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国家利益与对华政策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国家利益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3.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6)03-0007-08
马中两国于1974年正式建交，但前10年，两国关系并不算特别密切，1985年的双边贸易额仅为3.4亿美元，在两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微乎其微[1](P961)，而且直到1984年马来西亚仍然把共产党中国看作是一个威胁，警告说：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实施霸权政策，从历史上看，这个转变会影响到东南亚[2](P680-681)。但冷战结束后，马来西亚却开始实施“非常友好”的对华政策，不仅政要频频访华①，不断拓展对华合作领域②，成为东盟国家中对华经贸合作的主要伙伴③，而且在各种重大国际问题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抨击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非常密切，马来西亚媒体曾称90年代初的中马关系为“蜜月时期”。到21世纪初，中马关系仍被当地舆论认为处于“蜜月期”，并以“水乳交融”来形容。历经10多年的国际风云变幻，马中关系依然热度不减地如处“蜜月”，确实难能可贵。
促进马中友好关系的原因不少，但冷战后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转变，无疑是主要的因素之一。研究冷战后马中关系的成果不少，但绝大部分成果集中研究马中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现状、问题和展望，如厦门大学赵洪教授的论文《中国入世与中马经贸关系》等。探讨冷战后马来西亚对华政策转变的成果很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永良教授的《九十年代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Malays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90s)是研究冷战后马来西亚对华政策转变比较有分量的文章之一。该文列举各种转变的现象，认为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2](P674)冷战后马来西亚为什么会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本文认为，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政治或社会等因素也应给予适当的关注。本文拟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解读冷战后(1991-2002)马来西亚对华政策转变的各种原因，以为今后中马关系展望提供某些参考依据。
何谓国家利益？有关论述洋洋洒洒，笔者认为，国家利益实际包括两个范畴，一是普遍的永恒的国家利益，如维持本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存、社会稳定和发展等[3](P53-54)；二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甚至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某一利益集团，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形势要求而形成的，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特定需求。国家由于大小强弱的差异，对国家利益的长短需求和内外需求的考虑侧重均有所不同。后冷战时期(1991-2002)的马来西亚对华政策，就是根据当时马来西亚政治和经济的内外需求而逐渐发生变化。
一、国内经济需求与对华政策调整
就1991-2002年的马哈蒂尔政府而言，当时调整对华政策所考虑的国内经济需求，主要是尽量满足马来西亚国内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急剧增长的需求。由于产业结构所决定，马来西亚是一个外贸依存度极大的国家。冷战结束初期，马来西亚已是世界排名前20名的贸易大国，到2003年，马来西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仍分别占世界排名的第18和第20位。因此，对外贸易在马来西亚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且日趋加强，年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70%多上升到21世纪初的超过100%，出口数额的多少往往成为经济增长与下降的重要因素。这种经济特点决定马来西亚政府必须努力地拓展对外关系，为马来西亚出口商品寻找足够的市场。
然而，尽管马来西亚的对外贸易额一直持续增长，但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美加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共同市场、世界各地多个经济贸易区域组织的建立，以及贸易壁垒的盛行，马来西亚拓展海外市场的努力面对的阻力越来越大，出口形势一直非常严峻。1990年代出现贸易逆差，1995年逆差竟达93.6亿马元[4]。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新加坡、美国、日本、韩国、欧洲联盟等马来西亚传统出口地区经济的持续低迷，进一步压缩了马来西亚的传统出口空间，导致马来西亚2001年对外出口严重衰退了10.2%，这也是1985年经济衰退以来出现的首次衰退，与出口有关的制造业、农业和矿业自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另外，外资投资长期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马来西亚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6年的142.1亿马元高峰不断滑落，外商申请投资总额，1998年只有126亿马元，到1999年甚至降到90.4亿马元[5]。实际投资额更少，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公布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流入马来西亚的实际外国直接投资仅有5.5亿美元或21.05亿马元[6]。
因此，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面临复苏经济的艰巨任务④，以及全球化浪潮引发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激烈竞争，都促使马来西亚在维持欧美市场的同时，分外重视开拓亚太市场，特别是开拓中国这个庞大的商品市场。陈永良教授认为，在马哈蒂尔接受的综合安全观中，经济安全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马哈蒂尔把经济合作作为他这10年来对华政策的基础，正是出于“经济需求”，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态度才逐渐摆脱传统的敌意和疑惑，即因意识形态的区别和中国与马来西亚数量众多的华人的关系。[2](P674)马来西亚政府不仅希望扩大对华贸易，还强烈希望通过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吸引中国的资金以弥补外资流入的不足，希望扩大与中国的旅游合作，乃至教育合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二、寻求华人支持，巩固政权的需要
马来西亚是一个以三大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其中，马来人等土著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是马来西亚的最大民族，华人占人口比例25%左右，为第二大民族，第三大民族是印度人，占全国人口约7%。马来西亚是中国境外在新加坡之后，华人占当地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在五年一度的全国大选中，占人口四分之一强的华人，自然成为朝野政党竞相争夺的票源。不过，由于马来人的巫统，一直得到马来选民的全力支持，历届大选都获得不少国会议席，并以此成为政党联盟国民阵线执政地位的强力保证，巫统及其领袖⑤对华人选票并不特别重视。
然而，马哈蒂尔在任期间，马来西亚政局，特别是巫统党内的斗争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激烈，马来人出现分裂，并直接威胁到马哈蒂尔本人和国阵政府的政治地位。第一次激烈党争是贸工部长东姑·拉沙里向马哈蒂尔挑战，1987年4月的巫统党主席选举，马哈蒂尔仅以微弱的43票多数保住主席职位。之后，巫统被宣布非法而取缔，原巫统党员分裂为马哈蒂尔为首的新巫统（后来仍按习惯称新巫统为巫统）和东姑·拉沙里为首的46精神党。1990年全国大选，在46精神党与华人反对党和马来人反对党联盟的共同挑战下，巫统所获席位和得票率均为历届大选最低，国阵还失去了吉兰丹州政权。第二次激烈党争的导火索是1998年9月初发生的“安瓦尔事件”，前副总理暨巫统署理主席安瓦尔的突然被罢黜，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政改运动”，反对党再度结盟，要求“马哈蒂尔下台”的呼声彼起此落，不少原来支持巫统的马来人转而站到反对党阵营，以至1999年大选前有评论认为，马来西亚会像印尼那样改朝换代，马哈蒂尔也会像苏哈托那样被赶下台。
当“巫统就是马来人，马来人就是巫统”⑥，马来人唯巫统马首是瞻，国阵的州、国政权颇有保证时，巫统对争取华人选票并不十分重视，个别巫统领袖甚至认为，巫统可以单独执政，根本无需理会其他政党，以及其他种族的选民。但当马来人的分裂从党内迅速扩展到普通民众，巫统的社会基础发生动摇，巫统获得的马来人选票已经不足以保证巫统绝对的执政地位时，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对争取华人选票便开始不遗余力了。1990年大选失利后，政府开始迅速地对华人实施一系列宽松的政策，史称“小开放政策”，结果华人选民的投向从反对党转向执政党，国阵以史无前例的63%高支持率赢得1995年大选。1999年大选，国阵再度调整多项华人经济和社会政策，结果虽然支持巫统的传统马来人选票严重流失，但在华人选民的支持下，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仍然再度获胜，仍保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议席绝对多数。
中国因素虽然不是华人选票投向的决定因素，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与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固有联系，以及华人企业家较多参与中马经贸合作的现实，均使马来西亚华人希望和欢迎推行对华友好政策，希望政府能为自己到中国发展提供更多的条件和机遇，并对促进马中友好关系的政府给予支持。1974年马中建交和1985年马哈蒂尔首度访华，都曾为国阵获得1974年和1986年大选提供了有利条件。1995年大选中，华人选民一边倒地支持国阵，应与冷战后马哈蒂尔频频访华，马中“蜜月”不无关系。1999年大选，华人再度一边倒支持国阵，当年5月马中两国签署的《中马两国政府关于未来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8月马哈蒂尔访华，以及11月，即大选前夕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的对马访问，无疑都产生了相当明显的积极效应。
三、外交需求与对华政策调整
国家利益也体现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发展的各项需求。对于马来西亚这个仅有2000多万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冷战后国际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其对外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防范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单极地位，侵蚀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特别强调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注重维护本国和亚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7]马哈蒂尔总理认为，没有前苏联与之抗衡，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毫无顾忌地侵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1994年他在国际公正会议上就人权问题发表演讲时指出：“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剩下一个单极世界。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诸强国宣称有权把它们的政治制度、自由经济和有关人权的观念强加给每个国家。”[8](P29)这是马来西亚绝对不能容忍的。
结果，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抗衡和斗争，成为贯穿冷战后马来西亚外交活动的一条鲜明主线。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建立后，美国通过APEC控制亚太国家的意图遭到马宋西亚的强烈反对，1993年马来西亚甚至拒绝参加美国牵头召开APEC西雅图峰会。此后，马来西亚在亚太经合的大部分课题上，几乎都与美国的主张相左，对美国打着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旗号打开各国市场的企图，时刻保持警惕和加以抵制，历年APEC峰会由此成为马美两国领袖交锋的重要讲坛，马哈蒂尔总理以经常“仗义执言”，代表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叫板”而威名远播。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政府与美国的斗争，转化为捍卫马来西亚本国政治经济主权，“干预”与“反干预”的激烈斗争。当时，作为金融危机重灾国之一的马来西亚，基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端不信任，不仅拒绝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援助，还在多个场合，猛烈抨击美国等西方国家趁援助之机侵蚀印尼、泰国等国家的经政主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则频频攻击马来西亚的“资管政策”⑦，并籍1998年的“安瓦尔事件”，掀起围剿和孤立马来西亚的浪潮，甚至意图抵制1998年11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APEC峰会。之后，马来西亚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人权记录”或“干预内政”等议题唇枪舌剑地经常猛烈交锋，美国部分议员不时提出“谴责马来西亚”的动议，马来西亚则一再愤怒地斥责外国政要对马来西亚内政的干预，马哈蒂尔总理甚至称“干预内政”者为敌人，不止一次对马美关系表示失望。直到“9·11事件”后，马美关系才有所好转。
由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抗衡，冷战结束以后，马来西亚一直面临各种各样的外交斗争，金融危机爆发和“安瓦尔事件”后，其外交处境一度十分艰难，颇为孤立，不仅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口诛笔伐，连马来西亚外交的基石——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东盟老伙伴，也因经济竞争或“安瓦尔事件”的影响，而与马来西亚发生纠纷，差点断交。因此，无论是在维护弱小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外交争辩中，还是在外交逆境中捍卫马来西亚主权的艰巨斗争中，马来西亚都必须寻求一切可能的国际支持。中国是马来西亚的近邻的强大国家，又是冷战后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发展中大国，马来西亚在国际事务中自然要积极寻找中国的支持，把与中国的关系放在马来西亚外交框架的重要战略地位上，希望中国在维护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各项权益，在改革国际金融结构，以及构建更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方面的积极互动
每个国家都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而调整对外政策，但有关国家利益，或其调整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外需求是否得以实现，或得以多大程度的实现，则很多时候要取决于对象国的回应和互动。冷战后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始终实施对华积极友好政策，中马两国能维持长达10多年热度不减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方面的积极互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
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投资，据1988年底统计，中国在马来西亚仅有两项投资联营计划，生产摩托车卡、自行车胎和瓷砖，投资额不足百万美元，而到2002年底，马来西亚政府已批准了数十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项目，总值超过11亿美元。其中马来西亚最困难时期，即1998年，马来西亚政府批准了来自中国大陆的9项投资共3.6亿马元，1998年至2002年马来西亚政府批准的中国大陆投资共为40项33.84亿马元（按3.80马元：1美元，即8.92亿美元）。[5]这对求资若渴的马来西亚，可谓雪中送炭。其次是旅游，旅马中国大陆旅客从90年代初的数万人增加1998年的15.9万人和2000年的41万人，2002年更创下了55.7万人次的高记录。[9]中国大陆客源已成为马来西亚旅游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再有就是留学，到2002年5月止，到中国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有600多名，到马来西亚留学的中国学生则超过1万人，高居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榜首，占当时马来西亚共3.2万名外国学生的近1/3。[10]马来西亚一直希望成为东亚区域教育中心，中国留学生的增加，对实现马来西亚这个长远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中国方面的各项互动中，对马来西亚外贸的支持尤具意义。马来西亚是一个出口大国，能否大量出口和能否维持顺差，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1975-1990年中马建交以来的双边贸易，进展缓慢，1990年双边贸易总额为5.9965亿美元，仅比1975年的1.5961亿美元增长2.75倍。而且，马来西亚是多年单方面逆差，16年间马来西亚顺差的仅有5年，顺差的数额，除了1980年为5546万美元外，其余4年的顺差都不足2000万美元。1991年后的马中双边贸易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双边贸易额大幅度增长，2002年双边贸易总额为142.7亿美元，比1991年的11.3亿增长了11.6倍。1998至2002年，即马来西亚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5年，马中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超过30%，在马来西亚对外贸易严重衰退10%的2001年，中马贸易仍保持17.1%增长，2002年双边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甚至高达51.4%。而且，由于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增加进口马来西亚的棕油、木材和电子电器产品，马中双边贸易中马来西亚单方面贸易逆差的情况已完全改变，1991年到2002年马来西亚连续12年顺差，1999年和2002年的顺差高达36亿和43亿美元，12年的顺差总额高达183.9亿美元⑧。随着对华出口的增加，对华出口在马来西亚出口总额的比例，已从1991年不足2%，上升到1994年的3.3%，和2002年6.5%，中国已经成为马来西亚非常倚重的第四大贸易伙伴。[11]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马来西亚经济得以在1999年开始复苏，在2001年“9·11事件”和美国经济衰退的双重冲击下，马来西亚经济在2002年仍保持4.2%的稳定增长，中国的支持，功不可没。
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对马来西亚的支持也不容忽视。冷战后，中国与马来西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在反对强权政治，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在人权与民主标准、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问题上，两国基本达成共识，并保持良好的协调与配合。马哈蒂尔总理曾表示，他很高兴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意见分歧，而事实上，两国针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立场都很类似。[12]中国始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中马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两国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1998年9月以后，马来西亚因发生“安瓦尔事件”和采取“资金管制措施”而受到美国为首的外国政府、外国机构及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时，中国不仅没有加入抨击的行列，而且还在多个场合重申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他国选择符合本国发展道路的主张，这种态度特别令马来西亚政府佩服，也是对一度面对外交逆境的马来西亚的莫大支持。与其他国家对马来西亚横加指责相比，马哈蒂尔总理强调，“中国并没有教我们如何管理我们的政府和国家”。[2](P678)1999年8月他访华时指出，两国经常努力维系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照顾两国之间的思想体系与主权完整，正是这种务实的立场，使马中关系得以持续，并为两国的关系带来利益，持久与和睦。[13]
结论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马来西亚在国内外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对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友好的政策，在经济和政治等多个领域，努力寻求和积极促进与中国在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其对华政策的调整，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和互动，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因而取得非常积极的效果。结果，马中两国关系保持着十多年热度不减的“蜜月期”，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双赢”局面。
如何评价冷战后的马来西亚对华政策？从马来西亚来说，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体现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就冷战后(1991-2002)这段特定时期的马来西亚而言，当时对外政策要实现的国家利益主要包括：一是尽量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和外商投资急剧增长的需求；二是维持和巩固遭受严峻挑战的国民阵线政府的执政地位，稳定国内政治和经济秩序；三是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国际地位。首先，马来西亚调整对华政策及其对马中经贸关系的巨大推动，无疑很大程度地满足了马来西亚国内经济发展对海外市场的急迫需求，马来西亚在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得以迅速恢复，与中国的经济支持不无关系。其次，马来西亚和中国日趋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及其对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态度的影响，对金融危机爆发后面临国内外严峻挑战的国民阵线政府，也是一个有力的间接支持。1999年马来西亚大选后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表明，国民阵线政府仍是促进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最好选择，维持国民阵线的政治地位，也体现了马来西亚当时的国家利益。第三，部分是由于得到中国这个大国的支持和呼应，马来西亚争取发展中国家权益的“仗义执言”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支持，马来西亚的国际影响因而不断扩大，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
由此可见，冷战后的马来西亚对华友好政策，较大程度地体现了当时马来西亚的主要国家利益，符合马来西亚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其积极效应也将继续促进马来西亚政府实施对华友好政策。事实上，阿都拉·巴达维2003年10月出任第五届总理后，中国是他访问的第一个非东盟国家。2004年5月访华期间，马中政府及两国私人公司之间共签署38项协定或备忘录，成果之丰硕，前所未有。2005年11月发生“中国游客事件”后⑨，马来西亚政府亦及时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表现出维护马中友好关系的最大的诚意。阿都拉·巴达维在2005年12月15日欢迎温家宝总理访马的致辞中特别强调，马来西亚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游客。他认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坚实而友好的双边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发展对马来西亚而言，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马来西亚希望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与中国在各个领域合作。[14]
收稿日期：2006-05-10
注释：
①马哈蒂尔1981-2003年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前10年他仅在1985年访问中国一次。但冷战后的12年间，马哈蒂尔却六度访华，几乎每隔2年就到中国一次，不仅是马总理中访华最频密的一位，也是当时世界各国访华次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马哈蒂尔由此成为中国人民广为人知的老朋友。马来西亚政府各类代表团赴华的更是多不胜数，仅2002年一年两国副部长以上官员互访便高达100人次。
②自1985年双边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来，两国政府部门共签署了12个双边协定，包括《海运协定》、《政府贸易协定》、《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教育谅解备忘录》、《迈向21世纪全方位合作的框架协议》、《就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等。
③马来西亚逐渐成为对华贸易、投资、旅游的重要国家之一。到2002年，马来西亚曾取代新加坡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大的对华贸易国，马来西亚是仅次于新加坡的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国家，且长期保持中国第五大外国游客来源的地位。
④马来西亚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五大重灾国之一，受金融危机影响，其经济增长从1997年的7.8%骤降到1998年-7.6%，比最暗淡的1985年的-1%还要令人沮丧得多，1999年才慢慢复苏，但股市动荡，外资却步，传统出口市场萎缩，连续几年的挑战都非常严峻。
⑤巫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马来人政党，也是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民阵线的核心大党，巫统主席自然成为国阵主席和政府总理，因而巫统领袖几乎等同于国阵领袖和政府首脑。
⑥这是巫统创始人，首任主席拿督翁在巫统成立初期经常高呼的口号。
⑦1998年9月初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拯救经济的系列措施，包括固定汇率，禁止股金离场等。当时，几乎没有人看好这些政策，不少西方国家政要和学者，纷纷施以冷嘲热讽。
⑧根据1984-2003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海关统计》历年资料统计。
⑨“中国游客事件”在媒体上又称为“中国公民受辱事件”、“中国女子事件”、“受辱案”或“中国女子裸端风波”等。最早见诸报端的，是3位中国女游客被怀疑持带假护照，于11月3日在马来西亚地方警局遭4天拘禁和体罚。事件公开披露后不久，3位女子于11月17日闯入马来西亚国会，求见国会人权核心委员会要求还以公道。事件开始引起中马两国部分媒体的关注。随后，再传出另一中国女游客在一家宾馆遭受非礼以及30多位中国妇女在移民局被拘等事件。最终引起轰动的是11月24日在马来西亚国会播放的“裸女录像”，由于女子皮肤白皙，普遍认为是一名中国人。“裸女录像”不仅引起马来西亚朝野的强烈谴责，也引起中国人民的激愤和中国政府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