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思想理论教育的三个重要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2)05-0036-007
今年是邓小平的重要论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以下简称“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阶段,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伟大号召和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思想,对于深化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加强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南方谈话”的重要意义在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作成绩和历史经验作了进一步的科学总结,对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认识是非问题作出了深刻揭示和澄清,对当时及今后较长时期党在工作上的指导方针和方向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和阐发。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最为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他强调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1](P380)]二是对全党、特别是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的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1](P381)]这里,邓小平把加强对全党、特别是对青年的思想理论教育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战略问题加以考察和强调,这个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刻领会并加以认真贯彻的。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要高度重视对全党、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思想,既是我们党历来一贯重视思想理论教育优良传统的当今表现,也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是对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一直严重地忽视思想理论教育这一“最大失误”历史经验的有力回应。众所周知,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值得深思和给人们深刻启示的是,他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善于从政治高度和思想理论教育的角度去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我们看到,他在谈到1986年和1987年大学生闹事问题时深刻指出,“学生们闹一下的好处,是提醒我们好好总结这几年的发展经验,使我们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几年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1](P205)]他在思考和总结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时,把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够”视为“最大的失误”。比如,他在1986年总结学生闹事的历史经验时,就强调指出,从工作角度上讲,学生闹事的深刻根源是个领导问题和教育问题,“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1](P194)]1987年他在总结学生闹事的历史经验时进一步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1](P198)]我们更看到,他在1989年,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在著名的“六九讲话”中,以及在同著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的谈话中,四次提到“最大的失误”问题,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所以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1](P290)]更是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也正因如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对青年的思想理论教育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突出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的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在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要重视对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论述时,关于邓小平在这同一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述,以及与此相关的邓小平关于反倾向斗争的思想,值得深入领会和全面把握。有的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左”倾相混同,用邓小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点,去否定和诋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的人则对这一论断加以误读和误导,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左”倾始终是主要危险,只能反“左”,不能反右。这些看法或论点,是值得研究和警惕的。对此,我有如下几点看法:其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点,并不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作的有特定意义的一般性论断,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科学内涵,对党的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大家知道,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关于《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实际工作中,“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P229)]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入地阐述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重要思想。指出,邓小平提出“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重要论点,其目的是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因如此,我们高校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在强调加强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问题时,不能忽视对“左”倾错误的分析与批判;在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和批判中,亦须对“左”的社会思潮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澄清、分析和批判。其二,在反倾向斗争中,对究竟哪一种倾向是主要倾向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切莫把“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命题绝对化,说成是一个普遍命题。我们看到,在邓小平的论著中,他在谈到反倾向斗争问题时,既有“左”倾是主要危险的论述,也有右倾是主要危险的论述,更多的论述是强调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还看到,在邓小平的论述中,他常常强调指出,在党领导的实际工作中,既有“左”的干扰,又有右倾的干扰,而对“左”与右两种错误倾向都必须加以警惕和反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党集中精力开展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和“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时,邓小平及时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原则问题,并领导全党制定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结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中期,他在强调解放思想、大胆试和大胆闯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导方针,并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P181)]在上世纪末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对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同时,也提出了“警惕右、主要是防‘左’”的重要思想。由此看来,那种把反“左”与反右割裂开来,把邓小平提出的“主要是防止‘左’”的论点绝对化,并以此为依据去掩盖右或抵制反右,是与邓小平的反倾向斗争的思想相背离的。其三,就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而言,当然也有一个“左”和右的倾向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青年教育问题上,对青年学生影响较大的乃是右的东西。1987年4月,邓小平在关于反倾向斗争的谈话中强调指出,“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1](P229)]1989年3月至9月,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时,多次明确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在青年教育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右的思潮影响,是因为在国际环境上“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1](P380)]而青年人又对中国历史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必须加强对广大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其四,反倾向斗争属于严肃的政治斗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针对性,需加以科学把握和慎重处理。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指出,“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2](P166)]这个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在实际生活中要防止对“左”倾和右倾、“左”派和右派这些政治概念的滥用。
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思想理论教育有效性的科学根据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他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P382-383)]这段谈话发表在苏东剧变之后不久,当时国际国内敌对势力正狂热地弹冠相庆,预言着共产主义事业的彻底消亡,而有些人感到惊慌失措,对社会主义前景充满忧虑。邓小平的上述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科学判断,是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他提出的关于“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重要论断,亦为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根本的科学依据。
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中央强调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坚持“三进”,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而“三进”的关键或根本目的乃是“进头脑”,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广大青年所接受,成为他们学习、生活和今后工作的理论指南。应该说,影响和制约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和教学有效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学内容自身的科学性问题则是制约教学有效性的决定因素。列宁说过,“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3](P309)]这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讲的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论点,言简意赅,不但鲜明地表达了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必胜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也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同思想理论教育内容自身科学性的关系,从而为我们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看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中央出台“05方案”并采取许多加强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重大措施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应该指出,从总体上看,高校思想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结合得并不十分紧密,仍有“两张皮”之感,如何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对思想理论教育的学科支撑作用问题,仍须加以深入研究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
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和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是以对客观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分析为前提或基础的。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曾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他在我国发生“八九风波”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仍然坚定地认为: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出现,只是人类历史发展曲折性的表现,而人类历史前进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对推动和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看到,20年前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光明前途的判断,已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胜利所证实,而历史将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前景。应该指出,同邓小平20年前在“南方谈话”时所谈到的国际国内形势相比较,当今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年来世界性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出现,已昭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么美妙;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也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当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现正处在深化改革时期,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4]]从总体上看,这些诸多复杂社会矛盾的存在,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加以妥善解决和处理,同时也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可以解决的。可以坚信,在党的领导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变得更加美好。那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变修的观点,那种混淆社会矛盾的性质,错误估量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观点,那种否定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我们党“只摸石头不过河”的观点,那种打着弘扬“普世价值”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旗号,妄图照搬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观点,都是值得警惕和澄清的。
三、思想理论教育的学科特点和教学指导方针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就是要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管用”就是要掌握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于实践。他的这一论述,言简意赅,通俗生动,是我们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具体化,也是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指导方针和指导原则。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具体阐述“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时还指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P382)]邓小平的这段论述既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科学内涵,也为我们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教学中专业性与大众化的联系和区别,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与处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彻底而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和结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必须通晓马克思主义借以产生的全部人类知识,都必须去重复马克思研究复杂社会问题的具体过程和方法,都必须阅读大量的和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入门的前提,否则就很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毛泽东、邓小平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也是在于通过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并将其运用于革命实践。1941年毛泽东曾经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5](P21-22)]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甚至还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认真核对和推敲其中关键词语的含义,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92年,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他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他还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P382)]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我们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和方法论启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认真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着力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论著中所揭示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力把握其理论创新性和当代价值。革命领袖人物与当代中国的青年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有重大区别的,因而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有所不同;但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这一指导方针和指导原则却是普遍适用的。
那么,怎样理解“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这一指导方针和指导原则呢?我认为,“精”和“管用”都是对学习内容的要求。所谓“精”,是就理论内容本身而言的,是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精华的东西,也即它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显然,这里包含着对理论内容的质和量相统一的要求。所谓“管用”,是就理论内容的实践性或效用性而言的,是指学习那些能够用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提高学习者思想政治素质和思维能力的东西。显然,这里讲的“效用”包含着对当前效用和长远效用相统一的要求。应该指出,对“精”和“管用”的上述区分是相对的,实际上,最“精”的东西也正是最“管用”的东西;同样,最“管用”的东西也必然是最“精”的东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历史经验,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发展的最为有用的东西。从而,也正是每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和革命干部最必须掌握和具备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品格修养。邓小平提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指示精神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以邓小平的这一论述为指导,来总结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历史经验,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和建设的深入发展,来不断开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局面。应该指出,长期以来,高校广大理论教育工作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矢志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阵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方针和指导原则,在教书育人工作中作出了很大成绩。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应该看到,从总体上说,在一个较长时期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确也存在着内容庞杂、知识陈旧的弊端,存在着某些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这些弊端、倾向和问题,在经历了新时期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之后,特别是实施“05方案”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统编教材建设之后,高校思想理论教育的实效性明显提高。但是,亦应看到,在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我们在加强“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的同时,怎样避免高校两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门课之间的内容重复问题,就值得很好地研究。又如,我们在强调对高校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都应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习和教育时,如何使不同学历层次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步步高”问题,也值得深入的和具体的研究。再如,我们在强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有强有力的学科支撑的同时,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关系,避免可能出现的使作为高校公共必修课的政治课变成专业课的倾向,这也是须加以特别关注的。总之,在进一步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新形势下,仍需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指导方针和指导原则,以此来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要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指导方针和指导原则,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就必须进一步明确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的性质和功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思想性和科学性的关系。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和智慧发展的结晶和升华,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明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一个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知识宝库。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是一种文化知识课,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提高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特别是人文科学素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引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获得解放、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说。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知识课,它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担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任务。江泽民在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科学理论的基础,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增强他们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应该说,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修课,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我们在进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中,务必要始终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努力防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变成单纯知识文化课或专业课的倾向。
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指导方针和指导原则,就要认真研究和回答青年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程,不能不关注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不能回避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某些热点难点问题。青年学生正处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去思考人生的道路和历史的走向,去关注和思考我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前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青年学生所提出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当代形态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比较问题;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中央一些新提法、新表述、新政策的深入理解和科学解读问题;四是对当今中国许多复杂社会矛盾的性质评价和解决出路与前景的认识问题;五是对当今中国思想理论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流行的、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社会思潮的评价、辨析和批判问题。我们看到,青年学生所提出和关注的上述热点难点问题,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理论内容的本质性和深刻性。许多热点难点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社会主义行不行、共产党的领导能不能这样一些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二是与民众利益关联的直接性和现实性。比如,关于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分配与社会公正问题,教育、医疗、住房、物价、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这些现实性问题的存在与民众利益具有直接关联性,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三是思想理论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有些热点难点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理论问题、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和根本立场问题,有的热点难点问题的提出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理论表现,从而为研究和回答热点难点问题增加了困难。这里,应该强调指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在研究和回答青年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尽管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迎难而上,把研究和回答这些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理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和任务。这是因为,研究和回答青年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在和本质的要求,是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与成才的必经的和有效的途径,同时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教学有效性和教师魅力的集中表现。当然,亦应指出,青年学生所普遍关注的那些热点难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所遇到的某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在本质上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表现和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和回答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其功能和作用也是有限的,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和作用要给以实事求是的估量和科学定位。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思想,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今天读起来仍感到十分重要而亲切。从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到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已走过了整整20年。在这期间,胡锦涛在2004年曾作出重要的“3·18批示”,提出“力争在几年内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明显改善”的目标要求。近几年来,通过高校理论教育战线各级领导和广大教师的艰苦努力,在实现上述目标上取得重大进展。为了进一步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开拓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新局面,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思想和指导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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