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成年人论文,道德建设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转型及其所带来的代际关系的重大变化，是观察和讨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重要视角。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不仅仅是一个需要理论原则和主观努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之所以越来越紧迫地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不完全是由于某种道德建设原则出现了问题，也不完全是人们（包括社会、政府、家庭、学校等）主观努力不够，而是因为社会结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代际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必将客观地使未成年人一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问题，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本身又不断地生产着前所未有的道德问题（在这两方面，成年人也不例外）。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转型和代际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影响作一全方位的考察。
一
社会转型首先是与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而要理解社会变迁，又必须引入社会结构的概念。社会结构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一种不易改变的相对稳定状态。① 而社会变迁应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社会变迁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常规状态，只要社会在变化、在发展，就说明社会在变迁；另一种理解是，社会变迁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非常规状态，是社会的一种转型，即社会转型。一般而言，人们所说的社会变迁，基本上是以后一种理解为主的。由是观之，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结构的一种非常规变迁，是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或转变。当社会的根本特征发生变化时，社会转型就开始了。社会转型的含义比较宽泛，既包括恢弘的社会制度变革，也包括细微的社会习俗的变化；既包括社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也包括民主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判断社会转型大致可以运用两个标准：一个是外在标准，即社会制度和民间习俗的变化；另一个是内在标准，即社会和个人观念的变化和内心情感的震荡。当然，社会转型不是简单的某一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是包含着社会各个方面，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整体、全面的发展和变迁，一种具有战略性的、影响社会全局的社会大变革。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往往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就是社会转型期。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管是哪一种中国社会转型理论，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看作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则是基本一致的看法。
社会转型的内容主要由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三个基本部分构成。就价值观念的转变而言，社会转型一方面是以某种或某些价值观念作为判据的，即判断社会转型总是以某种价值标准为依据的，另一方面又必然带来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社会转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而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变迁依次更缓慢、但更深刻，甚至有社会学家如帕森斯等结构功能主义者将社会结构的变迁最终归结为价值观的变迁，并认为这是观察社会制度的最高层次，“我们把一个社会制度结构中依次变迁定义为其规范文化的变迁。当我们观察社会制度的最高层次的话，就会涉及到整体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② 社会转型对社会价值观变迁影响最大的是导致了价值评价多样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评价标准出现多元化，旧有的评价标准、新生的评价标准、外来的评价标准汇聚在一起，人们因不同的价值立场而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各种价值标准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人们的意见越来越难以统一，终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社会秩序混乱的终极原因不是价值观，而是利益结构的变化。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往往表现得最为激烈，甚至会淹没掉社会结构其它方面的变化，这样，变革的得利者和失利者都会鲜明地表现出其价值观的好恶，从而将利益上的变化归罪于价值观的变化。事实上，价值观的变化只是利益变革的观念表现而已。
从对社会价值观念及其变迁的观察来说，社会转型时期还是观察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最佳时期，因为价值变迁最激烈、最深刻的时期就是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也就是社会转型时期。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等，就是观察价值观念深刻变迁的最好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结构变迁，这对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提供了最好的观察视角。
同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也为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研究我国未成年人道德价值观问题及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提供了最好的观察视角。在中国，各种未成年人道德问题的大量出现，正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才使得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
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或重要后果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代际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道德价值观的代际变迁。笔者将从社会转型与代际关系变化的内在关联中，重点探讨随着社会的转型，代际关系何以必然发生变化，或者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代际关系何以必然存在着重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道德价值观代际分化的意义。
代际关系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代际关系自然有着相应的区别。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代际关系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涂尔干看来，“同质性”或“未分化性”和“异质性”或“分化性”分别是“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同样是作为社会结构之重要方面的代际关系的基本底色，并深刻地制约着代际关系的性质。也就是说，由于传统社会中的代际关系是同质的、未分化的，社会代际关系，包括代际道德价值观、代际生活方式、代际行为模式、代际思维方式等各方面均表现为没有分化、保持同一的“一元化”状态。因此，它们总是处于一种相当稳定、几无变迁的状况，由此决定了传统社会中的代际关系也相当平滑和固定，在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几乎没有代际冲突；相反，现代社会中的代际关系则越来越凸现其异质的、分化的特点，代际道德价值观、代际生活方式、代际行为模式、代际思维方式等出现了“二（多）元化”的趋向，即道德价值观等在不同代之间越来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取向。代与代之间在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日显、变迁迅速，代际冲突不断发生。由此可见，道德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和“价值问题”，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来说，只是社会进入现代以后，或者说是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代性”现象。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和深入，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代意识日益清晰，道德价值观代际共同体逐渐形成。二是对代及代际关系的研究日渐重视和深化，出现了对中国社会代的各种划分。有关论者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代际关系的分析，认为存在着四代人，即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革命时代走过来的第一代人，是共和国的缔造者；出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建国后17年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是迎接解放的一代；出生于20世纪40—50年代，“文革”时代的第三代人，他们是“红卫兵一代”；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四代人，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应该说，他们都各有属于自己一代的价值系统和人生定位，并对中国社会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假若就以这种划分作为分析框架的话，那么，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四代人，又都同时生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年中，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四代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价值观嬗变，以及他们对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价值立场和态度，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格局。不仅如此，还有论者又以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90年代进入社会的独生子女一代为第五代，他们更多地被赋予“新人类”的代征。可见，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与以往的社会不同，代及代意识已经明显形成，从而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添加了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内容。
同时，成年人（长者）道德权威的弱化和失落，是现代社会代际关系变化的重要副产品。在传统社会里，成年人往往以自己丰富的阅历、经验和知识获得无穷魅力，这些阅历、经验和知识又成为不可更改的传统，它们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效用性，由此决定了成年人道德价值观和由成年社会制定的社会道德规范也具有绝对的严格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技术控制、意识形态灌输等各种手段要求年轻一代无条件地遵守和服从，甚至不容许有与成年权威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存在。而现代社会的年轻一代正以宽容性、相对性和多元性取成年人权威的绝对性和严格性而代之。“在成人世界里，管理、统制作为最重要的、理所当然的事情被接受”，而“很多年轻人对此表示异议，他们认为，不能用大人们的价值观求得立身处世”。③ 应该说，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是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的结果。奥格本曾以“静止社会”和“变迁社会”来分别说明长者权威的存在和年轻人地位的强固及各自的社会后果④。涂尔干也分别指出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成年人道德权威的巨大差别⑤。
不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价值观变迁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原来存在于代际关系之中的成年人道德权威的弱化和失落，其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成年人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在年轻人那里不一定管用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同代的人由于社会化过程的不同所导致的。“中老年社会群体，由于他们的早期社会化完成于改革开放之前，因此他们遵从的基本上是原有的价值评判体系。青少年社会群体，由于他们的早期社会化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他们所接受的大都是处于变动中的价值评判体系。”⑥ 由于道德价值评判体系的不同，成年人道德权威对年轻人的影响力自然就会减小。
三
笔者之所以要以较大篇幅讨论社会转型及其引起的代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社会转型是导致未成年人道德问题凸显的最深刻根源，因此也是提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任务最重要的客观依据。
1、在中国，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的凸显和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任务的提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直接相关。
已如前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加速转型时期，这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同时，社会转型必然导致代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代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又必然使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在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发生代际变迁。所有这些因素，使道德价值观代际共同体开始形成，成年人道德权威和往往以成年人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以成年人为主导的社会道德价值观逐步向成年人道德价值观与未成年人道德价值观的互动转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的凸显和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任务得以提出的总的社会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0年。在这30年中，同时生活着从不同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不同代的人，他们总体上可以分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包括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成年人，和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未成年人。也就是说，从时间的维度看，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成年人和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未成年人，都共同生活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然而，这30年对于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成年人和在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未成年人来说，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对市场经济的价值评价至少在一开始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些不同，主要是由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这两代人对市场经济的体验是不同的。
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与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的凸显和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任务的提出之间的直接关联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笔者以为，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这种转型和转变使总体上横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时代的成年人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成年人而言，这种变化至少导致了一个困境和一个困惑。一方面，成年人面对传统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理想的与现实的等各种道德价值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抉择困境。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成年人，所受的教育特别是价值观教育是与计划经济体制所要求的道德价值观相适应的，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基本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道德价值观，这些道德价值观总的说来具有传统的、本土的和理想的特征，他们对这些道德价值观是无法割舍的；同时，成年人背负着这些道德价值观不可抗拒地进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某些道德价值观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很自然地出现了某种龃龉，市场经济时代道德价值观的现代性、现实性和世俗性特征日益突出，且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面对如此复杂的道德价值观的多元格局，成年人不可避免地处于各种道德价值观的夹缝之中，不仅一时难以适应，更是令人难以抉择。另一方面，与上述抉择困境直接相关，成年人对各种新生的道德价值观，总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甚至很难加以接受。
上述困境和困惑对未成年人道德价值观的影响是显然的。譬如，成年人对各种道德价值观所面临的抉择困境、对新生的道德价值观所感到的困惑，通过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日常影响，而使未成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产生某种道德虚无感，缺失道德方向感，并导致价值目标的失落，于是未成年人的各种道德问题也就必然空前突出。这种状况充分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使成年人并通过成年人使未成年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问题，从而与未成年人道德问题的凸显和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任务的提出具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第二，与上述成年人所面临的道德价值观抉择困境和对新生道德价值观感到困惑不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接受着市场经济洗礼而成长起来的未成年人，直接感受着各种市场经济的道德规则，并能较快地认同和接受市场经济道德规则。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规则由于各种原因仍然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之中，且有些道德规则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规则是相反对的，如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是反对竞争的；又如，市场经济往往与金钱崇拜相联，而计划经济时代则特别强调无私奉献等等。这种状况必将使未成年人的道德价值观出现两种后果：一是未成年人以市场经济的道德规则为参照，对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包括广义上的传统道德价值观抱持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从而未成年人的道德价值观就可能与传统道德价值观相脱离，甚至发生所谓的道德价值观的历史断裂，这种脱离和断裂往往成为各种未成年人道德问题的重要表征；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道德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者还不完善，因此，未成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又将失却道德价值观的重要依托。这同样充分显示了未成年人道德问题的凸显和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任务的提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2、既然未成年人道德问题的凸显和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任务的提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那么，社会转型时期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就不能仅仅就未成年人道德建设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因为，如果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而对未成年人道德状况的观照和分析仍然沿袭永远不变的观念和方法，那么，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就不可能得到客观和科学的研究。综观当前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教育）问题的研究文献，笔者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即研究者很少结合社会转型来探讨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基本上仍然仅仅以传统的或转型前的既有观念和方法，来思索和探究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没有与社会转型这一中国当代最大的社会现实有机和紧密地结合起来，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就是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观念和方法的陈旧，难以实现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创新。因为任何创新，既包括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创新，也包括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研究的创新，其实质和特征都是与时俱进，也就是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协调、相一致。因此，当前中国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以及对当前中国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研究，都应该以中国社会的转型作为社会背景，并从社会转型的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着眼和着手。
注释：
①② 参见［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陆宏成、陈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③ 千石保：《日本年轻人的文化代征》，《当代青年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参见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228页。
⑤ 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0－252页。
⑥ 郑杭生等：《转型中的中国和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