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地方政府论文,支出论文,效应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11)10-0061-09
一、引言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践中，政府把公共支出作为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来使用。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范围逐渐清晰，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在中央对地方官员主要以经济增长指标为政绩考核标准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间必然展开激烈的竞争，在平衡预算的约束下实现本区域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化。
地方政府间激烈的竞争反映在财政活动上，表现为公共支出总规模和结构的变动。这种预算安排变动的目的主要是实现经济增长，其机制是通过合理使用本地区的公共资源，吸引比相邻地区更多的资源要素流入本地，扩大本地区的总产出；而同时，政府在预算决策时也考虑到本地区的公共支出的空间外溢性，因为公共品有外溢性，即A地的公共商品利益外溢至与之相邻的B地，这种外溢的利益成为B地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地区间财政支出政策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区域间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存在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表现为两种形式：策略互补和策略替代。策略互补即针对于A地区公共支出的增加，B地区相应地也增加公共支出；策略替代指针对于A地区公共支出的增加，B地区则相应地减少公共支出。
总之，地方政府在谋求本地区经济增长目标极大化时所选择的财政支出对其他辖区的经济增长会存在外溢效应，反过来，这种外溢效应又会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决策。本文依据中国的现实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两种，考察他们各自的空间外溢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
二、相关文献回顾
根据本文研究的主旨，对以往相关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地方政府间支出竞争的文献，另一类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文献。
国内外学者对地方政府间支出竞争的研究基本上在外溢模型和资源流动模型的框架下展开。外溢模型的典型特征是A地区的公共支出决策“直接”受到B地区支出决策的影响，A地区的反应函数的斜率符号表明了A和B地区之间竞争类别。在此理论模型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有很多，其中Case等是最早基于此模型进行的研究，他们的实证研究假说是美国各州的居民能够从本州及其他州的公共支出中受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各州之间存在公共支出的策略互补特性[1]。Murdoch等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为城市娱乐设施支出的外溢效应，以市级数据估计反映函数的形式[2]，Kelejian和Robinson以美国县级警察支出为对象研究了外溢效应[3]。随后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追随他们的研究(Revelli(2001)，Baicker(2005)，Lundberg(2006)，Ermini和Santolini(2007)，邵军(2007)，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李涛和周业安(2009))。这些研究主要的区别在于数据样本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地方政府之间无论在公共支出总量和结构之间存在策略互补或替代，这种策略互补或替代的程度存在差异。资源流动模型的典型特征是A地区虽不直接受到B地区公共支出的影响，但它受到本辖区内“资源”的影响，而这些资源在各辖区的分布受到B地区公共支出决策的影响。回顾在此模型框架下的研究，税收竞争模型为资源流动模型框架下最有代表性的模型，主要的研究包括Brett和Pinkse(2000)，Brueckner和Saavedra(2001)，Buettner(2001)，Revelli(2001a)，Coughlin等(2006)，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和李涛等(2011)，这些研究从税收的角度证明了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竞争。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研究的对象、角度、方法及结果各具特色，这里仅对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进行一下梳理。巴罗开创性地建立了现代内生增长模型，将财政资本性支出纳入到生产函数当中，数理分析发现该类支出有显著的增长效应[4]。沿袭巴罗的研究思想，Futagami等(1993)，Duggal等(1999)，Bougheas等(2000)，娄洪(2004)分别从公共品外部性和拥挤性等不同角度论述了资本性支出的增长效应。但是综观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分析思路，学者们主要是通过分析公共品对私人产出的效率的角度入手分析的，产出增加能够解决就业问题，Fu等的研究就指出资本性支出能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但对长期增长率没有影响[5]。
从财政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来看，Aschauer较早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差不多40年(1949-1985年)间对主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产能，从而带来经济增长[6]。该观点在国内外拥有大量的拥趸，如Easterly和Rebelo研究发现对交通运输和通信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影响[7]，Shioji以日本和美国为样本研究指出，资本性支出对两国的人均收入具有积极的影响[8]。郭庆旺等对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做过研究，他们的研究是在封闭经济中实现社会产品总供求平衡的理论模型下进行的，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有正效应[9]。王春元利用C—D生产函数替代CES生产函数，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总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出的结论是总支出对经济增长是负效应，资本性支出当中仅有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正效应，其他项目是负效应[10]。郭玉清等的研究表明，中国财政科教支出对其资本形成、产出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有积极影响，但作用力度和影响方式存在区别。但是，也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并无显著的相关性[11]。Evans和Karras(1994)和Holtz-Eakin(1994)都指出，控制特定州效应后，对美国48个州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几乎为零，Garcia-Mila等以美国的州级面板数据研究指出，高速公路、供水以及其他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无显著的正效应[12]。更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效应(如Hulten和Schwab(1993)，Ghali(1998)，Ghosh等(2006))。
三、理论框架
借鉴Arrow和Kurz(1970)、Devarajan等(1996)以及Ghosh(2004)的理论分析思路，因为不同类型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将公共支出进行合理分类是必要的，本文假定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包含竞争性的两部分：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生产性支出主要是促进本地的生产能力，福利性支出主要通过改善民生事业提高社会的产出能力。这里我们考虑了CES技术的生产函数：
由式(6)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主要由两类公共支出的生产能力以及税率决定，结合本文的研究，提出的假说命题是：某一区域的经济增长率受其他区域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溢出效应的影响，影响程度和方向的差异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决策。实际上，从前言中可知道，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增长“锦标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必然受到其他地区增长率的影响，这种空间上的相互影响可通过设定实证模型加以刻画和估计。
四、实证模型构建
1.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我国行政区划以及财政预算编制的特点，选取省级区域2000-2006年的数据作为对象来研究财政支出的外溢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在欲构建的空间回归模型当中，被解释变量为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在被解释变量当中，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的空间权重矩阵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内容。通过构建模型并通过观察这些变量在回归结果中是否显著以及符号如何来判断财政支出究竟是否促进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在各省域之间以及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外溢效应”？各省域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是“正溢出”还是“负溢出”？或者说，一个地区周围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对该地区的影响为正还是为负，一个地区周围其他地区的财政支出涌现对该地区的影响又当如何？
从现有理论上看，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正的外溢效应(比如财政竞争)和负的外溢效应(比如搭便车)。对于正的外溢效应，政府将财政支出作为策略互补；对于负的外溢效应，政府将财政支出作为策略替代。因此，政府在自身的预算约束下，将对相邻辖区的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作出理性反应，合理安排财政支出，以最大化社会的总效用。
关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时间处理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不考虑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时滞，只考虑同期影响(Easterly和Rebelo)[13]；另一种是考虑了F107W240.jpg时滞因素，认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Devarajan等(1996)，Kneller等(1999))，却认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从投入到发生作用需要一段时间，生产性公共支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更显著，即必须考虑到时滞因素。为此，将两者结合起来，同时考察包含时滞效应与不包含时滞效应时。
本文最终的计量模型如下：
3.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模型中涉及的各省人均GDP增长率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http://db.cei.gov.cn/)，现价GDP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额、进出口总额，以及政府收入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为消除价格变动的噪音，涉及现价计算的数据经CPI平减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数据。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五、模型估计结果
1.经验估计
鉴于回归模型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和空间滞后变量，因此在估计此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时，必须解决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可采用Arellano和Bover[19-20]和Blundell和Bond[21]提出的估计方法，即系统广义矩(System-GMM)进行空间面板动态分析。该方法不仅能够解决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可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madariaga and poncet)[22]。由于样本量有限，根据Windmeijer(2005)的建议，有效的Two Step GMM估计能显著降低小样本情况下的估计偏差[23]。因此，本文采用稳健(Robust)二步法计算标准误差。
2.估计结果的解释
Arellano-Bond一阶自相关检验针对的是一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是否存在显著的一阶序列相关；Arellano-Bond二阶自相关检验针对的是一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是否不存在显著的二阶序列相关。表2结果显示，所有的AR(1)检验显著而AR(2)不显著，这表明一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再存在自相关，即System-GMM模型满足矩约束条件要求。与Sargan检验相比，Hansen检验更加适用于异方差检验，故本文采用Hansen检验来判别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表2显示，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均不显著，这说明我们的工具变量选取比较合理，总体上可以发现使用二步法系统广义矩估计对空间动态面板的估计效果良好。
从估计的结果来看，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在区域间的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首先，从模型a～d的回归结果看，
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经济增长g有正效应，表明三年(t，t+1，t+2)移动平均的省域经济增长率显著受其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称之为存在“粘滞效应”。其次，Wg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即某省的经济增长受相邻省份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具体来说，相邻省份的经济增长率变动1%时，会导致同期该省经济增长率同向变动0.41～0.5%之间⑥。但是，
的系数估计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该省相邻的所有省份经济增长率每增加或减少1%时，会导致当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减少或增加0.17%～0.25%。size的估计系数表明财政支出规模显著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回归系数尽管有一定变化，但稳定且显著为正。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政府使用财政支出手段来调节经济的效果比较明显，比如扩大财政支出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事业，完善私人投融资机制等。勿用担心的是在中国现有的银行与金融体制下，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有限的(赵志耘和吕冰洋)[24]，因此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相当积极明显的。Inv.rate的系数估计结果表明投资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表明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Levine和Renelt等)[25]。openness的回归结果表明开放性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仅仅简单地采用进出口额加以衡量是有欠缺的，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和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对开放性的度量进行深入探讨，这里至少表明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是有效的。有意思的是，employment的系数估计结果表明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显著为正的，不可否认，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将持续提高，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也随之提高，从而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效应。directtax的系数估计结果表明直接税占政府总收入中的比重与经济增长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对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税收体制中直接税(所得税和资本税)比重相对于间接税(流转税)是较小的，另外的直接税在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特殊的金融体制对居民行为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导致直接税的增长效应呈现模糊状态。
较之模型a不同的是，模型b～d特别考察了相邻省份的公共福利性支出和公共生产性支出对本省经济增长的效应。估计结果表明这两类公共支出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体现在对于某省来讲，其经济增长率受到所有相邻省份公共福利性支出的积极影响：0.159 2和0.144 1，具体来讲就是，在模型b中，某省所有相邻省份的总公共福利性支出增加或减少1%，则该省的经济增长率会增加或减少0.159 2%；在模型d中，所有相邻省份的总公共福利性支出增加或减少1%，该省的经济增长率会增加或减少0.144 1%。而公共生产性支出的溢出效应体现在模型c和模型d给出的估计结果，Wproduction的系数为-0.207 2和-0.187 5，表明该省的经济增长率受到所有相邻省份公共生产性支出的消极影响。具体来讲，该省所有相邻省份的总公共生产性支出增加或减少1%，则该省的经济增长率会减少或增加0.207 2%；在模型d中，所有相邻省份的总公共福利性支出增加或减少1%，该省的经济增长率会减少或增加0.187 5%。
在本文中，取公共卫生和教育作为公共福利性支出考察它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它对相邻省域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正效应。结合中国的现实，公共福利性支出的效果主要是匹配了辖区内居民个人偏好，提高了劳动力素质，随着人们的跨区迁移流动，这种正的外部性会扩散外溢到相邻省份。同时这也能解释省级政府搭相邻省份的便车而减少公共福利性支出。取基本建设和农林水利等的投入作为公共生产性考察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它对相邻省域经济增长有消极的负效应。结合中国的现实，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在以GDP为主要政绩考核的激励下，会增加公共生产性支出，从而展开吸引外部直接投资的竞争，相邻省份生产性支出增加会造成该省输掉这场GDP竞赛，从而对本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六、研究结论
公共支出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也都把公共支出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工具。公共品具有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支出决策时必然会考虑该特征从而调整本身的行为。本文就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研究的，将公共支出分为两大类：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考察这两类支出在空间外溢条件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公共支出的空间外溢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影响；(2)福利性支出的空间外溢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效应，生产性支出的空间外溢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负效应；(3)劳动力的增长、投资的增长、经济的持续开放以及政府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直接税的比例大小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政绩锦标赛”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向生产性支出严重偏向，对教育、医疗卫生投资的缺乏，不能完全归因于预算资金有限，而是搭其他区域的便车，有意而为之。经典公共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必然导致公共品供给低效。针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第一，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要将追求GDP增长和保障辖区居民的公共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诚然，中国许多问题需要靠发展来解决，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是必须的，但同时要意识到忽视民生需求是危险的，比如牺牲环境、牺牲群众的健康来发展经济最终会抑制社会的全面进步。第二，改革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保障地方政府合理的财权财力。分税制改革以及农村税费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空前加大，某些基层政府部门财力仅能满足“吃饭”，却又不能不完成中央及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预算安排出现扭曲，出现向生产性支出的偏向，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分税制，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平衡。第三，从更深层意义上讲，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只是现象，其本质是我国政治体制下的干部委任制和选举制安排的失衡，因此需要科学审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注释：
①模型中各变量均已取对数。
②现实中将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完全区分开是不容易的，本文只针对具有代表性的支出进行了划分，具体来说，生产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生产支出；福利性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
③税收总收入包括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直接税是税收负担不可以转嫁的税种，间接税是税收负担可以转嫁的税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关系”课题组的划分标准，我们将所得、利润、资本利得税类、社会保障税类、工资和劳动力税类、财产税类和其他税种归于直接税，将增值税、营业税等商品税种归为间接税。
④数据来源：《中国交通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⑤因海南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故而本文的研究不包含之。
⑥因实证模型各变量已取对数，所以各种回归系数反映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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