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在转向与困境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困境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正统的科学合理性观念在发生历史转向之后陷于一种二难困境。为摆脱这种困境，西方科学哲学家又从社会学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科学合理性进行理解，然而这些新的转向在改变独断科学二元论的同时，却始终未超出抽象法则二元论的陷阱。
关键词：历史转向二难困境社会学转向自然主义转向抽象法则二元论
一 二难困境
自60年代正统科学合理性观念发生历史转向之后，人们发现在历史主义背景下的科学合理性，处于一种“二难困境”中难以自拔。其实在历史转向之前，科学合理性就存在着一些困难，如，波普的科学合理性思想中所包含的“二难困境”最先由牛顿—史密斯指明，在波普的科学方法（否证法）与科学目的（“逼真性”）之间存在着无法联结的鸿沟， 这种鸿沟使波普的科学合理性思想难以成立。 达戈斯蒂诺（FredD'Agostino ）论证了波普的遵循方法规则（确认性） 有助于科学目的（逼真性）实现的悖谬性。他指出，在对遵循规则有助于目标实现的证明与目标的确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测不准关系。（[5]，p.34）
在正统的科学合理性主义者（本文称标准的或后标准的科学合理性主义者）那里，对科学史的理解似乎是一种辉格式（Whiggish）理解。按这种观点，科学史是科学的直线性真理累积或面向真理的直线性进步，并且信奉依据目前来解释过去。由此，科学产生于人类在理解自然时从神话、迷信到一种理性认识的转化过程。在科学史中，最精彩的一段是从哥白尼到伽利略（或开普勒）、再到牛顿。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描述为抛弃地心说天文学后的第一种确实进步的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杰出拥护者，伽利略不仅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来展示哥白尼理论的正确性，而且作出了新的发现，如自由落体定律。开普勒三定律也被称为在哥氏理论基础上的一项重大进展，牛顿的《原理》及其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概括成为近代科学在辉煌的数学和谐中进步的顶峰。尽管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发生，但科学进步仍继续维持与塑造那种辉格式形象。逻辑经验主义者以他们对科学的非历史性理解感到自豪。同样波普也致力于对科学进行非历史性的解释，他把科学的历史发展解释为一个提出大胆的假说、猜测，然后在否证方法中严格地进行批判性检验的过程。这作为一种否证的逻辑是一种发现理论失败的方法。总的说来，在标准的科学理性主义者那里，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遵循一套客观的固定的方法论规则，逻辑经验主义者与波普把合理性等同于逻辑性。而波普的方法论在科学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这就为走向超越非历史性的科学哲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过，库恩的富有创见性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才有效地容纳历史作为科学哲学的一项充分而合法的内容。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在超越标准派（包括库恩、费耶阿本德、赫斯等）那里，科学史得到了成功的追溯，而他们的科学合理性却是不完整的、有缺憾的，因为他们终归没有正面地树立科学合理性理论，一味批判甚至抛弃标准的或后标准的科学合理性。当然他们的科学哲学并不像标准派及后标准派批判得如此过分：不存在科学合理性。与波普的由猜想及反驳的逻辑形成的“理性主义”历史相对比，库恩转向一种对历史描述的“逻辑”以获得科学变化的合理性。他在分析地心说体系与日心说体系之争之后，得出结论：寻求客观的检验，并且在相竞争理论中选择的中立性证据不可能诉诸于逻辑。通常，太阳每天升落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对这一事实是否真实哥白尼提出质疑。库恩相信，不存在客观地检验最根本性自然假说的独立于理论的逻辑。这导致他提出了“不可通约性”论题。
对历史转向后科学合理性所处的二难困境，人们有各不同的表述，其中贝尔斯特亚（D.J.Balestra）作了较为精确的概括。他指出，在科学中理论与实践之间、逻辑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困难形成了如下的二难困境：如果一种科学哲学充分地说明了科学合理性，那么它在追溯科学史或理解科学史时是以成为辉格式解释为代价的；如果一门科学哲学成功地追溯或理解了科学史，则这种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理论的建构是不完整的。（[1]，p.310）
本文认为，这种二难困境实际上是对拉卡托斯所引用的康德名言，即“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的一种否定性回答，因为拉卡托斯引用康德的名言意在表明：科学哲学应有科学史予以充实，科学史要与科学哲学的合理性融合在一起。而上述二难困境则告诉我们，任何科学哲学都将是，要么在科学史上空洞（如标准的与后标准的科学合理性主义），要么在科学合理性上不完整或盲目（如超越标准派或后无政府主义）。对这一情形，笔者试图用数学符号表示如下：
假若PS表示“科学哲学”，HS表示“科学史”，RS表示“科学合理性”，W表示“辉格式”，E表示“空洞”，B 表示“盲目”或“不完整”，
表示“成功地拥有”（或“说明”或“追溯”），∪表示“或”，→表示“得出”，则有如下表述：
把（a）与（b）合并：PS→EHS∪BRS
这种二难困境成为当今科学哲学所面对的根本性挑战，为此一些科学哲学家丧失研究科学合理性的兴趣或信心。另外一些科学哲学家在试图另辟蹊径，以求对科学有更全面的理解，这即是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转向与自然主义转向。
二 社会学转向
我们应如何理解科学？科学为何运行得如此之好？在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探求的过程中， 继历史学派之后， “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l）又作出了一种新的努力。该学派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学术研究团体，主要由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构成，包括布劳尔（David Bloor）、巴内斯（Barry Barnes ）等。他们极力坚持“社会因果关系”在理解科学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现代知识社会学有一个传统，即把信念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数学与自然科学，二是文化性的东西，包括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实践理性等，这些又称社会科学。前者是客观的，有趣味的，精确的；后者则是主观的，意识形态性的，或赤裸裸的或隐瞒模糊的；前者辉煌无比，后者黯然无光。对当代人类知识的这种二分定格主要是由近代西方科学宏大的智力功绩所致。与这种二分定格相应，我们的解释也具有一个二分法：对自然科学我们关注于有效的证据；而对神学、道德或经济学的信念进行说明时，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而不是“证据”。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种累积性的；而对文化科学或社会科学来说，较早阶段的成果很难为后期的成果所取代，既便早期的错误已经为后来理论所修改，这些理论也难以被称为“已经得到证实”。
在如何理解科学的问题上，科学的累积性说明招致了许多批评，这些批评（尤其库恩等人的批评）对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学转向形成重大影响。这在巴内斯的论著中已有明确的阐述，如巴内斯运用库恩的理论来为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途径辩护。（参见[3]）
知识社会学家主张有时为了完整地说明科学史的某一阶段而不得不考虑社会因素。与这种观点相比，爱丁堡学派的观点则更为强烈，它坚持社会因素（或原因）总是存在于科学之中，而且是决定性因素，这就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体系。对此，布劳尔在他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知识与社会构想》一书中最清楚和最有力地给予了说明。他提出下面四个准则作为对一种充足的知识社会学与一种科学的适当说明的特征：
（1）因果关系（causality）：它所讨论的是有关导致信念或知识形态产生的条件。很自然，除去社会原因之外，还存在其他种类的原因，共同导致信念。
（2）公正性（impartiality）：在对待真理与谬误、 合理性与非合理性、成功与失败方面，它将是公正无私的。它对这些二分法的两个方面都将作出解释。
（3）对称性（symmetry）：在解释方式上，它将是对称的， 同类的原因将解释真的与假的信念。
（ 4 ）反身性（ reflexivity ）：在原则上， 它的解释类型（patterns）必须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像要求对称性一样，这也是响应于寻求一般性解释的需要。这是一个明显的原则要求。否则，社会学将是它本身理论的长期有效的反驳。（[5]，p.5）
布劳尔对上述每一规则都进行了论证和辩护，他得出结论：如果社会学不能被彻底地应用于科学知识中，将意味着科学不可能科学性地认知它自身。在对上述规则的说明中，布劳尔肯定了对称性原则的核心地位。巴内斯也采取了类似于对称性原则的方法论要求，他说：“关键是我们认识到不同知识论断在社会学上的等同性。”（[2]，p.25）
促成社会学转向的因素，除了力图摆脱上述历史主义转向所面临的“二难困境”之处，还有诸如“成为科学的”强烈要求。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往往认为社会学家只是说明非自然科学，或只解释非理性的残余，社会因素被归入非理性的领地。与之相反，布劳尔宣称社会学家也是科学家，科学的全部领域都是社会学家的合法领域。此外，近来社会学研究案例已取得成功。譬如，福曼（O.Forman）对魏玛（Weimar）文化与因果性的论述，夏平（S.Shapin）对爱丁堡颅相学争论的阐述。（[8]、[15]，pp.219—243）
作为对科学合理性新转向的“强钢领”提出后受到科学理性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劳丹认为，对称原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一种全或无的原理。（[12]，pp.41—73）另外，一些科学哲学家， 如麦克马林（Ernan Mcmullin）、牛顿—史密斯等视爱丁堡学派的观点与劳丹、巴斯（Robent Butts）等的争论双方是两个极端，并试图在他们中间作某种调解。譬如，牛顿—史密斯认为，布劳尔、巴内斯等人的“强纲领”是失败的，而劳丹的观点同样也是理性主义的强纲领。两者都是片面的。他提出一种“温和的理性主义”，认为“当且仅当存在着与合理性标准的某种背离时，社会学家才插手此事。”（[14]，p.238）他坚持社会学不过是不正常的东西（deviants）。
三 自然主义的转向
近些年来，在对包括科学、科学哲学、认识论等知识理论关于科学合理性构想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倡导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转向（naturalistic turn），如波义德（Richard Boyd ）、 戴维（ JohnDewey）、戈德曼（Alvin Goldman）、胡克（C.A.Hooker）、 吉尔（R.Giere）、劳丹、奎因、及普特南等。自然主义的转向主要发生在美国的哲学界，英国科学哲学家对这种在美国轰轰烈烈发生的“自然主义转向”反应冷漠（其原因可见下述）。
虽然有如此多的人坚持自然主义，但他们的观点也彼此相异，甚至有许多大的分歧。例如，按奎因，认识论问题完全是描述性的心理学问题，其中“规范性”思考几乎没有位置；与奎因不同，劳丹则坚持一种集规范性与描述性于一体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 naturalism），那么在这些十分不同的自然主义者中间有没有统一的主题或一致性？为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自然主义转向的背景。
1.“转向”的背景
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理论或信念，正统的观点如下：
（1 ）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分为捕获（发现）和证明（辩护）两种与境。对前者人们只能归咎于直觉或灵感，这部分是捉摸不透的；而后者则通过科学方法（如归纳，类比等）实现。
（2）在经验主体与受控实验对象之间， 或在信念与实验证据之间，后者（实验对象、证据）独立于前者（经验主体或信念）而存在，而且后者成为前者是否合理（或具有真性）的标准（如符合即真理）。
这种图景必然使人们导致怀疑主义，或对一些问题的永久的争论不休，如真理、或逼真性等概念。
在（1）中， 实际上在发现与证明之间存在着一个为人们所忽视的中间地带，如何通过或跨越这种所谓的“中间地带”是未知的。这种未知因素招致内在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受到历史学派的激烈抨击和挑战。
在（2）中，若信念为科学信念，经验主体为科学家时， 其合理性似乎具有可依从的标准，即使这种标准在当今仍存在分歧。若信念为社会的、认识论的，则其合理性标准就难以确立，这些都导致了怀疑论，如费耶阿本德的一些观点中就渗透了这种怀疑论。
“自然主义转向”就是在挑战上述怀疑论，并医治根除怀疑论病症中形成的。上述正统观点〈（1）与（2）〉实际上是作茧自缚，因为感觉经验、实际数据是信念或知识的合理性标准的这样一种论断不可能通过感觉经验、实验数据自身来证明。
从上述正统的图景中可看出“自然主义转向”在英国受到冷遇的原因所在。首先，休谟的怀疑论传统在当代英国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威特金斯等）那里根深蒂固，科学知识在他们那里被理解为一种对怀疑论的不断求索和答复。而认识的自然主义与怀疑论互不相容。其次，多数英国哲学家在建立他们的认识观点时暗含了这样一个信念：认识论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在他们看来，认识论被自然化就意味着描述性的独断专行与规范性的丧失，规范性与描述性互不相容。此外，多数的英国科学哲学家确信他们的工作是一项自主性的理性事业。他们确立的哲学形象变得难以让科学家接近。若科学哲学被自然化，科学哲学家将发现他们自己与心理学家等完全平等，这种情形是多数英国科学哲学家所无法容忍的。
2.自然主义转向的统一主题及其分层
自然主义试图确立在知识（包括科学哲学、认识论及社会科学等）与关于自然界如何构成的理论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1）与境（context）的连续性：即知识理论（包括认识论、科学哲学）在自然科学的与境中发生， 并且像自然科学一样是后验的（ aposteriori）而远离先验、神圣或纯粹理性。
（2）方法的连续性：自然化的知识，包括自然化的科学哲学、 自然化的认识论、自然化的社会科学都使用普通的科学方法（如观察、实验检验、归纳、演绎等）来解决问题，远离特定的哲学方法。
（3）价值观的连续性：象自然科学那样， 自然主义者也坚持必须后验地把认知目的与规则引入研究中，依据证明规则促进认知目的的工具有效性来经验地评价证明规则。
劳丹曾宣称，自然主义大致立于实用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正中位置，对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偏不倚。（[13]，p.44）其实，劳丹的断言有其缺陷，我们这里所说“自然主义转向”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向科学主义思维模式的一种复归，因为“自然如何构成的理论”这种东西仍成为知识理论（包括科学哲学、认识论、社会科学等）所遵循的一种新的规范或模板。因此，采取自然主义的转向是以丧失科学哲学、认识论、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本身各自的自主性为代价的。自然主义者与反自然主义者都同意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知识，他们对什么构成知识及将如何获得知识存在着不一致性，而他们的这种不一致性与科学中其他理论的不一致性在概念上是等同的，因此基本上说，这里的争论不是规范性的而是事实性的。
四 转向的陷阱：抽象法则二元论
1.多重转向之间的冲突
上述这些转向并非并行不悖，一些科学哲学家在谈论科学合理性时的立足点也经常在这些转向之间摇摆，或立足于某种转向而对另外一种转向采取拒斥或批判态度。吉尔最先在阐述他的科学哲学观点时是拒斥历史因素的，后来转向历史学派，近几年来他又加入自然主义的行列。劳丹也从原来的历史学派中走出，继而坚持自然主义的转向，并且他批评了作为社会学转向的强纲领，形成了布劳尔—劳丹之争。
赫斯（M.Hesse）与唐斯（Stephen M.Downes ）则采取了与劳丹相反的态度，他们都是立足于社会学观点来对自然主义转向进行批判的。他们都认为，自然化的科学哲学（或认识论）都采用了一种个体主义的立场，而忽视了科学认识的社会特征。唐斯指出：“第一，认识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它就不能对科学作出充分的描述性说明；第二，具有某一种规范的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性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的独特社会本质。”（[6]，p.46） 而赫斯宣称，自然化认识论存在的问题之一便是几乎不存在支持它的证据。而自然化认识论招致的最重要的异议就是自然化的认识论顽固地保持着一种个体主义。赫斯坚持一种社会化的认识论。（[10]，p.4）
2.反“独断的科学二元论”
独断的科学二元论的确立是由科学经验论来实现的。科学经验论的初衷是要消除科学中的形而上学成份。实质上，他们对形而上学有天然的继承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他们自身无法割舍的。有一种形而上学成份依旧存在于科学经验论的体系中，非但如此，该成份成为整个科学经验论体系的思想支撑点，这种形而上学成份就是心—物二元论。虽然石里克曾宣称，自笛卡尔以来，精神与形体、灵与肉的关系占据了形而上学的中心地位，并且对以往人们关于“物的”概念及“物”与“心的”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修正。（[17]，pp.427—439）， 但却没有对心—物二元论本身发生怀疑，没有寻找心、物之外的其他概念作为认识论的基本概念，更没有对心——物二元论引入逻辑经验主义发生怀疑。按舍夫勒（I.Scheffler）的观点，应以物理的和心理学的两种谓项来为卡尔纳普30年代中期的思想定位。科学经验论的其他形式的二元论都是以科学及心物二元论的内外二分为中心形成的。大致说来，科学经验论所包含的二元论有以下几种类型：（1）物理的与心理的， 按卡尔纳普的观点，一方面是物理的语言，另一方面是心理学语言，虽说两种语言不同，但可把心理学语言还原为物理学语言，以填补心、物之间的鸿沟。（2）科学的内部与外部的二分，费格尔宣称， “重新追溯科学理论的历史起源，心理学起源和发展。科学理论的接受或摈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是一回事；而提供科学理论的概念结构和检验的逻辑重建是另一回事。”（[7]，p.30）（3）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二分，科学发现过程不存在能取代科学家天才构想的逻辑机器，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科学证明过程是逻辑的，而且遵循着归纳逻辑或概率主义的归纳逻辑，是科学哲学的合法领域。（4 ）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的绝对二分，或综合真理与分析真理的二分。（5）观察术语与理论术语的二分， 像“…是红的”， “…是热的”， “…温暖的”等都是观察术语（
observational terms）， 对这样的术语人们无需学习任何科学理论就可把握。而“……是电子”，“……是基因”，“……是光子”等这些术语的把握就必须要求人们掌握相应的复杂的科学理论，这样的术语则是理论术语（theoretical terms）。（6）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分。（7）验证（或证实）与否证之间的二元证明定式。逻辑经验主义只承认证实或验证，而波普学派又以否证来取代证实。二者各执一方，争执不下，但他们却设定了在事实与理论之间证明关系上的一种二元思维。
在上述二元论思维模式中，科学经验论者只坚持二元中的一元，而否定或拒斥另外一元。譬如，他们坚持“物理的”，而否定“心理的”自主性，并试图将心理的统一于“物理的”；坚持科学内部的各种因素，而拒斥科学外部的因素；坚持科学证明是科学哲学的领域，而拒斥将科学发现划入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坚持观察确定理论，而非相反；接受科学，摈弃非科学（包括巫术、神话、迷信等）；坚持验证或证实（逻辑经验主义），或坚持否证（波普学派）。
虽上述几种转向相互间发生拒斥或冲突，但它们之间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转向都力图改变独断的科学二元论，尤其是这种二元论的独断性。譬如，将科学划分为内与外两部分、主张科学合理性只存在于科学内部而非外部的观点，上述的社会学转向就是力图改变这种独断性观念。
在反对“独断的科学二元论”过程中，伊姆雷·拉卡托斯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他一方面恪守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元划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力图突破科学本身的二元论：即发现与证明之间有一启发性地带，他说：“我认为可能在[发现与证明两领域]中间地带存在着‘真正的’启发法，这些启发法是理性的，而不是心理学的。”（[11]，p.40）拉卡托斯一方面肯定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二分，另一方面又承认并关注于科学外部因素（如历史的，政治的等）对科学内部存有的科学合理性模式的重大影响。与拉卡托斯一样，坚持历史转向与自然主义转向的劳丹认为， 在科学发现与证明之间有一个追求与境（ context of pursuit），并且，他在《分界问题的消逝》一文中力图消除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分。坚持历史转向的主要代表费耶阿本德也极力反驳科学与非科学的严格二分。
3.抽象法则二元论陷阱
上述多重转向足以表明当今人们对科学合理性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理解。独断的科学二元论尤其它的独断性在逐渐为合理性的多重转向所改变。但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有一样东西是转向发生之前与发生之后所共同具有的，具体地说，科学合理性的多重转向所致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除独断的科学二元论，但到头来还是落入二元论的窠臼。
首先看一看历史转向。历史学派要求科学哲学要公正地对待历史，这即是对科学内部与历史二者之间如何处理。在对待这二元（科学内部与历史）的态度上库恩、费耶阿本德侧重于历史，他们认为科学合理性在于其描述性意义；而拉卡托斯、劳丹（1977）则侧重于科学的“内部”，认为科学合理性主要在于其规范性，但同样也注重科学的历史性描述。因此，历史学派从科学“内部”与历史这种二元关系又滑入另一种二元关系，即描述性与规范性的二元关系。拉卡托斯对科学的内在史与外在史的二分作了详细的阐述，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科学史进行合理重建。
其次，虽然由爱丁堡学派以及赫斯、富勒（Stev Fuller ）所倡导的社会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完全拒斥科学外部的独断态度，但遗憾的是，这种社会学转向并没有对“科学内部”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二元格局本身发生怀疑。
最后，自然主义的转向仅仅限定在知识与自然如何构成的理论这二元之间的连续性上，并且自然主义者也经常在自然主义的规范性与描述性二元之间争执和摇摆。
由上面的分析可得出，在上述科学合理性的多重转向前后所共同具有的二元论都是相关或论述抽象、普遍、一般性陈述或法则的二元论，这即是抽象法则二元论（nomothetic dualism）。科学合理性的多重转向终究没有超越二元论框架的现象向人们表明，抽象法则二元论在人们的观念构想中具有巨大的难以变易的“惯性”，在此我们称这种“惯性”为“抽象法则二元论陷阱”。如何填补这种抽象法则二元论陷阱？能否填补？这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收稿日期：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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