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只是建立在雇佣劳动之上的“伪自由”。对此，马克思精辟总结到，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4]571。其次，这一新的共同体其实是一种货币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在这种共同体中，“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5]。换言之，对于组成这一共同体的全体成员而言，货币既是他们把持关系的纽结，又是他们社会交往的原点，更是他们权衡利害的尺度。因此，他们的结合是受利润驱使，而非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需要。这样一种共同体是极不稳定的，一旦出现利润的躁动、利润的流变、利润的博弈，就随时可能走向“崩塌和灭亡”。而这种非恒定的状态也恰恰指认出这类共同体的虚幻一面。
（一）回溯“自然的共同体”，呈现“崇尚使用价值”的绿色消费理论预设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自然的共同体”的三种样态——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以及日耳曼共同体进行了历史性的回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重点考察了这三种样态所共同表征的所有制形式，认为由于劳动的狭隘性，“自然的共同体”的生产力只能是一种“有限的且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3]148，会最终在所有制上反映为以农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关于自然经济，马克思指出其“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3]134。言下之意，处于“自然共同体”中的个体的全部劳作基本表现为对生产使用价值的奔波之上，以维持基本的生存。由此可见，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构成财富的首要内容。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交换价值的旁落。马克思认为，在同一个“自然的共同体”中，个体通过产品交换获得交换价值的行为完全是偶然的，因为产品交换只存在于不同的共同体的相互接触中。因此，个体在这一阶段的消费行为，基本上是属于所处的共同体内部的消费行为，而这一种消费行为又仅是一种对产品使用价值的消耗。
不难看出，符号消费其实是商品拜物教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衍生物”。受商品拜物教的“遗传”影响，符号消费同样具有使“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特质。这表现在符号消费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个体与消费对象的关系，即从“人—物/实体”的关系转变成以商品为中介的“人—符号/意义”的关系，从而使原本承载符号的商品彻底沦为符号的衬托。这样，当一轮轮符号消费席卷而来，大量涌现的闲置品势必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从此意义上看，马克思关于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理论，俨然是在理论逻辑的推演上昭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必然要涉及选择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来对符号消费进行全面超越，而绿色消费正是这种理论逻辑的使然。一方面，绿色消费探寻的是稳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黄金比例”，始终会以一种必要的张力把持个体消费行为，即既不让个体发展需求落空，也不让个体发展触及生态底线。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绿色消费并不压抑个体对意义需求的满足，理由是它所崇尚的使用价值，不仅有客观效用的一面，还具有主观效用的一面。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4]729。因而，使用价值在体现为物对个体客观效用满足的同时，还要吻合社会心理、紧贴社会潮流、回应社会需求，确证个体自我意义的找寻是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共同体的认可。
（二）批判“虚幻的共同体”，昭示“超越符号消费”的绿色消费理论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虚幻的共同体”的现实表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对“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深刻围绕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脉——资本逻辑而展开，他认为资本逻辑对共同体各个成员生活的全面裹挟是异化的起源。这种异化强烈表现在拜物教观念的盛行，即个体在观念上对商品、货币以及资本的全方位依恋与崇拜。据此，马克思直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拜物教的影响，“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3]59。按理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的井喷会在使个体获得对物质资料的频繁满足后，将自然降低个体对物质资料的眷注，从而首先缓解商品拜物教对个体的异化影响。然而，事实表明，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商品拜物教在今天依然侵蚀着个体的精神生活世界。之所以如此，张一兵教授在其《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认为，“抽象统治”中的“抽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而上学概念，它在本质上其实“是抽象劳动的等价关系”，具体指涉为“价值关系”“物的替代”“观念性”“物的象征”乃至“符号”。[7]因此，为延展资本逻辑，现代商品拜物教对个体的统治，将是通过构建人类身份认同的意义体系来先诱发人对符号意义的无度欲求，继而使人以沉溺符号消费的方式实现。
探寻“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路径，是马克思的学术抱负与毕生追求。在马克思笔下的“真正的共同体”，其社会形态所指认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财富充分涌现的经济前提之上，这既得益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更得益于“个体的劳动”向“社会的劳动”的转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的劳动”是社会财富和文化的源泉。[8]430在这种劳动状态下，个体不仅摆脱了在私有制分工下由异化劳动所建立起的“奴隶身份”，还将自觉组建起生产合作社以从事自由的生产活动。在他看来，这种生产合作社“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者保护”[8]442，正是构筑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行路径。同时，在这种生产合作社中，通过“社会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还将具有公共属性，从而使社会开展共同消费成为可能：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供共同体成员日常消费，以满足成员多层级的生活需求；另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供生产部门消费，以确保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展开；还有一部分作为养护资料供“人的无机身体”——自然消费，以为人的生存发展筑起美丽宜人的家园。
虽然个体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产品使用价值的消耗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消费行为，但是崇尚使用价值这一蕴含，却呈现出现代绿色消费的理论预设。绿色消费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使用价值的消费行为，它的逻辑进路就是要使交换价值依附于使用价值，以使用价值主导消费行为，从而减少由过度消费引起的生态浪费，最终达致保护环境的效果。因而，马克思对“自然的共同体”的回溯不仅指出使用价值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还暗含了绿色消费的存在必要，即对使用价值的首要满足始终是个体发展的前提，而绿色消费就是实现这一前提的手段。此外，马克思在谈及“自然的共同体”中关于财产的使用状况时，指出个体成员是不能拥有财产的所有权，而只能拥有财产的暂时占有权，“因为财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单独的成员，而属于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人”[3]129。这里，马克思所谓的对财产的暂时占有实质上是对使用价值的指认，如果个体在乎的只是使用价值，那么当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满足后，个体即可将产品归还共同体，这样财产的占有就只会是暂时的，继而让更多的闲置资源可在共同体中自由流动，以满足其他成员的发展需求。其实，这便是绿色消费的基本范型。绿色消费崇尚使用价值的目的就是求解个体发展与共同体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希望个体在满足自己发展需要的同时，也能反哺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而这种反哺更倾向于物尽其用的资源循环，从而最大程度降低对生态的二次损害。
（三）探寻“真正的共同体”，敞显“追求美好生活”的绿色消费理论旨趣
盱眙农商银行董事长陈雷介绍，截至目前，盱眙农商银行累计发放“虾稻（莲）致富贷”1850户，金额5.32亿元；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65户，金额1645万元，有效推进了全县“虾稻共生”新模式快速发展。
2.现代农业布局散、弱，缺乏品牌载体及知名度。由于重庆市山地地形复杂、城乡空间为山水界限所分割，且缺乏市级高度的统一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现代农业布局多呈碎片化的空间分散形态，尚未形成具有区域知名度的现代农业品牌载体。比如，成都市已经形成了以“三圣花乡”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农业集聚发展区和区域品牌，相比之下，重庆“歌乐山国际慢城”等现代都市农业品牌已初步萌芽，但品牌影响力还不够，国际化程度很低。
总体而言，对“真正的共同体”的探寻，使马克思一方面认识到以“社会的劳动”为内核的生产合作社对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看到了由这种生产合作社所发起的共同消费将勾勒出一幅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美好生活理想场景，即如上文所述，个体生活需要多方满足、社会各项活动有序开展、自然生态环境舒适宜人。其实，这种共同消费由于内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睦关系，其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消费的理想表达。因而，在此意义上，共同消费所敞显的美好生活蓝图亦是绿色消费的理论旨趣。概括而言，绿色消费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敞显在求真、求善、求美三个层面。求真层面上，绿色消费旨在涵育科学的生态智慧，促使个体通过践行环保的消费行为理解自然机理、增进自然知识，学会在保护与享受自然的同时，也科学地发展与回馈自然；求善层面上，绿色消费旨在树立良善的生态伦理，促使个体在满足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过程中，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范畴加以考察，以实现从道德的角度体认自然、善待自然，力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化矛盾为和谐、化对抗为友善；求美层面上，绿色消费旨在展现高尚的生态审美，引导个体顺应美的规律、按照美的尺度、根据美的肌理，开展美好生活的消费活动，以使消费活动在人与自然共处共融、协同齐进的基础上彰显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愉悦。
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绿色消费在中国实践的现实启示
从上文的论述中看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内含了绿色消费的理论意蕴的。由此，运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指导绿色消费的实践就具备了理论上的可能。这一点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将能够从共同利益、共同规范、共同价值三方面启发绿色消费展开在中国的实践逻辑。
（一）谋求共同利益，为全体人民创造共享发展的实践机遇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关注共同利益，认为共同利益是促使离散的个体从分野走向一致、从为己走向为公的原驱动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体需要清醒认识到，促使他们行动的不仅是私人利益，还有共同利益，而且共同利益往往会超越私人利益，成为行动的先导。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私人利益基本上是不能脱离于社会的共同利益而独自实现，任何个体都要对整个社会共同体承担必要的责任，从而在服务社会中实现私人利益。有鉴于此，绿色消费在中国实践的起始点就是要谋求共同利益，以共同利益的价值导向促使个体自觉践行绿色消费。从绿色消费兼顾人的健康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机理出发，绿色消费所倡导的共同利益是确保共同体成员在不触及生态红线的前提下依然获得持续提高生活质量的空间。由此，绿色消费鼓励对闲置资源的循环利用，以促进消费从“占有式”向“体验式”转化。这又进一步意味着，绿色消费所主张的是共享消费，而不是占有消费。而由共享消费所敞显的共享发展理念，则鲜明昭示了共享发展将会成为绿色消费在中国实践的落脚点。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命题，旨在为共同体的每个成员提供平等发展的生活资源。在此意义上，共享发展与绿色消费所主张“万物共享”的实践指向是一致的。绿色消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为人民创造共享发展的机遇。
其实，在前两类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都建立在个体对共同体的完全妥协之中，基本上是个体将自身的自由个性和发展空间出卖与让渡给了共同体。显然，这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同体大相径庭。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4]574，一方面整个共同体是由“自由人”的联合架构起来的，另一方面个体可以从共同体中“获取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进而言之，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意味着个体的发展能促进共同体的发展，而共同体的发展也能表征个体发展需要的满足，从而使个体与共同体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具有一种同构的一致性。对于这样一种共同体，马克思从不认为它是空洞的理论演绎或者抽象的伦理建构，而是将其看作以个体的全面发展为至高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所从事的一切实践的指称。因而，“真正的共同体”是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创设前提的。具体来说，个体的全面发展将屹立于个体之间的普遍交往。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个体不再受到雇佣劳动的局束，他们可以从事各种活动，与不同个体进行普遍交往，并从中拓展了人际关系，释放人的本质力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人的本质是真正的共同体”[6]。
尤金奈达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的发表，提出了“动态对等”理论。所谓动态对等，是指从语义到风格在接受语中用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1]。动态对等理论强调不拘泥形式，为了文本的意义，可以放弃形式。后来，为了防止误会，奈达用“功能对等”代替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与动态对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奈达认为，功能对等强调的是语言之间、文化之间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恰当方式重新组织信息的形式和语义结构进行交际[2]。功能对等是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致对等[3]。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同体”的出现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自觉进程。对此，他曾举例阐述：“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4]574。其实，从“自然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阐述是基于历史逻辑展开的，而这一过程恰好反映了历史从狭隘的“民族区域史”转向更广阔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史，即世界历史的过程。需要指出，“虚幻的共同体”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也开拓了世界市场，促进世界历史的形成。但是，这种世界历史并非基于人自身全面发展而自觉创造的，相反它是利润驱动的产物，是富裕地区的人为了追逐利润而对贫困地区的人施以压榨、侵略、殖民的历史。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541世界历史若要开辟新篇章就必须建立在人的解放之上，呈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样态。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将摆脱原有身份的束缚而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这不仅让个体“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4]541—542，还推动着个体在与世界进行联系的过程中自觉联合其他个体，从而共同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放线→基层处理→焊接角钢、钢板→防锈处理→石雕石材选择→挂钢丝→石材开槽→安装→打密封胶→墙面清理→验收。
（二）遵循共同规范，助中华民族踏上永续发展的文明征途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关注共同规范，认为遵循共同规范是共同利益实现的保障，因而将共同规范视为维系共同体长久关系的关键要素。例如，马克思在告诫工人阶级要团结成稳定的共同体，以持久开展解放斗争时就指出：“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8]14共同规范是共同体成员从事日常生活应遵守的社会准则，它常以一种道德的约束力、法律的震慑力来疏导、把控共同体成员的思想暗流、越轨行为，以保证共同体在平稳态势上永续发展。中华民族之所以在经历过朝代更迭、战争洗礼、环境变迁后，依然屹立不倒、生生日新，是与自古传承下来，并在新时代中获得赋能发展的民族共同规范息息相关。追求代际间的永续发展是绿色消费的内在要求。因而，绿色消费若能在中国的实践中遵循中华民族的共同规范，将可以通过发挥共同规范的力量助其内在要求的达成。同时，这还会让绿色消费彰显出中华民族的特色，使绿色消费在中国更为人所接受，继而推动中华民族践行绿色消费，并由此踏上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指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绿色消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表达，换言之绿色消费促使中华民族踏上的更会是一条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将进一步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开启新篇章。
在中华民族的众多共同规范中，绿色消费应着重遵循以下两则共同规范。第一，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从孔子“节用而爱人”到李商隐“成由勤败由奢”再到曾国藩“勤苦俭约，未有不兴”，等等，勤俭节约始终是贯穿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道德实践的恒久主题。中华民族之所以注重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是因为它会抑制无度消费的人性冲动，保障生存资料的合理流动，营造人际和谐的发展氛围。这一点无疑契合了绿色消费追求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而，绿色消费应主动遵循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这表现为，绿色消费在推广过程中应以与勤俭节约相关的名言名句、名人名事为切入点，对其中所蕴含的绿色消费理念展开释义，以此使人们认识到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是承载着绿色消费的丰富内涵。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精神的时代表达，它既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崇尚友善、和谐等道德规范，又结合时代境遇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规范补充了民主、平等、法治等崭新元素，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理应遵循的社会规范。绿色消费之所以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其三重内涵维度上指导着绿色消费的具体实践，这表现为：在个体维度上，友善价值观指引绿色消费化解个体间的资源争夺冲突；在社会维度上，平等价值观指引绿色消费协调代际关系；在国家维度上，文明价值观指引绿色消费创建绿色消费文明。
（三）凝聚共同价值，让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走向世界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关注共同价值，认为在共同利益与共同规范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共同价值是共同体从民族性、地区性走向人类性、世界性的逻辑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这里，“文学”是文明的指代，换言之马克思认为当成为了公共财产的“各民族精神产品”构成了共同价值的独特表征时，它将推动一个“民族的和地方的”文明演进为一种世界性的文明。其实，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共同体”是一个关系范畴，除了涉及个体与所在共同体成员、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外，还涉及国家间或民族间的关系。因此，单一的民族共同体为了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普遍交往，就需要与开放世界中的其他国家、民族展开合作对话，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前提无疑是要凝聚共同价值。借鉴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绿色消费在推动中国走向共享发展、永续发展之余，还要主动向世界凝聚共同价值。这是因为“放眼世界，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点”[10]，绿色消费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遵循，就理应在总结了本国实践的成功经验后，提上国际议程，使之在互鉴、共享、合作中谋求价值共识，成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的公认方案。
绿色消费已在中国普及数年，但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与绿色消费相关的政策文件出台，才使得绿色消费在中国的实践拥有系统化、严谨化、完整化的政策支撑，并在此之上逐渐形成新时代绿色消费理念。新时代绿色消费理念是对西方环保主义所主张的绿色消费方式的扬弃与超越。环境学家彼得·道维尼就曾坦言，环保主义者要输出的绿色消费观体现的只是企业的世界观，其惯用语“生态效益”“企业的社会责任”“市场机制”“技术转让”等都显露着资本的逻辑。[11]与此相反，新时代绿色消费理念所依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它一方面仅将资本视为设置消费场景、构建消费框架、改善消费质量的市场工具；另一方面则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点，使人在消费过程中将自身的生态审美取向、生态价值认同、生态文明素养外化于消费品之中，亦即将自身的内在尺度合理延伸至自然界，以让消费在满足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保护了自然，为人营造美丽家园创造条件。当今世界，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逐渐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价值共识。新时代绿色消费理念秉持这一价值追求，在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还应当积极走向世界，力促在价值多样性的互动中凝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共同价值，从而借此契机将自身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向世界积极推广，以充分彰显中国在国际的生态话语权，为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
治疗组患者治疗效果明显，治愈率100%，无复发，且在4周、8周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1天及1周差异并不明显。对照组中有17例治愈，14例有效，3例血肿复发。两组8周时血肿完全吸收时间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此外，8周后颅脑CT检查残留血肿吸收情况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参考文献：
[1]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htt://www.gov.cn/xinwen/2016-03/02/content_5048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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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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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10]习近平.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创繁荣美好世界[N].人民日报,2019-06-08.
[11]道维尼.消费的阴影——对全球环境的影响[M].蔡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248.
中图分类号： F0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5—0060—08
作者简介： 罗铭杰，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燕，女，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视域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6ZZD048）的阶段成果；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我国对策研究”（15BWW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消费升级的实现路径”（GD16XMK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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