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它往往发生在历史的转折期，是这种转折的要求，也是这种转折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30年来，正是拿起和掌握了解放思想这个法宝，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实现路线方针的重大转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不仅在于它植根于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要求，还在于它是辩证的思维方式，是辩证法本性的体现。对于这种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如是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是在运动和静止、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中去把握事物的发展的；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正确方法论，换言之，是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
这种辩证本性首先体现在：解放思想要求一种怀疑的精神。在人类思想史上，怀疑从来就是新思想启蒙的起点，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从哲学上讲，怀疑是对以往认识和实践成果的一种“相对主义”态度，它反对绝对化和盲目崇拜。科学的怀疑或者辩证的“相对主义”不是对真理的嘲弄和否定，而是在相对与绝对的统一中把握真理。列宁说：“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选集》第2卷，第97页)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总是生活于一个既成的文化传统环境。在习惯性的日常生活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容易滋长起来的习惯性思维。它们或者是片面地执着于已有的理论，或者是片面地执着于已有的经验，在哲学方法论上都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它们排斥“异”而追求“同”，要求一种眼界、一种声音、一种模式、一种结论，不知道“异”与“同”是对立面的统一。其实，离开了“异”，“同”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
与此相反，怀疑恰恰是一种求“异”，是一种非“传统”、一种反思。怀疑的思想价值在于提问，其矛头指向的是“传统”(理论、经验)本身，是对“传统”的绝对至上性的否定。它表现出的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态度。这种精神态度对于应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尤为重要。毛泽东早就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9页)在对“文化大革命”和苏东剧变的总结和反思中，邓小平一再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体现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怀疑精神，就是共产党人的这种“问一个为什么”的态度。
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还体现在它是一种批判的精神，是对怀疑中的“为什么”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批判是否定，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身发展的必然形式，作为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是对这种过程本质的自觉意识。由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会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变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不是像唯心史观那样将历史规律看作是“英雄”人物个人意志的体现，或者是某种“客观精神”的“外化”，而是如实地将其看作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展开的过程，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一切前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认识都是不完整的，都需要有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正如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身否定是自我发展、完善的条件一样，这种自我批判也是不断走向对社会主义社会规律正确把握的基本条件。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于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的客观认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它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对前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有对后一个问题的清醒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对当代资本主义也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的未来发展中，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还将长期共存。实力的对比和此消彼长是多方面的，制度的优越性是制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制度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国家界限的，所以社会主义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展示自己的优越性，就必须尽可能吸纳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谁更具有自我批判的意识、善于学习，谁就能不断超越自己，更快地发展自己。
辩证的否定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必然环节。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而没有质变，就没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作为对这种过程本质的自觉意识，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促成着新思想的产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包含着对旧的禁锢人们思想的观念的批判、决裂。没有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确立“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批判市场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不可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这些问题上，邓小平以其深刻的时代眼光，引领着全党思想从过去走向未来。在批判“两个凡是”时，他将思想僵化的危害性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在批判市场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时，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邓小平在这里留给我们的，正是老一代革命家的科学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
辩证的否定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也是包含着继承和保留的。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中走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计划经济全盘否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对市场信息的反应比较死板迟钝，企业内在活力不强，等等；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实现资源的较合理有效的配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其自发性，它也会在调节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盲目和滞后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稳定和平衡方面，在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协调方面，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以及在增加就业、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等等方面，市场不可能有自动妥善的处理。从历史上看，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干预经济的发展，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再存在。二次大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宏观经济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因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当然，这并不否认两种制度下运用计划和市场手段的目的、范围和形式是有区别的。
在对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扬弃”中，我们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修补”，也不是对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回归”，亦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有计划”模式的“复制”，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本改造。这种改造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尽管如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问题，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但是事物发展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的辩证关系，却是始终存在并且需要我们去合理把握的。
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不仅是怀疑的和批判的，也是建设的和创造的；这种建设和创造主要的还不是去现成地“做”，而是允许“放开”对“做”的可能性路径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之所以要解放思想，是因为需要去做的事情没有现成的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就不能受一些清规戒律的束缚，而是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是没有目标，而是说要干的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新的，没有人讲过，也没有人做过，我们要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摸着石头过河”不是心中无数，而是反复研究、多方比较，要干“看准了”的事情；“摸着石头过河”不是盲目冒进，而是有所预期、有所准备，要干有把握(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事；“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没有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而是要依赖社会实践的结果，这就是“三个有利于”。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为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情更是这样。毛泽东早就讲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9页)
人类行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对事物发展规律之必然性的认识。规律之必然性是通过一系列偶然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没有离开偶然性的必然性。社会发展规律作为人们活动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历史发展的这种复杂特殊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要遵循必然性，就要尊重偶然性。当然，历史并不是个人的随意行为。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过程，不正是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代表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一步一步探索、总结、再探索、再总结走过来的吗？当然，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我们常常会有失误，但正是从这些失误中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知道了如何走好下一步。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思想解放的内容就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所要解决的任务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迅速扭转经济“短缺”的状况，我们贯彻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的主要方针是加大投入、加快增长、加速发展，由此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强，让人们真实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逐渐积累起来，这些矛盾和问题从发展的“代价”逐渐凸显为发展的“压力”。邓小平晚年说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第1364页)这就要求我们在贯彻落实“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上要有所调整，更加重视将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有机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全面、协调、可持续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今天，全党全国的工作都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个历史任务的提出适应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基本矛盾运行的特点和要求，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和作风。秉承这种精神和作风，我们党将能够一如既往地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