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非洲——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马丁#183;克莱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伦多论文,马丁论文,非洲论文,加拿大论文,大学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丁·克莱因(Martin A.Klei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属西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统治,特别是奴隶制研究,代表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属西部非洲奴隶和殖民统治》(Slavery and Colonial Rule in French West Africa)。曾任美国非洲研究学会主席和加拿大非洲研究学会主席;剑桥大学《非洲历史》杂志顾问委员会成员:2004年起,主编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史新研究》(New Approaches to African History)系列丛书。
近年来,国际上特别是在那些与非洲联系密切的西方国家有许多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讨论,其话语比关于“西方在非洲”的要更负面。非洲殖民史研究十分重要,但起步较晚,且非洲本土的专业史学家不多。马丁·克莱因教授在非洲殖民史研究上成就杰出,并培育了众多非洲本土的研究专家。他的第一位研究生在美国历史学会专门设立了“马丁·克莱因非洲历史奖”(The Martin A.Klein Prize),专门奖励杰出的非洲历史研究的英文著作。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孙晓萌受本报邀请,就非洲殖民史研究的发展状况近日采访了克莱因教授。
驳斥殖民主义者关于非洲历史的臆测
记者:非洲殖民主义统治的研究属于史学研究领域,在20世纪不同时期,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各具特色,您是否可以为我们做简要的概述?
克莱因:西方大学对非洲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1948年始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20世纪50—60年代,在非洲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非洲国家的独立,非洲历史研究既受到这一运动激发,也与之同步,更主要是满足了非洲民族运动意识形态需要。这一时期,非洲历史研究的主题是驳斥殖民主义者关于非洲历史的臆测,其中,“对殖民征服的任何抵抗是过时的非洲社会对历史力量毫无作用的努力”是最为常见的观点。殖民统冶避免在殖民地培养“民族认同感”,正如我的第一个研究生、来自肯尼亚的穆果·亚格(Mougo Nyaggah)所言,他在非洲使用的教科书上从未出现过一个非洲人的名字。亚格是非洲本土第一批专业史学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在非洲教科书中出现真正非洲人(不包括那些与殖民统治着结盟的非洲人)的名字和面孔。
前殖民主义时期历史和前非洲民族主义史的研究受到较多关注,非洲第一批史学家尤其关注19世纪史。肯尼思·戴克(Kenneth Onwuka Dike)的《尼日尔三角洲贸易和政治》(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认为,英国在19世纪向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渗透时受到的最大抵抗来自非洲近代商人,他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为保持对自己市场的控制而战斗。这一观点驳斥了殖民主义者关于非洲历史的臆测。阿贾伊(Jacob Ajayi)的《尼日利亚的基督传教士:新精英阶层的组成》(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描述了早期传教士学校中出现的精英新贵阶层。非洲第一位本土历史学者的殖民史著作出自阿菲格博(A.E.Afigbo),他所著的《授权的酋长:1891—1929年间对尼日利亚东南部地区的间接统治》(The Warrant Chiefs:Indirect Rule in Southeastern Nigeria,1891-1929)分析了英国殖民者如何在不具备中央集权的条件下在尼日利亚东部地区建立政权。
我第一次到访非洲的目的是研究欧洲对非洲的征服以及非洲抵抗的历史,当时可以获得的资料乏善可陈,两本专著对我的启发较大:一是法国历史学家卡纳勒(Jean Suret- Canale)的《黑非洲》(Afrique Noire)第二卷中对殖民统治的描述,他将其单纯地视为“开发”,而非是一个脆弱的欧洲殖民地被迫通过非洲人来治理非洲的复杂系统。另一部著作是史密斯(Michael G.Smith)所著的《扎里亚政府》(Government in Zassau),该著作着重研究了扎里亚豪萨城邦的管理模式以及英国“间接统治”在这一地区顺利实施的原因。
殖民地时期的非洲是人类学家的乐土,20世纪50年代,史密斯等众多社会学家们开始着手研究殖民社会的特性。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年轻的法国社会学家巴兰蒂尔(Georges Balandier)于1951年发表的《非洲的殖民状况》(The Colonial Situation in Africa)一文,他将殖民统治视为种族主义行径。他的研究倾向于非洲的城市和现代化,而非乡村和原始状态,他将殖民等同于完全占领,并将“变化”视为非洲人对这种占领的反应。巴兰蒂尔此后成为法国学术领域中非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并培养了一批致力于非洲研究的新一代社会学家。位于卢萨卡的罗得西亚—利文斯通研究所人类学家的成果同样令人瞩目,赞比亚的铜带省和刚果皆为非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艾普斯坦因(A.E.Epstein)、麦克斯·克拉克曼(Max Gluckman)和米切尔(J.C.Mitchell)认为,非洲人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植根于原始村落中的部落民族。无论如何,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都揭示了殖民地时期非洲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家开始涉足非洲研究,并在民族主义和殖民统治末期研究方面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尤其珍贵,对动员的目的及制约非洲国家建构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阿贾伊的《尼日利亚19世纪民族主义的起源》(Nineteenth Century Origins of Nigerian Nationalism)一文阐述了19世纪以克里奥尔知识分子为首的西非民族主义挫败的根源。早期的杰出成果包括大卫·基博姆(David Kimble)的《加纳政治史:黄金海岸民族主义的崛起》(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和此前近代黑人知识分子先驱爱德华·布莱登(Edward Blyden)及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们的研究。霍普金斯(A.G.Hopkins)早期为经济史学家,他所著的《西非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记录了西非人是如何构建现代经济来抵抗殖民统治的过程,东非地区的代表作为约翰·伊利弗(John Iliffe)的《坦噶尼喀现代史》(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外来因素推动非洲殖民主义研究
记者:非洲民族主义与抵抗运动密切联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与殖民主义休戚相关,此外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也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您看来,这些因素在非洲殖民主义研究中是如何体现的?
克莱因:兰格因(Terence Ranger)与民族主义分子为伍于1963年被从罗得西亚放逐,并与伊利弗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其他坦桑尼亚知名学者联手组成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简称“达尔学派”)。达尔学派认为反抗具有合理性,它有效地影响了殖民统治的成形,以及早期抵抗者和现代大众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的联系。初始抵抗的目的是拒绝接受外来统治,第二阶段的反抗则是针对殖民统治的抵抗,团结非洲本土各阶层力量,形成对抗殖民统治的合力。吉拉尔德·卡普兰(Gerald Caplan)在《保护巴罗策兰省的争夺》(1818)一文中写到,在南部非洲存在着一种“对保护的争夺”,即受到威胁的上层分子为了防范本社会内外的各种敌人而与殖民国家结盟以寻求保护。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艾伦·伊萨克曼(Allen Isaacman)和巴巴拉·伊萨克曼(Barbara Isaacman)在《1850—1920年间的南部非洲与中部非洲的抵抗与合作》(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Southern and Center Afraica:1850-920)一文中探讨了前殖民主义时期非洲国家的分野是缘自大陆内部的力量,对于殖民侵略者的反应也是由非洲本土统治者或不同阶层的利益所决定的。
宗教因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而在殖民时期显得尤其重要,罗宾逊·霍顿(Robin Horton)认为,宇宙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在方法论上存在张力,而宗教的转化经常在社会和经济变化时发生,在非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转化的影响方面研究成果相当可观,同时也包括非洲人如何接受外来宗教并发动自身的宗教运动等。
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全新的外来影响作用于非洲大陆。第一,卡尔·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出版让法国社会学家重新审视非洲社会变化的动因,多数学者用生产方式探究法和阶级分析法来研究前殖民地时期的社会,这些著作为农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成果,但过于集中在没有阶级斗争的阶级分析上,只注重牵强附会的概念化,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与历史研究中实际问题的关联。第二,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学派使史学家开始思考“中心”和“边缘”间的关系,依附理论应用于非洲重要的成果是沃尔特·娄德尼(Walter Rodney)的《欧洲如何导致非洲的欠发达》(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他力图在欧洲的发达与非洲的欠发达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而将依附理论直接植入历史分析中的做法收效甚微,比如,在对农村社会反抗的分析中,这一理论存在着明显缺陷,它使农村社会反抗在世界经济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中显得无所作为,这与历史的发展不相吻合。第三个有影响力的领域是南非,更新更多的研究范式得到了发展。相比于英国和美国,法国的史学研究在科克里-维德罗维什(Coquery- Vidrovitch)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前都较少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她将法国的史学研究重心从殖民史转向了殖民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推动了法属非洲史学的发展。
相比于滞后的殖民主义统治史学的研究,对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至关重要的殖民地经济研究则颇受重视,尤其是对工人和农民的研究。农民研究的视角有两个,一是隔离的影响及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二是现代化农民。工人研究方面则偏重劳工组织和冲突方面,尤其是工人对殖民统治者传统思维的挑战,即工人暂居城市的乡村属性,体现在弗雷德里克·库柏(Frederic Cooper)的研究成果中,《非洲海湾:殖民时期蒙巴萨的城市动乱与工作转化》(On the African Waterfront:Urban Disord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in Colonial Mombasa)记录了蒙巴萨的数次罢工,实际探讨的是资方组织和工人自行组织间的联系,包括在工作的组织、城市和乡村的联系,工人和殖民统治者对产业现状的思考方式等等。库柏的《去殖民化和非洲社会》(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描述了英国和法国在向永久劳动力转型期中的劳工政策。另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是查尔斯·范·昂赛雷恩(Charles Van Onselen),他的专著《赤巴洛》(Chibaro)是对罗德西亚非洲矿工的研究,《威特沃特斯兰德社会和经济史》(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itwatersrand)一书囊括了黑人和白人工人阶级构成、犯罪团伙和兰德贵族如何构建约翰内斯堡社会经济架构等重要内容。
奴隶制研究的落后主要归因于殖民统治者和非洲本土居民的刻意回避,但不可否认的是,奴隶制对殖民统治影响深远。在殖民统治者征服非洲前的400年中,各国对于奴隶的需求将非洲卷入了全球经济转动的车轮并创造了重要的大陆内部贸易。殖民地非洲要获取经济发展,就必须终结奴隶掠夺和奴隶贸易,但殖民政权采取的方式是单纯撤销对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库柏的《从奴隶到寮屋居民:1890—1925年间桑吉巴尔和肯尼亚沿岸种植园劳动力和农业》(From Slaves to Squatters:Plantation Labor and Agriculture in Zanzibar and Coastal Kenya,1890-1925)一书就研究了奴隶制及其衰落。历史学家逐渐发现,奴隶制终结的殖民神话是被夸张表述的,奴隶制遗产和奴隶本身对于其自我解放和经济的转型都同样重要。
新一代非洲殖民主义研究日趋成熟
记者:如同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的专著《回到非洲去》(Back to Africa)一样,“后殖民主义”也同样引发了学者们对于殖民地研究的再思考,非洲殖民主义史学朝着多维度、多领域的方向发展,您对此有何见解?
克莱因: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地和60年代的研究典范二者同时出现了理想破灭。新一代日趋成熟,并从祖辈那里获取有关殖民统治的知识,他们学习非洲历史,但不再需要证实它的存在性。非洲史早年的研究成果也得以出版,学校的课程相继修订,非洲本土和国外的非洲学学生不再需要去证明非洲的确有历史存在,他们对理解殖民统治时期非洲的转型也充满渴望。这一时期,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概念,即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彼此看待对方的方式。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对当今世界出现的后殖民社会状态的反映。
殖民历史往往被美化,如严谨的法国学者会字斟句酌地为殖民者辩护,而极少客观描述殖民统治的现实或面对殖民统治者置身其中的社会多样性。新殖民史的重要性表现在将殖民地同时视为多样性地区和单一领域,跨越欧洲史和非洲史双重维度。典型代表是对非洲士兵在殖民军队中的研究,非洲士兵在协助法国取得殖民地胜利后,在法国参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部分研究涉及殖民统治,如爱丽丝·康克林(Alice Conklin)围绕总督展开的法属西非殖民统治研究等。
冲突和解与秩序维护是殖民地政府的核心主题,它需要确定对非洲本土生活影响的深度及实施非洲习惯法的程度,并要设立同时具备处理犯罪与冲突和解功能的法庭构架。理查德·罗伯斯(Richard Roberts)就描述了非洲奴隶妇女是如何利用法国婚姻法来摆脱丈夫的。法庭案例是社会变迁的丰富资料来源,并反射出殖民地特性和殖民关系的多重侧面。
20世纪80年代,非洲学学者的研究触角涉及各个领域,并影响到我们对于殖民时期的理解和认识。女性历史学家丰富了我们对于女性的认知并解释了殖民主义被性别化的程度,路易斯·怀特(Luise White)研究非洲的谣言与城市神话,还有的学者研究非洲青年、犯罪和城市化进程,疾病史则表现出对于殖民地研究的严重缺失,如今的非洲史是包含多重领域的主流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前后对殖民主义的重新审视受各种思潮和社会变迁的影响较大。它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新思潮和新“左派”观点、学者和人类学家的后殖民反思的影响。殖民统治者对于非洲人的教育作用是有限的,殖民统治中需要教师、职员、酋长等“中间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从撒哈拉沙漠到林波波的广袤土地上,只有区区两所大学,而如今,仅尼日利亚就有50余所高等院校。非洲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学者也积极投身于全球各种学术辩论中。
布鲁斯·贝尔曼(Bruce Berman)和约翰·龙斯达尔(John Lonsdale)在《处理矛盾:1895—1914年间肯尼亚殖民地的发展》(Cop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s: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ial State in Kenya,1895-1914)中提出“国家的建设”是有意地建立一种政治控制的机制,而“国家的形成”则是指一种冲突的、无意的,从很大程度上属于下意识的历史过程,由无名的群众在冲突和妥协的混乱当中导致产生的国家。国家只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保护者,而非“忠实仆从”,尤其是要调整殖民地、宗主国与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在适应定居者资本等民间资本的同时,也要融入和构建非洲主权架构。
另一主题是涉及殖民政权局限性的。宗主国理论上是专制独裁的,但囿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其能力发挥往往受到制约。肯尼亚的相对发达源于定居者经济的蓬勃发展。同理,中非在殖民地时期以农业为主,如今矿产经济为该国提供了大量资源。殖民宗主国通常在酋长和非洲本土知识分子两大集团间游移,多数殖民地雇员是非洲本土居民,为了保持社会差距,他们的重要性被殖民者过分夸大。殖民地行政官员几乎不通晓非洲本土语言,也不会在相同地区工作过久,他们对于所管辖的地区没有归属感,对当地社会运转的理解也较为有限。
对非洲酋长的研究成果相对丰硕,尤其是像尼日利亚酋长政权重要性凸显的国家。多数法属殖民地国家推行的是“同化”政策,任命当地酋长,把其作为法国官员使用,把其镶嵌在严密有序的法国殖民行政系统中。尼日利亚的传统政权则得以留存,政权的结构与现代殖民国家相融合。在征服、占领时期,欧洲殖民者缺乏直接统治的实力,因此通过传统的酋长政权来实现统治。通过保留传统政治和社会结构,建立与传统统治者的联盟,即间接统治。相形之下,法国的统治更为直接,但在很大程度上对非洲传统精英也存在依赖。
殖民统治研究的另一个角度是殖民政权的缺陷研究,单纯从理论角度而言,20世纪60年代殖民政权就具备了镇压反抗的能力,但资源方面的缺失是一大弊端,他们缺乏资金和人脉来实施重要的非洲转型计划。尽管他们致力于研究非洲本土居民,甚至邀请人类学家提供殖民政策建议,但对于非洲人的理解和认知仍是匮乏的。总体而言,他们过分依赖于非洲本土“中间人”,包括殖民统治系统中职员、保安、翻译、信使和书记员,以及殖民官员家庭中的仆人和姘妇。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皆出自本杰明·劳伦斯(Benjamin Lawrence)、奥斯本(Emily Lynn Osborn)和罗伯斯。殖民统治的特点和“中间人”的角色扮演在回忆录和小说中都有所反映,如马里作家阿马杜(Amadou Hampaté Ba)在成为非洲先锋知识分子前,就记录下多年担任殖民机构职员的经历。英国作家则善用讽刺手法,乔伊斯·凯利(Joyce Cary)的殖民官员身份就使他对殖民系统中英国人和非洲本土人持双重怀疑态度。
当殖民统治再次成为史学领域核心主题时,学者们致力于更为综合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学家克劳福德·杨(Crawford Young)结合非洲史、欧洲史和游历各国的亲身体验,撰写了《比较视角下的非洲殖民地》(The African Colonial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他着重强调了殖民地的强制色彩。而马赫穆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则斥责了殖民政府的间接统治方式对于种族划分的过分强化,并刻意阻碍非洲本土的文明化进程。库柏的《受质疑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 in Question)集中体现了他在殖民统治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善于解析思维以及具备超越非洲殖民历史范式的广阔视野,他深谙历史是包含多种因果关系的持续进程。
亚洲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是全球最好的典范
记者: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您培养了众多非洲史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李安山教授,也不乏非洲本土知识分子,您如何评价他的研究成果《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
克莱因:我很高兴能够就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对话和交往作一点贡献,多伦多非洲历史课程的大多数学生来自非洲。长期以来,我们的兴趣不仅仅是培养学者,同时也致力于思想的交流,并通过学习其他社会的传统和历史经验而加深相互理解。李安山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坦诚地与加拿大学者和非洲学者交流各种思想及看法。他选择了“农民反抗”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这一选题似乎使他可以从对中国农民历史的理解来探究非洲农民的经历。中国历史的这种相关性在加纳更为突出,因为这里已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农民阶级,而这些问题正是加纳人所关注的问题。李安山这部著作的论点十分明确:加纳社会运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结束或改善殖民统治,而是为了保卫本土文化和宗教。他同时也强调:正如独立并不意味着与殖民时期彻底决裂,殖民统治也并非与前殖民主义时期彻底决裂。当面临任何一个所研究的社区的某一种独特的历史经历时,历史学家切忌生搬硬套一种既定的模式,这一点十分重要,一种分析的构架是重要的,但它必须经受过去事实的检验。
记者:您应邀出席了2009年的北京论坛,并以《不平等、危机及美好社会问题》为题发表了演讲,您能为我们阐释一下非洲与不平等问题间的关联吗?
克莱因:我认为,残酷的奴隶贸易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奴隶,美国农场主对奴隶的交易;二是全球地区间的发展欠平衡。但不可忽视的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初期有一个全球性的不平等诱因。我的研究非常关注非洲和中国、非洲和印度,在探讨非洲欠发达原因时,殖民主义的缺陷是不可规避的。非洲未经历过俄罗斯和中国的工业化革命,我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一些简单化理念以应对一些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时候很有效。我们看到全球化带来的优势,但同时也要看待弊端,我们看到里根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控制通货膨胀,在一段时期还是比较成功,对美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若在非洲实施利率政策则是灾难性的成果,亚洲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是全球最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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