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峡两岸大学教育的新挑战及其因应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应论文,海峡两岸论文,策略论文,世纪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06）01—0004—06
1 引 言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是世界历史扉页快速翻动的关键年代。前苏联瓦解、欧盟成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全球政经文化板块的剧烈移动，基因体医学、生命科学、纳米科技、通讯科技以及认知科学等新科技的发展，加速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也强化了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强国与富国对弱国与穷国的宰制与剥削。
以上这些世界历史的新潮流，都对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全球化的大潮流之中，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全球性的竞争，使各国的大学院校所面对的“国家化”与“国际化”的拉锯更加激烈，也使各国的大学在教育机会平等与能力取向之间、在保存传统文化与展望未来变迁之间、在大学教育功能的多元化与一元化之间、在个人利益之追求与整体社会规范之建构之间，艰辛摆荡，寻求平衡。① 为了因应21世纪对高等教育的新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邀集世界各国教育界人士，经过长期讨论后，在1998年发布《21世纪高等教育世界宣言：愿景与行动》。② 1998年5月2日至4日，北京大学庆祝百年校庆之际举办了高等教育论坛，邀请多国大学校长，讨论21世纪大学教育的课题。③ 在诸多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问题之中，大学因应科技创新与经济生产方式之改变，而必须进行的结构与教学的转型备受学者重视。④
在海峡两岸四地的大学院校迈入21世纪全球化新时代之后，面临国外许多大学所遇到的普遍性问题，诸如新大学院校形态的出现、财政管理与大学治理方式的改变、新评鉴机制的建立、课程结构与内容的改革以及科技研究的创新等，⑤ 都出现于海峡两岸的大学教育之中，其中尤其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大力推动的大学评鉴工作，国外所见的普遍问题，如重视“量”远大于“质”，⑥ 以及政治力的介入与主导等，⑦ 都逐渐出现。但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 华人地区大学教育却面临许多更为紧迫的特殊性的挑战，例如：
（1）如何在本国文化传承的绵延与全球视野的拓展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2）如何在21世纪新科技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中， 建构并维持大学教育的主体性与自主性？
（3）如何在贫富鸿沟加深的大中华社会中， 在大学教育为个人创造利益与为社会创造福祉之间取得平衡？
这三项问题虽然也具有其普遍性之意义，但对21世纪华人地区的高等教育之实际状况而言，都是更具特殊意义的挑战，因此，也特别值得加以探索。
本文写作之主旨，在于探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海峡两岸四地华人社会中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上述三项特殊的新挑战，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并展望因应这三项新挑战的教育政策。
2 21世纪大学教育中的传统价值理念与文明对话
海峡两岸四地的大学教育，在21世纪所面临的第一项挑战是：如何在全球化潮流中，厚植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以适存于文明对话的新时代？
2.1 “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这个问题对于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是一项重大的挑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近百年来大中华文化圈所经历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
20世纪的东亚，经历一段狂风骤雨的历史过程，中国人则更是在百年的历史风暴之中，以血和泪撰写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正是在西方列强侵凌，中国国势风雨飘摇，濒于亡国亡种的空前危机的历史背景之中，作为富国强民的重要手段而艰辛发展兴办起来。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其重点，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则主要是官僚的培养机构。20世纪以后，中国各地所兴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都是为了在科技上迎头赶上西方列强，以早日脱离被殖民、被奴役的危机。
在这种功利主义的时代背景之下，20世纪中国的大学教育基本上只是作为达到国富民强的手段，教育本身作为目的的意义并未受到重视。绵延至于今日，以“科教”为“兴国”之手段，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方向。除了中国大陆之外，日本殖民政府于1928年在台湾创立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台北帝国大学（即台湾大学的前身），也是为了配合当时日本帝国侵略南洋地区的南进政策，而特别强化热带医学研究与南洋人文研究。⑧
近百余年来华人地区的高等教育，是在西方列强压力之下以办学作为国家求生存之手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幽灵盘桓于大中华地区，窃取中国人的灵魂，使得近百余年来大中华文化圈内的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之间出现紧张性，文化领域受到非文化领域的主宰极其严重，许多事物都转化成可计算可出售的商品。另外，文化领域之内诸多元素之间也有严重的冲突。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近百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相当忽略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所以，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华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普遍感到陌生，甚至颇持鄙夷之态度。
20世纪大中华地区高等教育中这种“传统”与“现代”严重断裂的问题，使得华人知识分子在21世纪难以因应新时代的挑战。如果说在20世纪的世界史上，政治力、经济力与文化力是在地缘政治学的脉络中互动运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随着通讯科技的飞跃发展，愈来愈多的各国“公民”（citizens）变成了超越国界的“网民”（netizens）。取代20世纪的地缘政治疆界的，则是后冷战时代文明之间的疆界，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增加。⑨ 2001年将纽约世贸大楼夷为平地的9·11恐怖攻击事件，宣示了在21世纪诸多不同文明与宗教之间亲切对话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样一个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经过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而正在形成中的“中华经济圈”备受注目。⑩ 这个“中华经济圈”，以大陆的劳动力及天然资源、台湾的高科技与经济发展经验，以及港澳地区的国际化经验与资源，很可能是继欧盟与北美之后，成为21世纪举足轻重的经济重心。
但是，从百年来大中华文化圈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高等教育所培育的华人知识青年，因为“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使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过于隔膜，以至于难以深入自己的文化资源，也难以在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扮演应有的角色和发挥应有的作用。
2.2 “全球化”的潮流
除了上述植根于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忧患的原因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涛，对于海峡两岸四地大学教育中的“传统”与“现代”的断裂问题，更是推波助澜，雪上加霜。正如我过去所说，所谓“全球化”趋势，在很多情况之下，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富国将其支配力扩张到全球各地的一种发展趋势。这种经济的富国大多是政治与军事强国，也是能源消耗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控制国际性的银行及金融体系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国际货币基金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等机构，也有能力主导国际性的资本市场，如号称“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这种国家是科技如信息科技、航天工业、太空科技与生物医学科技的领先国家，并且控制最先进的武器工业。这种国家常结合成为超国家联盟，对其它国家进行干涉或侵略。于是，“全球化”趋势常不免沦为为经济及军事强国助长威势的发展。(11)
“全球化”之所以演变成强凌弱、富暴贫的宰制性武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在强国与富国的强势主导之下，成为某种具有普遍必然性与巨大强制力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存在于各个不同国家之具体情况及其国际互动之间的生活实体。作为一种具有不可遏止的政经强制力的“全球化”，在近数十年来实质上发挥了“以理杀人”的效果。亚非拉各地的弱国与穷国，在“全球化”潮流主宰之下，毫无招架之力，必须向世界银行贷款，必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会，也无可避免地被加速加深整编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辗转呻吟。换言之，“全球化”成为凌驾各国之上，而不是在各国国际关系之中的概念或工具，因此，“全球化”就很容易成为强国与富国的禁挛，正如同在国内脉络之中，“国家”之沦为资产阶级管理内部事务的俱乐部。
在“全球化”潮流之下，大中华文化圈的大学教育开始面临民族文化传统及其价值理念快速流失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传统中华文化教育在现代华人地区的大学教育中日益受到忽视：在培育大学生基本能力的共同及通识教育中，传统中华文化所占的比重日益式微，不仅在课程结构与学分配置上受到其它科技类课程的挤压，而且在教师专业研究取向之下，中国文史哲课程教学内容之文化素养的意涵，也受到压缩。
第二，华人地区现代大学在“全球化”或“国际化”的口号之下，常臣服于英语霸权之下，强调以英语授课，有些大学并以英语开授课程之多寡，作为大学“国际化”程度之指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任何语言都不仅是沟通的工具而已，语言同时也是价值理念的载体。华人地区的大学院校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过度强调以英语授课之结果，使大学之作为民族文化传统保存并发扬之场所的功能，为之日益减杀。
3 21世纪新科技发展与大学教育的主体性
21世纪海峡两岸四地大学教育的第二项挑战就是：在新科技快速发展的巨流中，如何保持并发扬大学教育的主体性？这项挑战对于华人地区大学院校之所以是一项严肃的课题，主要是由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断裂，在近百年来华人地区的高等教育特别严重而深刻。
正如上文所说，近百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追求国家之富强为主要目标，所以，现代中国的大学校园中，传统的教育理念及其价值观，如果不是被摧残殆尽，至少也是在西风中颤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20世纪末叶以来，各种新科技突飞猛进之发展，对大学教育的冲击至深且巨。影响所及，使海峡两岸四地大学之本质与内涵为之丕变，从而使大学教育之主体性颇有沦丧之虞。
3.1 科技发展对大学教育的冲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举例言之，1945年，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46年，第一部电子计算器出现；1950年，人类完成首例肾脏移植；1953年，人类DNA译码；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Sputnik I ）升空成功；1959年，发明集成电路；1960年，发明镭射；1961年，首次发射载人宇宙飞船；1969年，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1930——）在月球漫步；1969年，美国国防部完成Arpanet网络，成为20世纪80年代因特网以及90年代初期WWW网络之出现；1978年，首例试管婴儿出生；1982年，首例人工心脏移植手术；1990年，人类基因研究计划开始推动；(12) 2001年人类基因图谱草图初步完成。 最近二十余年来，通讯科技、纳米科技、基因体医学、生命科学以及认知科学的发展，使大学社群人口中的学术生态为之丕变，从而使大学社群出现以下两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第一，大学中知识商品化之程度大幅提升：上述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幅改变旧有的生产方式，带动庞大的商机，使新知识成为快速创造财富的手段。而且，现代大学社群存在于巨大的资本体系之中，并在资本运营脉络之中发展，所以，大学中所创造的新知识之商品化程度日甚一日。近年来，各大学院校纷纷设立“创新育成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Incubation），以作为业界与学界的桥梁，正是这种知识商品化趋势的具体表现。
由于科技发展所带动的知识商品化趋势，一方面在大学社群中逐渐形成某种“学术资本主义”，(13) 从而逐渐瓦解甚至颠覆大学之作为追求真理的殿堂之本质；另一方面大学的科技研究所创造的巨大商机，也促使国家的介入活动日益增强，而且，科学与技术的互相依赖性也与日俱增，(14) 其结果则是使大学中的科技创新成为新的“权力合法化”（legitimacy）的基础，(15) 使大学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日益密切。以上这两种发展趋势，都使作为社会良知的大学所应具有的批判功能为之大为减杀，使大学沦落为资本运营体系中的研发工厂，成为资本社会既得利益者的接班人之培育场所。
第二，大学师生很容易陷入数量性思维的陷阱：科技的快速发展使现代华人地区大学院校师生的世界观与学术观，也逐渐转化为某种“数量性思维习惯”。所谓“数量性思维习惯”，是指现代大学师生在现代科技文化的氛围之中，常倾向于从“定量”而较少从“定性”之角度，思考学术研究与教育问题。最近数年来，国内外评鉴大学的水准之指标，多半是量化之指标，例如，收录于SCI论文之篇数、 研究成果获得专利之件数、产学合作所创造之利润总额等，而较少注意或根本忽略教师是否启发学生之心灵、大学是否协助学生生命之成长与丰盈、大学对社会的不公不义是否提出批判、大学对人类精神福祉是否有所贡献等问题。近年来，海峡两岸大学院校，每年所进行各种教师升等评职称、学科评鉴等，均以数量为依归，具体显示“数量性思维”的问题之严重性。
这种“量化思维的陷阱”深深地伤害大学的灵魂，颠覆大学的本质，使大学的教育功能为之消解。正是在这种“量化思维”之下，大学已经从追求真理的殿堂与提升学生心灵成长的书院，被转化为收录于SCI之论文的生产机器， 使大学的主体性日益沦丧，使大学里的知识创新成为达成大学以外之目的（如富国强兵）的手段，使大学教师沦为SCI论文生产工人，使大学生成为“量产”之下的数据，其情可悯，其事可哀！
3.2 大学主体性的重建
展望未来，华人地区的大学院校应如何因应上述严峻的挑战呢？
华人地区大学院校因应知识商品化，以及过度的数量性思维倾向之挑战的方式当然不一而足，但是，最重要的策略应在于大学的自主性之重建。所谓“大学自主性之重建”要义有二：
第一，相对于将大学加以工具化的潮流，我们应坚持大学为教育而存在之目的。欲使大学回归作为教育机构之原初的存在目的，大学必须特别加强大学部的共同及通识教育的改革，尤其应提倡研读中西经典著作之课程，以接引大学生与中外伟大的心灵，进行亲切的对话。
第二，相对于过度重视形式主义的倾向，我们应重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之本质在于对学生生命之启迪与人类福祉之提升。
4 经济发展、贫富鸿沟与大学的社会责任
海峡两岸四地大学教育的第三项挑战是：在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贫富鸿沟日益加深的新形势之下，大学如何在为社会创造公理、正义与群体福祉，以及为个人创造利益之间，获取一个平衡？
这项挑战之所以是一项新挑战，主要是起于近年来海峡两岸社会贫富差距之加大。进入21世纪之后，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台湾2001年度的统计显示，台湾个人所得最高族群（前十分之一人），其所得金额是最低族群（后十分之一人）的63倍之多，这个倍数创下历史新高。这个差距倍数在2000年近39倍，1991年是19倍。在台湾大学的学生里，来自台北县市的比率占57.6％，至于苗栗县、嘉义县、花莲县、新竹县、台东县等则都低于1％。(16) 就大陆的情形而言，统计数据显示，全大陆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在1998年是4.4倍，1999年4.5倍，2000年5倍，到2001年是5.3倍。(17) 上述台湾社会的贫富悬殊之状况，近年来并未拉近或大幅改善。(18) 中国大陆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下，不但豪富阶层与赤贫阶层的差距日益扩大，最高所得与最低所得群体之个人收入差距大幅增加，而且沿海繁荣城市或地区如上海，与大西北赤贫县份的对比也日益强烈。
在海峡两岸这种社会经济的新形势之中，大学教育就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上。大学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可以奠定学生毕业后在职场之竞争力，为学生在社会主义分工体系中，取得相对较为有利的位置，从而为学生个人创造利益。这就是大学院校中凡是愈具有市场价值，愈具有就业竞争力的科系，就愈受学生与家长的青睐而愈能成为所谓“热门科系”的根本原因。
但是，从更深一层来看，大学之生产并传授知识的活动，是在社会文化经济体系之中进行，因此，就受到市场经济的逻辑所制约。而且，随着全球化浪潮之蔚为21世纪历史的主流，学生因接受大学教育而可以在就业市场中获得选择较好职业的“自由”， 但却在世界市场经济的运作之中， 卷入更大的不自由。 正如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所说：(19) “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当个人被卷入世界市场而被世界市场所支配，他（她）只能被迫成为社会“共犯结构”的一分子，尽情地为社会生产而贡献一己的力量。
面对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新潮流，对大学造成巨大的冲击。大学教育日趋市场化，大学通过教学与研究活动而一步步演化成为大学存在目的之对立物，大学的“自我异化”仍不可避免。在这种生产脉络之下，海峡两岸许多大学院校，早已将“提升全民福祉”的伟大理念抛到九霄云外，愉快地为生产社会既得利益者的后备部队而努力。
更雪上加霜的是，经济的自由主义者更大力鼓吹教育市场化。当经济学者高喊“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教育的自由”的时候，(20) 他们完全忘记了将大学教育等同于市场经济，就是使经济既得利益者获得更大的复制富裕阶层的“自由”，也使广大的贫困阶层保持因未受教育而继续被压榨“自由”。
因此，到底是加入全球经济“共犯结构”，或是坚持大学创造全民整体福祉的社会责任？这正是21世纪海峡两岸大学教育所必须面对的第三项严肃的课题。
5 结 论
随着“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之发展，以及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之趋势，21世纪海峡两岸四地的高等教育面对诸多新的挑战，本文扣紧其中较为重大的问题：（1）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科技快速发展对大学的冲击，（3）大学的社会责任，分析这三大挑战的形成及其发展， 并探讨因应的策略。
我们主张，21世纪华人地区的高等教育，应厚植学生的民族文化之根基，使大学生免于在“全球化”的巨流中，沦为“失根的兰花”而随波逐流，失去自我的“文化认同”。我们也主张，大学应从功利性与形式性的思维中挣脱而出，回归教育的本质性之目的。大学也应重新挑起社会责任，坚持大学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为全民创造更大的福祉。
以上这三项因应挑战的策略，都着眼于呼唤大学的灵魂，使大学在中西拉距以及科技与人文断裂的时代中，重新挺起大学之精神，使大学成为探索真理的殿堂，也成为人类良知之所寄的场所。也只有重新挺起大学之精神，海峡两岸四地的大学，才能成为引导21世纪历史发展方向的动力，才能在21世纪世界文明对话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时代里，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文为作者于2005年10月11日—1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大学文化问题高层论坛”的演讲稿。）
收稿日期：2005—10—18
注释：
① Clark Kerr et.al..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
② 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Vision and Action(UNESCO,9 October,1998),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38/113878eb.pdf.
③ Wei Xiu and Ma Wanhua.The University of the 21st Century:Proceeding of the Foru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entennial of Peking University[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2～4.
④ James J.Duderstadt.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郭为藩．转变中的大学：传统、议题与前景[M].台北：高等教育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⑤ Tamil Salmi.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Perspectives:Policy &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Vol.6,Issue 1,(Feb.,2002),pp.8～12.
⑥ Kauko H
mlinen.Common Standards for Programme Evaluations and Accredi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Vol.38,No.3,2003,pp.291～300.
⑦ Lee Harvey.The Power of Accreditation:Views of Academics[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Vol.26,July,2004,pp.207～223.
⑧ 黄得时． “从台北帝国大学设立到‘国立’台湾大学现状”收入《台湾文献》第26—27卷41期（1976），页224～245；吴密察．“从日本殖民地教育学制发展看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收入《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欧素瑛．“光复期的‘国立’台湾大学（民国34—38年）”收入《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4期（1998年6月），页51～ 90.
⑨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Y:Simon and Schuster,1996)，中译本：黄裕美译：《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
⑩ Barry Naughton,ed.,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C.,Taiwan and Hong Kong(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7).
(11) 黄俊杰：《全球化时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新挑战》（高雄：通识教育学会，2004），第一章：〈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大学理念与大学教育：问题与对策〉，页8.
(12) The New Age of Discovery(Time:Special Issue)(January,1998).
(13) Sheila Slaughter and Larry L.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Policies,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M].Baltimore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14) 哈贝马斯．李黎，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15) 韦伯（Max Weber,1864—1920）论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的支配（legitimate domination），曾提出支配的三种纯粹类型：“理性的支配”、“传统的支配”与“卡理斯玛（charisma）的支配”。参考韦伯著，康乐编译：《韦伯选集（Ⅲ）：支配的类型》（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页29。参看Max Weber，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p.46～47.但是在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的新时代中，科技政策的成功实已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新型态之基础．
(16) 郭奕玲．一个台湾．两个世界[EB/OL].http://magazines.sina.com.tw/businessweekly/contents/800/800-001_1.html
(17) 天下杂志．272期，2003年4月1日，页89.
(18) 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3/bs7/yearbook/ch8/8—13&14. xls#a28.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581814552071.doc
(19) Karl Marx,The German Ideology(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1985).中译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1卷，页42.
(20) Milton Friedman,“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in 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Chapter Ⅵ;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