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认知图——阅读《后期马克思主义》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认知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发表了不少评介西方当代文艺思潮及理论的著作，大大地促进了读者对西方的理解与沟通，但对于接受过美学教育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育的人来说，这些新话语总要引发出疑问：它们是货真价实的“新”或只是讨论问题的时髦话？换句话说，我们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那些概念、体系与西方当前声音最强的文学研究话语有什么差异？差异的由来是什么？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目前在西方的处境如何？这些问题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近作《后期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可以找到一些参考。
《后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1990)有个副标题：阿多尔诺或辩证法经久不衰。由此可见，这是论述德国哲学家阿尔多诺，尤其是赞扬阿多尔诺辩证思维方法的专著。全书共有三大章，外加导言及结论。这三章分别讨论了阿氏的三本主要著作：《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1966)；《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1947)及《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1970)。结论的题目是“阿多尔诺在现代化后时期”①，也就是说杰姆逊要探讨阿氏理论是否过时的问题。
阿多尔诺(1903-1969)是二十年代在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美学家。由于该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希特勒上台后不得不纷纷逃亡国外，最终又聚于美国，挂名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之下。阿氏1934年从牛津大学转到哥大，度过战争时期，1949年返国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主持了德国的社会学战后重建工作，任该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及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对于他的评价西方很有争议：有人说他抱着马克思主义不放，有人说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有人认为他是现代化时代的思想家，与现代化后时期的现实相距甚远。无论看法如何迥异，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他象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对战前或战后西方左派运动，尤其是美国及西德的学生运动影响不大。《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在其中介绍说，“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阿氏的观点很复杂，致使当时（六十年代末）的学生难以忍受”（1032页）。
杰姆逊写这本专著的目的何在呢？绝不单纯是因为阿氏是二十世纪中期“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②。他其实是通过重新解读这位最难懂的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来“赞美辩证法本身”（11页），以期开阔人们的视野与思路，作为一种不同于结构主义后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的现代化后理论（如哈贝马斯的论述）供人们选择。为此他的解读是围绕着当前西方哲学及文艺理论中的热点议题组织讨论的，而不是拘泥于原著的体例及系统。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可供研究阿多尔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作为重要参考资料，更在于它演示了一种解读法：站在一定立场上（就杰姆逊来说是站在现代化后时期第一世界马克思主义白人学者立场上）阐释、评价前人思想的方法。从政治角度上说，更可贵的一点是，杰姆逊以马克思主义必胜的高昂信心结束全书。他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预言事态的发展：“即使在一个充分现代化后的第一世界社会中也将不乏具有真正左派气质及观点的年轻人，他们接受激进的社会变革前景预见，而在商业社会中这种变革受到社会规范的抑制”（251页）。
然而本文的主旨不是评介杰姆逊如何展示阿多尔诺学说的，因为那是一个适合更加专门场合的话题；本文是要借助书中提供的资料和内容概括一下从现代化时期到现代化后时期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具体说来就是传统美学在西方的遭遇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到的挑战。
在《后现代主义—一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一文的结尾处，杰姆逊提出，文化工作者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建立一种“认知绘图美学——一种试图赋予个人主体以某种增强的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意识的教育”（译文127页）。换句话说，要有行动必先认清形势及个人的位置。本文企图做到的是为我国绘制这张西方文论形势认知图添上自己的一笔。
二十世纪中期传统美学的遭遇
作为对诗歌、绘画和造型作品的思考与批评的广义概念，西方美学可追溯到柏拉图前的西莫尼德、索福克勒斯等人，可谓源远流长了。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和哲学中的一个分枝的狭义概念，美学的创始人是十八世纪德国人鲍姆嘉通，距今也有二百多年了。
本世纪初，意大利人克罗齐在他的《美学的历史》(1902)中曾说：“美学科学才刚刚开始”（译本258页），而事隔九十年后的今天杰姆逊在概括西方情况时毫不含糊地断言：“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美学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容忍的”（130页）。处于两者之间的阿多尔诺尽管写了整整五百页的美学原理，但全书既无整体框架又无系统论述，而是一些大题目的罗列，包含作者对这些题目的思考及意见。这是否揭示出当时（二十世纪中叶，现代主义后理论尚未弥漫之时）他已感到美学作为一门科学难以为继了？全书的第一句话似乎可为佐证，他写道：“如今，有关艺术的事没有什么是自不待言的，这一点已是自不待言的了。”欲理解此话含义可从哲学及艺术实践两方面着手。
论述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即使是简论，也绝非本文所能及。下面只摆出几点个人感受较深的读书收获。
如果说美学的基本论题是美的本质和作用的话，那么主体性恐怕就是其中的最大难题了，因为艺术无论从创作或接受来说都是高度个人的感官活动。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的结尾部分中总结出五种对美的界定后说：“美的本质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式也是受历史制约的”（657页），这是真知灼见。在现代思想史上，从康德起，凡涉猎艺术的哲学家都试图解决这个主体性如何客观化的问题。康德提出在形式中应见到美，因为某些形式适应人的认识功能，所以能引起一种愉快的感觉。席勒进而提出把审美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性格，从感性人过渡到理性人的最好途径。其后浪漫主义大反其道，鼓吹主观性，到二十世纪，哲学中再度出现反主体性、强调客观性的走向。T·S·艾略特的名句“写诗不是纵情，而是逃情，不是表现人格，而是逃避人格”③是这种审美倾向的宣言，不但引发出全部的批评方法，而且指导了一派新的诗歌创作。但是这些客观化的理论中都存在一个标准问题：康德假设人的认识功能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考虑不一致的人；席勒回应时代的声音，认为理性是可取的；艾略特名言还有后半句，即只有那些有人格和感情的人才知道欲逃避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如从另一方面分析，他们有个共同的弦外音，即凡不符合他们标准的人就该自惭形秽，努力改造。二十世纪后欧洲中心论的荒谬性日益暴露，文化多样性是否该保留等问题促使人们诘问这些美学大师标准的正确性。
与主客观关系相关的另一美学问题是共性与个性问题。美学也好，美的本性也好，记录的都是从具体中抽象出的共同点，而作品却是越突出就越有个性，艺术家创作的着眼点恐怕都是要与众不同。这点在艾略特扶植起来的现代主义作品中尤为明显。于是老问题重新浮出：强烈的主体性能否客观化？
理论中的第三个问题来自艺术基本特征。除个别时期的个别作品外，绝大多数经住了时间考验的作品都有深遂内涵，紧密编织在内容中，抽象出来后力度与感染力也不复存在。因此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在西方美学中，仍被视为悬而未决。
从艺术及社会实践层次看，传统美学也遇到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
首先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破坏了传统美的基本标准。这些作品从总体效果上说丝毫无传统意义上的和谐、愉快、静谧可言，从具体实践上说往往无形式，刻意追求一种不连贯的效果。对现代主义的承认、宣传和提倡就是对传统美学的步步否定。甚至最久远的艺术是生活再现的概念也因象征手段的最大应用而使生活不复为参照。艺术模仿再现的是其它艺术品。
美学遇到的另一个实践中的难题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与普及。与艰深的现代主义艺术形成对比的是好莱坞的电影、百老汇的轻喜歌剧、爵士乐、广播连续情节剧等等。它们在三、四十年代时首先在美国走红，继而走向西欧，无需美学家、理论家的捧场与推荐。阿多尔诺等人无法将其纳入美学范畴，于是赐予了“文化工业”的诨号，以示其与“真正艺术的差别”。有讽剌意味的是，被纳入艺术范畴的现代主义创作到五十年代气息奄奄，六十年代中期竟消声匿迹了。打入另册的文化工业不但日益强劲，而且充分调动现代科技手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与高超技巧。
随着社会理论的发展，人们不再认为美学家们轻视大众艺术的态度是认识跟不上现实的表现，而要追究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前文所谈审美标准是学者历史制约的理想，那么事实说明这些理想是不可取，甚至有害的。许多法西斯分子都受过良好的德国教育，有高雅审美力。“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后，还能否有心创作与欣赏诗歌？”这是战后在西欧学术界流传的一句话，它也许表现出的是极端悲观的思想，但传统美学中审美修养是有闲有钱阶级的专利与点缀的看法却得到较广泛的认同。同时，当用这种新眼光审视欧洲学者对美国文化的态度时，传统美学的意识形态性也不可讳言了。众所周知，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在欧洲文人的访美游记中就有一种对美国文化、民风和社会制度既觉其新鲜天真又显得市俗浅薄的调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阿多尔诺赐予“文化工业”的诨名之时。从美国人这方面看，这难道不是欧洲文人狭隘的绅士贵族心胸的表露吗？大众文化的走向西欧说明，并非这种文化不是艺术，而是艺术概念出了问题，其小集团性和傲慢态度昭然若揭了。
以上各点虽不能说是传统美学无法跨越的障碍，至少也是它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到的挑战
上文所谈的问题很大一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给予回答的，此外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挑战，下面也准备从理论及实践两方面就个人所知作些介绍。
理论上的最大挑战来自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质疑上。
众所周知，自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中提出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及政治上层建筑立于其上，具体的社会意识形式与其相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及智力生活进程的学说后，一方面知识界有了认识社会和分析问题的金钥匙，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招来各种盘诘，甚至攻击。尽管恩格斯明确地揭示过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是互动关系，在西方仍有不少人简单地把这种关系定为经济决定论，成了庸俗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复杂的经济社会情况使得马克思的这条科学论断难以被普遍接受，也使得进步的人文科学学者不得不视情况对上层建筑（尤其是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作出自己的解释。例如葛兰西把文化解释为占霸权地位（后经雷蒙德.威廉姆斯做了重要补充）；瓦尔特·本雅明提出，可以把文化视为基础的表现；萨特的思想是将经济基础扩大为由阶级及个人心理等多种方面构成的“情势”，文化是个人经自由选择后作出的对情势的反应与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我认为一方面该从西方文化传统考虑，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文化人自由职业阶层数量多，能量大。
翻开古希腊罗马神话，我们就会发现，对灵魂、不朽等问题的思考屡有出现。古希腊哲学中思辩玄学成分也很突出。犹太基督教的传播进一步助长了学术界重精神世界轻物质生活的倾向。
另一方面，西方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其结果之一是，劳动分工日益精细，文化活动的迅速发展使这一领域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自律性。从事新闻出版、教育、文体、科研等行业的人数目庞大，与社会生产活动截然分离。强大的知识分子中产阶层是发展来源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沃土。莱昂内尔·垂凌(Leonel Trilling)为《自由主义想象力》论文集写的前言中说，自由主义提倡一套理性的道德，智力和政治信仰与价值，诸如相信人有潜力，对生命要尊重，对差异要容忍，个人自由与权利、宗教与学术自由应受到保存，心胸要宽大，凡事要讲究适度等。这虽然是一个美国学者立场上的观点，但如视其为西欧二百年来进步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抱负恐也不为过。这里包含的大前提是，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选择。二百年来西方的生产关系及政体上没有发生剧变，但哲学理论上，艺术创作上，学术思想上各种流派登台表演，进一步加深文化自律的印象。人们见到、想到的往往是学术思想间甚至学科间的相互影响，淡化或忽略生产经济活动的政治问题，这一点在二战后的美国尤其突出。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另一挑战来自无意识学说。
从西方文化角度看，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及达尔文并列为近代最重要的理论家，对其学说的理解与阐释虽可称为五花八门，但无意识这个怪物却成了因为无法否定其存在只好暂时承认其存在的学术议题了。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并非表现在对人主体的自由度与能动性的衡量上，而是对人行动动机的判断上，亦即不同人的不同行动只是实现欲望的不同手段和形式，而骨子里都是受欲望的无意识主宰，或都是欲望压抑的变形。具体到文学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塑造、谈论与评价人物？阶级觉悟是否有可能？
不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卢卡奇。
但是五十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以及其后的结构主义后理论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主要体现在拉康对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的新解释上。拉康集现代语言学、现代人类学及社会学的相关思想于一身，提出他对欲望及人主体形成过程的假说，从而开创了结构主义后理论的先河。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1981)中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十分精辟地概括了弗洛伊德及拉康的理论，此处不妨摘译出来，以示当前马克思主义从这方面受到的感受：
弗洛伊德主义的阐释体系所围绕转动的中心不是性体验，而是愿望的实现，或其更加形而上学化的变体“欲望”，它被置于我们作为个体主体存在的原动力的地位上……。拉康所重写的弗洛伊德学说不应只视其为对弗洛伊德阐释中的一个变调，而应视其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反省性的转移：由主体原动力的性质（愿望满足）这个弗洛伊德命题转向命题本身，它突出的是主体范畴，研究的是精神现实（意识）—一以及支撑它的意识形态和幻觉（个人身份感，自我这个神话等等）—一成为弗洛伊德想法中的个人愿望实现的限制的过程，这些限制既是严格的又是自我所加的。（66页）
这里所说的意识成为愿望实现的限制的过程系指拉康的个人发展三阶段：照镜期、想象期及象征期。照镜期浑然无觉的婴儿在镜中见到自己形象，开始意识到“我”之外还有个“他”；想象期孩童的我他意识进一步发展，但常将他人错误认同于我；学会语言就进入象征期，由于自我意识的形成取决于他人的承认，由于前两期婴儿已压抑了脱离母体形成单个体的心理创伤，更由于语言效果，按拉康说法，生成现实，而语言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分别形成封闭体系，主体要不停地在两体系中移动，因而经常处于焦虑和欠缺感中。
这种对主体的分析一经在学术界传播开后，文艺理论中的许多基本点和议题不得不予以搁置，因为以前的理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心都是从人主体（作者、读者、批评者）出发的，试想当把主体视为本质就是支离破碎、无中心、无定型的，那么还有可能或必要来讨论作品人物的典型性、真实性和形象的前后连贯一致吗？
另一个挑战是关于科学真理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来自结构主义后理论。拉康的无意识话语学说模糊了真假话、实在欲望与表达出欲望的界限，其后福柯关于知识／话语／权力的论述将真理的历史性与相对性极端绝对化。权力几乎代替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的性欲，成为人类一切活动与实践的动力了。在此形势之下，阿尔图塞写了《解读资本论》(1968)与《献给马克思》(1970)，试图将结构主义后的一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统一起来。他的一些提法近年来已被广泛接受，例如他承认意识形态几乎无处不在，但他坚持科学与意识形态有别。理论实践能将意识形态改变成知识，知识在认识论上与意识形态分裂时就成了科学。意识形态在一切社会构成中都是一个必要成分，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处理法既为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创造了可能条件，又给有选择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留下了漏洞。
从实际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命运往往与政治情势紧密相联，不但受各国国情影响，更与前苏联的动态有关。三十年代苏联的政治运动疏远了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故自那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左派运动的指导思想中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美国尤甚。
美国三十年代初的经济萧条期时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但由于缺乏分析评价文学技巧的理论，又由于教条主义的说教倾向，故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学者既无法从文学成就上评论古典作家，又对现代主义作品一律持否定态度，而该流派当时正方兴未艾。于是持自由主义观点对文学技巧更钟爱的纽约知识分子学派成为了更有影响的左派，这里面包括中国知识界熟悉的垂凌、威尔逊、卡津(Alfred Kazin)及蔡梓(Richard Chase)。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社会因素对文学有直接影响的思想为基础，加进心理分析、文本分析（象征、意象、歧义等等）。他们推崇现代主义作品，但反对大众文化和政治艺术品。六十年代校园中兴起的新左派以其强烈的正义道德感加速了独霸文学讲坛近二十年的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退场。新左派（包括狭义上的六十年代激进派及广义上的要求社会变革的文化人）生长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对生产经济基础等问题不感兴趣，吸收的思想灵感是加入了心理学、现象学、存在主义成分的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及第三世界的革命理论如毛泽东思想、胡志明学说。以阶级或经济地位划分人群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并不完整，因为战后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起了变化，且要求变革的事业往往与经济地位关系甚微，如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少数族权利运动等。这就促使他们把眼光从文学移向文化，开始了更激进的真正的文化批评，其内容包括肯定大众文化反抗现实的作用，制定少数族美学理论（或处于边缘或他者地位的人的文化作品传统），探讨经典作品中肯定与颠覆现行价值观的因素等等，亦即文化是如何制约人的。
这些奋斗目标当然超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范围，也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解决的现实与理论问题。
从《政治的无意识》到《后期马克思主义》
以上略述了传统美学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欧美遇到的挑战，也算是我绘出的个人认知草图。
杰姆逊提出绘制认知图的目的是鼓励创作者及理论家认清形势，找到立场，以继续发展文艺的教育作用。那么在现代化后的复杂文化情势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本人如何找到位置呢？他近十年来的三部重要著作《政治的无意识》、《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及《后期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回答。
这三部著作内容极其丰富，也已在西方引发不少文章。下面只介绍杰姆逊在上文提到的对几个挑战的答复，其余理论问题留在日后探讨。
杰姆逊观察、分析与评论社会文化活动的出发点始终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呈互动关系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此能为纷繁的现象找到脉络之源。在《后现代主义》中，他明确提出西方世界当前处于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即工业化后时期，多国资本主义时期，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新时期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的特点引发出特有的文化及理论现象，如后现代主义艺术，一切“文化”的倾向，历史感的消失，批评点的难寻等。在《后期马克思主义》中，他从总体性这个哲学议题上进一步论证这种关系。总体这个概念在不同理论家的词汇中有不同含义，例如可指生活社会现实、外部世界，或指繁纷现象后的实质本体等。杰姆逊使用的可能是阿尔图塞理论中的意思，即一个没有中心的统治一切的结构。他认为后现代化时期理论中的许多问题来源于忽略总体，即如何认识消费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或如何将其艺术再现出来。他建议理论家换一种方法思考，辩证地看待问题，认识到头脑中的东西并非来自个人与主观性。他之推荐阿多尔诺的原因之一是，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阿氏是第一个提出如何用艺术形式再现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将其置于普遍与具体、体系与细节的哲学议题中的。据我所见，杰姆逊并没有明确论述超出文化圈子着眼后期资本主义这一经济范畴后如何能认识及再现社会总体，当然他也没有直截了当用存在决定意识的话语。在结尾处他引用了阿尔图塞借用弗洛伊德释梦中的一个概念：“多元决定论”，即社会形成是受组成社会整体的每一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影响的。他称第一世界定会有从事真正左派政治的年轻人，他们的政治思想来源将是多元决定的，无意识的。
对本文所谈的第二个挑战，杰姆逊的作法堪称表率。他几次强调在今日社会中传统的美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均不复适用，因为它们无法解释目前情势及解决问题。期待实践退回到我们的理论能对付得了的过去或按某理论节奏起舞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特点之一就是直面时代热点问题。他对无意识理论的处理方法可作为例证。他似乎是第一个简明、系统地将结构主义介绍给美国读者的人，在那本名为《语言囚笼》(1970)的书中也有关于拉康的扼要评价。十年之后，当拉康及结构主义后理论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散的背景下，他的《政治的无意识》出版了，提供了一种吸收了其它理论长处的马克思主义解读阐释文学的方法。其要害是要有三层考虑：政治前提，即当时的历史事件及状况。社会前提，即阶级及阶级意识情况；以及经济前提即生产力变动情况及由此而来的人群形成及变动。这三个看似传统的层次其实都有扩展与补充。
在政治层次上考虑的是现代心理学关于欲望的压抑与变形表现，这样，具体文本应作为象征行为对待，在社会层次上补充的新内容是语言有意识形态性以及文化有处于社会霸权、边缘及受压地位之分，而处于霸权地位的文化又有占用其它地位文化的形式从而缓和冲突的能力等，这些语言学、巴赫金文学理论的成果使具体文本成为社会各阶级通过各自的集体话语表现出不同的甚至是对抗思想意识的小世界；在经济层面上新扩充的内容是人类学、社会学中对亲族关系、婚姻制度等习俗研究成果及符号学中共时性、历时性的方法。于是我们看到原局限在心理学、语言学等某一学科内的合理成分被杰姆逊拿来补充到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架中。欲望、无意识从个人性欲层次升华到政治变革、社会改进的更崇高的境界。这也许不符合某些理论家的口味，但与文化批评所强调的语言无所不在，并决定个人思维与认识的理论也颇有相近之处。故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最后在真理与意识形态问题上，他并没有多谈，而是提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象所有科学一样能“投射出许多可能的思想意识”（6页），即指导具体实践的“可行理论，有关该实践的哲理”（6页），以及说明该实践的价值和前景等。因此有多种马克思主义是不足为奇的。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要因时因地制宜吧！
以上挂一漏万地说了几句对《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前文提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国际政治气候联系较紧，当前自然不是有利时机。这也许可以解释该书结尾为什么显得突兀，由学术讨论转成个人政治信仰的申述：作者坚信马克思主义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大转变的经济后果是正确的。在跨国集团公司向全球各处发展之时，当每一处都往消费主义社会过渡之时，作者认为劳资问题仍会挥之不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无中间道路可走。
对于这样一位学识渊博，思路敏捷，处于事业高峰期的第一世界的白人学者能有如此敏锐的目光及坚定政治观点，我们禁不住要表示钦佩。对于他把希望寄托在“社会科学有极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些地方辩证法将在知识分子中激起新思想和新可能性的火花”（8页），我们将作为前进的鞭策。
注释：
①原文为Adorno in the postmodern，我国将postmodern通译为后现代时期，但根据西方理论对该词的运用来判断，这里谈的是与现代化时期modernity不同的另一历史时期，而不是包括在现代化时期内，因而本文将“后”移后，类似“博士后”、“冷战后”的译法。
②见《后期马克思主义》封底介绍。
③引自杨周翰：《攻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版，第139页。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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