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剧、时事小说与舆论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事论文,舆论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文学与世变的关联，晚明与晚清时期集中出现的时事剧和时事小说是个中显例。在同属末世的时代危局下，此二者虽然一为舞台艺术，一为案头读本，但都以重大时事为核心敷演内容，迅疾上演或出版，共同抒写着纷繁复杂的乱世表象，体现出了与时代风潮相颉颃的鲜明特质。可以说，在对晚明与晚清时期许多重大时事的描摹刻画中，时事剧与时事小说伴随始终。那么，在同一特殊的历史时空下，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有着很大区别的文体，却如此集中地演绎时事，则两者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以及一些可能的互动关系？本文欲在梳理晚明与晚清时事剧的基础上，选取个案研究，除去在二者间进行文本、创作手法、本事源流的钩稽考索外，并试图运用传播学、舆论学的研究方法作一粗浅探讨，以期有助于通彻了解文学与世变的深层关联。 说到时事剧，若追溯其渊源，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很早即有“优谏”的传统。“优谏”的对象，大多为地位尊贵的古代帝王或诸侯，“优谏”之内容多是针对统治者的荒谬举措予以巧妙讽喻。唐戏中有“旱税”、“刘辟责买”；五代戏有“麦秀两歧”、“掠地皮”；南宋戏如“钻弥远”等，即属此类，以演戏而自觉有意地加以讽谏。早期南戏可以说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有了反映时事的功能。民众对某一地方官吏或某一事件的月旦品评，往往会借助戏剧的形式，及时地表现出来，从而造成一种有着鲜明倾向性的社会舆论。比如早期南戏剧目《祖杰》，即为温州乐清人以祖杰罪行为题材而编就的戏文。至明代，尤其是晚明戏剧家，有感于时势阽危，更是发扬了古远的“优谏”传统，集中创作出了一大批关涉时政的时事剧，一时间蔚为风气。延至晚清，更由于内外煎迫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激发了一大批剧作家创作出多部表征时代危乱的时事剧。翻览此一时期剧作，庶几乎在阅读一部更为形象、生动的中国近代史。 据笔者粗略统计，晚明的时事剧约有四十五种，晚清则约有六十种。就晚明时事剧而言，举凡严嵩专权、魏阉乱政、晚明民变、辽东战事、明末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易代之变等晚明重大时事，均一一映现于剧作家笔下。而晚清的六十部时事剧，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维新变法、民主革命、妇女解放等“内忧”，以及关于鸦片战争、庚子国变、日俄战争等“外患”，也一一关涉。总言之，这两个特殊历史时空下的诸多动荡，无论发之于戏剧还是小说，均构成了一个数量极为可观的作品群。若再将这些时事剧、时事小说置于晚明与晚清均为七十余年的短暂历史中，则此二类创作可谓密集。由是，两种区别很大的文体，缘何有此“共振”，就颇引人深思了。 事实上，关于古代小说与戏曲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很早即有论者注意到。比如王国维在其完稿于1913年的《宋元戏曲史》中专辟“宋元之小说杂戏”一章，他这样写道： 今日所传之《五代平话》，实演史之遗；《宣和遗事》，殆小说之遗也。此种说话，以叙事为主，与滑稽剧之但托故事者迥异。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之发达者，实不少也。①后来学者也多有继起之论断。②此为理论层面的探讨。 同时，从文化生态来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也确然呈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古代戏曲依存于小说为其剧本提供叙事内容；另一方面，戏曲又为小说提供素材，推动传播。就前者言，学界众多学者对于戏曲剧目本事的考索、钩稽成果，即为明证。比如，宋杂剧、金院本中多有取自宋人话本的剧目③，元杂剧中也多有题材内容明显采自唐传奇的剧目④，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外，“聊斋戏”⑤、“红楼戏”⑥的蔚兴也是如此，同时也使得《聊斋志异》、《红楼梦》的小说文本得以传播。而就后者即戏曲为小说提供素材言，最明显的莫过于“三国戏”、“水浒戏”对《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影响。 此外，还需要关注一点，就是时事剧的产生早于时事小说。万历初年间世的《鸣凤记》，乃明清时期以当代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的时事剧的发轫之作⑦。尔后，以声讨严嵩、魏党暴政为中心的、极具政治敏感度的时事剧纷纷问世，并渐为壮观的创作风潮。对照观之，明清时期的第一部时事小说《征播奏捷传》则要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方问世。之后，方有天启、崇祯以迄顺治年间时事小说创作风潮的持续延宕。同时，《鸣凤记》所显豁出的“政治倾向的鲜明、斗争精神的大胆以及干预时政的及时，实有振聋发聩的效用”⑧。 由是，可以说，《鸣凤记》对于明清时事剧以及时事小说创作风潮的形成，实有开启之功与典范意义。从演述内容来看，剧作以嘉靖年间严嵩父子与正直朝臣为中心，演述了一场历时十七年之久的暴政与反暴政斗争⑨。此剧作甫一问世，即引起世人关注，并在明代后期久演不衰。后世论者也多认为《鸣凤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史上一个新风尚的开始。 而细研《鸣凤记》的开启之功，又可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时事入剧作的取材方式。剧作家不再只是传写前朝史事、琐碎逸闻，或是儿女情长、家庭细事，而是直接以当下发生的重大政治斗争作为敷演对象。清人焦循《剧说》卷三记载：“相传《鸣凤记》传奇，弁州门人作，唯《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弁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⑩这一则传闻虽然在时间上有误，却生动传达出是剧与当下政治斗争的紧密关联。这一点自会给继起之作以启发。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时事剧还是时事小说，所演述的主体皆为当下时事。 其次，与前述相关联，乃是其创作的及时性。由于剧作是将眼前时事搬演入作品，则从时间差来看，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刚刚结束而犹余波未已之时，作品即已编就演出。吕天成《曲品》卷下评此剧云：“纪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11)正因其剧作所演述时空的迫近，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综观晚明与晚清的一百余部时事剧及时事小说，正呈显出时局愈危殆，事件愈重大，作品成书也愈迅速的趋向。 再次，是剧作家关注眼前重大时事、积极干预时政的创作心态。采撷时事入剧，本已显豁出剧作家干预时政的作意。此外，剧作家还通过着力凸显“义骨忠魂”的十大臣前仆后继的壮烈之举，传达出对于昏聩时局的激烈批判。从而，剧作家“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12)的忧世情怀与关注姿态豁然纸上。此一点无不为后起之剧作与小说所承继发扬。 复次，为剧作中体现出的忠于时事真相的实录精神。重实录向为史家所遵奉。《鸣凤记》亦承继了这一点，演述事件之大端努力贴合时事之本原。诸如夏言遭谗弃市、严嵩交通宦官、杨继盛屡次劾严，以及严嵩奸党势败、邹应龙等相继劾奏等，皆是尊重时事真相的情节。关于这一点，在后出的《清忠谱》中得到了极大发扬，以致后人有“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13)，“所写俱实事，犹足补史传之阙”(14)的评价。 最后，《鸣凤记》因采撷惨烈之时事入剧，故而进一步强化了古已有之的“忠奸斗争”(15)的主题模式。而与之相关联，剧本结构也随之打破了以生、旦悲欢离合故事为主的团圆格局与传奇通例。这一点对后起之时事剧影响很大。同时可注意到，时事小说也多采用此一主题模式。 总之，作为时事剧的开山之作，《鸣凤记》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启迪了后来者向现实索题材、撷时事入创作的取材思路。遍览晚明与晚清的时事剧与时事小说，可以看到演述时事正是其最为鲜明的特征。 从《鸣凤记》的开启之功，寻绎时事剧与时事小说关联的方法，属于一种影响研究，但究竟还是有失于一般性描述的弊端。如果将晚明与晚清时期的时事剧与时事小说进行比照，可以发现在这种横向的比较中，由于二者同处于社会矛盾极端激化的动荡时代，故而在题材、创作心态、作品倾向诸方面，多有重合、一致之处。其中最明显的，即为题材资源的共享，也就是说时事剧与时事小说在题材上存在强烈的共生性。比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廷平息了历时十年之久的西南播州土著首领杨应龙的叛乱。此即后世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此役动用了明廷二十万兵力，耗时十年之久，对明朝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关于此一重要战役，万历年间分别产生了一部时事剧与时事小说：张凤翼的《平播记》与栖真斋名衢逸狂的《征播奏捷传》。《征播奏捷传》刊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即在“平播”三年之后问世。而《平播记》今无传本，无从知道准确的刊刻时间。《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张伯起传奇”条云： 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者，求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益，不免过于张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不行。(16)《传奇汇考标目》亦载此事。据此可知剧作当作于平播之役后不久。再据张凤翼卒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则至少可推出《平播记》的写作下限应不迟于其卒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7)，时距平播事件结束仅十三年，仍属近距离关注时事之作。由于《平播记》散佚，我们无从考证两部不同文体的作品之间是怎样一种情形，但至少可看到二者间存在着题材共用的关联。 若对晚明的时事剧与时事小说进行本事考索的话，则可以发现两种文体共用频率最高的题材，乃以魏忠贤乱政事为最。据笔者粗略统计，关于此一时事的小说作品有四部。剧作若包括传奇、杂剧，则有二十部之多，其中，除《磨忠记》、《喜逢春》、《清忠谱》三部尚存外，其余均散佚：
据张岱《陶庵梦忆》卷七“冰山记”条载，“魏珰败，好事者作传奇十数本”(18)。而从上表可以看到，对“当下”发生的魏忠贤祸乱朝政、东林党人义反权奸的重大政事投以极大关注与创作热情的，不惟传奇、杂剧作家，还有小说作者。若再加上以部分篇幅演述魏阉乱政的时事小说《樵史通俗演义》，则共计二十五部之多。据史载，天启七年(1627)八月崇祯即位不久始诛魏党，十一月魏忠贤自缢，至崇祯元年(1628)正月谕令戮魏忠贤尸。而由现存资料及文本来看，小说《警世阴阳梦》的成书较为迅速，距魏阉势败仅五个月，《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则于八个月后问世。而现存剧作中，《磨忠记》与《喜逢春》(19)均已在崇祯年间编就搬演。《清忠谱》在诸剧作中“最晚出”(20)，然亦当在顺治十六年(1659)秋以前写成(21)。由是，足可见出演述魏阉乱政的时事作品问世之迅速与集中。 不过，因时事剧今多散佚，即有存本也多刊年不详，故而我们很难断定是哪一部作品或哪一类文体发其肇端，以迄蔚为大观的创作风潮，更遑论两类文体之间各个层面的密切关联。不过，两类文体间除却撷取魏阉题材的一致性外，细细寻绎之下，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比如，作者作意的一致性。作为声讨魏阉系列的第一部小说，《警世阴阳梦》是最早付梓刊刻的作品。卷首“醒言”有云：“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并摹其图像已发诸丑，使见者、闻者人人惕励其良心。”(22)简言之，即是极力演述魏阉“诸丑”，以正人心。此正可视为夫子自道。稍后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仅由书名已可觇作者笔锋所向。故而“匹夫蓄忠肝，自须借新词掀其积秽”(23)，诛奸之作意更浓。而《磨忠记》作者亦自述作意云：“是编也，举忠贤之恶，一一暴白，岂能尽罄其概，不过欲令天下村夫嫠妇，白叟黄童，睹其事，极口痛骂忠贤，愈以题扬圣德”(24)，正与诸小说之作意一脉相承。而揄扬忠良，“写忠魂纸上”，“一点丹心垂千古”(25)更是小说与剧作着意经营的主题之一。总之，鲜明而愈趋激烈、自觉的创作倾向的一致性，实可视为时事小说与时事剧相关联的表征之一。 再比如，创作手法上的相互影响，或说题材共享带来文学表现上的互动倾向。《警世阴阳梦》中，作者从民间盛行的恶人在地狱中受酷刑的传说中，汲取了创作灵感，从而将魏珰事“演作阴阳二梦”，其生前受用谓之阳梦，死后冥报谓之阴梦，而阴梦竟占了十回的篇幅。在阴间主司者，则皆为魏阉生前所诛戮之忠介朝臣，杨涟、左光斗更是荣升“都天大王”。《磨忠记》中，亦有敷演冥狱、阴谴的情节，杨涟死后则成为天下都城隍。而且，剧作的一大关节，即最终给予魏阉奸党致命一击的贡生钱嘉征上本劾奸事，亦化为谨遵梦中关帝之嘱的行为。祁彪佳对《磨忠记》取用此样手法很不满，有评曰：“作者于崔、魏时事，闻见原寡，止丛朝野传闻，杂成一记，即说神说鬼，去本色愈远矣。”(26)而《喜逢春》中同样有杨涟死后成为城隍，冥断魏、客、崔事。虽然我们很难断定两类文体在创作手法上谁借鉴袭用了谁，但至少可以认为，关于魏阉的时事剧与时事小说在题材资源上的共享，势必会引起手法上的相互影响，以及前面论述的创作倾向的同一性。若从传播学理论来看，时事剧与时事小说的这种关联，当可看作同一传播源即当下重大时事的不同传播方式。简言之，即信源同一，而传播方式各异，传播效果则是互相影响。 顺延而下再来看晚清的时事剧与时事小说，同样存在题材资源共用的现象，而两种文体共用频率最高的则是秋瑾殉难事，以及引发“秋案”的徐锡麟刺恩铭事。据笔者粗略统计，演述“秋案”的时事剧有十部，小说则有静观子的《六月霜》(1911)、无生的《轩亭复活记》(27)(1912)两种。关涉秋瑾殉难事的时事剧可见下表：
在诸剧作中，古越赢宗季女的《六月霜》等传奇，以及吴梅的《轩亭秋》等杂剧均作于秋瑾殉难的当年。按之历史，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六日(1907年7月15日)，一代女杰秋瑾因响应徐锡麟发动的安庆起义失败，不幸在浙江绍兴殉难，年仅三十三岁。“秋案”甫一发生，全国舆论为之鼎沸，晚清戏剧界最先对此一事件投以关注，于是借助期刊，一批演述秋瑾殉难、以寄托哀思的时事剧纷纷问世。其中，《轩亭冤》、《轩亭血》、《轩亭秋》、《秋海棠》等传奇、杂剧为敷演秋瑾事迹的剧作。庞树柏的《碧血碑》则从另一角度表现对烈士的怀念，着墨于秋瑾牺牲后，友人吴芝瑛为其营葬树碑事。同时，与“秋案”相关联的徐锡麟事件亦成为剧作家关注的焦点，如伤时子的《苍鹰击》、华伟生的《开国奇冤》即谱烈士的壮烈事迹。孙雨林的《皖江血》还将徐锡麟刺恩铭事与秋瑾殉难事合谱之，以寄哀思。 其中，古越赢宗季女的《六月霜》因其完整演述了秋瑾短短一生的生平行事，故而较具代表性。其《前提》调寄[沁园春]云： 秋雨秋风，南望仄身，有怀故都。痛离魂倩女，冤同精卫；浮云夫婿，忍甚秋胡。彩凤随鸦，明珠弹雀，乐府凄凉咏采芜。偶才妇，教飘零至死，薄倖知乎？使君故是庸奴，惜虚辱吾乡女丈夫。问漫漫长夜，何时始旦？深深葬玉，此狱元诬。东亚罗兰，支那玛丽，罪案重重定有无。血和泪，告同胞姊妹，善自枝梧。以秋瑾为芙蓉谪仙，叙其生平行事，而至殉难返真，吴芝瑛等密友追悼祭奠终。作者古越赢宗季女与秋瑾有同乡同志之谊，撰作此剧，尤诋清廷制造冤狱。 相较戏剧界的巨大创作热情，小说界要寂寥得多。但就小说与戏剧的关联而言，实有密切关系。这不仅是立论于“秋案”四年后问世的小说《六月霜》，亦袭取了时事剧《六月霜》剧目中“邹衍下狱，六月飞霜”之义，以为秋瑾鸣冤。同时，剧作中《悔嫁》、《典钗》、《负笈》、《鸣剑》、《对簿》等出，亦成为后起之小说《六月霜》的重要情节。其中，在《典钗》一出中提及的秋瑾周济维新党人事，更被小说敷演为极能凸显秋瑾性格的豪迈侠义之举。而《悔婚》一出，小说化用剧作语言的成分也极多。比如秋瑾劝夫立志国事，其夫甚不以为意，漫然应对一段：
从上表中，可以很明显看到小说中多有化自剧作的文字。当然，篇名、情节与对话语言，都还是我们所探析的二者关联的一些表象。就两部作品的内在蕴涵看，小说也是承袭了剧作。小说中一再申明秋瑾的革命主旨乃在“家庭革命，男女平权”，而略去了烈士参与革命实践、策划武装起义的情由。其实此一作品内涵，亦是取自时事剧的。《对簿》一出，秋瑾言其立场云：“余所主者，乃男女平权之革命，而非政治种族之革命。”(30)《雀飞》、《负笈》等出，同样流露此一意旨。而上述种种旨趣，均为小说所涵融。 当然，上述这种泥于文本、手法、本事源流的钩稽考索，实际上所关注到的还只是时事剧与时事小说两者关联的表层。若尝试运用传播学、舆论学的相关理论，或会提供一个可能的视界。 首先，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言，晚明与晚清的时事剧及时事小说，乃是以不同文体，然而同样迅疾且集中出现的方式，在危乱时代蔚为大观，形成一股强劲的创作风潮与群体声势。其次，这样一种群体效应，若从舆论学的观点看，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民众即舆论主体对舆论客体也即重大时事的一种持续且具持续性的强烈关注。这种现象并非官方意识形态，但却对舆论客体产生自然的影响，具有社会自在功能。其中，作为信息形式之一的舆论，其源头和流向在扩散与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舆论场”。“场”原本是物理学概念，在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后，更多是指与现存事物相联系的外在环境的总体。而所谓“舆论场”则是指一种包含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从而能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31)以此理论视之，晚明和晚清的时事剧与时事小说，乃是置身于特殊的历史时空下，以集中的文学书写的方式，盱衡时局，指摘时政，干预政治，影响舆论，反复地将身处末世的、包括作者在内的民众意图了解时事真相的渴望表现出来。这种强烈的持续关注在一定时空内多次出现、波动与横向扩散，即造成了舆论波的效应，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的舆论环境，从而促使民众意识沿着舆论目标的方向，在不断扩展的空间中聚合、呼应与互动。这种不同传播渠道的相互借助与相互映证，正可以很好地解释何以每逢乱世、末世，富于干预、批判色彩的时事作品就会盛行一时。同时，这种聚合在同一空间中相互影响和感染，从而形成了适合时事作品生存、发展的“场”。类如时事文学的作者发出的大声呼吁，“俾我黄帝子孙，同胞四万万众，各尽个人之天职，庶乎国脉以存”33，这样的热切剖白与激情在时事作品中可谓比比皆是。由是，晚明与晚清的时事剧和时事小说，能够在阽危时局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形成群体声势，在晚明与晚清文学史上蔚然崛起，独步一时。 注释：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②相关论述，可参看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庐隐《中国小说史略》(192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范烟桥《中国小说史》(1927)、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1929)，以及刘永济《小说概论讲义》(1930)、蒋祖怡《小说纂要》(1948)等，其中均论及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此外，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略》(1936)亦从戏曲史研究的角度论及小说。 ③可参看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以及李修生、李真渝《古代小说与戏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等论著中的相关章节。 ④可参看刘瑛《唐代传奇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李修生、李真渝《古代小说与戏曲》(前揭本)及孟瑶《中国小说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等论著中的相关章节。 ⑤可参看关德栋、车锡伦编：《聊斋志异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⑥可参看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⑦学者张军德、郭英德均认为《鸣凤记》中颇有隆庆、万历间时事，故以往认为是作写于嘉靖末年的说法欠妥，其创作年代当在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之间。而关于《鸣凤记》的作者、写作时间及刊刻情况，可参看张军德：《〈鸣凤记〉创作年代初探》，《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4页；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5～129页。近年亦有对《鸣凤记》是否属时事剧以及“时事剧”的概念该如何界定的讨论文章，可参看吕靖波《〈鸣凤记〉创作年代与“时事剧”之义界》，《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本文取学界通行说法，以《鸣凤记》为明清时事剧的发轫之作。 ⑧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⑨反对严嵩暴政的斗争，是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夏言力图收复河套开始，至四十四年(1565)严世蕃伏诛、家产被籍结束，历时十七年之久。 ⑩焦循：《剧说》卷三，中国书店，1988年。 (11)吕天成：《曲品》，收入《录鬼簿》(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6页。 (12)[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见[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6年，第470页。 (13)吴伟业：《清忠谱序》，见《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清忠谱》影印本卷首。 (14)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15)学界一般认为，“忠奸斗争”的创作主题并非明嘉靖以来剧作家的新创，实际上或可追溯到上古神话。比如黄帝与蚩尤的正统与异端之战等，以及后来屈原与上官大夫，龙逢、比干与桀、纣的正义与无道抗争等，皆可视为文学创作中“忠奸斗争”这一独特传统的渊源。 (1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644页。 (17)吴书荫《曲品校注》认为《平播记》作于“播乱”平定之后，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徐朔方《论张凤翼》(载《艺术百家》1988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此剧作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杨海中《张凤翼评传》(见《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从其说。这里是从最宽泛的时间来界定其创作下限。 (18)张岱：《陶庵梦忆》卷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19)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卷三“清啸生”条认为此剧当作于崇祯二年至十三年之间(1629-1640)(第490页)。 (20)吴伟业：《清忠谱序》，前揭本。 (21)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卷三“李玉”条，由推断吴伟业作《清忠谱序》的时间，进一步推断《清忠谱》当作于顺治十六年秋以前(第547页)。 (22)《警世阴阳梦》卷首“醒言”，《古本小说集成》据明崇祯元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3)《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卷首盐官木强人“叙”，《古本小说集成》据明崇祯元年(1628)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4)范世彦：《磨忠记序》，见《磨忠记》，《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清康熙初苏州树鎡堂原刻本影印。 (25)分见《清忠谱》“谱概”[满江红]，见《清忠谱》，《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清初刻本影印；清啸生《喜逢春》第一出《提纲》[玉楼春]，《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清初玉夏斋刻本影印。 (26)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卷下，收入《祁彪佳文稿》第二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485页。 (27)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1235页)中对《六月霜》的著录，可知《六月霜》后还有一部无生所作的《轩亭复活记》，收入1912年11月上海复社出版的《黄剑血》，改秋瑾为夏瑜，并谓其就义后复活。惜未见。 (28)自《开国奇冤》以下三种，或超出晚清的下限，或刊年不详，本不应列入。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前后连属关系，而且就剧作的内涵、手法，作者的作意来看，都与前面作品有一脉相承之处，故而适当放宽而归入。 (29)见《六月霜》第八回，《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8辑，据宣统三年(1911)四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刊本排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30)此处并前处时事剧《六月霜》的引文，见阿英辑：《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据改良小说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印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173页。 (31)可参看刘建明《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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