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当代人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经济的持久增长，社会的安定繁荣，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当是：人口——从无理性的增长向计划生育方向转变；经济——向持续增长和利益的更广泛分配的方向转变；城市——从畸形的点的集中向均衡的面的发展方向转变；能源——向生产和使用高效率以及更多地依靠可再生能源的方向转变；资源——向依赖于自然的“收入”，而不耗竭其“资本”的方向转变。用这一目标来衡量我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就能使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拥有哪些有利条件，面对哪些挑战，从而作出相应的抉择，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人口可持续发展：从无理性到适度增长
回顾历史，二十年前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时，印度的与会代表曾将当时许多贫穷而且人口众多国家的观点综合成一句话：发展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最好办法。稍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成为当时流行的一句格言。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各国的实践却表明，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人口控制可先于发展并促进发展，在良性循环上达到两者相对协调。出生率的降低并非只是在一个国家摆脱贫穷以后才能实现。眺望东方，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地区之一的东亚人口出生率已大幅度下降。从1965年到1980年，最成功的亚洲国家的出生率降低了40%至50%，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同时，已成为低出生率的国家之一。从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来看，它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孟加拉国和肯尼亚都属于最贫穷国，在那里很难推行节制生育的政策，然而它们在控制生育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孟加拉国，一个母亲生育七八个孩子已成为历史，肯尼亚妇女的平均生育数已从1978年的8.1个下降到目前的5.4个。世界银行的发言人评论说：“只降低人口增长速度解决不了贫困问题。人口政策应当与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我国是世界各国人口最多的国家。解放初，全国人口为5.4亿人，到1993年底，中国大陆人口增长到11.85亿，仅仅40年，超过了过去4000多年的人口增长数，而且现在每年净增人口2000万。中国如果不减缓人口增长的速度，不但有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公民各项权力的实现，甚至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会受到威胁。我国从70年代起，由于实施了以“晚、稀、少”为重点的强大而有效的计划生育措施，我国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至90年代初期的2.0。在短短的二十年中，生育率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了近60%，接近了同期世界上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为1.7）。这说明，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但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增长趋势的惯性作用，人口的增长量将会不断上升。1990年的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7‰，如果保持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人口将在本世纪内翻一番，达到22亿。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一个生育率高的问题，而恰恰是“低生育率与高增长量并存”的问题。显然，这对于一个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人口包袱。
人口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离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去谈论人口越少越好或者人口越多越好。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经济水平十分低下的社会可以长期支持人口的高增长，也很难想象在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可以忽视劳动力的繁衍增长。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继续巩固我们当前在人口控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维持现有的生育水平，使我国的人口规模逐步趋于适度的发展，就需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持续增长和更广泛的分配
人口问题概括地说，其实质一是吃饭，二是就业。一定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有最低的要求，由此形成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消费压力和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劳动力）又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反过来，经济发展对人口的影响是积极的：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助于降低人口增长率，接近或达到自然更替水平。我们正是因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强化人口生育政策，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同时，及时而又全面地推进了社会改革运动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性。
改革开放十五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连续递增，平均每年增长9.5%，而1992年增长了12.8%，1993年上升到13.6%，国民经济增长开始了大幅度上升。理想的经济动力推动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所期望的发展。由计划经济和经济决策中央化向市场经济和经济决策地方化的转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动力。
历史与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加速发展经济，实现更广泛的分配。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首先要处理好增长与稳定的关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和停滞。但是持续、稳定、协调并不意味只要低速度，不要高速度。重要的是调节好速度与效益的相互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经济效益低，但要提高效益，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因为没有速度就谈不上效益，正如没有增长也就谈不上发展一样。其次，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80年代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我们之所以能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快速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仍然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特别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上海也仅为31%，而发达国家都是60%以上。此外，大力改善产业结构还能够消除其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因此，对那些设备落后，污染严重的产业要从政策措施上促使其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推进兼并联合，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与此同时，促进少污染，无污染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再次，要加快科技进步的速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80年代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政策，也靠科学技术；而90年代新一轮持续增长除了仍要依靠政策之外，也还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
三、城市：从畸形的集聚向均衡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大大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在农村，自1978年以来实现了农业生产中的多样化进程和工业化动力。大部分农业过剩劳动力选择了专业化的农副业生产活动或者转向乡村工业。经过几十年人为的分离（如户籍制度、工分分配和粮油配给制），现在开始了城乡结合。一方面，农村发展面向城市的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如运输等），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估计全国有5000万人为了寻找工作加入了这一“流动大军”。其中20-30%的人分散在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二十五个城市中，眼下在那些城市，流动人口劳动力占城市人口的40%。1993年12月10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五次流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全市流入人口为281万人，流出人口为47万人。
这种城市畸形集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从建国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化农民在其中只是扮演一个消极或被动的角色，农村成了一个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虽然吸收了7000多万农民就业，但整个农村就业的压力进入90年代并没有得到缓解。实行市场经济后，这些地区农民获得了择业的权力，势必要跨地区流动。第二，城乡利益分配不均也是造成城市畸形集聚的重要原因。70年代后期开始，城乡经济都有了大发展，但地区发展又有不平衡。农民在农村务农一年收入只有500多元，但外出打工2-3个月就可挣得这个数额，甚至更多。国家统计局1993年抽选了全国550个市县、15万户居民家庭的生活资料，测算出：目前中国城镇约有370万户的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见《新民晚报》1994年12月19日）。城乡和地区发展中出现的差异，使劳动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
大量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集聚，有助于农村、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脱贫致富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员从城市带回去资金、技术、信息甚至管理经验，有利于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70年代以前中国的工业化是以农村的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而80年代之后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又是依赖于农村输送的大批廉价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具有真正竞争性的劳动市场，它符合劳动市场要求和经济发展的规律。
但我们又不得不看到这种劳动人口的畸形集聚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是给城市交通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对铁路、公路造成的冲击越来越大，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其次是导致城市和沿海地区原有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就业争夺战，使本已处于相对严重的城市职工失业和半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再次是使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给城市管理工作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1992年，在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占作案人员的43%，大案占44.1%。严重影响了上海的社会治安。
为了使城市人口的畸形集聚逐步趋向合理的再分布与平衡发展，我们应当：第一，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妥当，也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癌变的一个基因。这是我们当前面对的一个极大的热点问题，国际社会也很关注，我们应当组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进行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研究。第二，为使外来农村劳动力合理地向城市集聚，必须从深入改革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机制以及相应的农村政策着手，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以便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对农村经济的传统意识。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是依靠农村经济的腾飞。第三，加强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政府应从宏观调控和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长久性来考虑就业问题，从利益分配方面考虑外来劳工。以“劳动市场化，生活资料商品化，福利保障社会化，迁居自动化”为目标，逐步改变现有户籍管理制度，淡化和消除附加在城市户口上的种种优先权，既有助于农村人口观念的转变，也有助于城市人口观念的更新，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使城市从畸形的集聚向均衡发展。
四、资源：向依赖于自然的“收入”，而不耗竭其“资本”的方向转变
当今世界随着人口激增和科技进步，人类开发利用的资源范围日益扩大，与此相伴而生的资源、环境问题愈来愈突出，迫使人们从整体上，相互关系上，长远效益上来考虑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社会持续发展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环境复杂、资源不均、人口众多、自然灾害频繁，加上中国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在城市遇到的环境污染和农村遇到的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加剧的趋势。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初期，便遇到了沉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在所产生的生态破坏中，尤以土壤侵蚀最为严重。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竟达160万km[2]，沙漠化土地还以2000km[2]/a的速度在扩展；全国将近1/5的土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目前，北方草地退化面积已达0.87亿ha，天然草场产量下降30-50%等等，都构成了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趋势。这一趋势又影响到我国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造成数万人丧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800亿元。自然灾害已严重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同样面临着超载局面。但从总体上看，全国环境污染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就是人类必须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内生活。其核心内容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而言，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矛盾，它们作为历史与现实的延伸，是我国发展的客观约束条件，既不可能迅速缓解，又有可能不断激化。因此，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我国现代化所不能逾越的、长期的、艰巨而复杂的基本任务。
可持续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都是重要的战略选择，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贫穷不可能达到可持续性的目标。我们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强调各项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要实现雄伟的战略目标，我国的经济就必须继续以较高的速度运行。因此，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唯一的选择是把近期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以经济、社会、科技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目标，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综合和持续利用，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使我们这一代人不但能够从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财富中获取我们之所需，而且也为我们的后代满足其需求留下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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