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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2-0070-12
一、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及其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突破50万亿元，按不变价计，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24倍左右，按汇率法折算达到8万亿美元以上，占全球GDP总量已达10％以上。人均GDP水平已近4万元，年均增长8.7％以上，按不变价计，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17倍以上，按汇率法折算达到5800美元左右，进入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也几经演变，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七个阶段，各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是1978年—1988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短缺经济基础上的需求膨胀。1984年底、1988年夏秋之际，先后发生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8.8％，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采取紧缩性导向，控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宏观调控目标。第二阶段是1989年—1991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乏力，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在推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努力保证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缓解总量及结构性失业成为突出的目标。第三阶段是1992年—1998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需求过热，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长过快。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1％，反通货膨胀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问题。第四阶段是1999年—2002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由于前一轮高速增长形成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在此基础上的低效率扩张形成的产能出现过剩，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增速放缓，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大量进城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重返农业，物价指数连续多年为负值，相应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扩张总需求以刺激经济增长，缓解失业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第五阶段是2003年—2007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在经济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的同时，在投资和消费两个不同的领域出现了反方向失衡，在投资领域需求过热，重要的投资品价格持续上升，始终在高价位水平，而在消费领域则是需求相对不足，尤其是工业消费品出现多方面的产能过剩，相应地宏观调控采取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的方式，在财政政策扩张的同时，货币政策采取从紧态势，以期达到抑制投资过热的同时刺激消费需求的双重目标。第六阶段是2008年—2010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内需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2009年)，总需求疲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自2008年第一季度起至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五个季度增速下滑，从2007年的13％，一直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2％，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年下半年起开始全面刺激经济，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第七阶段是2010年底至今，即从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政策“择机退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即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下行)的威胁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双重风险并存。
事实上，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滞胀”，一方面，自2011年至2012年第三季度，前所未有地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潜在压力不断增大，通胀预期始终较高，相应地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调控方式必须发生新的变化，这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直接相关。作为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已从低收入穷国进入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过渡的经济，总量失衡会具有一系列新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难以继续保持9％以上的高增长，经济增长率回落是长期趋势，预计到2020年前，会回落到7％—8％之间，2020年后则可能进一步回落到年均增长5％—6％之间；二是投资需求的增速会出现新变化，特别是距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的接近，投资需求高速扩张的势头会逐渐减弱，伴随今后城镇化加速期的结束(70％之上)，投资需求增速放缓趋势会更为显著；三是出口需求的增速伴随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中国已是当代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基数效应会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也会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增速。更重要的是，这种总量失衡新特点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失衡的新矛盾，诸如，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就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的变化，都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这些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宏观调控面临一系列新问题。①
这一阶段的经济面临两种可能：一是在不长的时期内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6月发布的数据，当代世界到2011年末，人均GDP达到高收入水平(12476美元)的国家共70个，上中等收入(4056—12475美元)国家54个，下中等收入(1026—4055美元)国家54个，低收入(1025美元以下)国家36个，合计214个国家。高收入的70个国家先后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前十年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十二年左右的时间。二是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无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诸如，历史上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以及目前的“中东北非危机”等。当代世界在2011年末，人均GDP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4000多美元)但又低于12475美元的国家共有54个，包括中国在内，都面临这两种可能。尽管对于何谓“中等收入”有不同认识，是以绝对水平还是以相对水平作为划分根据有不同看法，但是包括“中等收入”、“高收入”、“现代化”等都是历史的范畴，都只能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相互比较中所达到的水平，并不是孤立绝对的数字体现，划分发展阶段除考虑这种历史发展的相对性外，重要的还在于考虑GDP水平的同时，要考虑经济结构的演进高度。②
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经济规模上，实现GDP总量较2010年翻一番，突破80万亿(按2010年不变价)，只要年均增长率达到7.2％左右即可实现；人均GDP同样翻一番，达到人均6万多元，近1万美元(按目前汇率)，只要总量倍增的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前些年的水平上即可(5‰以下)；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万多元，翻一番即近4万元(不变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近6000元，翻一番即为1.2万元(不变价)，只要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同时城乡差距至少不再扩大，就可以实现。在经济结构上，实现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即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到2020年，按当代国际现代化标准，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加速发展阶段，到2020年实现工业化目标在发展速度上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提升水平，即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上，以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不断下降作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标志，中国2011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已从新时期之初的70％以上(当代贫困国家平均在72％以上)降至36.7％(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依此速度到2020年降至20％以下(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是有可能的。在城镇化的发展上，中国2011年城镇化率已从新时期之初的20％以下提高到51.3％，虽然远不及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2009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50％)，但已进入通常所说的城镇化加速期(30％—70％)。在新型工业化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的条件下，城镇化速度必然进一步加快，到2020年达到65％(接近高收入阶段水平)左右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之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进程有机统一。在信息化建设上，一方面在产业结构高度上提升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及整个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之与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阶段要求相适应，至少应达到60％以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幅提高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融合与协调程度。如果到2020年我们从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两方面均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即基本实现了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那么，从当前至2020年这一时期就是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及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动增长，由主要依靠成本低作为竞争优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及效率提升作为核心竞争力。从经济发展的质态来说，重要的在于经济结构的演进，即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总需求方面的投资、消费、出口间及各自内部的结构性调整，总供给方面的三大产业间及各自产业内部门结构的演变等。总结世界各国或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教训，能否实现跨越根本原因即在于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变。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失衡新特点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在持续下降中开始出现回升
自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冲击中国经济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连续五个季度增速下降，2008年第一季度从上年的13％降至10.6％，第二季度降为10.1％，第三季度再降为9％，第四季度则降到6.8％，直到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2％。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危机举措，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200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2009年，在全球战后首次出现负增长的条件下，中国保持了8.7％的增速，2010年，更是达到10.3％。但是，自2010年10月宏观刺激政策总体上“择机退出”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虽然2011年全年增速达到9.2％，但按季度看则是持续下降，第一季度9.7％，第二季度降为9.5％，第三季度再降至9.1％，第四季度为8.9％。进入2012年，第一季度又降至8.1％，第二季度降至7.6％，第三季度为7.4％，已连续七个季度增速持续下降，虽然增速下降的绝对幅度低于2008年，但持续下降时间之久是少见的，从目前态势看，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迹象，第四季度增速回升至7.9％，全年增速为7.8％，“下行”风险压力开始趋缓。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最终需求中的投资来看，投资需求增速放缓是经济增速放缓的突出原因，主要是市场性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在政府投资开始放缓的条件下，投资需求增速放缓越显突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以政府为主力、以基础设施为主要领域，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08年的15.1％猛增至2009年的33.3％，到2010年10月开始“择机退出”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10年迅速降至19.5％，2011年再降为16.1％(均剔除价格因素)，201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64835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3％)，名义增速比上年回落3.4个百分点，实际增速提高了3.2个百分点。自2010年来投资需求的增速这种持续下降，是形成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根源在于，依靠各级政府投资，不仅难以持续，形成巨大通胀赤字压力，而且会给未来经济发展留下巨大成本，甚至形成严重的低效率的“泡沫”，因此，政府作为投资主力不得不“择机退出”。而同时，由于创新不足进而缺少投资机会，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力不足，导致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即使有充裕的资本也难以形成市场竞争性的有效投资；制度创新不足，导致创新市场竞争压力不足，同时，要素市场等方面的欠发育也难以支撑各种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平等有效地进入和运用市场实现创新。因此，经济结构缺乏升级的能力，企业大规模的扩大投资，极可能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但是从2012年第四季度态势看，投资需求增速开始出现积极增长迹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纵观2012年名义投资需求增速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波动幅度不大，同时，若考虑到2012年较上年通货膨胀率的回落(自5.4％降至2.6％左右)，2012年的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率自2010年以来连续两年多下降来看，开始出现回升势头，比上年提升了3.2个百分点。因此，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很可能继续提速，包括各级政府和大企业及中小微企业的投资需求均可能出现稳定缓慢的增长，名义增长率会出现较显著提升，若通胀控制严格则实际增长率会更高些。
第二，从最终需求中的消费需求看，中国经济增长内需不足的突出表现在于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扩大内需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扩大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值上升到14.8％，2009年又进一步上升至16.9％，但2010年又降回14.8％，2011年比上年增长17.1％(但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201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7167亿元，名义增长率为14.3％，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2.1％，比上年提高了0.5％。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相应的投资需求增长正处在历史高峰期，客观上投资需求的高速增长会排挤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据测算，根据中国现阶段的经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若保持在23％左右年增速，则固定资产投资每再提高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速相应放缓0.5个以上的百分点，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30％以上，则消费需求可能出现负增长，再加上中国体制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并且地方政府可以超越地方财力，通过财政过度金融化和招商引资等方式加快发展，从而进一步放大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拉动效应③。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严重扭曲。从总体的分配结构看，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收入增长速度上，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最低，一般比GDP增速低1/3，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最快，显著高于GDP增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按当年价格计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以上，而GDP(按现行价，不是按固定价)年均增长14％多(按不变价为9.8％)，这就使得居民作为消费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这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又与初次分配中劳动要素报酬增速放缓进而比重下降直接相联系，进而使得消费与经济增长不协调。从微观意义上的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来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显著。据测算，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中居首位，能解释40％以上的居民收入差距。从初次分配来看，截止到201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36.7％，而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为10％，也就是说36.7％的劳动力分配10％的产值；从再分配后的结果来看，大体上3个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相当于1个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01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万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0.59万元)。再加上其他体制性原因和发展性原因等，承认中国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并且已超出通常所说的基尼系数警戒水平(0.4)，是普遍的共识，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虽然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矛盾，需要长期多方面努力，但从2012年总体短期情况看，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从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2011年CPI为5.4％，而2012年CPI为2.6％，因此，实际增速是有所提高的。2012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投资，达到55％。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目标的逐渐实现，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必然发生相应变化，相信在2013年，这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的回升能够继续保持其势头。
第三，从最终需求中的外需(出口)来看，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中国2009年出口需求增长为负的16％以上，使得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进入21世纪以来的每年正的2—3个百分点，逆转为负的1—2个百分点。在采取一系列应对危机冲击的举措后，出口需求增长得到恢复，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增长为22.5％，但进入2012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强化等原因，中国进出口增长低于预期，从目前状况看，已不可能完成预定的目标(10％)。据海关统计，2012年，中国进出口比上年只增长6.2％，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4.3％，在与主要贸易国的双边贸易中，中日、中欧双边贸易下降，中美、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及与俄罗斯和巴西双边贸易不同程度地增长。在2012年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虽不是负值，但由于出口增长在一位数，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事实上不到1个百分点。据测算，从生产法看，现阶段中国出口需求每增长10％，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④，从支出法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则为－2.2％(《人民日报》，2013年1月21日)。从目前各方面的分析预测看，2013年，世界经济虽开始有所复苏，但其速度不可能较快，难以达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多家机构在内，大都预计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在3％上下，其中较为乐观的经合组织也只预测在3.6％—4.2％之间。因此，2013年，中国进出口，尤其是出口增速很可能仍在一位数的水平上，可能略高于2012年，但难以达到两位数。今后较长时期里，中国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以年增20％以上的出口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难以长期再现。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回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自2007年的净出口占GDP比重近9％，回落到2011年的3％以下⑤。
综合最终需求的上述三方面(投资、消费、出口)看，虽然受外需增长率回落影响较大，但出口对经济增长仍是正向的，因此，由于显著抑制了通胀，内需的实际增长率逐渐提升，综合作用，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从开始的持续下降逐渐开始有所回升，按季度看实际增长率，第一季度8.1％，第二季度7.6％，第三季度7.4％，第四季度7.9％，全年的增长率达到了7.8％，季度间增速下降的幅度呈现逐渐收窄的势头，第四季度则已经出现小幅回升(约7.9％)。从需求结构上看，2012年消费对GDP贡献率为51.8％，投资贡献率为50.4％，净出口贡献率为－2.2％(《人民日报》，2013年1月21日)，从生产领域中的各种领先指标的表现来看，这种增速回升是有其必然性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自11月起已经提升到10.1％，超出9月和10月的9.6％，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PMI)，2012年12月已分别达到50.6％和56.1％，已经连续3个月向上运行，特别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又回到50％以上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在经过2012年的调整后，已经重新缓慢呈现积极增长趋势。与之相适应，中国2012年前三个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1％左右，考虑到社会调查失业率在中国目前通常比登记失业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即使按社会调查失业率计，目前也还不到7％(欧盟马约规定的警戒水平)。2013年，中国投资、消费需求的名义和实际增长速度可能略高于上年，据多方面预测，世界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复苏的态势可能更明显，与之相适应，中国出口需求增速若也略高于上年，那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趋势将更为明确，经济增速略高于2012年是完全可能的，失业率在目前水平上稳定并略有下降也是可能的。
三、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失衡新特点之二：物价持续回落中通胀压力仍高
伴随2008年下半年后连续两年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压力也是促使自2010年10月从全面扩张宏观政策“择机退出”的重要原因。2011年物价指数达到5.4％，虽然与当年经济增长9.2％相对应，并不显得很高，但已超出了预定目标(4％左右)。进入2012年，通货膨胀控制略显改观，全年呈现先高后低趋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年初的4.5％逐月下降(除3月的3.3％较2月的3.2％略有反弹外)，9月、10月CPI已降到2％以下(通常所说的考虑到统计误差后出现通缩现象的警戒水平)，11月才又重回2％，12月则为2.5％。2012年全年CPI比上年涨2.6％，成功地实现了年初预定的把通胀率控制在3％左右的政策目标。
但潜在的通胀压力仍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现阶段的通货膨胀成因复杂，有其新的特点。
第一，从需求拉上来看，2008年—2010年两年的宏观扩张刺激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广义货币(M2)在2009年增长27.7％，2010年增长19.7％，由于“择机退出”后重新采取反危机前的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年M2增速开始下降，全年比上年同期增长13.6％。但进入2012年后，虽然仍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紧的力度开始放松，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并调整利率浮动区间，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和逆周期审慎的宏观管理等多项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着货币供给，货币供应量增速略显回升，到9月底M2增速创2012年下半年以来新高，狭义货币(M1)增速则创2012年新高，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9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8％，货币存量与GDP之比仍居很高水平，几乎接近200％。考虑到货币政策对物价作用的时间上的滞后性，反危机以来形成的大量货币存量，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会陆续影响物价指数，从潜在的通胀压力转化为现实的物价上涨。对于这种巨大、集中而又有滞后性的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现期宏观政策的时效性会被极大削弱。
第二，从成本推动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要素成本全面上升。与改革开放以来的1984年、1988年、1994年三次严重通胀不同，前三次大的物价上涨根本原因在于需求膨胀，供给相对不足所导致，而现阶段的通胀除受需求拉上作用外，成本推动起了重要作用。有关研究表明，现期通胀压力有40％以上可以用成本推动加以解释，对于成本推动形成的通胀压力，依靠传统的紧缩需求，收紧银根的做法是难以有效控制的，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在紧缩银根的条件下，上涨的市场利率会增大企业融资成本，进而加剧成本推动通胀的压力。
第三，从国际输入方面看，一方面进口品价格上升会推动国内市场价格上升。例如，石油价格的上升对于石油进口依赖度已超过50％且每年仍以8％以上速度增加进口的中国而言，必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成本；又如，铁矿砂等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上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买主而言(国际铁矿砂市场贸易量中中国买进量占60％以上)，影响是显著的；再有农产品中的大豆、玉米等，中国也是大量进口，其国际市场价格持续上升自然影响中国物价水平，据测算，以2010年为例，由于大豆进口依赖度高，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与国内市场大豆价格相关性显著，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升1％，国内市场相应上升0.83％，而国内大豆价格上升1％，食品中的肉禽蛋类价格上升0.62％⑥，这些进口品价格上升都会直接进入企业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从而加大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流动性过剩会刺激国内的通胀，美国为走出危机，刺激经济，已连续多次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政策与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相互统一，自然会加剧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增加；日本政府在2013年伊始，已明确表示要加大通货膨胀水平，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复苏；欧洲央行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机制与欧元区17国的财政机制相互分离，同时其作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也不充分，与各成员国间难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但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复苏迟缓，迫使其也不得不考虑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国际性的由以扩张财政为主应对危机转向同时运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同时双强力扩张来缓解危机，会加剧国际市场上流动性过剩，从而推动国际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加剧，进而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中国国内通胀压力的上升，而对于国际市场上的通胀，中国国内宏观政策难以予以影响，只能被动地接受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四，从国际收支失衡形成的巨额“外汇占款”来看，一方面，在进出口上，出口增速长期高于进口，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进出口增速趋缓，进口与出口增速均有所降低，但总体上出口增速快于进口增速的格局未根本改变。2012年，外贸增速虽大幅回落至6.2％，但出口增速仍以7.9％显著高于进口(4.3％)，全年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较上年扩大48.1％。累计下来，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5万亿美元，必然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外汇占款”放出去的货币与银行信贷放款相比，已显著高出银行贷款规模，达到100％以上，高时达到129％，“外汇占款”已成为现阶段影响中国货币供给增长的首要因素，这种进出口结构失衡短期内难以克服，世界经济衰退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增长本身会受到削弱，尤其是在内需不足未根本缓解的情况下，更不可能采取主动牺牲出口增速的做法，求得进出口增速结构平衡，而扩大进口以求均衡，又面临种种我们不能控制的限制，诸如西方国家对中国仍未取消的种种封锁、禁运等。另一方面，在资本流入流出上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不断增大，相应地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提高，也会促使国际上的资本更多地流入中国，资本流入的增加(包括所谓“热钱”)，也会导致“外汇占款”的增长，从而增大货币供给，并且产生严重的不稳定性。虽然我们可以采取种种监管措施加以监控，但只要人们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上升，资本流入增加就会成为长期趋势，尽管可以通过加大资本流出扩大对外投资，以求资本流入与流出间增速均衡，但短期内难以有效地大幅提升资本流出。这样，国际收入方面失衡的长期存在，对国内经济均衡增长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冲击，巨额“外汇占款”刺激通胀压力便是这种冲击的重要体现。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是难以消除这种冲击的。
因此，虽然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得以缓解，2012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已降至2.6％，但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在未来几年仍然较高，并且在国际国内经济矛盾复杂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以某些短期内突发变化为契机，从某种结构性物价上涨迅速演变为总量通货膨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阶段通胀压力成因特殊，传统控制通胀的方式和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的削弱，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具有滞后性，在经济衰退条件下，这种滞后时间会比正常条件下更长，使控制通胀的现行政策的时效性受影响；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显著，使传统的应对需求拉上通胀压力的机制和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甚至会产生反作用，加剧通胀；国际输入性的通胀压力，使国内宏观调控更为被动；国际收支失衡加剧的通胀压力，也使得国内宏观政策作用被动。所以，现阶段虽然通胀水平表现并不高，但治理难度大。
四、缓解失衡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组合方式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
自2010年10月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择机退出”之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便又回到反危机之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状态，即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状态。财政政策虽然扩张力度有所放缓，但扩张性的方向仍是明确的，不过是从“更加积极”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相对财政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从“适度宽松”逆转为“稳健(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组合方式，在1998年下半年就提出，不过1998年下半年至2002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国内出现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中的内需不足，形成较严重的需求疲软、增长乏力、产能相对过剩，此前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从紧的目标导向与经济出现的新失衡严重不符，1998年上半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失衡总体上是需求膨胀，因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是从紧(中共十五大决议中明确提出，在整个“九五”计划期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从紧)，为应对新的需求不足的失衡，宏观经济政策从全面紧缩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是反方向的松紧搭配组合形式，但总体上相对于此前是扩张性的，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才有了经过几年的物价指数负增长后，到2002年克服了通缩现象，迎来了2003年—2007年的高速增长。在2003年—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中(经济增长率达到10.6％以上)，财政与货币政策仍保持了松紧搭配的格局，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确采取了不同的方向。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一时期高速增长中，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出现了反方向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在投资领域需求膨胀，重要投资品价格居高不下，而在消费领域需求疲软，特别是工业消费品产能普遍过剩，这就使宏观调控既难以全面扩张，也难以全面紧缩，因而，采取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是降低宏观决策风险，提升经济稳定性的需要。2008年下半年全面反危机之后，宏观政策进入全面扩张，2010年10月“择机退出”以来，重回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但其原因和内涵都与反危机之前的政策反方向组合不同。
第一，从原因上看，是因为经济中既存在通胀压力，又存在下行风险(类似于所谓“滞胀”)，这种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在方向上是相反的，这就使得宏观政策既不能双松(全面扩张)，也不能双紧(全面紧缩)，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是风险较小且又能减轻经济波动程度的可行选择。尽管在危机冲击过程中是主要运用财政扩张还是主要运用货币扩张或是双扩张来刺激经济？尽管在危机冲击后“择机退出”时期，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还是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组合？等等，存有争论，但两大宏观政策工具采取反方向组合在存在双重风险下是可行的。
第二，从内涵上看，在不同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容是不同的。其实，这种组合方式自1998年下半年提出直到2007年，在不同年份其实际内容就有所不同，不过自2010年10月以来，在这种同一政策组合方式表述下，具体内容变化的节奏更为加快。从财政政策看，虽然仍是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支出政策的扩张力度有所减轻，财政赤字从2009年的9500亿(已接近2008年GDP的3％这一警戒水平〈欧盟标准〉)逐年减少(每年减500亿)，目的首先在于控制赤字带来的通胀风险，财政支出扩张方向未变，力度也只是有所放缓，但变化更大的是财政支出结构，有关民生的重点支出比重有所上升，与此同时，财政收入政策从此前的从紧开始有所放松。事实上，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长期以来主要是指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总体上是从紧的，财政收入增速长期高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本身便是从紧的财政收入政策的印证。为缓解经济下行，在前些年制度、政策性减税的基础上，“择机退出”以来，增值税扩围从开始的上海扩大到10个省市(营改增)、中小微企业的税收扶持、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等方面的结构性减税，特别是2012年4月之后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和节奏开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税收引导，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税收结构调整，以及出口退税力度的加大，都相对于以往较为从紧的财政收入政策有所放松，目的主要在于缓解经济下行风险。从货币政策来看，在“择机退出”初期，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因此，连续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到2011年9月底，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率上升到21.5％，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为19.5％，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同时，连续上调基准利率，到2011年9月底，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存款息差为3.06个百分点)。虽然同时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持续货币净投放，对金融机构资金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但总的来说，信贷增速放慢，M2供给增速2010年较2009年下降8个百分点，2011年又比上年下降6.1个百分点，降至13.6％。但自进入2012年以后，经济下行风险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势头难以遏制，货币政策虽然仍称之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事实上从紧的力度开始放松，通过运用货币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开始扩大货币供给，M2的增速较上年又有回升。显然，这种变化是更多地考虑了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要求。
考虑到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与通胀潜在压力同时存在的失衡状况，考虑到国内经济失衡与国际经济衰退的复杂局面，在短期内均难以根本克服，因此，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格局在未来一段时期仍会保持，但根据双重风险对国民经济威胁程度的变化，在宏观政策松紧搭配的格局下，宏观政策的具体内涵和作用程度必然还会有相应的调整。如何提高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促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健康可持续，是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实践的命题，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二)如何评价中国应对反危机的宏观政策变化
第一，2008年年初的时候，中国提出的目标是防经济过热和防通货膨胀(双防)，“双防”就是紧缩，全世界都在扩张，只有中国在紧缩，体现了中国政策的特殊，这种特殊是不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和发展的特殊性上？中国给出的一个解释是，2008年春天发生了一场自然灾害，有一场暴风雪，把高速公路、电网破坏了。虽然当时经济不景气的指标已经显现，比如，货运量和用电量的下降，但是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认为是自然灾害的影响。一直到第二季度之后，中国才真正感觉到危机对中国的影响。2008年7月底国务院提出了全面扩张的措施，当时提出了一保(保增长)、一控(控通胀)、一调(调物价)，年底的时候中国才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和全世界的经济政策方向一致了。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反危机的举措是不是晚了呢？
第二，此次欧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时其金融体系首先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银行及金融机构资金短缺，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资金短缺，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都有强烈的货币需求，但其银行体系崩溃了，造成货币供给相对不足。欧美国家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对银行注入资金，直接向实体经济部门注资，增大货币供给。而中国当时的情况是金融体系良好，有一道防火墙，因此，没有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2009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差是19万亿的余额，在中国货币资本市场上是供给能力强，而中国的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是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和压力，因此，有资金但是缺乏投资机会；而民营中小企业想投资却很难得到金融部门的支持。这样就形成了大企业没有投资机会，小企业想投却没有资金的格局。当时中国政策的着力点应是培育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比如，推动金融市场体系的市场化，培育面对小企业的金融体系，提高对它的宽容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强化竞争以提高创新能力等。也就是说，中国的着力点是不是应该放在培育实体经济对货币资本的有效需求上呢？中国当时采取的反危机政策措施的着力点却是同欧美国家一样，不断增大货币供给，和中国的货币市场失衡方向是不是反了？
第三，当时中国的情况和欧美国家完全不一样，欧美国家主要没有用货币政策，主要用的是财政政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根据财政赤字的要求决定货币的供给量，定量宽松主导的是财政政策。实际上，长期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使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政策已无多少运用空间了。而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到反危机时是更加积极，“择机退出”以后又回到积极。也就是说，中国始终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危机前后作出方向性调整的政策手段主要是货币政策，事实上长期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应对危机时财政政策扩张是有局限的。从之前的从紧调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0月后又重回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2008年年末比2008年年初新增贷款4.8万亿，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2009年的货币供给量M2增速是27％以上。那么，这个政策力度是不是过猛？据分析，发现危机发生的时候主要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经济增长，它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不大。而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如果采取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对短期增长没有用，同时对通胀影响很大。在危机之后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增长是负效益，对通胀影响非常大。所以当发生危机的时候，如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短期增长非常有利，但是同时采取强有力的货币扩张只能刺激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会带来经济增长⑦。也就是说，在应对危机时应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在危机之后应以扩张的货币政策为主，危机中不宜采取过猛的货币扩张，危机后不宜采取长期的财政扩张。而中国在反危机时采取扩张财政的同时货币强力扩张，危机后货币紧缩的同时仍采取财政扩张，这种财政与货币的组合是不是扭了？
第四，2010年10月，全世界都在扩张刺激经济的时候，中国率先退出。在此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下：中国在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008年经济增长9％，2009年增长8.7％，2010年是10.3％，2011年是9.2％，这和固定资产投资很有关，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在15％以上，2009年33.3％，2011年是16.1％，如此高的政府投资需求扩张支持了危机过程中高速的增长。但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投资是大起大落的，因为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央及各级政府，而不是市场力量。市场力量没有起来政府退出就是政策退出时机早了。所以政府只要一退出，经济下行的威胁马上就会显现。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还敢不敢再来第二轮的政府经济扩张计划，如果不敢，或者没有能力实施，而市场力量也没有起来，那么，中国的确就面临着严重衰退的威胁。
第五，如果国民经济存在滞胀的威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应该是有效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国内经济不景气，同时国际收支出现严重的赤字，这时候采用松紧搭配有用。但是这两个政策要管用有个前提，即利率是市场化的，汇率是市场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但同时可能增大进口从而加大国际收支赤字，由于一般而言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内的作用大于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比较一下它对增长的贡献，一般会大于由此形成的国际收支矛盾的加剧，所以可取。这时候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国内货币市场利率会升值，国际资本会涌入，从而恢复国际收支的均衡以减少赤字。由于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加剧经济不景气，但是货币政策一般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大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总的来看政策效应是正向的⑧。在这里，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是汇率、利率的市场化。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采取松紧搭配解决不了失衡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失衡是国内不景气，国际收支存在大量盈余(不是赤字)，和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失衡状况有很大的区别，体制条件也极不完善，利率、汇率市场化尚不具备，反方向组合的政策效应是否存在严重抵消？
五、宏观经济的均衡性及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以发展方式转变为基础
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特点来看，需要宏观调控方式发生重要调整。短期的总需求管理对于缓解失衡存在一系列局限：一是需求管理的总量政策效应降低，甚至难以就需求管理作出明确的总量政策选择，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双重矛盾，使得宏观政策既不能全面扩张，也难以全面紧缩，总量政策的方向难以明确；二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同步性降低，甚至不得不长期存在政策效应的方向性差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失衡中的双重风险，而这种反方向组合不仅抵消着政策效应，而且究竟选择哪种方式的反方向组合？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三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周期性的差异，使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效应受到深刻影响，其调控结果更具不确定性，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是行政联系机制，而地方政府与支撑当地经济增长的企业之间是市场机制联系，进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实现方式，与地方政府对企业间的调控要求实现方式相比，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行政命令和行政约束，后者是市场博弈，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周期与反周期的不同。因此，从宏观政策的总体方向上，从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工具上，从宏观调控决策和贯彻行为主体上，在现阶段需求管理都体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局限，需要在短期需求管理的基础上引入更具长期性质的供给管理⑨。
引入供给管理，一是要在注重货币、财政政策的需求效应的同时，注重发挥其供给效应。从货币政策来看，不仅能影响总需求，也能同时影响总供给，如利率的降低，可以刺激总需求，刺激投资，但也同时影响企业要素成本，降低资本使用代价，不同的是通过刺激需求实现刺激增长会伴随通胀加剧，而通过其供给效应带动增长的同时会降低通胀的压力。从财政政策来看，其供给效应通常比货币政策更高，财政政策作用于消费者的大都是需求效应，但直接作用于生产者的则大都属于供给管理，通过对生产者减税的一系列政策影响厂商成本，在刺激增长的同时，通过降低厂商成本可以产生降低通胀压力，特别是降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也就是说，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若强调其需求效应可以达到刺激增长的目的，但往往伴随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若强调其供给效应也可以达到刺激增长的目的，但却同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这对于中国现阶段存在“滞胀”双重风险的经济失衡而言，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是极有必要的。
引入供给管理，一方面，需要的重要制度条件在于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完善，否则，由于供给管理更多的是直接影响生产者行为，因而可能产生对市场行为主体的更多的直接干预，甚至可能导致“计划经济”的倒退。在中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必须以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另一方面，供给管理追求的目标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进而从供给方面改善国民经济质态，提升国民经济的结构高度，这就需要在社会发展条件上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上述两方面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实际上构成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
怎样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动力在于依靠创新驱动。首先是技术创新，包括原始、集合、吸收、引进、借鉴、再创新等多种形式的创新，包括社会教育及卫生等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研发的投入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结构转变的战略支撑。效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结构演进则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数。但是，制度重于技术，一切重大技术创新，或者说社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均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的，具有活力和竞争性、同时又具有秩序和公正性的社会制度安排，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在中国现阶段，制度创新的历史内涵，即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则是实现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
经过三十四年的改革，中国目前已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已经确立，市场体系业已形成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仍亟待完善。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曾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⑩，从1992年再过三十年，从历史进程的时间表来看，这种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恰恰正是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前后，到2020年前后，不仅是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建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攻关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本身面临的任务和约束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其一，在改革的核心环节的选择上，即政府与企业改革的相互关系上，从开始的以企业(国企)改革为核心，逐步转变为以政府职能转变和相应体制改革为关键；其二，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改革的方式和内容上，从开始的企业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且以政府行政性推动为基本方式，逐步转变为以多种经济混合所有制同时企业产权多元化状态中的企业改革为主，且以企业市场性自主选择为基本方式；其三，在作为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容即市场体系的构建上，从前期的构建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在内的商品市场化为基本，逐步转变为包括土地、资本(货币)、劳动、专利、环境等要素市场化为基本；其四，在面临和处理市场化真正的难题上，从以往努力克服传统计划经济的阻力，拓展市场机制作用空间，使之替代传统计划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为主要困难，逐渐转变为以完善市场秩序，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企业产权)、交易秩序(价格制度)、法治秩序、道德秩序等在内的秩序完善，即从扩展市场作用规模向提升市场质量(公正有序)为真正困难的转变；其五，在作为二元经济状态下改革重点领域的选择上，从前期的城乡分别展开全面改革，逐渐转变为城乡统筹，相互形成改革的统一整体，尤其是这种城乡协调统筹的改革进程，需要同要素市场化，特别是土地和资本及劳动等要素市场化的深入及完善相互协调；其六，在作为改革绩效检验的标准倾向上，从贫困时期的更强调提高生产领域中的效率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程度为首要，逐渐转变为在强调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人们更高层次、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要求，等等。正因为如此，中国才真正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
中国只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在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注释：
①刘伟：《当前我国经济失衡的特点与宏观政策的效应》，载《经济学动态》，2011(7)。
②刘伟、张辉、黄泽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载《经济学动态》，2008(11)。
③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4)，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④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8)，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⑤庄巨忠：《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载《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2(11)。
⑥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1)，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⑦马勇、陈雨露：《货币与财政政策后续效应评估：40次银行危机样本》，载《改革》，2012(5)。
⑧见《财政—货币政策混合》，梁小民等主编：《经济学大辞典》，第294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
⑨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中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载《经济研究》，2007(2)。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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