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对国外文献的比较与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文献论文,速度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就收入差距这一研究领域而言，Kuznets(1955)的贡献在于改变了研究者的评价标准，在他之前的增长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以相对公平为价值标准的，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及其原因。Kuznets(1955)首次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这实际上隐含着效率优先的价值标准。此后一段时间的研究主要围绕着Kuznets(1955，1963)提出的倒U型曲线展开。最近二十年，大量文献则集中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上，这些研究包括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
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一切经济增长都是要素积累或者技术进步的结果，要素积累进程的变化会在一段时间内改变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技术进步则决定了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因此，收入差距研究中的理论模型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强调收入差距将通过改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积累的进程来影响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由于边际报酬递减，不论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终都会消失，只有知识和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才是长期增长之源，因此，此类理论模型实际上回答的是这样的问题：收入差距与稳态时的人均产出水平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由于经济收敛到均衡状态前的转移动态路径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把这一类模型看作是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的直接描述。①另一类研究则把收入差距与技术进步直接联系起来，集中探讨收入差距对创新等能够决定技术进步路径的因素的影响机制，由于技术进步是持续性增长的唯一来源，此类模型实际上讨论了收入差距对增长持续性的影响，因此是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的研究。还有一些文献讨论了收入差距与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升级间的关系。虽然这些文献通常并没有直接涉及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经济波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创新行为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些文献同样是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性进行的研究。
实证研究的通常做法是以收入差距替代变量为解释变量，直接对人均产出增长率进行检验，以发现两者间是否存在因果性，然而不同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冲突。通过对主要理论观点的回顾和比较以及对实证研究细节的把握，本文从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间可能存在的背离出发，为现有实证研究存在的矛盾结论提供了一个数据质量和研究方法之外的解释。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和评论直接把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速度联系起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第三部分的述评将围绕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展开。收入差距与宏观经济波动、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的演化路径以及收入差距与创新间的关系是我们述评的重点。经济增长质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本文的述评有助于理解收入差距扩大对持续增长目标的实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潜在含义。最后，我们把对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一个简单思考作为本文的结论。
二、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速度
(一)理论视角：要素积累与增长速度②
Kaldor(1956)很早就讨论了收入分配格局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他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富人储蓄率高于穷人，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提高经济整体储蓄水平，进而加快资本形成，促进经济的增长。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被广泛接受，直到最近二十年，人们才提出各种新理论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1.政治经济互动
Persson和Tabellini(1994)的工作具有代表性，他们构造了一个中间投票人模型，经济增长和政治决策内生于这个模型。中间投票人指的是高于其偏好值的人数和低于其偏好值的人数恰好相等，当投票者具有单峰偏好时，中间投票人偏好的政策会最终获胜。基于这样一个模型，他们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因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要素的积累，而这些要素的积累速度又取决于要素所有者能否获得要素的生产成果，因此也就取决于税收和管制政策。在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均衡税率往往较高，人们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兴趣就会下降，从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会放缓，经济增长因此会受到拖累。他们还强调了政治制度本身对这一传导机制的重要性，因为在不同的政治决策方式下，政策制定的结果会很不相同，所以，越是民主的国家，越有可能具备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的反向关系。一些文献提出了类似的观点(Alesina and Rodrik，1994；Perotti，1993；Benabou，1996)，其中Alesina和Rodrik(1994)模型与Persson和Tabellini(1994)模型的区别仅在于在前者的模型中，政府不仅是一个再分配的执行者，同时还是一个生产者。
但仔细考察这些理论模型却会发现，它们往往并没有真正把收入差距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包含在模型中，通常只是做出某些直接的设定。例如，只要税率增加，人们就会减少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Alesina and Rodrik，1994)。在这个假定下，模型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所导致的政治决策过程如何决定均衡税率，但是，这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税率的增加一定会减少资本的积累。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边际税率的增加。事实上，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再分配的税收政策并不总是伴随着较高的收入差距状况(Perotti，1992；Rajan and Zingales，2006)。另外，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许是正面的(Easterly and Rebelo，1993；Sala-i-Martin，1992)，这一点在第三部分中也有体现。因此，也有人认为收入差距通过政治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是正面的。Paul和Verdier(1996)就认为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中间投票人会更加希望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从而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的增长。他们认为，一些经验研究之所以发现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不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再分配导向的税收政策，而是由于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中，收入差距较大的社会往往再分配执行力度不够，因此损害了经济的增长。
总的来说，从政治经济互动的角度进行的解释并没有明确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Persson和Tabellini(1994)模型的逻辑本身可能也存在问题：他们认为，收入差距导致的再分配政策减少了要素所有者的回报，降低了人们进行要素积累的兴趣，因此，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自由市场确保了经济增长不受干扰。但在他们的模型中，收入差距恰恰是个人要素禀赋的差异在自由市场中的自然结果，逻辑的矛盾显而易见。
2.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
在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再分配会降低要素所有者的边际回报，从而使他们不再努力工作，但是，引入资本市场不完美性后，这种流行看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Galor和Zeira(1993)构造了一个开放经济下的迭代模型，除了继承的财富不同外，经济个体都是相同的，每个人决定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以求在两期的生命中最大化效用。模型的关键假定是信贷市场的不完美性，不完美性的来源是存在执行和监督成本，因此借款人的利率高于贷款人的利率，这样，拥有不同财富的人群的最优投资数量就会不同。他们的模型表明，初始财富的分配决定了总的投资量，进而决定了总的产出，当财富分配不平等时，一些人在信贷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均衡时的人均产出收敛在较低水平；反之，财富分配均等则会带来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最终使经济收敛在较高的人均产出水平。显然，更高水平的稳态人均产出对应着转移动态过程中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与Galor和Zeira(1993)一样，Aghion和Bolton(1997)的模型也是以资本市场不完美为基本前提的，在他们的模型中，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来源于道德风险以及有限责任制，也就是说，借款人偿付贷款不会超过他们的期末财富。这样的话，贷款人出于风险的考虑，会对贷款数目较大的人索取一个更高的利率，而这将会减少借款人努力的程度。他们认为，合适的再分配政策不会降低富人的努力水平，但却会提高穷人的努力水平，从而使经济中的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在他们的模型中，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达到一个稳态的均衡，在到达稳态前，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不平等存在负相关性。值得一提的是，Aghion和Bolton(1997)的模型可以产生倒U型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关系。
相对于政治经济互动视角，从资本市场不完美性出发，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的讨论似乎更加适用于经济落后国家，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金融中介发育不全，信贷配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相对完善，信贷约束造成的投资机会减少和努力水平下降应该不是那么严重。
3.社会动荡成本以及生育抉择
也有学者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收入不平等会激励人们从事生产之外的活动，例如，通过寻租获取特殊利益，或者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个体目标。因此，收入不平等会引发社会冲突，而社会冲突的频繁发生一方面会增加投资前景的不确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产权保护的成本，这两方面都会降低投资率，因此收入不平等将会不利于经济的增长(Benhabib and Rustichini,1996；Alesina and Perotti，1996)。
就生育决策问题，Dahan和Tsiddon(1998)的观点是，生育率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生育率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之后则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由于生育率涉及到劳动力以及人力资本的变动，收入不平等通过改变生育决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够被忽视的。
上述这些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以及人口的积累都会受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影响机制可以是政治决策中的税收强度，也可能源于资本市场不完美或者社会动荡带来的投资抑制效应以及生育决策中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口投资的权衡。而一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积累放慢速度，经济增长将随之放缓。然而，要素积累速度虽然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重要影响，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虽然上述这些文章把人力资本积累也包含在基本考虑内，但是人力资本并不等同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能够为技术进步提供好的支持，而微观企业决定投入多少资源进行创新取决于创新的回报有多高，因此，上述这些理论并没有解决收入差距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性问题。
(二)实证：矛盾的结果
大多数理论模型都认为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与之相互冲突。一些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Alesina and Rodrik，1994；Clarke，1995；Perotti，1996)。但是这些回归分析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以跨国截面数据进行检验时，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发展阶段以及数据统计口径上的不同几乎必然会对检验的结果产生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Persson和Tabellini(1994)采用的收入不平等替代变量是中间阶层收入份额，而中间阶层收入份额与整体收入不平等并不完全相关。基于这个考虑，Partridge(1997)利用美国各州的面板数据，分别以中间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和基尼系数为收入不平等的替代变量，对Persson和Tabellini(1994)的思想进行了再次检验。他发现中间阶层收入份额与其后各州的经济增长正相关，这个结果与Persson和Tabellini(1994)的结论是一致的，但以基尼系数为替代变量的整体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间也存在正相关，这说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Partridge认为对Persson和Tabellini(1994)的模型稍加修改后，可以解释这个发现：如果相对于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的政治影响力更大的话，收入差距水平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就可能为正。
在Deininger和Squire(1996)构造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善的数据库后，几个主要的研究都是以它为数据来源的，但是，结论依然非常不同。Forbes(2000)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技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中短期内，收入差距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Barro(2000)的结论是总体而言两者间没有相关性。Banerjee和Duflo(2003)则认为两者间不存在线性相关，但存在非线性相关。最后，采用一个新的工具变量后，Easterly(2007)重新得出了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
把主要的研究结果列在表l，可以发现，时间区间的选择似乎决定了计量检验的结果，凡是数据跨度较长的，都得出了负相关的结论，反之，则认为两者正相关，而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跨度上，通常又会发现两者相关性很小。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研究结论是有价值的话，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收入差距在中短期内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在长期，两者为负相关。然而这样的关系为什么存在依然没有答案，这是争议始终存在的重要原因。
说明：①时间跨度是指收入差距替代变量与随后多少年的人均产出进行检验，例如，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当期收入差距后的20年人均收入产出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②当用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替代变量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如果用中间收入人群收入占比作为替代变量的话，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③他们认为之前的模型设定存在问题，没有证据支持两者间存在线性关系，其使用的非参数方法发现只要收入差距水平发生变化，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不管收入差距的变化方向如何。
④考虑所有国家的检验没有发现两者间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分别进行检验的话，在人均收入大于2000美元的国家，收入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在人均收入低于2 000美元的国家，收入差距扩大会损害经济增长。
⑤他是以1960-1998年间的基尼系数和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对2002年人均产出进行回归检验，而其他的研究多是以期初的收入差距替代变量对其后一段时间的平均增长率进行回归。这篇文章的独到之处在于使用了一个特别的工具变量——可种小麦的耕地面积与可种甘蔗的耕地面积之比来纠正内生性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质量
在数据质量较好和数据时间跨度足够大的时候，把期初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与较长一段时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联系起来进行实证的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效应。因为，如果收入差距水平的扩大会导致若干年后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损害了某些对增长持续性至关重要的变量，这些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渐进的和累积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收入不平等度量的可靠性和数据跨国的可比性都很成问题，因此，从其他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可能更有效率。本文尝试从经济波动、经济结构的演化以及创新的角度来考察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持续能力的影响。这种做法是建立在这样的看法上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该具备以下特点：经济增长应该是平稳的，不应存在很强的波动性；经济增长的过程应该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是不断升级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要素投入增加的结果，也应该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符合这几个特征的经济增长才能长期持续。
(一)收入差距与经济波动
Kaldor(1956)很早就讨论了分配格局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增加利润率或者增加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会提高储蓄率。换句话说，收入差距扩大可能会降低总的居民需求。如果一国收入差距很大，居民消费需求就会受到抑制，很容易形成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然而，以收入差距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波动进行的研究还不多，大多数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是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但是，在拉丁美洲，经济剧烈波动与高收入差距并存的事实让人怀疑两者是否存在联系(Hausmann and Gavin，1996)。因此，Breeni和Garcia-Pe
alosa(2004)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时，把宏观经济波动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加以考虑，他们使用了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作为经济波动的替代变量，在采用一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中，他们发现经济的波动将会加大基尼系数，并增加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但是，我们更加关心的问题是，收入差距水平是否会增加经济的波动性。Ghiglino和Venditti(2007)的讨论是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展开的：一种纯粹消费品和一种资本品构成了经济的两个部门，劳动供给无弹性，行为人财富的初始禀赋不相同，市场是完备的，行为人不会面临信贷约束。给定以上这些假设，Ghiglino和Venditti(2007)证明了如果行为人的偏好同质，并且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严格凸，那么足够高的财富不均就会造成稳态附近的内生波动。Iiygun和Owen(2004)的经验研究则发现，在富裕国家，收入差距会加剧消费以及总产出的波动性，而在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的作用是相反的，消费以及总产出的波动都会因为收入差距的增加而减小。总的来说，把收入差距的变化作为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来研究两者间关系的文献还很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对增长的兴趣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话题，现在人们又渐渐地认识到了经济波动对增长本身可能是不利的(Ramey and Ramey，1995)。因此，这一问题正在吸引更多研究者的注意。
(二)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的变迁
沿着Kaldor的思路，当居民需求水平下降时，居民需求结构可能也会发生变化。而居民需求结构又会对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需求较为旺盛的部门将会有更快的发展，需求不足的产业将会收缩。因此，收入差距不仅具有增长意义，也应该具有结构性的意义。然而讨论收入差距结构性意义的文献同样很少，Murphy等(1989)的工作具有代表性，他们研究了收入分配格局对产业结构的重要意义。之前的文章在研究一国工业部门发展的时候仅仅考虑了农业部门或者出口部门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以实现对本国工业部门产品的足够需求，推动本国工业部门的成长和发展。Murphy等人(1989)则强调了收入分配对本国工业部门成长的决定作用。他们认为，如果收入差距过大，那么，由于富有的人群更加偏好精致的手工产品和外国的进口奢侈品，本国的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部门就会因为需求不足而无法成长，产业结构就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他们认为，之所以美国的工业革命迅速且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农业部门的收入在部门内的分配比较平均。Eswaran和Kotwal(1993)认为，如果开始的时候工人的工资水平太低，导致他们买不起工业制成品，那么工业部门的效率进步就难以被触发，在他们看来，平均的收入分配是一国摆脱发展陷阱的重要条件。Baland和Ray(1991)也认为，财富不平等增加了对奢侈品的需求，使得生产要素从基本品部门向奢侈品部门转移，妨碍了更加重要的基础工业的发展。
(三)收入差距与技术创新
技术进步是长期增长的唯一来源，然而在讨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大多数模型却把技术进步当作外生变量。Zweimuller(2000)直接讨论了收入差距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是消费者具有层级偏好。所谓层级偏好指的是，收入水平会改变消费者的偏好，穷人更加偏好于必需品，富人则更加喜欢奢侈品。Jackson(1984)提供了直接支持层级偏好的一些证据。在层级偏好的假定下，特定商品的需求水平就会受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对于创新者而言，他们的产品在开始的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富人购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这种创新产品的价格，创新者的收入就会提高，进而刺激更多的创新行为。Zweimuller(2000)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把收入差距与上述思想结合起来，考察收入差距是如何影响创新产品需求路径的演化及创新者回报的。他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会减少创新产品的需求增加速度，降低创新者的回报，从而导致创新行为减少，抑制经济增长。以减轻贫富悬殊为目标的再分配政策会加快创新产品需求的形成，激励更多的创新行为，促进经济的增长。另外，由于即期创新行为与远期创新行为之间存在互补性，当前的收入差距水平对未来的创新行为也会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多重均衡增长路径，这解释了为什么相似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发展路径，有的始终增长缓慢，有的却能够保持更高速度的增长(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和菲律宾)。
对于同样的问题，Foellmi和Zweimuller(2006)的结论与Zweimuller(2000)的结论截然不同。在Foellmi和Zweimuller(2006)的模型里，创新产品的价格不再是外生给定的，因此，创新者不仅需要考虑产品需求的演化路径，还需要考虑创新产品的价格。收入不平等增加时，对创新激励会产生两个效应，首先是创新产品能够索取的价格上升了，这会提高创新的回报。其次，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增速下降了，这会减少创新行为的回报。因此，收入不平等对创新的激励效应要看它们的合力。Foellmi和Zweimuller(2006)的模型里，价格效应始终大于市场效应，因此，他们认为，收入不平等能够促进创新，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Foellmi和Zweimuller(2006)并没有考虑传统产品对创新产品的替代作用，因此，创新产品的定价只取决于购买力的大小，这是他们得出价格效应始终大于市场效应的关键原因。如果考虑到定价限制问题，结论可能会截然相反。
与此问题相关，Garcia-Penalosa和Wen(2008)认为，创新需要承担风险，而传统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到创新行为人的风险成本，因此，再分配的政策能够让有能力进行创新的人在创新失败的时候不至于境况太差，它有助于创新的增加并提高经济增长率。虽然他们并不是以收入不平等来解释创新行为激励的，但是在他们的模型中，较大力度的再分配政策可以同时促进创新和降低收入不平等。
四、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针对实证研究出现的让人困惑的矛盾结论，在对主要文献进行回顾比较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假说：经济增长过程表现为数量扩张和质量改善两个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过程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可能并不一致。收入差距扩大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加快生产要素(尤其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会加剧经济波动，阻碍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创新激励，从而损害经济增长质量。由于资本等要素积累的进程能够改变经济达到稳态前的转移动态路径，是中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增长质量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体现在较长时期，增长质量的下降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导致未来经济增长停滞或增长速度放慢。因此，考虑不同时间跨度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就会相互冲突。
就中国而言，作为增长三架马车之一的国内需求之所以长期不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对居民购买力的侵蚀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特殊的财政分权体制以及官员之间的锦标赛式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增长渴望，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将会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等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改善基础设施会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吸引企业增加自发投资，最后的结果就是较低的居民消费需求与较高的投资规模并存。因此，内需的不足与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这种现实间存在着的政府治理结构方面的深层联系。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后，供给与最终消费需求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产能过剩的情况就会发生，这直接加剧了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强度，降低了企业的利润水平。同时，相对于产品质量和性能而言，低收入人群对产品价格更加敏感，这又促使企业在竞争的过程中频繁运用价格手段，而不是采取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差异性的方法进行竞争。利润水平的降低和需求的价格敏感性特点决定了企业既没有能力，同时也不会有兴趣进行创新活动。另外，企业创新活动所转化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附加价值，因此最初推向市场时的价格水平也会比较高。只有当国内能够负担相对较高价格水平的群体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创新活动才能够有足够大的回报，创新行为才能够不断持续下去。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社会成员产生了分化，高收入人群只占很少的比例，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他们不会对同一种产品大量消费，而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则无法负担创新产品的高价格，不能购买它们。这样的话，企业创新所形成的新产品就会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创新的合理回报就无法得到保证，企业也就不再愿意进行创新活动。
收入差距过大同样会牵制产业升级的步伐。由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时，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不能够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匹配，他们的消费升级受到制约。因此，那些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就始终存在着市场需求，落后产能无法通过自发的消费升级被淘汰，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由于市场容量的限制受到制约，产业结构的升级就难以顺利实现。
以投资为主要推动力则很容易因投资的波动造成经济的波动，形成经济周期。同时，净出口规模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成长也不利：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于经济总量)，牵制进口增加速度；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又会激励各地发展出口导向经济，刺激出口。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持续的贸易顺差，带来基础货币被动投放，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这又会推动资产价格上升，诱发通货膨胀，进一步增加了经济波动的风险。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再分配力度可能不仅是一个公平问题，同时也是提高增长质量，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针对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思考可以用图1予以总结。
图1 收入差距效应图
注释：
①如果考虑到干中学或者资本正外部性等因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可以解释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因素对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解释需要很强的前提假定。因此，本文在述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时仅涉及明确讨论了技术进步的文献。
②在一些模型中，研究者是以财富分布不均代替收入差距进行建模的，虽然收入差距与财富不均并不是一个概念，但财富不均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差距，因此，在研究中，两者相互替代是常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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