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复归”与当代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当代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中期，正当知识分子所抨击的“人文精神失落”现象仍在加剧时（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与新冒出的作家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可以作为标志，色情、乱伦、道德崩溃、消解正统历史观，奇特地交织到一起，评论界一片叫好之声），另一股思潮却也有声有色地涌出，它以非文人化的姿态向这股浊流发起了挑战，这就是“现实主义复归”潮流（这一文学态势的叫法尚未统一，有人称“现实主义冲击波”，有人称“现实主义回潮”，也有人称“小说改革运动”）。这一潮流的突出代表人物是河北作家中的“三驾马车”（诗歌、何申、关仁山），另有刘醒龙、周梅森、梁晓声等等。评价、分析这一潮流，对于认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以及规律性，是不无裨益的。
1.为什么重提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主要潮流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范式，它以最直观、感性的形式，提供了历史的生动画面，为行进中的人类社会留下了文化活化石。如所周知，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称颂，就是从巴尔扎克对社会历史的真实描写角度出发的，认为从巴尔扎克作品中所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在西方，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锋派艺术运动适应了社会嬗变的突然性，以新、奇、怪的形式与人性反思的观念冲击了传统艺术，现实主义首当其冲。不能说西方在20世纪没有现实主义，但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的确是不复存在了。
在中国，现实主义也是源远流长的，从《诗经》中的国风到汉乐府诗，再到唐代新乐府运动、元杂剧、明清小说，现实主义也留下了一幅幅历史画卷。现当代的中国文学，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受西方先锋派艺术影响甚微，继续推进了现实主义，从茅盾、巴金到赵树理、柳青诸人，莫不如此。在文革期间，由于政治对文化艺术的控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方面在批判“封、资、修”文艺时，现实主义遭到政治上的宣判（所谓“文艺黑八论”中与现实主义有关的有“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可见罪莫大焉），另一方面作为指导性的样板戏创作原则，奉行了一种实际上的古典主义方针，因而，现实主义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70年代末期，新时期来临，文革的文化专制主义得以推倒，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得到平反正名。因此，在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创作红火了一阵子，出现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人到中年》、《花园街五号》等当代现实主义优秀之作。
但是，对外开放之后，人们看到了另一个惊世骇俗的艺术世界，那就是20世纪西方先锋派艺术，以生产力、生活方式为内在机制的文化摹拟运动——先锋派试验开始启动，现实主义遭受冷落。'85新潮期间，著名电影评论家邵牧君撰文指出：“今天的问题反而是让现实主义捆住了想象的翅膀。不是现实主义的观念受到了威胁，而是单一的现实主义观念阻碍了风格多样化的发展。”（注：转引自程代熙主编：《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第310页。）他在这里讲的是电影，实际上整个审美文化领域里都是如此，冲破现实主义的束缚成了整个80年代的重要文化轨迹。
实际上，不论先锋试验如何惊天动地，如何晦涩深奥，关注现实的作家任何时候都有，以写实的手法将人生全盘托出的也未绝迹。但为什么人们当时基本上不用这个概念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这反映出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手法，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价值观念。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呢？首先当然是直面人生的唯物实证立场，落实到创作上就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历史全景。但这只是一个前提而已，而且事实上较多地表现为题材规定性。更重要的在于，现实主义必须充分体现艺术的人类学本性，充分表现出人性的丰富、伟大、崇高，而不是在真实的名义下将人性复归于食色二字。就是说，现实主义不单纯是生活现象的再现，而是以生活真实为载体，表现出顽强的审美追求，达到较高的审美价值目的。
对欧洲现实主义有深刻研究的卢卡契曾经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任何在生活中实现这种美与和谐的现实性”面前，“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让我们用巴尔扎克作为例子——为了忠实地再现现实，不得不毅然决然地放弃关于美好生活以及和谐的人的描写，他们要想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只能描写那种不和谐的、被扭曲的生活，那种无情地践踏人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品质的生活。不仅如此，这种生活还使人的心灵歪曲，使其腐化、堕落。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埋葬人的纯洁与伟大的坟场”，“这一勇敢的、控诉性的结论将真正的现实主义同那种粉饰现实、逃避不和谐生活的学院派泾渭分明地区别开了。”（注：《资产阶级美学中关于和谐的人的理想》，《文艺理论译丛》3。）
他还将“真正现实主义的实质”界定为：“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他对现实的狂热追求——或者用伦理学术语来讲，就是作家的真诚和正直。”（注：《卢卡契文学论集》2，第53页。）就是说，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固然不应该为了某种信念而放弃现实，但也不应该为了现实而放弃对人性美、对真理的追求，放弃自己的批判黑暗的立场。
从卢卡契的这个颇有代表性的见解来看，所谓“新写实主义”之类当然无法冠以现实主义的名目。一个写实主义，一个现实主义，在美学史上本来就有着非常微妙的区别。
为什么在90年代中期会出现“现实主义复归”呢？我认为有两个互相联系着的原因：一个是社会现实生活在非常广阔的层面上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个是文学创作不仅没有真实地反映这一变化，反而以堕落、戏弄之举动掩盖了社会生活的很多重要方面。
讲社会生活的变化，无非是社会转型，而转型对于社会机制来说，主要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崛起。实际上，市民社会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相对于政治社会而言，它是一个整体，而单就它自身而言，它又是分化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在王朔的小说及《废都》中所表现的市民社会，只是市民社会中的成功者及正在走向成功的人，即张贤亮所说的“幸运骑士”。应该说，这一阶层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已经在文学中得到大量的表现。
而在成功者阶层的下面，还有广大的下层民众。他们同样享受了市民社会的自由经营、自由出卖劳动力（或者是全部出卖，或者是“一国两制”，一边拿国家的工资，一边从事第二职业）的权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生活得非常艰难困苦。
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有关数据是：
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1994年全国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约有400万职工未能领到足额工资；
1993年，全国居民收入增加者占56%，到1995年则只占40%；1993年收入减少者占13%，到1995年则占22%；
1994年，全国1200万城镇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
在居民储蓄存款中，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的贫困人口只占存款总额的3%，而10%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这一趋势且在进一步发展；
用国际上通行的“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居民收入差异程度（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合理状态，而0.4以上则属于收入差距过大，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在0.3～0.4之间），1978年城镇居民个人收入为0.15，1994年则为0.370（中国人民大学PPS抽样为0.434）。据测算，1994年我国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这意味着20%富豪阶层的收入已超过60%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总和，这种差距甚至超过了美国（注：此处所引数据见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这种状况的存在，意味着改革不是一首轻松抒情诗，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改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了“左”的时期所形成的诸多社会矛盾，可是自身又产生了不少新的、甚至是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不是改革——保守冲突模式所能解释并解决的，它既包含了改革与保守的冲突，也包含了假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与为改革付出代价反被当成保守之间的冲突。
文学要直面人生，就必须面对改革的艰难：文学要讲人道主义，讲人文精神，就必须关注这一大群生活在重重困境中的底层民众，必须满足他们的美学愿意，而其审美手段只能是现实主义。而在王朔的作品中，人们只看到“幸运骑士”们所发出的野性的呼喊，以及不择手段的巧取豪夺与无聊的人生游戏；在新写实主义小说中，小人物的艰难固然也得到充分展示，但已被淡化为一种普遍的人生境况，而且在价值观上认同于无奈与“混日子”的哲学。总而言之，一个广大阶层的生活及其愿望、理想在文化艺术中被严重地忽视了，即使在这些年里零零星星地有一些也形不成气候，而自身迷失了人文精神目标的批评家则更是无暇顾及。
对此，连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的邱华栋也承认，“自90年代以来，连续十几年的中国改革进程从政策创新过程，推进到了以大规模社会结构分化与结构转型的中期改革，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变革进入到了‘利益分化期’，因而，出现了快速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分化以及城市新人类、白领、新市民的崛起。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也将日益突出，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较长的一段，如此纷繁复杂的、比巴尔扎克时代还丰富十倍的社会现实，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作家无法回避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难以确定与认识的社会状况和丰富的写作资源，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发展当然也是势在必行。”（注：《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几度风雨海上花》，第221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尽管这位作家本人并未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但他这段话还是说在点子上的。
至于文学上的原因，评论家刘润为认为，“从小说发展的内部根源讲，就是小说创作的腐败在最近几年已经达到了极致。其根本标志就是极端脱离中国的老百姓。老百姓在车间、地头流血流汗，她却躲在安乐窝里聚精会神地进行一个女人的战争；老百姓在为失去崇高而痛心疾首，他却在痞子市场唾沫飞溅地贩卖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老百姓在渴望文学促成美化的行动，他却将丰乳肥臀连同大便、蛆虫、臭虫一起脏兮兮臭哄哄地端给你……此外，还有新少在城市的欲海里哭泣游戏，在我爱美元的尖叫声中展览无耻、在凹凸中摸爬滚打潇洒一回是一回……”（注：《小说改革运动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5期。）
这位评论家在这里不指名地点到了一些名家名作，作为文学“腐败”的例证。他认为“物极必反”的规律在文学史上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和宋代欧阳修的散文革新运动，都是对绮靡文风的反拨。据此而论，“可以说，正是‘新派’创作的腐败，从反面推动了小说改革运动的发展。”（注：《小说改革运动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5期。）
由于现实生活的发展使一道新的风景线逐渐地显露出来，达到格外引人注目而无法遮掩的地步，这就与文学上的阙如部分构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些保留了一丝良知、不愿随波逐流、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作家，其创作的真诚感、使命感会被这反差唤起，从而重新以现实主义为利器，刻画出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方面。也许就他们个人的创作思想来说，他们不一定认同现实主义，说不定他们也会认为现实主义是过时的，但是让文学反映老百姓的疾苦这个信念支配了他们，于是这股潮流应运而至。
2.“现实主义复归”的灵魂：人民性
“现实主义复归”之所以是一股潮流，因为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共同特性，这是通过题材与主题的统一表现出来的，那就是在描写工人、农民、城乡基层干部的艰难生存状态时，揭示他们对社会阴暗面的思考和抗争。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作家并没有超越历史条件地去拔高底层民众的思想觉悟，而是在历史规定性之内体现他们的纯朴、高尚。同时，作品也实事求是地揭示了他们的悲剧性结局，他们作了抗争，但他们毕竟无力回天。在一个历史过程的合理性未充分展示尽时，它的弊端也就不可能予以从根本上消除，苦难还得存在下去。
综观“现实主义复归”的作品，看得出，由于作家创作意向的规定，题材大都与底层民众的艰难生存状态有着直接联系，而且并不讳言与改革进程的联系，如：国有企业的难以为继，工人的生活成为突出的问题；破产卖厂，极少数人因此而发财，大多数人却面临失业命运；为了工业的艰难运行，到处“攻关”贿赂；农村分化急剧，新土豪劣绅对无望的农民无情掠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论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文学还是80年代的文学，直接描写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的作品并不少，但能够引起一种深刻的理论关注的，似乎还是90年代的这股“现实主义复归”潮流。原因在于，“现实主义复归”达到了历史上现实主义的灵魂深处：人民性。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民性”被当成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被评论界遗忘了。
有论者在分析这一潮流中的不同作品时，甚至看出其内部也有差异。如《大厂》（谈歌）、《分享艰难》（刘醒龙），虽是从人的现实关系来把握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但主要还是“关怀着一定范围内的大人物”，所以作品对弊端的批判也算是尖锐和深刻的，仍未触及到根本问题。而《学习微笑》（李佩甫）、《卖厂》（隆振彪）则着眼于最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上，对小人物的关怀，触及到了我们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即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正在转换形态；同时也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尊严（注：参看楚昆文章，见《山西文学》1997年第4期。）。我认为，这种强调正说明了“现实主义复归”所具有的人民性性质，因为这触及到人民对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及其利益之所在的自觉意识，而不只是以人民大众的生活为题材而已。
俄国19世纪著名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对文学的人民性的认识对我们肯定有所启迪。他在1835年分析果戈理的小说时，称其有“最高度的人民性”，但他认为这种人民性只取决于“那生活的描绘是忠实的”。他说：“要想把人民性反映在诗的作品中，并不需要艺术家作很深入的研究，象通常人们想象的那样。诗人只须对这种或那种生活加以匆促的一瞥，就已经摄取到它了。”（注：《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8-69页，第74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这里，别林斯基显然过于注重了题材的规定性，对人民性的实质的把握不是很准确的。而到1840年，他开始注意文学所表现的人民的意识才是更为重要的，他提出：
文学是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文学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每个人民的世界观都是它的精神的种子和要素（本质），亦即它对世界所抱的本能的、内在的看法，有如真理的直觉，生而即有，这种看法构成了人民的力量、生命和意义，——它是那含有一种或数种基本色的三棱镜，人民通过它而认出一切事物之存在的秘密。（注：《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8-69页，第74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就是说，人民性的关键是表达出人民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哪怕是一个“本能的”、“直觉”的结论，也比洋洋洒洒的逻辑体系更真实。
匈牙利著名革命诗人裴多菲也把文学的人民性与人民对自己社会的地位的自觉意识看成是一回事。他说：
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而这正是这个世纪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每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这样的人再也不能冷眼旁观：为了几千个人过着舒服的日子和亨福作乐，而千百万的人却在受苦受难。让人民——登天堂，让贵族——入地狱！（注：《给阿兰尼的信》，《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4册第70页。）
从这样的美学标准来看，“现实主义复归”作品中的人民性是得到了确证的。例如：
小说《最后的资本家》（毕四海）中，一个由台湾回来的资本家向政府汪市长行贿，欲将江北丝织厂实行合资，他准备把这个实际价值超过2000万元的厂子折合为1000万元，自己以1200万元的进口设备谎称1700万元入股，这样就可以取得绝对控股的权力。工人们识破了这个阴谋，力主由国家控股。在自己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工人们竭尽全力买股，声称“我们工人的股份一律码在国家的名下”。这里，工人们的觉悟没有被拉高为大公无私，而是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国家与自己（普通工人）的血肉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在自己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依然保留着对无产阶级的国家依赖与依恋。
作品中人物工会主席秦川说：“这样个合资法对我们个人也许暂时有点好处、甜头，可是，我们总觉得太亏国家，太亏‘江北’了。而从长远处来看，肯定也不会有我们工人的好果子吃，火柴厂的情景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的合资法和他们一样。好日子没有几天。接着就以种种理由辞退、劝退、下岗，一句话，老工人们由主人成了打工的。是这些老师傅找了我，他们要求厂里和市里重新考虑一些事情。比如折价问题，不要让人家觉得国家的厂子是没娘的孩子，仨核桃俩枣的就能把厂子‘捣古’了去。还有，工人特别是老工人今后在厂子里的地位问题，要事先有个说法有些条文才好。”
人物王四眼睛说，“把咱们工人当孩子哄不是？眼前头也许能拿个几千块，转眼老板一句话说不定会把咱们修理得一文不值。给国家当工人，主人不主人的不说，怎么着也是金饭碗。给老板打工，再好也是泥饭碗。”
在小说《雪崩》（谈歌）中，一个由毛主席题写厂名的东风啤酒厂破产了，党委书记自杀，在其遗书中，这位书记向厂长发问道，“东风厂真是完了吗？我一直弄不明白，你那样热衷破产，好像破产就能使得东风厂寿终正寝似的。可是东风厂破产是破了东风厂的产，还是破的东风工人的产？”“东风厂破产受害最大的是三千职工。这一下要砸了他们的饭碗。我不知道市委如何安排这三千名职工的出路和生计。”
我们可以设想，这些作品中人物的肺腑之言如果出现在80年代的“改革文学”中，肯定是被判定为保守立场的，是缺乏历史眼光的。可是，在90年代的尖锐现实面前，当众多的工人拿不到或拿不齐自己的工资，被任意地宣布下岗，还要被各种既得利益势力迫使、诱骗成为毫无保障的自由劳动力出售者时，难道一顶“保守”的帽子就可以抹煞难以生存的事实吗？倘容许这样抹煞的话，那改革的“人民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可见，“现实主义复归”之所以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就在于其突破了某些禁忌，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的世界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市民社会意识形态自觉性成为正比的是，“现实主义复归”中的人民性也越来越朝着自觉性走，“人民的世界观”在现实面前也开始从“本能”、“直观”上升到逻辑与理性化。这种趋势对于现实来说，其意义是无法衡量测算的。但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一历史契机的。这里，我们不妨看看1998年的一篇小说《街衢巷陌》（魏光焰，《人民文学》1998年第6期）。
这篇小说以女主人公苇红为中心，揭示了市民社会本身的分化。苇红本嫁给了一个“破烂王”，家中有两部货车充当生产资料，还雇了两个司机以及搬运、厨子一应杂工，大小也算个有钱人了。可是她本人的家庭仍在贫困线下挣扎，父亲是建筑公司的退休工人，为当年武汉市政建设的惊人发展速度而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就是这样一位为国家创造了巨大价值（当年的劳动力价值何等低廉，贷真价实的奉献）的老人，患了重病却无钱医治，苇红自己也因丈夫飞来横祸而倒霉。生性倔强的苇红跑到父亲的主管局机关去，“她不信这世上每日都有大量的金钱流进一些夜总会、桑拿馆、星级饭店及赌桌嫖床供某种人穷奢极欲，就是没有钱恤老怜贫！”
在局机关行政楼，苇红看见了一条巨大横幅，上书：“站起来，别趴下，自谋生路干四化。不向公司讨说法，排忧解难为国家！”作品接着写道，“苇红冷笑一声，无比轻蔑地审视着那排狐假虎威的标语。不讨说法！为什么不讨？由你们胡作非为，群众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吗？虽然她心凉如水，知道父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然后，愤怒已极的她三把两把便将那条标语扯碎，“纸片如大雪纷纷扬扬。楼下爆发出大声的喝采叫好。”
作品还写到，苇红在走投无路之际，准备舍出身子去当“三陪女”，她在心里对父亲说，“不错，我是您的女儿，工人阶级的女儿，我干什么事都不能给您脸上抹黑。可是您看看遍布三镇的酒肆歌楼，那么多青楼女子，她们不都是工人农民的孩子，莫非谁还出身高干和高知？她们也是人，她们也要尽家庭的责任。人再卑微，总有爹娘，总有后代。能心疼，谁不想心疼自己的身子骨？可没你的地位时，你就疼不起自己，就得拿自己当残砖断瓦缸罐破摔去”。
……
毫无疑问，在这篇小说中，现实主义的人民性又进了一步，它实际上向社会提出了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的“人道主义” 、“人文精神”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的问题，或者说，它向知识分子发问：“人道主人”、“人文精神”也是底层民众的权利吗？！
可以说，这种人民性，只有在历史上最尖锐的作品中才找得到。
3.“人文精神”为何拒绝“现实主义复归”？
不必讳言，用时代的史诗的标准来衡量“现实主义复归”的作品，自然不能轻易地说史诗已经诞生。这其中，有些作品在艺术上还比较浅薄、粗糙，也有模式化的倾向存在。因此，哪些作品将像巴尔扎克的小说那样成为一个时代的真实纪录，或者说，谁能循着这条路子创作出巴尔扎克式的作品，这都是难以预测的。何况，也不能排除的是，当现实生活奇迹般地消除了这些作品所涉及的社会阴暗面时，“回归”之流就会到此止步。当然，奇迹的可能性总是较小的。
按照惯例，对一个突出的审美文化现象，不同的意见总是会有的。在“现实主义复归”问题上，也有赞成、支持与批评、反对两大立对面，而交锋的焦点却显得有些奇怪。
从支持者说，刘润为的意见是颇有代表性的。刘润为是不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因为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哪一种创作方法、类型，问题在于表达人民的意志（即人民性）。刘润为称此为“小说改革运动”，说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创作方法的范围，它涉及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主体观、审美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为中国的老百姓说话”。他尖锐地批评道，“新派”作家“犯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就是他们太不拿中国老百姓当回事了。是谁决定了中国命运，包括文学命运的天？是老百姓”，“你别看老百姓不会嘁嘁喳喳、煽风点火，不擅舞文弄墨、数黑论黄，但是他们就是决定一切，你说怪也不怪？当然，他们在显示意志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上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注：《小说改革运动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5期。）
有人从“现实主义复归”中解读出人文精神意义，说“从某种角度上说，它因袭的是前些年风起的人文精神论题，是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借现实主义话题的继续。”“正是对人的新的生命活力和人生观念的呼唤，才是现实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理由、价值和真正吸引中国读者的魅力所在。”（注：任玖珊：《现实主义话题再热评论界》，《文艺报》1997年10月14日。）
反对者并不在字面上否定文学的人民性，也从不为社会的阴暗面、弊端、堕落作辩护。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在“现实主义复归”中解读出来的不是人民性。不是人民的意志，也不是对人的价值、尊严的肯定和追求，而是相反。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反人文精神的，是对堕落的认同。
比如，萧夏林认为，这批作品“无不在歌颂‘经济决定一切’的政治神话，而道德爱情人性亲情公平正义，则可以被金钱随意地玩弄和侮辱。作品中到处充满这样的暗示：我们无法反抗金钱的力量，要听从它、崇拜它，有钱才有希望和幸福。金钱就是今天中国的道德和正义——这是今天的时尚，而这种社会流行时尚已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立场和信仰。”“由于这批作家背离了现实主义的批判信仰，成为社会现实的认同者和辩护士，他们就必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注：《泡沫的现实和文学》，《北京文学》1997年第6期。）
再如，童庆炳和陶东风认为，这些作品“着意虚构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小说似乎着意要表明的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人文道德基础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的。从而，人们为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即所谓‘艰难’），就必须违心地做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必须容忍一切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必须把人的尊严与价值置之脑后。”“从现象上看，这些小说描写的现实在某些地方可能是一种存在（虽然也不无夸张）。在人文与经济的较量中，人文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也是中国目前的部分现实存在。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现实妥协吗？小说在表面上的与现实相似的同构性，并不能掩盖其文化价值上的迷乱与深层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欠缺。”（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被反对者当成证据的是作品中的这样一些情节：在《分享艰难》（刘醒龙）中，镇党支书孔太平尽管十分厌恶乡镇企业家洪塔山，此人流氓气十足，甚至还强奸了孔太平的表妹田毛毛，孔太平把他揍了一顿之后，仍然与之进行合作，因为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可以说把握了这个镇的经济命脉。在《大厂》（谈歌）中，厂长吕建国为了工厂的生死存亡，不得不四处想办法弄钱给工人发工资。一位订户郑主任来与厂里签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吕建国拼命去讨好，甚至还为其提供“三陪”服务。当这位郑主任因嫖妓而被公安局拘留时，吕建国又去拉关系、走后门，把郑主任放出，以确保工厂的利益……
的确，作品中人物的这些行为本身是够不上“人文价值标准”的，是对经济主义在事实上的屈从，似乎有理由被排除在“人文精神”之外。但是，要据此而论证出金钱崇拜是“作家的立场和信仰”，是作家对不合理现实的“妥协”，则又未免太简单些了。这样的批评不由得使人想起著名歌剧《白毛女》来，在这部歌剧的原作中，老农民杨白劳无力还债，被逼签约卖女，回家后感到愧恨，但又无可奈何，最后自尽。到文革改编成芭蕾舞剧时，这一情节被认为是主张逆来顺受，抹煞了农民的反抗性、革命性，于是改编成用扁担去抗击地主，而被打死。这样一来，反抗性、革命性都有了，但作品的悲剧意义被冲淡，农民的生存处境也被简化为革命模式，这就无法解释封建社会农民何以被长期压迫而地主无所顾忌的原因。对“现实主义复归”作品的这种批评，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应该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要批判社会的邪恶势力，要表现出正义的抗争，这都是不错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成为作品的口号，成为作品的直接情节因素。批判应该艺术地体现。对于现实主义来说，首要的前提是忠实于生活本身的逻辑，作家的价值判断也应服从这个逻辑。
生活本身的逻辑在90年代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不仅是经济（生产、销售），就是政治、文化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权钱交易、以钱买官、看病交“红包”、文化的商业化炒作、制黄贩黄、盗版、贩毒、卖淫……尽管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很多行为只是钻了法律的空子而已，但金钱的压力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感受到。人们形象地说，每天打开门，就得四处交钱，就会有很多手伸过来向你要钱，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屈服于金钱压力当然是当今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沦丧的表现，但是是否应该屈服于金钱的压力，却不是一句话可以作结论的，必须有分析。比方说，对于一个百万富翁来说，他也感到有金钱压力，因为他还要添置一栋楼房，还想买一辆车，还想包一个“二奶”，这应该算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失落了，是异化为欲望的机器，不值得同情。他的金钱压力写成诗或小说，肯定不会有审美价值。但是，对于一个下岗工人来说，或许还生了病，单位拿不到工资，看病要钱，小孩读书要钱，衣食住行都要钱，在这种情况下，要他如何去顶住金钱的压力呢？对于一个发不出工资的厂长来说，不与一个嫖客、流氓合作是高尚的，但这一“高尚”便敲掉了工人的饭碗，是高尚好还是丧失一下“人文精神”好呢？答案是不必言明的。当然，对于局外人来说，可以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去向纪检部门告发啦，可以另寻门路啦，可以求助于新闻曝光啦，等等。但现实是无情的，张三的办法未必适合于李四，救人于水火才是最要紧的。
我认为，“现实主义复归”中的这些行为未必是好事，但这与痞子思潮文学的堕落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痞子文学鼓吹“躲避崇高”、“我爱美元”，是出于一己私利，是全身心对无耻、荒淫的拥抱，是置他人的生死于不顾的。而“现实主义复归”则是为了挽救大众，为了最大可能地改变大众的生存，而不得不对邪恶势力有所妥协，这并不是一种认同。因为，行为主体在妥协时内心是厌恶的、抵制的，何况这只是妥协而已，自身并未与之同流合污。更何况，为了挽救大众，最后只剩下不得不对邪恶势力有所妥协这一条路，这就足以使人们深长思之了！
应该说，“现实主义复归”对现实的这种揭示，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这说明了作家没有把文学当成某个观念的演绎，没有为了观念而牺牲生活的真实性，这就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品格。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支配下，一种庸俗的社会学批评在评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总是指责一些作品持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没有提供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方案，犯了把文学当成政治的错误，直到思想解放运动来临，才把文学的还给文学。我觉得，“人文精神”论者的这种挑剔并不意味着是在推行庸俗社会学统治时期的批评模式，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而已。要知道，要求文学去正确地表达正确的方针政策理念，这正是论者所深恶痛绝的。他们之所以要求“现实主义复归”的作家去塑造抽象的反拜金主义、经济主义的英雄，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勉为其难的。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不过是表明了他们对这类作品的拒绝而已，而拒绝的理由不可能公开说出是由于人民性的存在，只能说成是“人文精神欠缺”。
他们为什么要拒绝呢？从艺术上说，他们不愿意让一种看起来陈旧、过时的文学形式在艺术殿堂复僻。北京大学谢冕教授称，“即使是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是一律的提倡，要是因为我们热情失控，出现‘千篇一律的现实主义’，那就是文学的后退。”（注：《当代文坛报》，1997年2月5日。）从市民社会代言人的立场说，则是出于对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打出社会公平、社会正义这一旗帜”的担心，不愿意看到要求“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情绪以文学的形式传播蔓延。张贤亮先生说过，“在发展了的新形势中，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也有多种形式的社会形态里，有一个更大的潜在危险应该引起我们密切的注意，这就是我早在1986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将它称为‘流氓无产阶级自由化’也可以。”（注：《小说中国》，第230页。）不论正确与否，反对底层民众的美学要求，试图将“现实主义复归”从文坛上连根拔出，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考虑。
毫无疑问，关于“现实主义复归”的结论有待未来的历史，人们只能试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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