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珍[1]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说明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三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三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三,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三,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张立慧[2]2000年在《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历史经验》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历史经验
邓沛琦[3]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三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朱余斌[4]2017年在《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兴,天下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相当比重的人口居住、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乡村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应当是乡村治理体制问题。乡村治理体制,也称为乡村治理模式或乡村治理结构,一般是指乡村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乡村治理体制合理与否直接关乎乡村治理的成效,而乡村治理的效果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县政绅治"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乡村治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与同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结构与特点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治理概念第一次正式载入党中央的文件中,标志着党对治国理政规律和趋势认识和把握上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成果。治理理论的基本要义在于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乡村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能力与乡村治理体制的安排密切相关,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对于实现乡村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本身还存在着党政不分、乡镇基层政权"悬浮化"和"谋利化"、村民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乡政"与"村治"之间的过度博弈和不协调、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与治理理念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变革的趋势和取向何在?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如何建构?这些时代主题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有效回应。我们既要充分汲取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营养,也要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以我国乡村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建构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突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兴起。这一理论范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以极强的影响力迅速羼入各学科并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和解释的理论工具,但从西方社会引入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以及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运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的中国化。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化的"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范式,对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内在的趋势与规律,并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供建议。具体而言,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本文将国家分为党和政府两个层面予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它往往是顶层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乡村治理的成效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市场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本文将市场的定位与作用这一变量纳入到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的研究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论文将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细化、中国化为乡村正式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农民、乡村精英等社会主体要素分别予以详尽考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有相当数量农民的存在。农民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对象,作为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更应该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主体。本文将农民这一乡村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独列出来予以考察,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成效乃至新时期乡村社会"善治"目标能否实现。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之道的经验借鉴以及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实际重要作用发挥方面的考量,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中,本文还将乡村精英这一重要的乡村社会构成要素单列出来予以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论文通过探讨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乡村治理主体要素,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变迁中的定位、作用发挥和相互关系以及相应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借鉴。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主要是由相应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决定的,并受不同的时代特征、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主体的视域来看,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历史嬗变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党和国家的战略理念和制度设计、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场域、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和作用空间。"莲发藕生,必定有根"。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设计"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图,而是在乡村社会既有格局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治理困境的深度反思和审视来寻找灵感和答案"。据此,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我们应在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引导、全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体制,保证政党、国家、市场、农民、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主体要素之间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它们各自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之达至。
邢和明[5]2004年在《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演变（1949—1976）》文中研究指明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模式息息相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包括很多重大决策的形成，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失误，都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分不开。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认识，这是研究共和国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只有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搞清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才能全面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本文从分析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边倒”政策着手，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演变过程，并探讨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本文由绪论、正文七章和结束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对象，即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1949-1976）。虽然学术界对苏联模式作了大量研究，但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这样的文章并不多，不少领域还没有涉及，因此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仅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思路是着重叙述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过程（1949-1976），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模仿苏联模式建设新中国；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与苏联模式；中共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波匈事件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苏联模式；中苏论战与维护苏联模式；“文化大革命”与维护苏联模式。第一章，论述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持全面肯定的态度，决定按照这个模式建设新中国。因此，本章着重介绍了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具体表现以及为什么要学习的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与苏联模式的关系。首先，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过渡构想，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次，中国共产党肯定了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目标模式，并参照苏联的做法，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再次，通过苏联模式来理解社会主义。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起来。第三章，论述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等方面，揭示了苏联模式的缺点和错误，提出要以苏联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为此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苏联模式弊端的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决定按照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且提出要继续学习苏联<WP=4>计划工作经验。尽管中共提出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但由于受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因此也就不可能成功地找到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第四章，分析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认识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既认识到波匈事件与苏联模式的关系，又把它们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从而对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的认识。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两类矛盾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认识有局限性，所以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结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又回到斯大林的观点上，并推向绝对化。第五章，探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同苏联模式的关系。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想突破苏联模式。但是，毛泽东受制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束缚，片面地追求所有制形式的“大”和“公”，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翻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就是受此影响。在纠“左”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学习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肯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商品的思想。结果，不但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反而在所有制形式和急于过渡问题上把苏联模式推向极端。第六章，主要研究中苏论战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维护。中共站在维护苏联模式的立场上来判断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共认为，搞社会主义就应该实行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就是搞计划经济，就是国家垄断对外贸易。以此作为判断标准，中共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改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而中国才是真正地在搞社会主义。第七章，着重论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维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苏联模式的需要。中共在思想文化体制上向传统的苏联体制回归，并把阶级斗争理论推向极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个时期，中共一方面批判苏联的改革，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性质都作了不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批判中国国内的“修正主义”。本文通过探讨上述问题，在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新的发现和突破。一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认识的演?
武涛[6]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国企改革》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出发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前苏联、中国及东欧等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社会主建设的具体实践,并且这些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均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之上,反而是建立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因此,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而在社会主建设中,具体体现公有制制度的国有企业无论是在存在方式还是在发展模式上,均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在前苏联,公有制是国家唯一的经济形式,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的具体体现,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但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的分崩离析,国际社会主义建设似已走到尽头,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就剩下中国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探索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也历史的落在了中国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事业,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出发,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寻求国有企业的成功之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基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但现实中,恰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国家都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在贫穷落后、甚至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实现公有制或以何种方式实现公有制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前苏联的和东欧各国的失败,似乎宣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但是,这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不仅没有宣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穷途末路,反而在中国大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当然,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还不尽理想,国有企业与政府、社会之间还远未达到和谐相容,国有企业被“妖魔化”、被舆论抨击也时有发生。这些情况都说明,正本清源,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出发,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对于从理论上澄清认识、发挥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出发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可以为深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也有助于从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知识。从目前文献检索的情况看,基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国企改革研究,尚少有文献报道,说明这一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五个部分,包括:绪论。本章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立论依据,论述了课题选择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论题研究的脉络以及研究的方法。第一章,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生及其在实践中的初步发展。本章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本文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提出的观点不能做教条化的理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第二章,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改革。本章重点分析并阐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所有制能否融合的问题。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一般地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实践的发展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所有制能够相互融合,并已在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这就提出了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改革的问题,即既要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且,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判断标准应坚持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第三章,多样化: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改革。在确立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所有制能够相融并存,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且应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立论之后,本章在微观经济层面提出政府所有权在国有经济改革的实现形式中占有核心地位,阐述了完成对政府所有权的合法地位的定位的重要性。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的一般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有企业所有权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实践中手段与目的必须结合,因此应当努力探索国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通过分析,提出根据中国国情,股份制宜成为国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第四章,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及其治理。本章在对马克思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比较与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西方产权经济学具有先验的理论缺陷,但这不能成为拒绝和排斥西方产权理论的理由。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站在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点上汲取西方产权理论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理论分析工具。对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借鉴西方产权经济学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具体表现在,在宏观上要坚持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方向,而在微观上则必须解决好国有企业的代理人问题,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与管理。第五章,国有经济的股权形态及其管理。本章在讨论了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及其治理,肯定了股份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特殊作用的基础上,再次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更进一步的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层面——股权形态进行了分析。结合国有资产形态及其管理模式在中国的变化历史,揭示了国有资产管理的既有成效,阐述了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途径,对国有股权上市流通提出了分析意见,强调在国有股权上市流通问题上,应反对一蹴而就的急躁心态,应采取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策略,确保实现国有资产管理的保值和增值。结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的世纪展望。本章对论文的结论进行了综合阐释,总结了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背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做出了展望。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出发研究国企改革,是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之路、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成功之路、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之路的一种尝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在国有经济结构改革多元化、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以及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等问题上,均有所创新,孜孜以求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体系做出绵薄贡献。
陈春常[7]2010年在《转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治理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国家治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其属性及职能的发挥,协调和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以维持特定的秩序。阶级性和社会性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属性,在阶级社会,主要体现为阶级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治理既强调其阶级性也突出其社会性,社会性主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职能的发挥来实现治理。对后发国家来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国富民强以及长治久安,国家起到根本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从计划制度向市场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制度现象之一,成为观察国家治理的典型背景。本文以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为时代转型背景,以国家治理变迁为研究主线,以经典作家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依据,从纵横两面、动静视角集中考察改革开放30年来转型中国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位移、功能消长和理念演变。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中国以苏联为范,进入了全能国家治理时期。由于治理主体的一元性,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是全能时期国家职能最主要的特征。虽然中国共产党人较快发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由于国内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始终没能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国家治理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时期,国家与市场在治理过程中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国家进入社会起重大作用的新时代,初步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实现重大转型：第一,国家治理历经从注重效率优先的发展型国家到公正价值诉求的和谐型国家治理模式演变；第二,国家治理是从全能国家一元治理逐渐演进到市场、国家与社会多元并治；第三,国家治理是从被动应付到积极应对,再到通过国家治理自身推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第四,国家治理实际上是满足不同国家治理主体利益需求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更是一种社会运动。国家治理是治理主体之间不断调整、协调互动和综合平衡的过程。从经济而言,脱嵌的市场既会带来大量物质财富也会产生许多消极因素,只有嵌入社会建设的市场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方向；政治而言,政府天生具有自我扩展倾向,只有在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约束之下,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才会健康成长；文化而言,只有意识形态世俗化,决策更加理性与科学化,努力促进公民主体的文化。自觉,是文化走向繁荣创新的重要保证；社会而言,追求公正,保障民生,努力培育公民社会,塑造强国家—强社会治理模式,是迈向国家善治的关键路径。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和伟大梦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繁荣和富强,为国家治理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强调“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目标得以确立。自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已初步形成。
范梦佳[8]2017年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所有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又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在当代中国运用和发展进程,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在当代中国运用、发展中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及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介绍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本内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揭示了所有制的基本内涵,剖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其次,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实践和深化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在所有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包括过渡时期用和平方式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理论、公有制在所有制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理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理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等。最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创新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要立足中国国情;创新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要以改革开放实践为力量源泉;创新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要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使命;创新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要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为灵魂。
谢忠文[9]2011年在《从革命到治理》文中指出意识形态转型是一个综合课题。国内外的研究多以整体性研究为主,细节性、结构性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为了有效地考察意识形态转型的动力、路径、规律以及意识形态结构要素的变迁,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辅之以结构功能主义,运用历史学、政治社会学的学科背景对意识形态转型进行综合研究。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构建阐述史实的转型模型。通过这一转型理论的建构,本文对意识形态转型作了结构性研究。第二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将革命型意识形态在农村的变迁作为意识形态转型的场域进行研究。紧接着,本文将意识形态转型的几个关键概念(本文撷取了“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及“阶级斗争”等概念)作为革命意识形态向治理型意识形态转型的考察范畴(第三章至第六章)。显然,本文的论述就是从意识形态结构要素的变迁来论述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第七章试图在转型模型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未来趋势做了一些预测性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转型中必须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范畴进行。通过上述研究,本文描绘了建国以来意识形态变迁的基本路线图,以意识形态结构性要素为考察对象,全面梳理了重要概念变迁史,并对意识形态转型的未来趋势做出了一些预测性研究。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1)提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路线图。本文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是去激进化的过程,走了一条从“方法论层面”向“政策层面”,从“经济观”到“政治观”,从“外围”到“核心”的“软着陆”路径,这条路径区别于前苏东地区的“硬着陆”路径。后者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目共睹,但前者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意识形态悬浮”、“意识形态阻滞”、“意识形态锁定”等负面问题,给“极左”的社会思潮再度复辟留下了理论空间。因此,意识形态转型必须处理要合理处理好一系列关系范畴(见第七章)。(2)意识形态转型的关键在于重新发现社会,尤其是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以造成意识形态分离后的重新整合。本文的结论部分分析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国家-政党-社会”三个主体的意识形态纠结互动的过程,指出了：(1)意识形态转型的本质一是向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回归(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三者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理性复归,即政党的意识形态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向适当放松政党意识形态对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泛化策略的复归。(3)从意识形态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说,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主观性的、表达性的建构过程,由于构建的主观意图与现实境况或分或合的关系,这就使得在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之间存在关联性,但有时也会发生分离。观念(表达的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客观结构)之间密切相关。随着客观结构的发展和变迁,表达结构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由于表达主体的利益制约,表达结构有时会呈现出滞后的状态。反映在意识形态转型中,就会发生意识形态的“悬浮”和“阻滞”现象。
陈聚芳[10]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由两条历史洪流汇合而成。一方面,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近现代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剧烈。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最终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逢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与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系统总结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利于今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从思想源泉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三个来源:(1)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产生和践行的文化背景。(2)在本质属性上,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基础;列宁、斯大林的社会发展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3)近现代世界的各种发展观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本文对上述三方面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论述。从发展历程看,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历程。(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爱国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未来是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认清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建立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2)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分析了世界发展的态势,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奋斗目标的统领下,在发展道路上,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努力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探索过程;在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于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发展阶段、矛盾运动、发展动力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由于各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之间徘徊摇摆,最终政治斗争压倒了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挫折。(3)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针对世界发展呈现的许多新特点,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确定了中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两大文明都要搞好的战略布局,领导中国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制订了“三个有利于”的社会发展评判标准,并提出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中国发展机遇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思想。江泽民认为,世界各国应该主动迎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共创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这个背景下,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实施了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进行了的新思考,提出了充满时代气息的创新动力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争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国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实施了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发展战略。胡锦涛强调,中国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奋斗。论文最后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基本内容。择其大要有:把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国家现代化;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中国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骨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孜孜不倦的求索,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这些经验主要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担任;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进行改革;要坚持用科学的发展理论作指导;要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把中国社会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之中。希望这些经验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减少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迎接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辉前景。
参考文献：
[1]. 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2]. 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历史经验[D]. 张立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3].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D]. 邓沛琦. 武汉大学. 2015
[4]. 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朱余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5].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演变（1949—1976）[D]. 邢和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6].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国企改革[D]. 武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7]. 转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D]. 陈春常.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8].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研究[D]. 范梦佳. 渤海大学. 2017
[9]. 从革命到治理[D]. 谢忠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1
[10]. 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研究[D]. 陈聚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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