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一世纪论文,初中论文,环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几种预测
未来10年或15年，美国优势地位仍不会动摇，但整个世界格局将呈现群雄并起的特点
20世纪最后10年，是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大转变的时期。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标志着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的终结。那么，继之将形成的新的世界格局应是怎样的呢？21世纪初的10-15年，世界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
关于多极单极的大辩论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一些当政者和代表人物多数坚持认为，冷战的结束，是美国的胜利，此后，既然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美国领导世界是自然的，构建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是势在必行，而这样的世界才是民主、公正、道义和普遍安全的、无比美妙的世界。但是，对这种说法，不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广大人民表示反对，就在美国，也有一些人持不同观点。例如，还在1993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撰文说，今后世界将走向多极格局，构成这个多极格局的，有美、欧、俄、日、中五大国，此外，印度和巴西也有可能加入世界大国的行列，虽然这些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
从那时起，近10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舞台上重大事件一桩接一桩。然而，关于21世纪世界格局的走向的热烈讨论仍在继续。这种讨论绝不仅仅是在媒体上和讲坛上说说而已，而是不同国家据以制订其战略和政策的重大实践问题，是关系到各国根本利益和前途的问题。
美国坚持其建立单极世界的立场，并为实现这一计划全力以赴。近10年来，美国高科技快速发展，新经济形势骄人，国力大为增强，这一切成为美国推行其新霸权主义的基础，刺激了它构建单极世界的欲望。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持续两个半月的狂轰滥炸，是美国各种威力强大的高科技武器的大展示。美国人的气焰更盛，他们认为，这是美国推动世界走向单极化格局的重大步骤。有人在惊愕之余，甚至断言，单极世界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俄罗斯、中国等国坚决反对，就连美国和它的一些北约盟友，也心存疑虑，它们在一些重大步骤上的分歧迅速表面化。战争结束后，欧洲人感到自己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相距太远，以至在这场战争中只能扮演配角，心有不甘，因而决心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安全体系。与此同时，欧洲人对美国以老大自居的傲慢和粗暴态度的反感也与日俱增。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对美国当政者提出告诫：美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同欧洲共同努力，逐步改变美欧双方在联盟内的力量平衡和责任分担……美国应该放弃在联盟内的一些显赫权力。”
科索沃战争后至今一年来，欧盟在国际问题上采取独立立场，甚至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情况屡屡发生。例如1999年12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再次在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上与美国激烈抗争，又如今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欧盟各国对美国的反华提案不予理睬，再次使美国陷于孤立。
科索沃战争前后一段时间内，一些大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决心建立多极世界，反对单极世界。例如，法国总统若斯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重申他们前任的立场，表示坚决反对美国的单极世界。普京早在1999年12月发表的题为《21世纪的头10年》的文章中说：“下一个10年应当积极形成新型国际关系，这一体系的基础应是所有国家间真正平等……以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霸权为基础的所谓单极世界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国家不能接受的。它在历史上注定要灭亡。”
对世界多极前景的一些预测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时刻，人们对构成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各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前景作出了种种预测，具有代表性的预测是：
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科技、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居于其他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在21世纪头10年或15年，乃至更长一些时间，这种地位不会动摇。然而，在世界其他力量中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美国的优势将必不可避地相对下降。1999年12月美国《新闻周刊》曾刊载文章说：“美国现在是处于它的影响力达到顶点的阶段；在下个世纪，它的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下降。”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集团，在本世纪结束前，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已达到最高程度，它已建成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在继续巩固这一联盟的同时，将朝着扩大范围和建立政治联盟的方向前进。按照布热津斯基早在1998年2月在美《新闻周刊》上所作的预言，欧盟将有步骤地扩大，最后，到2014年，欧洲有可能从经济联盟“发展到在政治军事领域更密切的配合”。到那时，欧洲就“更像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当然，欧盟这个由多个国家建立的联盟，其内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始终是难以完全消除的。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世界密切关注的对象，关于中国今后的前景，也预测纷纭，其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的强大不可阻挡。许多预测者认为，在今后10年、15年或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或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新闻》于2000年4月10日刊出《展望2020年的中国》的文章，认为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仅次于日本和美国，成为居世界第三位的经济大国。与此同时，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也将得到发展，科技、军事力量都将得到加强，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大。
俄罗斯作为原苏联的继承者，拥有雄厚的工业、科技、教育基础，10年来，虽然遭到经济危机的严重破坏，但仍然保持其大国地位。在进入21世纪时，俄经济出现好转征兆，政治上也以普京当选总统而将开辟新局面。多数预测者认为俄将在今后10-15年内走向重建和振兴。
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90年代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和危机，使其元气大伤，但其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并未丧失。随着20世纪的结束，日本经济形势也出现好转迹象。人们预测，21世纪前10年到15年，日本经济将逐步回升，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经济模式将进行重塑，经济体制将深入改革。日本人在政治上也力争扩大其影响力。
除以上大国和国家集团外，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印度、巴西，以及某些地区一体化组织，如东盟、南方共同市场，力量也都将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必将提高，成为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因素。
中美关系21世纪初的走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头号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将继续维持一种既有广泛共同利益，又有重大分歧，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仍会呈现出时好时坏、曲折前进的复杂局面。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作为世界上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头号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的状况不仅关系到两国的切身利害，而且对于全球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特别是对于21世纪世界的前途和走向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性影响。因此，无论是从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出发，还是从世界的未来着想，都应当努力把中美关系搞好，而不能搞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却并不尽人意，甚至可以说距两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期望值相去颇远。远的建交前中美两个大国长期隔绝的状况不必赘述，就拿建交20余年来的状况说，中美关系也一直起伏不定，曲折复杂，时好时坏，有时甚至相当严峻。如果说建交后的头10年内，即从1979年至1988年间，中美关系大体上处于平稳发展阶段的话，从1989年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不稳定状态。
中美关系这种差强人意的状况，固然与两国之间存在一系列差别和分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这些国与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别和分歧。长期的实践一再表明，正是由于美方未能正确对待这些差别和分歧，言行不一，未能按双方共同达成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一系列协定行事，才导致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出现一个又一个低谷。从1989年6月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滥施“全面制裁”，1992年9月批准售台150架F-16战斗机，1994年9月决定提升对台关系，1995年5月允许李登辉访美到1999年5月悍然不顾国际法基本准则，对中国驻南使馆实施导弹袭击，等等，都是美国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从而使中美关系受挫的例证。
再以进入2000年以来的最新动向看，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的反华势力仍在不断制造事端，导致中美关系麻烦不断。仅举几例：2月1日，美众议院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法案，企图使美台军事合作合法化和制度化，该法案尚待美参议院审议；3月中旬，美政府不顾过去8次失败的教训，再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抛出反华议案，公然为邪教组织“法轮功”和达赖民族分裂集团撑腰打气，但美国孤掌难鸣，再次以失败而告终；4月18日，在台湾地方选举过后不久的“敏感时期”，美国政府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宣布向台湾出售“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阿姆拉姆”空对空导弹和“小牛”空对地导弹等先进武器，朝着将台湾纳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又迈进了一步。
美国上述做法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上，美国仍在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信誓旦旦地一再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但与此同时，又不断提升对台关系，扩大对台军售，助长“台独”气焰，阻碍中国和平统一进程，威胁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美国的这些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并成为导致中美关系不时出现麻烦的主要原因。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充分看到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发展轨迹中“好”的一面。应当看到，在曲折复杂的发展进程中，中美关系的大局不但仍得以维持，而且总体而言仍能有所前进。仍以最近的动向为例，从去年9月12日中美首脑在新西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高峰会晤以来，中美不仅恢复了因“炸馆事件”而中断了的高层对话，而且恢复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磋商；克林顿政府在大选年内部压力加大情况下仍坚持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努力推动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并明确表示反对国会炮制《加强台湾安全法》，等等。
这些事实说明，在冷战结束之后，中美之间仍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维护并发展中美关系，对两国都有利；中美关系受挫，则对两国都无好处。在安全方面，中美都需要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作为朝鲜问题四方会谈成员国为促进半岛的持久和平而努力。即使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也存在某种共同之处，美国也不希望台湾“急独”引发的台海冲突。从全球范围讲，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地区冲突、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付恐怖主义和贩毒走私等跨国性犯罪等方面，担负着共同的责任。在经济方面，美国商务部把中国列为21世纪世界10大新兴市场之首，中美在经贸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经贸合作，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对中美关系的状况简要分析之后，中美关系未来的前景也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即：继续是一种既有广泛共同利益又有重大分歧，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仍会呈现出时好时坏、曲折前进的复杂局面。回顾过去，分析现况，展望未来，应当用战略眼光审视中美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局，珍惜得来不易的积极成果，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针，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分歧，共同把一个平等、互利、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进21世纪。
未来十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
未来10年中国周边地区将成为大国进行地缘战略“塑造”的大棋盘
未来10年，亚太格局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仍然可以套用一句老生常谈的俗话：挑战与机遇同在。
未来10年，中国周边群雄并起，5至7支主要战略力量将在亚太并存竞争，逐步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因发展速度不同步，到2010年，中国周边经济布局和力量配置将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上，印度有能力在全球化中趋利避害，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成长为经济大国；东盟、韩国经济也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在政治上，日本将加紧向政治大国迈进并取得一定进展，在亚太的政治影响增大；印度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强，战略上将以亚太大国面目出现；东盟区域一体化有所深化；朝鲜半岛南、北统一进程将取得一定进展；俄罗斯更重视亚太；美国也会尽力维持在亚太的政治军事存在。这些战略力量为争夺亚太以至世界主导权，将互动频繁，激烈竞争。中国周边地区因而将成为未来10年大国进行地缘战略“塑造”的大棋盘。
根据地缘政治的一般规律，因中国是亚太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多、国土辽阔、经济规模最大、发展潜力大、速度快，具有战略崛起性质，各主要战略力量的战略互动主要将围绕中国的战略崛起“问题”展开，并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布局。这里面，中国与周边主要战略力量及美国和平共处，形成全面合作关系，是一种最乐观的前景。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少数国家冷战思维难除，继续奉行围堵牵制中国的政策。
因力量平衡关系变化、大国地缘战略活动加剧，周边不稳定因素增多，一些热点升温，甚至引发高强度局部战争的危险性不能完全排除。
周边不稳定因素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民族分裂势力可能急于铤而走险。国际反华势力为牵制中国崛起步伐，可能乐于怂恿、利用甚至公开支持他们。
二是这一地区存在各种领土、领海争端，涉及国家众多，美国也保持随时介入的姿态。未来10年，很难保证这些争端不浮上台面，引发更严重的冲突。
三是周边不少国家或地区存在动荡局面或诱因，如印、巴两国克什米尔争端几乎已成死结，难以解决，两国间爆发全面交战的危险性很大。
因周边力量对比升降剧烈、力量平衡不断被打破，刺激周边主要国家不断加强备战意识，导致军备竞赛加剧，周边自东北亚经台海、东南亚到南亚的马蹄形地缘战略带可能成为世界上军事集结程度最高、高科技武器最集中的区域。
在东北亚，美日TMD计划投入实战部署，将是促成亚太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第一大刺激因素。
日本为实现其“政治大国”梦，将更注意不断加强其军事力量，尤其要坚持保持对中国的海空优势，其年额5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是促成亚太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另一个刺激因素。为阻止中国统一，美国将以中国军事力量的变化为参照，决定其对台军售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台军综合实力和技术装备水平，改善其针对大陆的反导、防空及抗登陆能力以及“第二击”能力。这是亚太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第三个刺激因素。
印度为成为世界大国，将继续加强其核能力，其“三位一体”的核政策构想将取得进展，其陆军的山地战能力和海空军的远距离作战能力将大幅加强。印度加强军备建设又会刺激巴基斯坦跟进，南亚军备竞赛因而水涨船高。因此，印度加强军备正在成为促成亚太军备竞赛的第四个刺激因素。
在此背景下，东盟也将增大国防开支，从美欧增购先进武器；朝鲜南北方更难下决心大幅裁减军队。此外，俄罗斯为增大在亚太的影响，随其经济实力的恢复，也会加强其在远东的军事能力。以韩、日为主要基地的驻亚太美军为保持其在亚太的全面优势，更要不断更换新装备，采用新技术，提高实战能力和威慑力。
面对不断变化、愈益复杂的周边环境，中国周边战略更应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分清主次利益和主次矛盾，调动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争取周边安全环境不断改善，为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未来10年，中国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将正式启动，中国争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努力进入关键时期，中国仍应以发展为最高国家利益，这要求有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此，中国要贯彻睦邻外交原则，全力处理好几个基本关系。
——要全力处理好与周边各主要战略力量的关系，避免与任何一个大国全面和公开对抗。与周边各大国和平共处是确保周边安宁的关键。尽管周边各战略力量各有各的算盘，但求和平、谋发展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流，与各大战略力量构建相对平衡、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合作关系，仍应作为中国未来10年对外战略不懈追求的目标。与周边各大国达成了战略谅解、共识或信任关系，就有希望抑制周边动荡、冲突甚至阻止周边发生高强度局部战争。
——要时刻警惕“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这实际上涉及中国迅速发展与周边力量对比及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调整之间的关系。一个大国崛起，必然要引起毗邻地区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甚至惊恐不安，这是规律。中国的战略崛起也同样如此。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忧虑甚至觉得受威胁，试图以增强军力或缔结同盟的方式预防，是一种“自然”反应，不必大惊小怪。中国应积极寻找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叉点，发展各种合作关系，消除其顾虑。如安全领域，努力加强与周边国家在环境、资源、人口、反恐怖、反海盗、反国际犯罪、预防外交等方面的合作关系；经济领域，充分利用中国发展速度快、经济规模大、市场也大、且处于亚太中心的特殊条件，拓宽、拓深与周边国家的各种经济关系，争取成为带动亚太经济重新起飞的“发动机”。在与周边有关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要继续贯彻“和平解决、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信条，做到“衅不自我起”。做到了这几点，“中国威胁论”就不攻自破。没有了“中国威胁论”作祟，中国就有更多的机会以“正常”国家身份与一些邻国在双边范围内解决各种麻烦而不必担心引起不良“连锁反应”。
——以合作者、建设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区域新秩序的建设。未来10年，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化也将加速发展，其中欧盟将扩大到东欧、东南欧，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南北美一体化迈出实质性步伐；甚至因俄罗斯恢复实力，独联体有可能重新整合。亚太区域化将相对滞后，并使亚太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届时亚太区域合作的呼声将不断高涨。中国应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和大国优势，争取在区域化和周边政治、经济、安全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主动权，有一定作为。
——注意运用“软国力”。中国是文化大国，有几千年文化传统，对周边国家有一定的亲和力，这是中国最宝贵的“软国力”资源，要加以充分运用，使之为战略利益服务。
——要处理好军备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对大国地缘竞争重点移向亚太及周边地区军备赛争不断升级的危险性不能视而不见，因而预防在先。另一方面，一定要摆脱周边军备竞赛水涨船高、相互刺激的怪圈。
新干涉主义难遂其愿
有战略家指出，科索沃已成为新干涉主义的祭坛，在未来五至十年，美国和北约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将受到越来越大的牵制。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和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推出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严重冲击了国际法体系和国际关系准则，毒化了国际政治生态，激化了国际矛盾，对未来5-10年内的国际安全形成严峻挑战。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新干涉主义的前景并不美妙，难以掀起大的浊浪。
根据布莱尔、克林顿等北约国家头面人物的说法，新干涉主义就是“指人道主义干涉，即出于维护人权等道义原则而进行的军事干涉”。它的两个核心观点，一是“人权高于主权”，二是“为了人道主义原则可以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明眼人不难看出，它只不过是打着人道主义幌子的霸权主义的军事干涉政策。
新干涉主义热衷以武力达成政治目标，将美国的军事霸权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新干涉主义作为霸权主义的集中表现，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延伸，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建立美国主导的21世纪世界新秩序。
新干涉主义严重威胁国际安全
众所周知，主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而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内部管理的事项，在地位上从属于主权。没有国家的主权，人权必然失去必要的保障。新干涉主义坚持“人权高于主权”，其实质是要彻底否定主权原则，以人权取代主权；而否定国家主权原则就是否定现代国际法的基石，最终只会导致国际社会四分五裂。
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条文明确规定，任何武装干涉及任何对国家人格或政治、经济及文化要素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预或试图威胁，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以“人道主义”为由的武装干涉丝毫不能洗脱对被干涉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构成的严重侵犯。新干涉主义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冷战思维的旧安全观在世纪之交的一种突出表现，它与国际社会倡导的协商、对话、合作的新安全观截然相反，是造成未来国际安全形势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
当然，新干涉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在西方力量尤其是美国在全球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之时，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也明显膨胀。他们急欲向外推广其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鸣锣开道”。目前，新干涉主义不仅已被美国及北约付诸实践，而且其所包含的原则也已被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接受，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它还致使发展中国家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的态度出现差异和变化。
干涉与霸权从本质上都代表了所谓“强权的统治”。霸权主义就意味着干涉主义，两者几乎是一回事，而干涉的最高形式就是发动战争。因此，美国等只要不放弃霸权主义，就不会放弃干涉主义。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决心将人道主义干预作为一种国际法原则推向全世界。由于美国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其综合优势，并且会狂热地向世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甚至不惜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实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因此，那些不肯听命于美国的国家，将面临遭到适用新干涉主义政策的危险，这也预示着21世纪初国际安全形势的严峻性。
新干涉主义难遂其愿
新干涉主义是美国欲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必然反映，也获得了美国许多盟友的青睐，并经过了科索沃战争的实战检验，对国际安全形成了重大而持久的挑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干涉主义具有普遍性或世界性的意义，更不表明其前景一片光明、世界将笼罩在干涉主义的阴霾之中。
事实上，今后美国在处理全球范围所谓“人道主义”危机时，仍将会“有选择地介入”，即“集中于对美国本身利益关系最大的挑战，将美国力量集中于能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因为，“对美国而言，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具有同样大的价值，并非所有的威胁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因为美国的干涉而得以解决”，因此，“美国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以免得不偿失”。美国在干预科索沃中竭力保持其支配地位，而在东帝汶问题上仅承诺发挥后勤支持作用，两者所采取的不同干预政策就是这一方针的重要体现。
科索沃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和欧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性意义，它是美国地缘战略中所声称的“大陆心脏地带”，是前苏联势力退出后的“政治黑洞地带”，是欧洲的“家门口”。而且，科索沃战争在时间上也有其特殊之处，它客观上被包装成向北约50年大庆、北约战略新概念及世纪之交献上的一份厚礼。因此，在考察美国适用新干涉主义时不能忽视这些特殊性。也就是说，不能忽视科索沃战争背后的特殊性，而将其视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行军事干预的先兆。事实上，今后美国谋求战略利益的方式仍将是多样化的，军事干涉不会成为其不问时间、地点、条件而到处使用的手段；尽量在联合国框架内就重大国际问题谋求大国协调，仍是美国及其盟国所追求的主要获利方式。
同时，尽管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能力也是有限的，未来5-10年内，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对外干预力所难及。正由于此，去年9月，克林顿在联大的发言就很低调，他说“我们无法处处及事事干预”，“军事干预并非永远恰当，有时政治及经济压力反而更能奏效。”这表明了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力不从心。打一个几经分裂的南斯拉夫，美国空军力量的使用接近1/3，空射巡航导弹几乎耗尽。由于F-16等战斗机已经停产，24小时不间断的轰炸造成飞机配件严重不足，不得不拆卸国内现役战斗机紧急补充。飞行员不足，只能疲劳飞行，同时还要紧急动员国内后备役人员。美军中央总部用于对伊拉克作战的空中加油机、电子战飞行、对地攻击飞机、太平洋总部用于巡弋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舰都被调去配合行动。如果说美国在一个局部的空袭作战中就感到力不从心，那么“同时打赢两场主要战区战争”的军事战略还从何谈起？
而且，科索沃在北约维和部队进驻一年来，并未实现所谓的“人道主义秩序”。相反，由于北约执行“扶阿抑塞”的偏袒政策，反而助长了科索沃阿族极端分子对塞族及其他非阿族居民的驱赶和屠杀，使科索沃到处充斥着暴力，酿成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巴尔干地区有重燃战火的可能。
最后，由于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军事干涉越来越不得人心，在此背景下，新干涉主义不断受到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正义力量的批评和抵制。而且，新干涉主义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要受到大国力量消长的影响。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推进，必然面临越来越大的牵制。
非传统安全挑战难以回避
非传统安全强调安全目标不只局限于本国的安全，相反，为了确保本国的安全而必须将眼光投向更远
可以断言，与过去的10年一样，未来10年的国际环境仍将是一个重大转型和调整期。转型期里最活跃的因素是观念的酝酿与形成，并带有挑战传统的特点，在这方面，谁有远见谁就将占得先机。涉及到国家安全目标上，非传统安全（或曰大安全和综合安全）问题脱颖而出，已被一些学术和研究机构乃至政府提上重要高度和议事日程，作为对强烈体现追求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的补充。
非传统安全强调安全目标不只局限于本国的安全，相反，为了确保本国的安全而将眼光投得更远。它把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内容广泛的安全概念。
非传统安全观首先是国际关系本身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必然体现。上个世纪下半叶，国际格局以美苏两大军事和经济集团的对峙为特点，关系紧张但相对单一和明了，各国的安全观念完全局限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对抗。冷战结束后，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潜在的结构性变化已经日趋表面化，国际关系在总体缓和的形势下却又融入了更加多元、复杂的内涵，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将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如果对其中任何一种安全失控，都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安全乃至存在都将成为问题。
非传统安全是全球化扩张后果的一部分。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在其尚未得到均衡发展和合理分配，各国也都不能回避这一变化和潮流。实际上，诸如种族冲突、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原本就存在，只是由于沿全球化扩张路径加速蔓延，才最终形成为影响国家乃至全球安全的大问题。对许多国家来说，在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同时或者还来不及和根本轮不到分享其好处之前，不得不面临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和震荡，安全形势因而更加复杂和严峻。联想一下目前反全球化声音的出现和壮大，实在是并非偶然。
各国国家安全战略观念发生变化无形之中抬升了非传统安全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消除了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些界线，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局，考验各国政府制定内外政策的智慧。如果不考虑外部环境，那么无论怎么努力地制定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这种努力都有可能会在世界性潮流中失败。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潮流和主旋律，各国都在努力为本国寻求利益并且首先是经济利益，而不仅仅是回击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挑战和威胁，必须学会善于利用世界新的政治和经济开放环境，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加以重视自然也顺理成章。
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十分广泛。具体讲，像以爆炸、抢劫、谋杀、绑架、勒索为手段的国际恐怖活动、洗钱、非法移民、诈骗银行、种族冲突、粮食和能源短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转基因食品、艾滋病蔓延、地球生态的破坏、毒品走私、金融危机、电脑病毒、债务危机和贫穷等问题，并非传统的外部军事威胁，但却与其造成的后果一样，严重威胁到国民的生存和国家间关系，因而都被笼统地称为非传统安全。
取消管制和贸易自由化使世界日益开放，辅以先进的智力、信息和通信能力，使跨国犯罪组织从中获益匪浅，较之于跨国公司产品和服务，非法移民、毒品走私、洗钱等方面更加迅速地实现全球化，所造成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可等闲视之。例如：
——移民问题。移民问题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从公元1600年以来，由于欧洲重商主义兴起，加上“新大陆”的发现，首次掀起了以奴隶和契约工人为主的移民潮。此后，1860至1920年间，大约有3000万人移民美国。全球化进程大大增加了移民的数量和范围，估计目前有1亿人在他们母国之外生活。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其中约有1800万是难民，但绝大多数是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合法或非法移民。大量难民和非法移民往往意味着犯罪和民族仇恨，目前一些国家十分担心移民问题失控。
——贩毒和走私。毒品工业和走私活动遍及全球，新的走私路线和生产区域不断得以拓展，日益渗透到并最终演变成合法经济。据统计，目前国际毒品工业规模每年已达5000亿美元，仅次于全球军火工业（8000亿美元）。像汽车制造、医药甚至银行业一样，毒品贸易已经变成一个真正全球性的行业，没有边界，没有明显的国家身份。国际刑警组织把它定义为在巨额资本、人力、交通运输、专业技术、影响力和实力的支持下的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根据国际法执行机构调查，这些庞大的“企业”由有组织犯罪集团经营，它们的据点分布在世界不同地方。
欧洲刑警组织秘书长于尔根·施托贝克去年表示，世界上每年生产80万公斤可卡因和45万公斤海洛因，此外还有大量的新型合成毒品。这些毒品通过不同途径，绝大部分进入了欧洲。在全欧洲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有一半源于毒品，欧盟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为毒品泛滥和有组织的贩毒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跨国地下经济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互相合作、联系密切。例如走私毒品和非法贩卖小型武器是恐怖分子通过“影子银行”系统获得资金的主要手段之一。专门业务旅行社等可兑换外币的商业机构在前台为恐怖分子洗钱提供了便利。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和因特网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跨国犯罪分子和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合作也正日趋紧密。
——洗黑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估计，洗黑钱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有人为全球不义之财起了一个名称即犯罪生产总额，数额以万亿美元计。80年代，洗黑钱的人要用飞机载运成捆成捆的钞票，小批的则派信差传送。但现在，全世界基本上都架起电子金融网络。莫斯科洗黑钱者，只需按按电脑键盘，他们的电子货币便可飞到纽约，再按两下，钱又给调到南美某地去了。据估计，全球电子银行系统调动的资金，每天有4万亿美元之巨，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属下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小组今年年初发表题为“关于1999-2000年度洗黑钱方式的报告”指出，洗黑钱的犯罪行为有上升趋势。洗钱与跨国犯罪是一个共生体，毒品交易始终是洗黑钱活动的最大来源，其次是诈骗活动。不过，亚洲的偷渡集团活动也逐渐成为一大来源，其他则包括走私和赌博活动。罪犯也利用亚洲兑换商来购买黄金，甚至恐怖组织也是其顾客。
——世界范围内海盗活动日益加剧。据著名的海军《简氏战舰》最新统计，自1991年首次搜集数据以来，1999年海盗案件共发生285宗，为历年来最高，其中多数发生在东南亚海域。实际数目远不止这些，因为许多船只遇袭后，由于不愿将船只和货物停泊在外国港口接受调查或者是走私集团黑吃黑，所以未加申诉，自吞苦果。由于海盗活动猖獗，日本政府认为自己的能源通道深受其害，要求派军队进入东南亚公海进行保护，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警觉。
其它诸如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安全人们并不陌生，前者事关各行各业的保密和正常运转，后者造成的政治、经济动荡可能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
如何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并非易事，但可以肯定地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还应该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其次还必须由各国合作加以解决。但这种合作是有选择性的，因为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位的界定并不一致，有的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一些如美国；有些则仍主要是考虑传统安全威胁如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或者在强调传统安全的同时关注非传统安全。
坚持传统安全观的人们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者和实力派，认为外部军事进攻是构成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威胁，因而夸大非传统安全纯粹是危言耸听，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传统安全以对抗形式出现，而非传统安全则强调合作，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均衡状态，避免任何极端才是明智的做法。事实证明非传统安全问题可以有助于解决传统安全方面的争端。同时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的5-10年内军事冲突在世界多数地区并没有消除的迹象，有些地区反而加剧了，如北约轰炸南联盟就提醒各国不能放弃军备建设。
未来十年和平环境有望保持
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化
21世纪初叶，国际形势继续趋向于缓和，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将时而减少、时而增加。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治上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化。
决定今后10年国际形势继续趋向和缓、和平环境有望继续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世界经济在科技进步推动下，将进入一个稳定增长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将不断复苏和持续增长，预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发达国家，它们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能由21%上升到25%以上。而在这同一时期内，工业发达的欧、美、日占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能由今日的70%下降到65%左右。美国经济到今年5月已持续增长110个月，打破20世纪60年代持续增长106个月的纪录。预计美国经济在一个相当高时期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能有所下降。欧盟在启动欧元后，欧元不断贬值，处境并不好。但是欧盟的一体化不断深化，和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关系不断加强，在国际上将日前发挥一极的作用。俄罗斯随着普京上台，其政局将从动荡走向治理，经济开始从谷底回升，预计在21世纪初叶将是俄罗斯恢复综合国力，重新成为重要一极的时期。日本正在对本身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将在继续保持第二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的同时，发挥日益重要的政治作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将始终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21世纪初叶，发展中国家力量增长出现了新势头。不过这些变化尚不足以改变目前欧、美、日继续保持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状况。
世界大国之间，围绕着走向多极化格局还是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争斗将时起时伏，大国关系将对国际形势变化产生重要重大影响。在当前的大国关系中，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主自由”价值观仍是国与国关系的分界线。美、欧、日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将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防范对象，北约东扩、日美加强安保条约将继续是国际关系中消极因素，但是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大国相互关系远比当时密切。而相互的贸易经济关系更是不太受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有了较快速的发展。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经济从谷底回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种关系还会进一步发展。美、欧、日有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分歧，并不可能事事、处处、时时保持一致立场。中、俄对欧、日关系不同于对美关系，美对中、俄关系也不同于对欧、日的关系，这就决定大国关系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回旋余地。在联合国安理会内，俄、法、中经常和美、英有着不同的立场，美、英仍然我行我素。这表明俄、法、中对美国的牵制力量有限，但是对这牵制力量也不能低估。在当前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条件下，尽管力量对比没有根本变化，但各国相互关系、战略态势和政策取向，仍将会不断发生变化。而这将有可能加强对美国的牵制。大国之间相互合作和竞争、相互制约和防范将是21世纪初叶大国关系变化的重要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将激发发展中国家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中加强团结。而一些国家在这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将被边缘化；由于贫困化、民族矛盾、宗教分歧、恐怖主义等等，将会有更多的国家陷于政治动荡，引发武装冲突。在一个各国相互依赖程度远远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今天，如何处理这些政治动荡、武装冲突以至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将是今后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课题。从非洲到巴尔干，外高加索到中东，从南亚次大陆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已经发生的动乱，一时难以消除，新的政治动乱有可能发生，造成一个地区的动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张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防止对一国内政的干涉，尊重各国选择适合本国社会制度的自由。它们呼吁国际社会应进一步民主化。而西方少数大国和强国往往根据本国利益，推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争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国人民头上。美国意欲建立一极格局，西方国家希望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一统天下，它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判断标准，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并想通过“新干涉主义”建立符合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国际秩序。在21世纪初叶，围绕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将会初见端倪。有关国家有可能逐步达成共识，共同努力，缓解这些危机。也有可能一国的动乱波及周边地区，甚至引发更多国家走向对立，造成整个国际形势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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