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增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方式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阶段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从18世纪下半叶近代工业的诞生，到今天已有200 多年的工业化历史了。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将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依据不同标准划分为若干阶段，以便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加以区分。钱纳里和塞尔昆等人对101 个国家1950～1970年经济结构变动的研究表明，经济结构变化的中点大约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美元（1964年美元价，下同）， 在900～1000美元的水平，变化完成90%。据此，我们将变化完成1/3作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标志。经测算，此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2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中储蓄份额为24.6%，农业份额39 %以下，工业份额21%以上；农业劳动力份额低于52%，工业劳动力份额高于17.5%，城市化率高于30.50%，初级产品出口低于10.6%，制成品出口在5%以上。〔1〕
资料表明，199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其中农业份额已降为26.9%，农业劳动力份额为59.8%，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26.4%，这还不包括大量存在的户口在农村、但常居城市的农民以及离土不离乡、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事实上，世界银行资料统计出1989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59%）；工业结构中，工业份额1990年为44.3%，工业劳动力份额为21.4%。这些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工业化已开始步入中期阶段。
需要研究的是，中国农业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瓶颈因素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将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能否满足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需要，工业化本身又将对农业造成怎样的影响等。上述问题的展开和延伸必然聚焦到中国农业增长身上。
农产品供求的基本特征
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增长已积累了十分成熟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这是我们在设计中国农业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增长方式所必须充分考虑和借鉴的东西。按照先行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增长时间序列数据以及世界银行提供的60多个国家横截面数据，我们发现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农业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1.农业增长趋于滞缓
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结构转换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工农业结构转换继续进行的同时，工业内部结构转换步伐明显加快。其结果将是资源更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流动，作为传统产业的农业因受资源大规模流失的影响，其增长将更趋艰难。
为了证实上述判断，我们根据世行60多个国家工业化与农业增长的资料进行横截面分析以及对美、英、法、德、日五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增长作出了典型分析，并佐证了我们的结论。
根据世行在《发展报告》中公布的资料，处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农业增长速度的分析结果是：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1980～1993年的农业增长速度明显低于1965～1980年的速度（由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因而，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期阶段时，其工业化程度往往也达到中期阶段。因而，在本文中，如果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我们将简单地视其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平均水平来看，1965～1980年，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农业平均每年递增3.4%，而1980～1993年仅有2.3%；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1965～1980年农业年均递增2.6%，1980～1993 年则为2.1%；处于高收入水平的国家1965～1980年为1.5%，1980～1993年为0.8%。〔2〕这些数据证明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增长减速的趋势。
再看典型分析。根据库茨涅兹的研究，法国工业化大约发端于19世纪30年代，到1892年，农业份额已降至25%，工业份额为46.2%。可见，法国大约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法国的农业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趋势。以小麦产量为例，法国小麦产量在刚刚进入工业化阶段的1825～1834年较前十年增长19.5 %， 而进入60年代中期后，产量增长速度降至1.2%，在本世纪初还出现了负增长， 直至本世纪40年代才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英国的工业化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尽管缺乏早期资料，但从已有资料来看，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其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小麦生产处于每况愈下的景况，也是直至本世纪40年代才出现明显增长。美国工业化发端于19世纪30～40年代，约在19世纪70～80年代步入中期阶段，此时美国农业也处于不利地位。德国的工业化大约发端于19世纪50年代，经过约40年的发展，在1886～1890年，农业增长同时出现了停滞趋势。 〔3〕日本农业也有一段同样的经历。日本大约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工业化。进入20世纪后，工业化步入了重化工业迅速发展时期，重化工业对制造业增长的相对贡献由1879～1900年的13%增长到1900～1920年的40%；工农业增加值的比重，1910年时农业为53%，工业47%，到1920年变为农业42%，工业58%。〔4〕可见，日本工业化大约在本世纪20 年代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到本世纪20年代，农业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乃至倒退趋势。1921～1925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仅2.3%，1926～1936年则出现了10年的负增长。直至本世纪30年代后期才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5 〕这些事实进一步阐明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存在的减速乃至负增长的结论。
2.食品需求显著加快
著名的恩格尔定律揭示了收入增长与食品消费比例的关系，但未能明确地给出收入增长与食品需求增长的关系。 国际上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先是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前，食品需求增长升至极限，也即中等收入水平是人们对食品需求增长最快的时期。美国经济学家梅勒曾将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划分为5 个阶段，分析了各国不同阶段食品需求增长变化规律，分析结果不仅证实了以上结论，而且证明，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高水平以前，增加的收入首先用于在低收入水平时尚未满足的食物需求，在中等收入水平时，开始主要用于改善食物质量，增加动物性食物消费量。由于消费动物性食物所间接消费的植物性食物较之直接消费植物性食物的数量要大得多，这将意味着植物性食物在中期阶段将呈现出更高的增长势头。〔6〕
在我国，人均收入与食物需求增长的变动规律与国际上的趋势极其相似。根据我们对我国340多个城市1992年和1993年共计684组生活费收入与食品消费统计数据进行的各种分组测算表明，在人均生活费收入1500～2000元时，食品需求弹性达到峰值，为1.19。它意味着此阶段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消费的份额增大。收入超过2000元以后，虽然食品弹性明显下降，但由于收入增长加快，食品消费增长率并未因此下降而是继续增长，当收入超过2500元时，食品消费增长率开始回落。〔7〕1993年，我国人均生活费收入城乡分别为1421元和801元，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先是城市， 后是农村将进入食品需求加速增长的阶段。
另外，收入增长与食品消费结构变动的关系与梅勒的分析也颇为一致。从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与居民食品消费时间系列数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我国居民直接消费的粮食自1987年始绝对下降， 到1993年共下降6.7%，而动物性食品消费则逐年上升， 而且存在着明显的加速增长趋势，1989年比上年增长3.1%，到1993年已增至7.9%。〔8〕
最后从横截面来看，我们对1993年城镇居民收入与食品消费情况按收入分组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在人均消费的食品总量增加的同时，动物性食品所占比重明显增加。 在人均收入800多元时，动物性食品所占比重为19.2%，收入达到2600多元后，动物性食品的比重增至27.3%。〔9〕
不难看出，我国人均收入增长与食品需求变动趋势与国际趋势颇为一致，这意味着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我国农业将面临着严峻的需求压力。
农业增长的可能趋势与产品供求的可能选择
既然工业化中期阶段存在着农业增长的强烈停滞趋势是工业化先行国的经历，同时，中国的食品需求总势与国际规律相一致，那么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中国农业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将呈现出何种态势，如何解决农产品需求加速增长与供给相对停滞的矛盾。
1.农业增长趋势：低速乃至停滞
与其它工业化先行国一样，中国农业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极有可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表现为低速增长乃至停滞的态势。
我国是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上发动工业化的，由于我国选择的是一条重工业倾斜、急速工业化道路，农业基础脆弱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矫正，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这一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突出。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国民经济重心将向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二次产业偏转，其结果，将是资源更大规模地向第二次产业流动，势必使本就脆弱的农业基础更加脆弱。实际上，这一趋势早在80年代就已出现。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加速推进，在初级阶段还有一定进展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便止步不前，致使初级阶段建立起来的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失修，生产能力明显下降。显然，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进一步深入，这一问题将会更显尖锐，并势必形成对农业增长的严重掣肘。
进入中期阶段后，农业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将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下降趋势。主要表现为耕地锐减、土地的盐碱化、酸化份额增大，肥力浓缩，水资源遭污染等。
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低于钱纳里——塞尔昆标准模型中达到的水平。根据我们的推算，标准模型在结构变化完成1/3，步入中期阶段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在200～225 美元之间，折算成1993年美元大约为800美元，而我国1993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世界银行汇率换算方法为430多美元， 这要远远低于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一般水平。它意味着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积累能力要远远低于一般水平，其结果将是中期阶段资金奇缺。如果没有得力措施，作为在中期阶段已退出经济重心的农业将不可避免地首先受到冲击。
以活劳动的大量投入弥补物质投入不足的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已达到临界点，农业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已完全丧失，并已威胁着农业的增长。
由于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低，积累能力差，低价购销农产品，从农业攫取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传统政策至今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且改革以来的双重二元经济向农业抽取双重积累。〔10〕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来临，这一政策对农业所形成的负面效应较之初级阶段还会放大。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即使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内部科技需求机制的形成也是一件需要假以时日的事情。
事实上，中国农业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正表现出了较强的停滞趋势，尽管90年代最初几年农业有了明显的增长，但这是在行政力量的强硬支配下，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为代价的。农业本身增长的支撑系统尚未形成，种植者反而不能从种植中受益，这种状况倘若持续下去，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农业的增长是危险的。
2.平衡供求：农产品供求矛盾的缓释
综观工业化先行国的实践，他们有的由于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自给有余，面对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产品供求的尖锐矛盾采取了减少出口的对策平衡国内供求；有的则因国家较小而采取扩大进口的对策。美国是一个农业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农产品自给有余。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非常明显地采用了减少出口的对策以缓解农产品供求矛盾。有资料表明，南北战争后，伴随着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美国小麦出口是持续减速的，到本世纪前10年工业化中期阶段接近完成时，出口出现了负增长。日本作为一个农业资源贫乏的国家是利用进口农产品解决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产品供求矛盾的。日本自开始工业化后，农产品进口是逐年增长的，到本世纪20年代前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时，农产品进口出现跳跃性增长，由1896～1915年平均每年4.035万吨骤增为1916～1935年的46.085万吨，相当于前20年的11.4倍。 由此当然就缓解了国内农业停滞的矛盾。德国、英国等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与工业化先行的情况不同，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我国依靠国内农业增长将是解决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产品供求矛盾的唯一选择。这是因为：（1）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容忍农业出现停滞趋势。众所周知，我国是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上发动工业化的，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整个国民经济仍未摆脱对农业的依赖。克拉克曾经指出，产业结构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就是实现经济重点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的转变。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工业化中期阶段来临的标志。它意味着国民经济摆脱了对农业的依赖，第二次产业的成长将主宰着国民经济发展。这时，农业停滞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的食品与纤维消费，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然而在我国，由于农业基础过于脆弱，时至今日，尽管产业结构的主要指标已达到甚至超过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一般水平，但国民经济并没有摆脱对农业的依赖。主要表现为：第一，农业人口比重过高，国民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市场。农业停滞，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将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第二，农业基础脆弱，农产品需求与供给均处于临近温饱线的水平，弹性极小，需求与供给的任何波动将会影响到人民的基本生活，从而危及整个经济乃至社会的稳定；第三，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业停滞将导致大量农业人口收入下降，生活质量恶化，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业停滞所带来的问题较之工业化先行国将要严重得多。因此，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决不能容忍农业停滞趋势的出现。（2） 中国农产品供求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听任国内农业停滞，转而象工业化先行国那样解决中期阶段的农产品供求矛盾。因为我国农业资源奇缺和生产力落后，农产品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面对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产品需求加速增长的趋势根本就不存在像工业化先行国那样听任农业增长停滞，通过减少出口弥补增长不足来缓解国内供求紧张的选择；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外汇短缺以及交通“瓶颈”等我国不存在主要依靠进口满足国内加速农产品需求增长的可能。显然，留给我们唯一的选择是：依靠国内农业的增长来满足工业化中期阶段高速增长的农产品需求并保证工业化进程的正常推进。
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增长方式
避免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增长停滞的出现，必须采取全方位的支持措施。其中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国家、农民、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其它综合配套措施解决当前农业中面临的其它矛盾。
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国家、农民、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是决定我国农业能否避免停滞的核心因子。在农业所面临的若干矛盾中，我们认为，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矛盾将是其中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工业化先行国始终表现为农民与市场的矛盾。在我国则有所不同。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为农民与国家的矛盾，在中期阶段，则集中地表现为农民与市场的矛盾。当前，我国刚刚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农民与国家的矛盾尚未完全解决，表现在低价格强制收购农产品的政策尚未完全取消，农民还没有获得改变身份的自由等；与此同时，农民与市场的矛盾却已出现，表现在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剧烈等。就是说，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着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市场的双重矛盾，而目前农业中面临的其它矛盾绝大部分都可以归结为这两个矛盾。因此，我们认为，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避免农业停滞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好国家、农民、市场之间的关系。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国家。这一提法涵盖着两点：一是国家要处理好工业化初级阶段遗留下来的与农民的矛盾；二是国家在农民与市场的矛盾中处于主导地位。从这一判断出发，我们认为，能够适应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需要，避免农业停滞的农业增长方式应当是一种市场引导资源流动并调节农产品流动与消费，国家扶持农产品供给，在国家扶持下依靠具有劳动密集与土地生产率较高的技术发展的区位优势和国际优势的产品推进农业增长的模式。具体阐释为：
1.资源流动的市场配置方式
无论是工业化先行国的经历，还是当代国家的工业化实践，都说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并不必然要求国家充当资源转移的推动力量，实际上，单是市场力量的作用就往往使资源转移走过了头。然而，鉴于我国工业化起步太晚，加之当时国内国际的压力要求我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市场条件下的资源转移速度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的需要，出于这一原因，我国在工业化初级阶段采取了国家干预的对策，以远远超出市场条件下所具有的速度急速地转移农业资源以便迅速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时至今日，当我们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时，已到了必须改变这种资源转移方式的时候了。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结束，我们已建立起居于世界前列的工业体系，作为工业基础的能源、钢铁生产已居于世界前4名。因此， 中国工业化建设是该结束依靠非经济原始积累进行量的简单扩张转而依靠市场条件下的资源流动进行质的改造的时候了。从1989年出现至今仍未彻底扭转的市场疲软实际上就是一个要求这一转变的里程碑。它表明，过去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急速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正与需求结构发生严重的冲突；它表明工业化方式的转换已不再是理论上的超前呼吁而是客观现实的迫切要求。我们只有适应这一要求，用市场需求指导我国的资源配置，才会有利于非农产业质的提高；也只有适应这一要求，才能使农业从繁重的原始积累负担中解脱出来，以满足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产品需求加速增长的需要。
2.农产品流动与消费的市场调节方式
与传统工业化转移资源的方式相适应，国家控制了农产品流动与农产品消费。随着这一资源转移方式的取消，理所当然地要相应取消国家控制农产品流通与消费的政策，转而依靠市场调节农产品流通与消费。更为重要的在于只有市场调节才能正确反映市场需求与农业生产成本，促使农民按市场需求配置农业资源，使农产品消费者面临的消费价格正确地反映农产品社会成本。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从种类到质量将发生急剧变化，没有市场灵活地提供农产品需求变动信息，农业将滞后于需求变动的节奏。
3.农产品供给的国家扶持方式
确立市场取向改革的思路无疑是我国经济改革观念的质变，并将促使我国经济的振兴。在这种大气候下，不少同志主张农业必须全面市场化，认为只要依托市场力量就可以推进农业增长。究其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在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国家急速转移农业资源的政策较之市场条件下更为剧烈，以致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只要没有国家干预，把农业置于完全的市场调节之中（当然包含着国家的市场管理），农业就一定能摆脱国家干预条件下的不利地位而获得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增长。然而，发达国家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增长经历表明，在完全的市场力量支配下，农业很难获得与工业化中期阶段相适应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农业作为一种传统产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远远落后于相对新兴的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化中期阶段，非农产业已从量的简单扩张转向质的改造，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较之初级阶段更为迅速，从而加剧了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这即是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得以进行的动力之所在。然而，由于市场力量的盲目性，往往会使农业资源流失超过合理限度导致农业停滞。当然，完全依靠市场力量也能纠正农业资源过度流失的偏差，由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交替增长或者象工业化先行国曾经历的那样，国内农业长期停滞，转而依靠国际市场继续推进工业化，而这又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或者是无法办到的。因此，为了推进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农业增长，吸取工业化先行国的教训，不能把农业完全推向市场，而是应当通过国家干预，改变一定程度上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利地位，避免农业因资源过度流失而停滞。
政策性结论与建议
有效推行和推进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增长方式，必须采取一系列相配套的得力措施。通过分析我们认为：
重塑国家转移农业资源的政策。
主要包括：第一，全面放开农产品销售价格与收购价格，这是改变国家强制转移农业资源政策必须采取的步骤，同时也是加深农业市场化改革所必须的。为了保证农产品市场化价格的到位和有序运转，国家有必要进行适度的价格保护政策；第二，开放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及资金市场等要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城乡自由流动，避免城乡隔绝条件下城市独享现代生产要素获得超额收益，导致资源向城市过度转移的弊端；第三，在产业布局上，应将农产品加工工业尽量留在农村，防止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效益向城市不正当转移。
加大农业尤其是农产品流通与消费的市场化力度。
提出国家扶持农业增长的思路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并不相矛盾，相反，为了保证国家扶持农业增长政策的实现，也只有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为此，除以上提出的全面放开农产品购销价格外，还应包括：第一，建立从乡镇农产品集散直到国家级批发市场的农产品市场网络；第二，彻底打破地区封锁和贸易壁垒。为此，必须严格履行政企分开的原则，任何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在政府面前都处于同等地位，避免政府为了自己所属企业的特殊利益而行地区封锁之所为；第三，不断提高农民参与流通的组织程度，减少农民的流通风险与成本；第四，健全农产品流通的法规体系，严厉打击市场垄断与市场投机行为。
强化国家扶持农业的效力。
主要包括：第一，推进非农产业市场化改革，提高非农产业效率。这样，一方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在非农产业中用较少的投入取得同样的效果，从而节约财力，增强对农业的扶持能力；第二，积极利用外资投入农业。我国农业利用外资主要是外国政府对我国政府的双边或多边贷款，为了更有效地吸引外资用于农业生产，国家有必要调整农业利用外资的管理体制；第三，改革财政体制，财政既不投资于以直接管理为目的的经营性项目，也不从既有的国有企业中获得利润，而是利用各项税收及其它属于财政的收入从事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为目的的事业，使农业、交通等基础产业获得稳定的财政扶持。
扩充农业技术含量，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主要有：第一，开辟农业科技市场，促进技术成果商品化，缩短科技植入农业的流程；第二，国家继续承担大中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三，国家继续组织大规模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第三，对农村集体和农户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给予适当补贴；第四，引导农民进行劳动积累；第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反哺农业，加快农业剩余劳力向二、三次产业转移步伐。
通过宏观调控引导农民生产行为。
例如，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约束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行为；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不同产业收益，刺激农民投入、生产的热情；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民提供优质服务等。
注释：
〔1〕文中各项指标参见《发展的格局（1950～197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2页。计算方法为，将每项指标最高数值与最低数值之差除以3，其商与最低数值相加即为变化完成1/3时的数值。
〔2〕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
〔3〕〔5〕《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资料集（1940～196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
〔4〕李微、冯海发：《农业剩余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 《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3期。
〔6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室：《九十年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问题》课题研究报告。
〔7〕《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3年版。
〔8〕〔9〕《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版。
〔10〕张锐：《农业增长与劳力转移：二元经济结构时期的双重分析》，《当代经济科学》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