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斯陶伊(Pusztai)事件及其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斯论文,事件论文,Puszta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国际上有5个典型事件：①英国Pusztai事件，②美国帝王蝶事件，③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事件，④墨西哥玉米事件，⑤中国Bt抗虫棉事件[1]。其中英国Pusztai事件是引发国际转基因作物安全性争论的导火索，国内学界和媒体对Pusztai事件亦有不少介绍，但是笔者认为国内的介绍并未揭示此事件的复杂性，甚至还有一些误解。深入考察和分析Pusztai事件能更有助于分析现代科学研究的特征，揭示科学研究与商业资本、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国内对此事件的介绍以这一段话为代表：“1998年8月10日，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资深营养学家Arpad Pusztai博士在英国ITV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公布了一份未在专业期刊上正式发表的研究结果，宣称转雪花莲凝集素(GNA)基因的马铃薯能够对大鼠的免疫系统造成损害；……英国皇家学会随即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其研究存在六个重要缺陷，主要表现为实验设计不合理，以及数据处理不恰当。不久，Rowett研究所宣布Pusztai被劝退，并不再对其言论负责”[2]。
从国内的介绍来看，似乎Pusztai就是一个蹩脚的科学家，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极不负责任地将并未发表的科研结果透露给公众并且造成了恐慌，英国皇家学会随后进行了调查，指出Pusztai的实验有6方面的错误，于是Rowett研究所宣布Pusztai被劝退。但是经过更深入考察，笔者发现有三处疑点：
(1)访谈Pusztai的电视节目于98年8月10日播出，3天后即被Rowett研究所劝退，并不是等到皇家学会于99年5月公布调查结果之后。
(2)99年10月，权威医学期刊The Lancet发表了Pusztai与其合作者Stanley Ewen共同署名发表的就这一研究的论文，而皇家学会的调查评论发表于99年5月，皇家学会为什么没有等到Pusztai的研究正式发表之后再来作结论呢？
(3)Pusztai在Rowett研究所工作了35年，已经发表了270篇论文和3本专著[3]，何以这样一位老资格的科学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的研究会有6方面如此之多的错误？
因此有必要对Pusztai事件进行深入考察，以澄清这些疑点。
1998年8月10日苏格兰Rowett研究所68岁的资深研究员Pusztai在World in Action这一电视节目透露了一些研究结果，他暗示说食用转基因土豆的大鼠发育减缓，免疫系统遭到破坏，声称我们应该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更严格的安全检验，而且说了一句：“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不会吃转基因食品”。“节目主持人然后问了一个平淡无奇的问题：‘如果转基因食品对大鼠产生了这样的影响，那它们会不会对人类也有长期影响呢？’在节目的其余部分，摄制小组调查了许多孟山都（注：孟山都(Monsanto)公司是总部在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官员，不停地问他们，‘做过哪些给哺乳动物喂食转基因大豆的长期研究？’他们得到了种种令人失望的答案。一名孟山都的新闻发言人拒绝接受关于此事的采访。另一名公司官员面对摄像机镜头说，‘噢，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就任何新品种做过长期的动物试验’”[4]。
这一电视节目播出后立刻在曾经饱受疯牛病摧残的英国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极度恐慌。世界各大媒体马上包围了Rowett研究所。Rowett研究所一开始是支持Pusztai的，Rowett主席、欧盟议员James Provan要求欧盟主席Jacques Santer和英国卫生部长Frank Dobson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更严格的安全检验[5]。然而，两天以后，Rowett研究所的态度急转直下，该所主任Philip James于12日发布新闻，声称Pusztai的研究结果是混乱的，并称Puaztai给大鼠喂食的并非转基因土豆，而是掺和了凝集素的普通的土豆。Rowett研究所由于发布了“错误的信息”而公开道歉，开除了Pusztai，而且不允许他再对媒体有任何言论。Pusztai的实验数据交由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6]。
此时，英国皇家学会还并未出场，Rowett研究所就已经将Pusztai劝退。
New Scientist杂志以“转基因土豆的英雄传奇原来是一出闹剧”的标题撰文写道：“对转基因食品的可怕的警告被证明是错误的，引起恐慌的大鼠实验根本就没有做。”“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正考虑起诉制作这一记录片的Granada电视台。‘（由于这一记录片），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一位公司新闻发言人Dan Verakis说。”而环保非政府组织“地球之友则称：这一结果并未削弱他们的主张，在转基因食品被批准商业化之前，应该对转基因食品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进行更深入地考察”[7]。
Rowett研究所审查委员会于10月28日发布审查报告，显然Pusztai确实是给大鼠喂食了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土豆，而并非如该所主任Philip James于8月12日发布新闻时所说的Pusztai给大鼠喂食的并非转基因土豆。审查报告称Pusztai的实验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得出转基因土豆使得大鼠发育减缓、免疫系统遭到破坏的结论。
既然审查报告得出结论：Pusztai的数据不能支持他的结论，那么事情似乎就应该结束了，而Pusztai因为在电视节目中说错了话而不得不提前退休了。但是，1999年2月21名科学家的一份联合声明使得Pusztai一下子从犯了错误的科学家变成了维护公众利益的悲剧英雄，Pusztai再一次上了头版头条。1999年2月12日，分别来自9个国家的21名科学家发表声明支持Pusztai，要求Rowett研究所免除Pusztai的罪名，呼吁先行研究转基因生物体的未能预见的危害，在此之前暂停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科学家们谴责Rowett研究所主任Philip James剥夺了Pusztai的言论自由并且压制了科学数据。此举无疑给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火上浇油，英国上下为之哗然。在环保组织（注：英国有影响的环保组织主要有：Greenpeace,Friends of thc Earth和GeneWatch。）的大力宣扬下，Pusztai成了为维护公众利益而勇敢揭露生物公司内幕并因此被阴谋迫害的英雄。英国众议院的一些成员立刻要求暂停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并争论政府或者生物技术公司是否压制了对他们不利的科研数据[8]。1999年2月14日，Rowett研究所于Pusztai事件之前接受了孟山都公司140000英镑的科研经费的事情被披露。报纸也声称英国政府提供了数百万英镑鼓励生物技术公司在英国投资[9]。而2月16日，有报纸披露科学部长Sainsbury勋爵拥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股份，该公司拥有在基因工程中应用广泛的花椰菜花叶病毒启动子的专利，他的这一身份正与政府官员的角色存在公私利益冲突。保守党议员们要求Sainsbury勋爵辞职[10]。保守党贸易与工业发言人John Redwood说：“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部长，而David Sainsbury则是技术的支持者。”[11]此时，首相布莱尔(Blair)顶住舆论压力发表声明，表示信任科学部长的廉洁公正，并继续支持转基因食品，拒绝暂停转基因作物的种植。
眼看局面闹得不可收拾，政府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生物公司的形象一落千丈，这时皇家学会临危受命，出面收拾残局，组织了专门委员会来审查Pusztai的工作。1999年3月15日，皇家学会请Pusztai将实验数据提交给皇家学会，最后期限是3月30日，据Pusztai说，由于当时他正忙于提交数据给众议院科学与技术选择委员会(House of Commom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ect Committee)，在这一最后期限之前提交数据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12]。让Pusztai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提交数据，皇家学会来者不善，难怪Daniel Charles写道：“皇家学会对此事的调查看上去很可疑，像一次旨在搞臭一名善意科学家的阴谋活动”[13]。皇家学会于5月18日发表了最后的评审结果，报告声称Pusztai的工作“漏洞百出”，“无论是设计、操作还是分析都有问题”，“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表明食用转基因土豆会影响健康”，[14]而且这一报告谴责Pusztai将他的未发表的发现公布给媒体。
皇家学会的这一审查报告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Pusztai的英雄形象黯然了，然而事情还未结束。
1999年10月，权威医学期刊The Lancet正式发表了Pusztai的研究论文，再度掀起舆论风暴，The Lancet被推向了舆论的前台。既然皇家学会的评审结果已下定论：Pusztai的研究“漏洞百出”，而The Lancet正式发表Pusztai的研究论文简直就是很不给皇家学会面子。在文章发表的前两天，The Lancet主编Richard Horton声称他遭到皇家学会一名资深人士的威胁，该人士打电话给他说如果Horton发表了Pusztai的这篇文章的话，那么他的事业将岌岌可危[15]。The Lancet逆风而上发表Pusztai的文章遭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批评。皇家学会会长Aaron Klug表示皇家学会是不会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发表更加证实了皇家学会此前的论断：实验是有错误的。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声称这一期刊“不负责任”[16]。批评还来自The Lancet在发表文章之前征询的一位评审人John、Pickett，这位评审人打破了一条有两百年之久的评审人不公开个人意见的惯例，接受BBC的采访，公开抨击The Lancet发表Pusztai的文章的做法，他认为该文章根本不够格发表，但是The Lancet却无视他的意见[17]。而The Lancet此举却是正中环保组织下怀，各环保组织积极宣传The Lancet正式发表Pusztai的论文就是证实了Pusztai的研究结果，极力颂扬The Lancet不屈从于权威和官僚的正义行为。各路报纸也纷纷撰文，抨击政府和生物公司以及皇家学会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结损害公众的利益。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主编Horton极力为文章的发表辩护，他批评此前皇家学会的做法，认为解决Pusztai事件的正确途径应该是让研究结果公开发表，接受同行评议，进行客观的、公开的讨论，发表这篇文章可以纠正如皇家学会那样的做法。他说就这篇文章的发表征询了六位评审人，而一般的做法只需征询三位评审人，之所以要征询比平常多出一倍的评审人是因为Pusztai在一年前不顾后果地透漏了他的数据，也因为这一研究结果过于敏感。
Horton认为发表Pusztai的论文并非如媒体炒作的那样是“证实”了Pusztai此前的论断，而是给Pusztai的数据一个公开的机会以进行公开的讨论。六位评审人中有五位同意发表，其中有一位评审人认为Pusztai的数据是“有错误的”，但是他说“我希望看到这篇文章公开发表，这样同行的科学家们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不发表这篇文章的话，那就可能有压制不利数据的嫌疑”[18]。
Pusztai与其合作者Stanley Ewen在The Lancet上发表的论文并没有提到Pusztai在电视节目中所说的进食转基因土豆的大鼠生长减缓、免疫系统受到破坏，而是指出：喂食了10天转雪花莲凝集素(GNA)基因土豆的大鼠的肠道有所异常。他们发现进食了10天转GNA基因土豆的大鼠的结肠和空肠的粘膜衬料增厚，而进食非转基因土豆的大鼠和进食掺和了GNA的非转基因土豆的大鼠却并未出现这一症状。他们认为这一结果表明是基因修饰过程本身而非GNA导致了这一异常。“也许引入外来基因可能会导致激活或者是抑制了植物本身别的基因。”Pusztai这样解释。The Lancet同一期还发表了荷兰国家农产品质量审查局的三名科学家对Pusztai的文章的评论，批评Pusztai的实验有几个错误，例如肠道异常可能是由于转基因土豆和非转基因土豆的营养差异，而与基因修饰过程无关；每组只有六只大鼠，样品的数目太少；只喂食土豆这一单一的食物使得大鼠处于蛋白质匮乏状态等等[19]。
Pusztai事件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当然还有争论，还有回声。
英国的公众对皇家学会99年5月对Pusztai的研究的评审是否信任呢？在英国，自96年以来，疯牛病就造成了公众对科学与政府的信任危机。公众普遍对与政府和企业有关的科学持怀疑态度。“英国的公众更倾向于相信在他们看来‘独立’的科学（意即利益无涉的科学）。这样，绿色和平(Greenpeace)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就要比搞暗箱操作并且经常误导的英国政府要可信得多。公众认为科学研究日益商业化，同行评审并未滤去经济利益冲突。而这些公众态度是由英国的那些更关注发行量而不那么关注科学报导的质量的媒体来灌输的”[20]。皇家学会作为政府信任而且又经常接受企业资助的科学机构，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对其1999年5月对Pusztai的评审表示了不够信任。从Genewatch网站上的资料来看，该组织对皇家学会的评审的可信性提出以下质疑：①这一评审并非基于充分的数据，而是基于一份完全不充分的供Rowett研究所Pusztai研究小组使用的内部报告。②评审工作组的很多重要成员是公开支持生物技术的或者是此前曾经谴责过Pusztai的。评审工作组主席Noreen Murray以及Brian Heap、Rebecca Bowden和Aaron Klug爵士4人同时也是1998年皇家学会发表支持转基因食品报告的工作组的成员。而William Hill、Patrick Bateson、Brian Heap和Eric Ash则都曾在每日电讯报2月发表的谴责Pusztai的文章后签名[21]。由有支持转基因食品倾向的科学家来负责评审，评审很难让人相信是独立的、利益无涉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澄清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三处疑点了。
(1)Rowett研究所三天后即将Pusztai劝退并非是由于皇家学会于1999年5月公布的调查结果，而是由于采访Pusztai的电视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公众的恐慌，损害了大公司、研究所以及政府的利益，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之下，Rowett研究所才作出此种反应。
(2)皇家学会的调查评论于1999年5月发表，并没有等到10月Pusztai的研究在The Lancet上正式发表之后再来做结论不足为奇。由于1999年2月21名科学家支持Pusztai的一份联合声明再次使得舆论哗然，政府面临信任危机，生物公司利益受损，皇家学会在此种情形下展开的调查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科学意义上的同行评审了，而是牵涉了太多的政治、经济因素。
(3)作为一个老资格的科学家，Pusztai被皇家学会公开指责所做实验错误百出，一是因为Pusztai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走向公众，发布了他还并未发表，也就是还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结果；二是因为皇家学会的调查并不是纯粹的科学意义上的同行评审，而且从皇家学会评审工作组成员的组成来看，皇家学会的倾向是支持转基因技术、否定Pusztai的研究的。
我们能从Pusztai事件中得到一些启示。
正如Pusztai在《学术自由已经消失殆尽了吗？》一文中指出的，“我的这番经历说明了什么呢？首先，要对以后是否还有独立的科学产生质疑”[22]。有了Pusztai这样的活生生的例子摆在这里，还有哪位科学家会去做对转基因食品不利的研究呢？他会得不到经费，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甚至会丢掉工作。没有经费，科学家就无法开展工作。而Pusztai之所以接受电视台访谈正是为了面向公众来征集研究经费，因为当时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的研究经费已经用完了[23]。现代的科学研究与商业资本的联姻非常普遍，而且政府也支持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很多科学家同时也是各大公司的顾问或者兼职人员甚至是创建者，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赢得经费，而以前那种自由的、独立的科学很难有生存的土壤，这也是大科学时代的特征。那么在科学日益商业化的今天，我们还能说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吗？
Pusztai事件是一幕典型的大科学时代的剧目，科学家、生物技术公司、公众、政府、媒体和环保组织都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当GM（转基因食品）这个显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分子遗传科学家的活动，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议题时，就不再是科学家自己的事而已！例如，当媒体注意到GM是一个重要的公众议题时，一系列具有渲染性及公共性的报导便介入科学家的研究思考空间。财团因为关心GM生产的利润，当然也用尽各种公关方法操弄与影响科学的研究结果。不同的环保团体基于对不同的环境信念，更不惜用激烈的手段阻挠科学的研究。另外，有机农场的农夫由于在市场上跟GM产品的特性冲突，以及忧虑GM与有机植物在野外的杂交高可能性，也反对GM的实验。更不用说，政客们在推动任何类似的科学政策时，都必须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政治风险有多高！这些来自于道德判断、经济利益、个人健康、甚至政治冲突的内在考量，事实上跟科学家的研究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证词都有着密切的关连性。”[24]
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价值负载，我们已经不能回避。Pusztai在电视访谈中的言论最直接地损害了那些投入了大量经费开发转基因食品的研究所和大公司以及支持生物技术的政府的利益，而他的言论又被环保组织利用了；政府、皇家学会还有Rowett研究所为了各自的利益大力诋毁他，而反对转基因生物的环保组织则将他捧为英雄。在该事件中，生物技术公司、布莱尔政府为一方，环保组织为另一方；一方支持转基因技术，而另一方则反对。双方都有各自的科学家作为自己立场的代言人，双方都利用媒体的宣传来获得公众的支持。可见科学家也无法摆脱外部经济的、政治等等的影响而纯粹“为科学而科学”，他们不再是不过问世事、埋头从事研究，而是作为各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处于舆论的前台。这时科学争论也不再是纯粹的科学上的争论，而是持不同立场的社会群体的相互争论和利益冲突。
对于涉及到公众利益、经济利益的科学争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呢？在Pusztai的电视访谈引起恐慌之后，他的研究数据一直受到压制，他本人不但受到行政上的处分，而且名誉也受了损害。但是Rowett研究所和皇家学会压制数据的做法欲盖弥彰，非但未能消除公众的恐慌，反而导致了公众的不信任。事实上，Pusztai的论断是还需要在科学上进一步证实的，而Pusztai也是抱着这样的动机来接受访谈的，他希望获得公众的支持以征集研究经费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The Lancet发表Pusztai的论文是值得赞赏的做法，这样就给Pusztai的数据一个公开的机会以进行公开的讨论。The Lancet主编Horton认为对于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在美国，当出现科学上的争论时，例如能否利用人类胚胎进行研究的争论，国家科学院会召开一系列的专家研讨会，既从科学家那里取证，也从外行人那里取证。这些论坛是向媒体公开的，而且会在一个复杂的问题上讨论数月之久，不会出现媒体耸人听闻的报导，不会有人宣称不公平，不会有压制数据的机会，也不会有人指控公司的欺诈行为”[25]，因为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是在舆论监督之下进行的。
Pusztai事件虽然发生在英国，但是对于我国也有借鉴意义。
既然科学研究具有价值负载、存在利益冲突，既然科学研究已无可避免地受到经济的、政治的和舆论等等的社会干预，那么我们怎样能保持科学家个人相对的研究自由，保持科学研究的相对自主性呢？怎么能让科学研究不为商业资本所完全左右呢？怎么能防止已成为各利益团体代言人的科学家为利益所驱动而不顾公众的利益呢？关于这些问题，有识之士已经从多个角度做了大量探讨。赵乐静有专文阐述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刁生富对科学研究的社会干预、利益负载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亦有论述，还有一些学者探讨科学研究的伦理建设以及公众舆论对科学的监督等等，笔者难以一一列举。这些思考和探讨有益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更深刻地把握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并及时地制订相应的对策，普及相应的意识，让科学研究能够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收稿日期：2004-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