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辛亥革命的性质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求同存异论文,百家争鸣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历史评价方面的“盖棺论定”，而且还将决定辛亥革命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走向。推而论之，它还关系到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建构和历史分期等重大问题。
当下，人们正忙于纪念接踵而来的“百年”——“北大建校百年”、“废科举百年”；“共和革命百年”亦即将不请自到。然而，辛亥革命的面目仍然笼罩着重重迷雾。我们将怎样聊以纪念？或者纪念一个什么样的辛亥革命？面对沉重的世纪拷问，回顾、检讨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以求改进，进而揭开辛亥革命的“庐山真面目”，史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笔者不揣浅陋，勉力为之，聊表缅怀百年辛亥之情。
一、百花齐放：辛亥革命性质的探索与争鸣
大陆史学界长期以来“立足于批”，将辛亥革命定性为“剥削阶级的革命”。在“左”的政治氛围下，辛亥革命的研究成为“险学”。因此，有的史学前辈自觉或不自觉的采取某种“迂回战术”，把革命派圈划成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来研究，旨在证明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比起上层来毕竟也是属于受压迫、受排挤的阶层，也有革命的要求，而且有一定的“人民性”，所以值得研究，代表这一阶层的革命党人的历史功绩也应适当肯定——可谓用心良苦。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中下层革命说”的出炉。但是，且不说仅仅从来源和经济地位上来划分并不科学，就历史事实而言，断言中下层容易参加革命是并无根据的逻辑推理，例如“禹之谟并非是因为工厂倒闭后才参加革命”（注：作者证实，禹之谟正是为了便于革命才把“湘利黔”从湘潭迁到长沙，他被捕后相当长时间该企业一直经营得不错。因此，他并非是因为自己的工厂遭到压迫，难以为继才被迫走上革命道路的。）的最新论证[27]，推翻了此论赖以成立的唯一有力论据。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及地方政府起用的多是资产阶级上层名流，如张謇、汤寿潜，中下层鲜有跻身领导层的机会。此说的理论支撑点——“节制资本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上层而照顾中下层的利益”也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章开沅、林增平、金冲及、胡绳武等学者以大量的史实证明，“节制资本”并非针对当时的资产阶级上层，而是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垄断资本家。当然，相对于“立足于批”，此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导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曾有过“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根源在于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定义理解有异。其实，就性质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带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未尝不可。此后，大陆史学界一般统一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如果称“民主革命”则必以“旧民主主义”冠之，以便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分开来。自此，大陆学者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但是，由于海峡对岸和一些外国学者始终持有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论调，论争趋向国际化并长期延续下来。
如何评价“反满”或“排满”，是正确认识辛亥革命性质的关键之一。克劳斯的《东亚史》和高第主编的《中国革命》持“国内民族革命说”，前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则抛出“具有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反满民族运动”的论调。上述两种观点虽表述有异，其乖谬则一，实质不贰：即把“反满”贬斥为“种族主义”或“民族复仇主义”，借此抹煞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这种倾向在前苏联一度很有市场，有人不恰当地说“他们（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毛（泽东）主义的历史根源之一”，[24]部分学者甚至炮制出“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奇谈怪论，则暴露了前苏联少数大国沙文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别有用心。针对这些论调，吴玉章、蔡少卿主张一分为二地看待反满问题，肯定其鼓动革命的作用。[1]（22）刘大年则指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21]李新认为，“反满”包含的社会内容远远超出了满汉矛盾的范围，包含反帝反封建的要求”。[2]章开沅更是充分肯定反满的进步和革命的实质，认为“排满就是要扫除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为了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民族国家”。[28]大陆学者的论述有理有据，澄清了人们在反满问题上的若干迷思，纠正了某些外国学者“舞反满之剑，意在性质问题”的不良研究倾向。
曾几何时，“绅士运动说”在海外大行其道。早在50年代，台湾学者何炳棣、张仲礼首开绅士问题研究之风气，关注绅士在近代政治活动中的作用，颇有见地。后来，一大批西方学者涉足于此，开始把绅士问题的研究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结合起来。应该说，他们的研究都自有其价值。但是，他们使用的概念如“社会名流”、“地方精英”、“绅商”、“职商”，变化不定，其分类标准又多半限于年龄和学历，或者加上虚实无定的官衔，因而很难说明其社会属性的本质。诚如他们所言，绅士是旧中国重要的社会力量，也主要是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但是，西方学者大多不大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只要看到企业投资者兼具官僚、地主、买办身份，就不愿意承认其新的阶级属性。再后来，一些外国学者运用哈贝马斯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把绅士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一时热闹非凡。针对海外“绅士热”的冲击，国内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头羊——章开沅先生领衔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立项“近代官绅商学研究”，以商会和绅商研究为突破口，以丰硕扎实的学术成果遏制了这股热浪。章先生指出，近代社会里确有一部分进步开明的所谓新派绅士，乐于投资近代企业从而转化为资本家，如郑观应、张謇、李平书之流，并不在少数。他们由官而绅而资本家，常常集官、绅、商、学于一身。（注：章开沅先生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论张謇的矛盾性格》、《辛亥革命与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等文有翔实的论述。）马敏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缺乏明晰边界的粘连性，“所谓粘连性，简单讲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拖泥带水，分化不充分。”[4]（P113）朱英以商会为中轴探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敏则以绅商为切入点考察群体之间、国家与社会的深层联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海内外有关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的热烈讨论做出的回应，但主旨仍然在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考察“官绅商学”与资产阶级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一致认为，对“新派绅士”而言，阶级属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固有的身份，而在于其有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向以及转化到什么程度。即以在地方上的某些经营活动而言，如张謇创办“通海恳牧公司”，周廷弼在故乡建设新集镇，都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化，自不能作为“封建主义的尾巴”来对待。其实，中国资本家往往翎顶辉煌根本不用大惊小怪，西欧早期资本家的臀部同样也有明显的封建“胎记”。所以，所谓“不应把地主包括在资产阶级之内”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把绅士一律划在资产阶级之外更失妥当，以此出发来鼓吹“绅士运动说”，从立足点来看过于脆弱。因此，近年来该理论渐成绝响，应在情理之中。
日本学者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完全没有新意，犹如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5]可能或多或少受此影响，大陆学者朱宗震提出“有限度的王朝更替论”，[29]但立论更为平实，也更为深刻。两者都着力考察了辛亥革命与旧传统的内在联系，力图纠正一种研究误区：生搬硬套现代化理论，不恰当地夸大辛亥革命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功绩，同时却漠视辛亥革命对传统的继承性。不过，他们同时有矫枉过正之嫌：前者几乎完全把辛亥革命当作阻碍历史进步的社会运动，立言太峻，难免偏颇，而后者把王朝更替看成中国的传统，本无疑义，但以此出发而断言辛亥革命跳不出这个传统，带有几分历史宿命论的色彩，至于宣称“辛亥革命对王朝的冲击缺乏深度，其实际结果，就是助成了权臣（袁世凯）篡位”，“辛亥革命仅仅是在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政治模式开辟道路”，[29]以此证明辛亥革命既不能“布新”，也没有“除旧”，难免有“忽视其新，重视其旧”之嫌，这是否能令人信服，至少在目前看来恐怕还是大有疑问的。另外，两者之所以都弱化辛亥革命促进现代化的作用，主要还是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参照标准，“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过于浓烈。
还有几位汉学家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和美国学者芮玛丽强烈坚持：“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足以产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白吉尔还认为“资产阶级既未参加，也无法控制；引进的思想意识既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也不能平衡各种势力——仅就1911年的事件，应看成带有保守性质的运动，”[17]或者说是“看不到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6]（P196）舍瓦里埃也附和白吉尔，质疑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称辛亥革命为“很少革命的革命”。[18]（P118）巴斯蒂则认为“1911年的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的问题”。[41]美国学者周锡瑞的看法类似但颇有新意，“在很多方面，1911年的革命，是一个很不革命的革命。革命在政治上的进步方面，被它在社会上的退步方面所抵消”。[7]可见，上述观点主要是参照西方的标准，质疑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力和领导作用，从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大陆经济史专家汪敬虞针锋相对地指出，就革命爆发前的情况而言，“无论同先进的英国或者落后的俄国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略胜一筹的”。[40]刘大年列举出四条论据，系统地进行了反驳：“一、资产阶级力量幼弱，但已成长为未成熟的新兴力量；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具有领导能力；三、明确的纲领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和利益；四、资产阶级领导、农民作为主力军，是世界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例。”[8]章开沅则认为，“过低估计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缺乏历史主义的眼光：法国1814年仅能生产11万吨生铁，七月革命后才有31公里铁路。”[42]应该看到，中外学者的观点既有针锋相对的一面，也有相通之处。实际上，国外学者也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存在，国内学者也不否认资产阶级的相对弱小，只不过资产阶级的角色在双方的理解中有主角与配角之分，由此导演出了不同色彩的历史话剧。
外国学者的论点，最“惊世骇俗”的莫过于日本学者横山英提出的“两种变革论”，视辛亥革命为“以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治变革”，最后干脆宣称“辛亥非革命”。[19]李时岳则提出“四个阶梯说”，质疑“三次革命高潮”的旧革命史框架，全新阐释了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本质内容。虽然其出发点并非针对“两种变革论”，但他批评某些囿于旧框架的学者“没有看到近代中国同时存在沉沦与上升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而又把反帝反封建的新旧两种力量完全对立起来”，[9]同样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两种变革论”的要害。但是，横山英的立论在考察辛亥革命与旧传统的内在联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不失为一种可资参考的视角。
台湾学者蒋永敬曾提出过“英雄革命说”，理由是辛亥革命“只有少数先进分子领导，大部分国民游离于革命之外”，（注：出自蒋永敬的《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原作无法查到，转引自朱宗震《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不为无见。不过，这种观点仅仅从社会动员的角度出发，论据过于单薄，对革命党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的考察也还略嫌不够，因而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
在所有否定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中，台湾学者张玉法提出的“全民革命论”（或“国民革命”）无疑影响最大，成果最丰，与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论”长期对垒，针锋相对，在台岛蔚然自成一派，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此论除了引述西方学者的论述外，进一步质疑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并列举出以下主要理由：“一、资产阶级力量小，所占人口比例少，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二、革命不由资产阶级发起，直接参加者很少；三、革命者来自各个社会阶层，许多领导者来自贫寒之家；四、同盟会的纲领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五、革命派以全体国民自居。”[25]言之凿凿，确有洞见。
章开沅先生于1982年4月在芝加哥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说”，与台湾学者展开了有益的辩论，指出“与台湾学者的原则分歧有二：其一、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探究性质的方法论有异。”[43]据此，章先生旁征博引，逐条反驳了“全民革命论”，笔者简概如下：一、资产阶级弱小，但有了新发展（汉冶萍公司），活动中心（张园），活动组织（商会），并形成独立力量（拒俄运动—收回矿权—国会请愿—保路风潮），因此，资产阶级具备了领导革命的能力。同时，其弱点又影响着辛亥革命的进程与归宿；二、参加者少多为各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之通病。资产阶级为利己主义者，需要借助其他社会力量作为前驱；三、参加者来自各个阶级，但革命队伍各种成分有主次之分。革命志士对革命队伍的设计是：“下层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26]至于中等社会的界定，杨毓麟、胡汉民等人的解释略有差异，但都明白的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中等社会”的代表，扮演了先驱者的作用；四、革命派以全民自居，并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质。正如法国革命志士提出了“民主、平等、博爱”的口号，以全人类的代表自居，而我们却不能否认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一样；五、“同盟会的纲领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说法明显于史不符。以民生主义而言，“平均地权”表面看是照顾农民，实质是废除绝对地租而保留级差地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对封建制度的铲除，最终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以民权主义而言，以法、美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只可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会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民主权”国家；以民族主义而言，排满是近代民族运动，而民族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排满最终目的是扫除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六、至于辛亥革命没有取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章先生主张“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43]章先生条分缕析，立论有张有弛，辩驳有理有节，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有意思的是，张玉法先生花了很大力气研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如“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以国家的力量从事实业建设”的主张，并把其改造社会的种种做法比附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此看来，革命的发起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资产阶级的“敌人”，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岂不是笑话！他还抱怨“中共史家一面说孙中山是社会主义的先导，却又把他领导的革命称为资产阶级的革命”，[23]从而批评大陆学者自相矛盾。章开沅先生解释道，“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确有主观社会主义成分，但它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只是想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后的弊病罢了，而且并没有取代民主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与无产阶级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先导之说，恐怕是一种讹传，我们从来都认为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43]可见，张玉法先生的误会，恐怕是因为对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缺乏应有的鉴别，对大陆还有一些历史的成见。从总体上看，大陆注重阶级性，台湾强调社会性，好像水火不容。其实，双方共通之处很多，实质上的分歧远远不如表面看到的那样大。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学术成果互补性很强，如果两岸能加强学术交流，取长补短，将会不断缩小认识距离。
应该注意的是，部分大陆学者在“资产阶级革命说”的框架内，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观点。如龚书铎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文化革命，一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革命。[30]刘慧宇认为，辛亥革命是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与传统文化的激烈震荡而产生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必然出现的一次激复。[31]朱榕指出，辛亥革命实质是由国内被排挤的汉族统治阶级和在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以推翻居统治地位的满族统治阶级为主要目标的一次国民民族革命运动。[32]刘学照认为，辛亥革命的根本性质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就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来说，是一次实践“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共和革命”。把“共和革命”作为辛亥革命的别称，是完全符合历史的本义和革命党人的原意的[35]。王贵忠则从两个层面来界定其性质，从广义上说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共同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运动，从狭义上说是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34]李细珠认为，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中国城市社会（主要是长江流域的城市社会）变动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是首先发生在城市的、以城市为主要基地的、由城市革命党人群体和新式学生群体倡导的、以新军士兵群体为革命主力军的、以一般市民大众为群众基础的、由革命党群体和绅商群体出于偶然而暂时联合领导的城市社会革命，但这并不否认其作为政治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33]这些认识，从不同侧面对“资产阶级革命说”作了有益的补充与深化，丰富了其理论内涵。综观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虽然研究者观点各异，方法不一，但基本上都能自成一家之言，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
二、求同存异：辛亥革命性质的体认
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目前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无疑也有必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遵守学术规范，确立共同的标准，并相互切磋，加强交流，以求大同而存小异。
在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方面，国外一些汉学家作为“局外人”，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他们的一些见解和理论方法也值得中国学者考察和借鉴。但是，这一问题牵涉众多领域，需要明了中国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国情，而西方学者作为“他者”，对中国社会全貌的了解多少有些隔膜。因此他们的有些结论难免流于武断和粗疏，值得商榷之处不少。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鉴别，切忌唯洋是举。
辛亥革命的伟大事业是海峡两岸的一个共同话题，也有很多共识，性质问题的争论既有学术标准的不同，也有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历史的成见。站在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还辛亥革命以本来面目，海峡两岸都责无旁贷。在现阶段，双方若要就性质问题达成基本一致的体认，当务之急是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话，统一认识。
其一，关于阶级分析法。一些台湾学者抱怨大陆学者“总是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思维”，似乎只要大陆学者放弃阶级分析法，海峡两岸研究辛亥革命的分歧都将迎刃而解。他们在研究中也总是有意避开“阶级”和“阶层”这样的表述，这恐怕是出于一种误解，正如汤普森所说：“没有任何其它历史概念比社会阶级这一概念受到更多的误解、扭曲、僵化和非历史性对待了。”[10]（P46）其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并非是专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最先将之用于说明历史的，反而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梯叶里、基佐和米涅等人，（注：他们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这个倾向十分明显。参见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他们都曾把阶级斗争作为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大多数西方学者或许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却服膺于马克思利用阶级对经济结构、社会集团的精辟解析。台湾学者动辄引用西方的某些观点为自己所用，却对这一点刻意回避，如张玉法先生很重视社会集团成分的研究，却绝口不提“阶级”与“阶层”，力求用数量统计来加以说明，结果显得过于琐碎，有堆砌数字之嫌，说服力自然大受影响。可见，刻意回避的态度不足为取。但是，张先生用社会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分析社会团体的尝试非常成功，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值得大陆学者借鉴。同时，大陆学者近年来也抛弃了简单化的阶级斗争史观，对阶级分析法既坚持又创新，在阶级、阶层、社团及人物的身份、角色、地位的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注：马敏、朱英教授在资产阶级团体（商会、同业公会、会馆、公所等）与资产阶级（包括商人、绅商、职商）的研究方面堪称典范，参见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马敏所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精神研究》；朱英所著《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可见，阶级分析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既不能漠然置之，也不能奉其为教条，对海峡两岸而言，相互借鉴犹为必要，而不宜画地为牢。
其二，关于对资产阶级的理解和阶级基础问题。“资产阶级”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似乎成了双方讨论性质问题的主要障碍。
如果做相对广义的理解，服膺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党人早已从思想上转为资产阶级队伍，他们也是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形象站在了革命前列，据此可证明整个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基础，不为无见。如果对“资产阶级”作相对狭义的界定，只包括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或如有些学者称谓的“资本家阶级”，那么，相对于同时期的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在较大程度上还缺乏这样的阶级基础。[36]即令如此，我们也不能据此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放眼世界各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其阶级基础（资本家）无一不是薄弱的，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哪有那么多“血统”纯之又纯的资本家？说到底，阶级基础的强弱并非决定革命性质的决定性因素，更非划分标准。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缠，有偏离主题之嫌。
其三，关于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台湾学者以“资产阶级不应该包括知识分子”这一似是而非的论法，质疑资产阶级的领导角色和地位，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从来就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主要是通过不同的信念和趋向，反映某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的愿望，并用自己的才智为其服务。一般说来，各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因为任何一种阶级统治都不能缺少知识和文化，同时也由于知识分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更易受到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的熏陶。清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和“新政”期间开办的新式学堂接触到了“西学”，更有部分留学生直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我们称这部分精英为“新式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新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他们在反戈一击与旧营垒作拼死搏斗时，所代表的新兴阶级营垒必然是资产阶级。这是说他们的知识赋予了他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觉为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并非说他们本人或其家庭一定是资本家。
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政治信仰的形成而言，教育因素有时比家庭经济状况更为重要。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人，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信念决定了他们担负的阶级使命。（注：章开沅先生曾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段话，来说明在确定知识界代表人物的阶级属性时，应采取特殊的分析方法，而不能沿用按照经济状况来划分阶级的一般做法。引文见[43]。）同时，正如经济地位并非决定他们阶级属性的关键因素一样，革命党人的言行虽然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但相对于他们救国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经济利益的诱惑并不重要。“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他们主观上并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去抛头颅洒热血的，但是客观上却不自觉地充当了资产阶级的旗手和工具。历史的残酷性在于：尽管革命者的纲领和实践从根本上说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却似乎长时间不曾感觉和领受这番情意，而且连革命者自己也未意识到这一点。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这种隔膜，是否昭示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悲壮结局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其四，关于确定辛亥革命性质的标准。有些大陆学者着重以论证资产阶级已经成熟来说明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质，而台北学者则以资产阶级幼弱，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加以反驳。实际上中外学者普遍采用的标准是根据革命者的阶级使命、斗争纲领及其实际效果来判断，而并非以资产阶级成熟与否为指归。因此，双方都不能令对方信服。其实，若按通行的标准，即使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正式形成，力量也很弱小，只要它的政治代言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其利益奔走呼号，发动革命运动，那么这些运动的性质就不难确定。英国资产阶级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法国的资产阶级也是在大革命后才形成，在革命前，两国的资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但人们很难由此否认这两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仅从革命纲领来看，《权利法案》和《人权宣言》不啻于反封建、发展资本主义的宣扬书，它们也发挥了埋葬旧制度，催生新社会的功效。同理，无论是同盟会十六字纲领，还是“三民主义”，不管革命党人主观上的意图分歧有多大，但都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从实践上看，虽然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实实在在的历史功绩，如推翻帝制、肇建民国、促进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来临，这些已经足以证明这场革命的性质了。
其五，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注：章开沅先生主张把辛亥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比较，“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原文见参考文献[43]。）把握其性质。孙中山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谓历史潮流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时特定的“历史范围”是：西方列强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毋庸置疑，在这个“历史范围”中，顺应“世界潮流”的必然要求，就是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承认并且尊重客观历史规律，他们设计出的最佳方案就是——也只能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立宪派最终被迫放弃他们的立宪道路而纷纷加入革命阵营，背后折射出的正是这种“世界潮流”的威力。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眼光去考察当时的世界局势与中国的具体情况，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昭然若揭的。
总而言之，就中外学者通行的标准而言，如果说辛亥革命尚不足以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的话，那么比之于尼德兰革命、英国1640年革命，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色彩和革命性可能还要略胜一筹，至少是毫不逊色。若以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旁落和改造社会的不成功而否定其革命性质，则属于典型的后见之明，而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如果把确定阶级基础和革命党人阶级属性的标准与确定革命性质的标准混为一谈，也难免一叶障目，这是大多数否定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产生的共因。因此，谈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关键是要把遵循的标准问题弄清楚。但是即令如此，我们就可以为辛亥革命盖棺论定了吗？恐怕还是不要妄下断语的好。我们只能说，就目前的研究水平而言，“资产阶级革命说”从总体上说更合理一些而已。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虽然我同时认为“国民革命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笔者相信，只要我们的研究达到了应有的水平与深度，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自然会有历史的解答。因此，在目前的具体研究中，我们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允许百家争鸣，大可不必先忙于定性，纠缠于无谓的意气之争。
三、馀论：展望辛亥革命的性质研究
毫无疑问的是，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研究要获得突破，必须有赖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最新动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我们的研究：
其一，是研究时空的延展。章开沅先生在80年代初期提出“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问题，希望加强长时段研究和扩展国际视野。[20]这种宏观的“大历史”视角，是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厘清辛亥革命的来龙去脉，并彰显其对后世的影响和历史意义，同时在纵横比较审视下，把辛亥革命为人们忽略的部分更鲜明地揭示出来，从而让历史事实和历史变迁的规律代替我们去充当裁定辛亥革命性质的“判官”。
其二，是研究层面的下移。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确实存在简单化的笼统倾向，大而化之的东西很多，而具体问题的微观化研究则很不够。当下，区域、团体、部门研究方兴未艾，逐步走向具体、细致、深入，反映在辛亥革命史方面以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最为典型。同时，又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社会基层与下层民众的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早已把政治比喻为“海面的泡沫”，而蕴集于海底的则是社会日常生活。以此论之，辛亥革命虽然是政治事件，但理解它的最好方式不是从政治，而是应从其前后的社会生活变迁入手。故而，我们应把辛亥革命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全貌中加以整体考察，才可能深入辛亥革命的“海底”，从而挖掘出全新的诠释与解读。总而言之，上述趋势可简单地概括为“四化”：具体化、细化、深化和社会化。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微观研究，而第一方面则是从宏观研究出发，两者应有机结合起来，不可偏废。
其三，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当代的史学研究者已经突破了单一的革命史视角，开始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角度，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交叉地带、边缘地带开辟新的学术园地。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论及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时，曾说过下述一段话：“总的说来，历史学家在社会科学中发现了一系列概念和各种类型的新研究方法，他们是愿意接受这些概念和方法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深感不安，至于这些概念是来自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来自经济学，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探索这些概念使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增加新内涵的可能性有多大。”[11]（P75）他认为，二战后“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当然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有自己的特点。社会科学方法的采用能为历史学家导出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专题也要求采用新的研究工具。在过去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社会心理学、文化传播学、现代化研究等学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交融与互渗，派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及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学科之间的砥砺和科际整合，引入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视觉，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其四，是研究框架的整合。当我们大量借鉴其它社会学科的理论与范式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寻找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学科的契合点？在采用、变通、改造其他学科概念、方法的时候，如何赋予他们以历史学的特定内涵，从而保证历史学的主体性？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出现所谓“范式危机”，所以，引入的理论和范式必须经过恰当的整合，才能成为有效的研究框架。严昌洪、马敏阐发过这样的真知灼见：“辛亥革命固然是一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37]以社会史为代表的新研究范式，就是在广泛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概论、方法的基础上，将其创造性地运用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整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模式，从而构建出更切合历史真面目的解释框架，这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整合过程。其它诸如结构主义理论、系统论、控制论、解释学、文化语言学等理论框架及解释模式，在进行恰当的变换和重新阐释后，同样可以应用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在这里，应用是否成功的关键，显然取决于整合的效果。
其五，是实证研究的继续加强。实证是历史学的基础，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实证总归是史学成果必要的支撑。当前，确有很多学者追求时髦，醉心于各种理论与范式的架构而不顾基本的考据，从而成为无源之水。种种不顾基本历史事实而全盘歪曲辛亥革命性质的“新理论”，即属此列。章开沅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在学风日趋浮躁的现今，强调这一点（实证研究）决非泛泛的老生常谈。”[38]
综上所述，若要全面地把握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趋势，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即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视觉转换与框架整合相结合，创新与实证相结合，若单纯强调某一方面而置其它方面于不顾，则有误入歧途的危险。当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从整体上说，正处于第二次高潮之前的平静。若把握住这个趋势，将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得以突破的契机。唯其如此，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才会更深入，批判才会更理性，评价也才会更客观。届时，全面、科学地界定辛亥革命的性质就会水到渠成，辛亥革命的庐山真面目就将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迎接百年辛亥的最好方式！
注释：
①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和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年版）有类似观点。
③可参阅何炳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和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④爱德华．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认为，广东的革命过程中，绅士和商人起主导作用，最大获益者是绅士，革命只不过是将权利转移到地方绅士手中。市古宙三在《乡绅与辛亥革命》中提出，作为乡村市镇的旧式政治领袖，乡绅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他们从保身的目的参加革命，从而对辛亥革命的性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外，白吉尔、巴斯蒂、舍瓦里埃、芮玛丽、周锡瑞、玛丽·兰钦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绅士的主要角色或领导地位。
⑥参见马敏所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精神研究》；朱英所著《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
⑦白吉尔的《资产阶级角色》和芮玛丽主编的《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有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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