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新生代在199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检视1997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除去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倾向持续演进之外，还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大概就属小说新生代的进而崛起和长足发展了。
1997年，《青年文学》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推出了不少新人新作，《北京文学》则把“北京新生作家群小说汇展”作为主要栏目重点推出；《上海文学》在第8期、第11 期相继推出了“沪上文坛新生代专辑”和“部分省市区新锐作者作品汇展”；《山西文学》在第9期、第10期连续编发了“山西新生代小说专号”。纵观1997 年的小说创作态势，新生代的作家群体在日益壮大，新生代的艺术追求也在渐趋明朗，已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从目前人们的普遍看法来看，新生代作家大致上指的是出生于六、七十年代、活跃于九十年代的一批文学新人。关于他们的创作的评论，目前还有欠具体和详切。因而，人们对于新生代的认识，还多限于年龄层而和表象层次。事实上，追踪新生代具有相当的难度，这既在于他们散兵游勇式的文学进击，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去努力捕捉，更在于他们随心所欲式的艺术指导，需要超越常规的阅读体验去细心品味。这里以徐坤、邱华栋、丁天、田柯、李大卫为例，对小说新生代在1997年的表现试作考察，在可能的情况下，并就他们初显端倪的特点略作分析。
徐坤是新生代作家中出道较早，作品也较多的重要作家，1997年她也收获甚丰，先后有《厨房》、《小青是一条鱼》等短篇和《如梦如烟》、《谁给我传球》、《含情脉脉水悠悠》等中篇接踵问世。徐坤擅长以内含调侃的笔墨写年轻文人在社会网络中的迷惘，写他们或在传统的制导下走向理想的背面，或者在忘我的追求中疏离原本的初衷，《白话》、《先锋》便是这个时期创作的重要代表。1997年，徐坤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这就是除去在《含情脉脉水悠悠》等作品中接续了以前的写法之外，其他作品都多少给人一种面目一新的感觉。《厨房》写商界女星枝子因动情于画家松泽，在他生日之时上他的住处去做菜、喝酒，希图在温馨如家的接触中加深关系，然而只想随便玩玩的松泽发现了枝子的真情实意之后，反生厌意，步步退缩结果使枝子的希冀落空。这一爱与玩、进与退的情爱游戏，不仅一般地表现了理性而世故的男性与感性而纯真的女性天性之差异，而且较为深入地探悉了现实社会中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相互之抵捂。《小青是一条鱼》把镜头对准某律师事务所的白领小秘小青，通过中年女同事柳莺的种种观感，描述了“新人类”——年轻的小白领们我行我素的生活观念和注重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她）们生长于市场经济之下，游动于时尚潮流之中，象鱼和水一样既依仗于这个时代，又映现着这个时代。《如梦如烟》讲述了一段平常又不平常的婚外恋，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女处长佩茹因婚后生活的索然无味，与新来的大学生马悦情投意合，两人在一场舞会之后顺水推舟地发生了关系。尔后，出于官场上的种种考虑，佩茹拟放马悦去别的科室，而马悦索性打了辞职报告扬长而去。对于女处长佩茹来说，一切都似乎发生了，一切都又似乎未发生，生活依然“无声无息”，人生真是“如梦如烟”。
和以前相比，徐坤观察生活更见微观，也更显细切，显然对人生中一些隐层次的东西更感兴味，如由男女最为亲近的婚姻、性爱的关系发见人与人沟通之困难，理解之差异；由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于生活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追求的互射与对比，揭示不同社会群落乃至个人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必然性。看了她的作品，你从那种似有所得又若有所失的描写中，得到的常常是一种喜剧与悲剧相混杂的感受，说不清她是为个体的人而悲哀，还是为个性的人而张目。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这批作品，篇篇好读，那种立足于生活实感的叙述常常会令你怡情悦性，但读完之后，却会有一些并不轻松的人生难题和悲剧结郁上心头，久久挥之不去，萦绕萦怀。
邱华栋因已有小说集《城市中的马群》、《把我捆住》和长篇小说《颤栗与徘徊》行世，已是新生代群落中当之无愧的知名作家。邱华栋的近作几乎全属都市生活题材，但与其说他都市生活的观察取胜，不如说他们与都市生活较劲见长。都市在邱华栋的眼睛中，是一个怪异而神秘的存在。它集中了世间的一切好东西，又包容了世间的一切坏东西；它既能成全人一个又一个想入非非的梦想，又常常打碎人们极其正常的人生向往、拒绝人们起码的生活需求。它多情又无情，迷人又吃人。因而，人与都市的永无止息又难分胜负的较量，是截止目前邱华栋作品的基本主题。1997年，邱华栋在他的《闯入者》和《翻谱小姐》等作品中，继续了这一基本主题的讲述。《闯入者》中的大学生吕安，从外省分到北京某化工厂，想方设法到了《生活服务报》，但正式调动无望，女友也离他而去，无奈之中去某饭店散心游逛，不期遇上新年联欢抽奖活动并中了可在总统套房住一宿的大奖，还邂逅了漂亮迷人的女青年杨灵；但豪奢的生活稍纵即逝，倾心相恋的杨灵原是高级暗娼，彼此相投的文友郝建国失恋也神经失常，城市的“闯入者”们，无一不遍体鳞伤。吕安在时而天上，时而地下的起伏不定又反差甚大的生活状态中，依恋着城市又憎恨着城市，他在城市的密林中“一次次迷失，找不到爱的家园，找不到回家的村中路”。《翻谱小姐》中的H小姐， 是都市中已进入白领阶层的翻谱小姐，她被青年钢琴家高松年蓄意占有后，渐生让高松年离婚以与自己结婚的念想，但高松年不愿离婚并以种种偷情例证对她进行开导，H小姐遂只好立足现实把情与性逐步分开。结果，H小姐不再崇拜高松年，高松年的妻子也与M指挥发生恋情。 情爱中的人们不知是发现了新的自己，还是迷失了旧的自己，反正都以各自的变异撕碎了爱的幻梦。
邱华栋对于城市与其说是仇视，不如说是恐惧，对于“闯入者”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焦虑。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在骨子里都是一些忍辱负重的奋斗者，虽败犹荣的征服者，他在《闯入者》中所说的“一个又一个的闯入者，带着期盼、渴望与全新的命运，来到了这座城市，使这座城市一阵阵颤栗，并在颤栗中构筑新的历史”，不妨看作他的这一心态的自然流露。因而，现实中的悲喜交错与理念上的永不言输，构成了邱华栋作品的一种内在张力，它让人跟着邱华栋的视点，一起去重新打量我们所置身的城市，去重新估量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城市“闯入者”。
丁天在新生代作家中年纪更轻也较为后起，但他在1997年发表的《饲养在城市的我们》和《漂着》两部中篇，可以说以一个漂亮的亮相，把自己有力地提升了。这不仅在于他的小说已超越了以前的少年题材范畴，还在于他从内含到写法，都在生活文学化的追求上显得更为老到、成熟了。我相信丁天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体验的文学写真，《饲养在城市的我们》和《漂着》，都是以极其个性化又生活化的笔墨，抒写了“我们”如何“漂着”的当下状态。比较而言，《饲养在城市的我们》，由黄力、刘军、齐明、冯苹、林雪等青春同伙的“解体”，写了作为群像的“我们”初涉人生之时的“漂着”；《漂着》则以刘凯与陈红的情爱纠葛为线索，写了作为个体的“我”进入社会之后的“漂着”。无论是“我们”还是“我”，除去在爱情际遇上尚能有所作为之外，有关人生的一切向往，在现实生活中都或者被不断地打着折扣，或者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市场经济的社会，既给人们提供了多样的可能，又给人们制造了诸多的麻烦；置身其中的“我”与“我们”，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漂着”在所难免，而且在“漂着”中认识自我，认识人生。因而，处于“漂着”状态的人们，无不年纪轻轻却又饱经沧桑，几乎集脆弱与坚韧、纯真与世故、敏感与神经质于一身，以自身之艰窘成长映衬着时代之复杂演进。
概而言之，丁天在“新生代”作家中，大约是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最为忠实的代言人。他几乎是毫无保留又专心致志地描述着他们的景况，渲泄着他们的情绪，表达着他们的欲望。这些不仅表现于他在作品中有关生活观念的流露一方面，而且还表现于他在叙述作品和刻画人物时的语言运用一方面。比如，在同居一年多之后，“刘凯对陈红说‘我爱你’，陈红愣了一下，然后微微一笑，说：‘是有点突然’”。而刘凯在与陈红初次邂逅便发生关系之后，对自己自责不已，“我太堕落了吧？我可以不对别人负责，但最起码要对自己负责呀，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把自己的初夜权交出去了？”这里的叙述，大都超出了人们惯常的阅读期待心理，以不经意的细节描写表现了新一代人性爱分离的情爱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作品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中，丁天直接运用或搬用了正在形成中的北京俚语，如“死磕”（较真到底）、“灭了”（揍人）、“办了”（发生了关系）、“无证驾驶”（没有结婚证便同居）等等。这些连同他作品里间或提到的实有的地名（如护城河、东直门）、人名（如王朔、刘震云），就使作品平添了一种直面当下现实的真切性与鲜活性。你可能不一定认同丁天所描写的人物及其他们的生活，但你却不能否认其笔下人物及其生活的真实性，这是我们尚不熟悉但毕竟已在“漂着”的现实存在。
田柯是新生代作家中，直接由儿童文学进入成人文学的一位。以前他的作品主要写从农村落户城市的“后天都市人”不如意的爱情，1997年，他以小说《伪证》和《点在线上》宣布了自己创作重心的更变。
《伪证》的主干情节并不复杂，但由此引发出来的故事却相当繁复。女大学生安同三位同乡男生去春游，临了被三位醉了酒的同乡轮奸。事发之后，三位同乡忐忑不安，即怕安怀了孕，又怕安去告发，于是三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给安送东西，有的同安谈恋爱，有的索性诱迫她去做暗娼。这或善或恶的做法，都出于同一个目的，这就是平息和淡化轮奸一事。而安因为既贫穷又怕贫穷，自卑又虚荣，来者一概不拒，结果谁利用谁，谁又对不起谁，渐渐成了一笔糊涂帐。乃至安受三人中杰的鼓励，真的去告发米和龙时，本该有的正义显然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于写一件恶性事件的如何发生，而在于写发生了事情之后人们的如何面对。在这样一个涉及四人的事件中，每个人都通过如何面对袒露出了自己的情性与心曲，并在不经意中更变着自己。人要理解别人很难，人要把握自己也不易。正是这样的困难的存在，使悲剧性的事件陡然发生了，而且在旧有的悲剧之上还继续演出着新的悲剧故事，这种双重的人生悲剧更令人可怖和可悲。由《伪证》一作可以见出，田柯观察生活具有超越想象表层和寻常经验的特点，他注重特殊的心理体验，关怀隐蔽于异态之中的常态，从而也就做到了由事变中见人性，由或然中见必然。
在新生代作家中，李大卫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是他是由诗歌创作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兼有诗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二是他毕业于大学英文专业，可以直接汲取与借鉴外来的文学养分。他在1997年发表的《电视》和《晨练时分》，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断面之中，都注入了相当现代的人生况味。
《电视》由供职于某电视台广告部的“我”看球赛转播的经过，写出了人而对“电视流”的无可奈何。球赛之前先是没完没了的各类广告等，球赛开场人已昏昏，看到中国队要输一只警犬上场救球时，被电话铃惊起，原来球赛已经完结，警犬救场不过是一场梦。过后又觉得这警犬救球的情节似曾相识，细想之后终于弄清那是一部瑞典电视剧里已有的一个情节。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电视节目都按照自己的安排向你输送；不管你清醒还是做梦，电视文化都无处不在，甚至渗进人的神经系统。电视文化的无孔不入和不由分说，已非一个“流行”所能解释，它简直就是横行于世、强加于人了。作者在这里无意具体区别电视节目的好坏优劣，他提出的是电视文化不无强加意味的肆意流行，究竟给生活带来了什么的总体性疑问。《晨练时分》由“他”晨练时在湖边发现的一具女尸，联想起与这个似曾相识女性的交往，以及自己在湖边餐馆的所见所闻，由生的短暂、死的跷蹊，发出了人不过是世间“匆匆过客”的感慨。在“晨练时分”，顿悟了“生死之间，就像昨天和今天”。这样的一种悖论情形，也许就是存在与虚无并存并依的一种折射。
如果说《电视》是写物对人的挤压，那么《晨练时分》分明写人对人的看破。作者在这里，以他独到的审视方式，依次解构了关于电视的神话和关于人的神话，对人的当下存在状态发出了深深的诘问。读李大卫的小说，汪洋恣肆的信息和悬河泄水的叙述中，总让人有一种颤栗感，他那不无夸张的言说，自有一种逼人心魄的力量，使你未及掩卷便焦虑不安。
通过以上对几位作家的创作的简要扫描，可以看出要对小说“新生代”进行更内在的总体概括，目前还为时尚早。这一方面在于新生代作家因强调个体经验的写真，创作追求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们目前还属于“发展中”的作家，从观念到写法都尚不确定。但从相似或相近的意义上，找出“新生代”作家与别的作家在大的方面的区别，却是可能的。简括地看，这种区别大致在四个方面。第一，新生代作家所感兴味的主要是都市事、都市人，他们或者写都市外来的“闯入者”，或者写都市土著的“漂泊者”，传达的均为新一代都市人的情绪与愿望，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小说新生代”也即“都市新生代”；第二，新生代作家比较注重个人体验，不少人甚至追求生活与写作的同步乃至互证。在他们看来，既然已经“闯入”都市，都就以写作的方式继续“闯入”；既然老在“漂着”，那就索性“写着”，以“写着”的方式“漂着”；第三，他们的创作正处于面对市场经济下社会主义氛围的痛苦“涅槃”，他们认同开放又诅咒紊乱，既注重实在又向往虚无，对于都市生活、市场经济，既爱且恨，亦喜亦厌，在不经意之中又频频传达市场经济所孕育出来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生活规范，如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我行我素等等；第四，他们普遍为大学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文化素养较好，创作起点较高，而且非常注重立足于个人体验的意象营造，如“闯入者”、“漂着”等等，以此来表达自己以及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共通感受。
当然，用传统一点的眼光来看，小说“新生代的问题也有不少，如看取生活时在突出个体感受时有时失之偏颇和极端，描述体验时在强调真实鲜活时每每滑入自然主义描写等等。提出这样的指责当然容易，但是否与事有补却大可怀疑。事实上，任何一种倾向的创作，不无在带有自己一定特点的同时带有自己一定的弱点，而且两者相互依存，很难截然分开。小说“新生代”还在“拔节”中，其优劣短长当会在成长中进而调节与演变。他们确实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但他们正在努力寻找着。以他们的原初起点看，以他们的已有成果看，我们都应当对在世纪之交“闯入”文坛的这支小说生力军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