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概念的五大基本范式——文艺美学关键词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五大论文,美学论文,文艺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3)04-0146-05
在美学、文艺学领域，人们常用“理性”、“非理性”、“新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交往理性”、“理性主义”等概念表述、阐发某种观念和思想。但问题在于，人们所使用的是否为同一个“理性”概念？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实际上，在人们的日常用语和学术语汇中，“理性”既是使用最频的一个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最富有歧异性、多义性的范畴。显然，如果不对理性的内涵范式加以仔细甄别、辨析和厘定，就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阐释上的错误，从而影响文艺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对“理性”这一文艺美学关键词的学理内涵加以初步辨析，以使该概念的使用更加规范化、明晰化和学术化，便成了本文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理性一词最早见于何处，现在已难于确证。在中国，理性一词汉末已有，徐幹《中论·治学》中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这里所谓理性，涵养情性之谓也，属动宾结构，与今所谓理性大异。在西方词源学中，理性也叫做“逻各斯”。根据伽达默尔的说法，理性的最初意义接近“词”的含义，逻各斯最原始的意义就是“说话”。人类正是在词的意义中促成了理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将理性定义为“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严格地说，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理性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理智、推理、思维能力。理性概念自产生至今，其意义实际是不断变化的。它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文化背景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内涵范式。不过大致说来，人类迄今所使用的理性范畴主要有五大基本范式。
（一）本体理性
本体理性是西方哲学话语中最早的古典理性范型，它指的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形态。所谓本体论，就是对于存在本身的研究，是对于世界本质、本原、本根、本相等等的一种哲学思考。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侧重于对客体对象的认识，着眼于对世界本体的理性把握，试图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探索世界的本原和宇宙的本质，寻找千变万化的世界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终极存在。本体理性既反映了古人在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仍处于落后状态的情况下认识世界所采用的直观、隐喻、猜测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古代人总希望为世界寻找终极存在、最初根源和绝对本体的思维特点。
本体理性思维最早是由古希腊米利都人泰勒斯确立的。他从神话中的海洋之神俄刻阿诺那里得到启示，结合当时万物生长离不开水的感性经验，提出了“水是万物的始基”，把世界看作无限多样的统一，而水则是产生一切事物的本原。这一判断显示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揭示了事物的齐一性，从而扬起了希腊时代本体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不过，泰勒斯的水尽管是从具体的水中抽象出来的普遍的水，但毕竟是可感知的、有形体的东西；还未完全摆脱感性的确定性。后来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数为万物之本原”，试图在实在的范围之外，从抽象的量的方面去寻找事物的本原，可他们的抽象也仍然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之类的感性特征。
到了爱利亚学派，其祖师巴门尼德竭力劝告人们去把握关于真理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至此，理性才开始与感性经验脱离，逐渐拥有了“纯粹”的形式。在理性抽象化的基础上，柏拉图将本体理性定义为“宇宙理性”。在他那里，理性被视为宇宙的形而上本质，是外在于现实世界的永恒绝对的精神实体，是解释世界存在的最终依据。柏拉图在本体层面上对宇宙理性的揭示，奠定了西方古典本体理性的基础范式。
在中世纪，经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派等环节，古典本体理性与希伯莱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宗教理性。[1]所谓宗教理性，即一种以理性形式出现的宗教信仰。在宗教理性中，古希腊哲学中的宇宙理性演变成了人格化的上帝，上帝作为权威、规范和至善至美的理想化身，成为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和精神支柱，成为全知全能的理性本原。所以，宗教理性虽然与宇宙理性有别，但在着力确立世界的终极存在和最高本体，形而上地寻求外在于现实世界的永恒绝对的精神实体等方面又与宇宙理性是一致的，都属于同一个理性范型，即本体理性范畴。许多人把信仰等同于“非理性”，视宗教信仰为理性之敌，但实质上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不是非理性的，它在确认绝对存在方面，在确认世界永恒真理和形上本质方面，在赋予宇宙以终极意义方面，与宇宙理性如出一辙。
本体理性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叫绝对理念，就是一切知识的本体根源和依据。所以，黑格尔将古典的本体理性范型推向了极致。但从近代开始，随着上帝信仰出现危机，本体理性作为一种理性范型也因受到怀疑而逐步从知识领域导向了伦理学层面（康德），尤其到现代哲学中，本体理性出现明显转型，越来越变成人对自身存在终极关切的思考范式（详后）。
（二）认知理性
认知理性的实质就是作为主体的人自己来认知，自己来“思考”，就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它属于近代理性范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崛起，人类自14-15世纪开始向宣扬信仰高于一切的宗教理性宣战，力图从上帝那里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理性。于是，伴随着人类求知、探索和创造热情的高涨，理性由一种外在于人的对象化的神性存在转向回归人类主体自身，人类进入了“自己思考”的时代，进入了真正的认知理性时代。启蒙理性作为认知理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尤其得到了极大发展。启蒙思想家们将矛头直指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宗教蒙昧主义，以独立的怀疑精神和科学精神对待一切自然和社会知识，将世界的一切置于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评断，否定权威和迷信。笛卡尔所宣称的“我思故我在”，从理论上确立了人的理性的优先地位，为近代人以理性直面世界创立了典型范式。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则不仅使人的目光从天堂转向自然，更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自立于自然。洛克更以对人的理解力的全面探索，论证了人能够认识自己面对的世界。
近代认知理性在怀疑、批判和建构的过程中，形成了两大具体类型，即经验理性和思辨理性。经验理性主要产生于英国，它的本质在于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在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成为经验理性的旗帜和口号。经验理性论在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谟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证明因果性只是人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习知，从而将理性演绎归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应当说，经验派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扩展了西方理性概念的内涵，但是由于他们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所以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2]思辨理性主要产生于欧洲大陆，中心是德国。与经验理性相对立，大陆思辨理性认为单凭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的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知识的普遍性和逻辑性的确定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怀疑”的原则，其要义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惟一尺度，只有把人类所有知识放在理性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大陆理性着重考虑的是人类认识中的逻辑形式、概念形式，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类理性认识的本质特性。但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
由于经验理性和思辨理性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到了18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认知理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在这时，康德哲学应运而生。康德企图在他的“先验论”基础上调和经验理性和思辨理性的矛盾，建构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是，在具体认识阶段划分上，康德暴露出了其理论缺陷。他将人的认识分为知性、理性（狭义的理性）两个阶段，知性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现象之后的本体则是理性认识的对象。理性的本性是超越的，它要超越有限的知识经验去把握世界的绝对总体，但理性本身并没有赖以把握世界绝对总体的思维工具。于是，在康德那里，理性为了满足自己本性和需要，必然用有限的知性范畴去规定无限的纯粹理念，从而陷入先验幻相，产生二律背反，最终无法确证什么，无法认识世界的本体。康德分析纯粹理性的目的是要批判当时盛行的“灵魂实体说”和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神学，而当他把灵魂、上帝看成是超出经验之外的“物自体”，因而不能被人们所把握时，康德的理性怀疑论便动摇了人类认知理性的绝对性，否定了理性无条件的认识能力，从而为信仰留出了地盘，使得西方理性遭遇新的困厄。[2]
随后，黑格尔举起了辩证理性的大旗，希图以一种包罗万象的理性形态，挽救西方传统本体理性和认知理性的危机。黑格尔辩证理性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角度，将实在与理念、经验与观念、理性与非理性熔于一炉，创造出亦正亦反、有分有合，充满秩序感和历史感的逻辑体系，以把握全部现实的内在统一性，克服康德哲学中“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从积极意义上讲，黑格尔的辩证理性标志着人类理性的发展由知性时代向辩证综合时代的转折，成为西方认知理性的高峰，但同时理性思维能力也被片面地吹胀，抬到了包罗一切的绝对境地。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构成世界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甚至于感性肉体的人在其哲学体系中也变成了纯粹精神（理性）的东西。这实际标志着西方传统本体理性和认知理性在到达极致的同时，也真正开始走向自我否定。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在黑格尔那里，理性被普遍化、抽象化为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一种主宰和支配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超验力量，一种对一切感性、个别、偶然加以抑制和排斥的“冷酷的理性”。
（三）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与认知理性有着内在关联，但又有自己的特性。早在启蒙时代，为推翻上帝的统治，追求“我思故我在”的认知理性日益与科学技术联姻，形成了与认知理性相互联系并行发展的工具理性（又称科技理性）。于是，在消除上帝统治人的神话的同时，理性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而成为万物的主宰，开始制造人控制自然的神话。一方面，人类相信自己可以凭借理性的手段或技术的方法来无限地控制自然，而不必求助于某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另一方面，人们相信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的结果必然是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增长，并且会导致人的完善完满和最终解放。这样，工具（或科技）理性就成为检视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尺。“科技”几乎就是“进步”的同义词。三百多年前培根认为人类进步的标志就是以科学的力量认识和征服世界，为此提出“知识即权力（又译作力量）”的著名口号。“科技万能”论则是工具理性的基本命题。在它的话语中，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按照一定目的，运用一定技术（工具）“造”出来。所以，工具理性重视的是手段的实际效益和后果，而非抽象绝对的终极价值。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认为工具理性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其目的，它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至于特定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人们的心愿，则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则全力关注其当下的行动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至于行动可能会引出什么后果，则在所不计。所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就在于它排除价值判断，至少是价值中立。[3](P89)换言之，工具理性是功利的，实用的，讲求普遍有效性，表现在理论上是形式化、数字化，表现在方法上则是精确化、程序化，表现在实践上则是可操作性。从历史角度看，与前述认知理性不同的是，工具理性虽也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但它却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迅猛发展。随着宗教信仰的日益式微，世俗文化的不断高涨，科学主义、实利主义的渐趋盛行，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强大基础，成为“现代化”乃至“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当今世界，最“宏大的叙事”（利奥塔语）莫过于现代化，而（高）科技化则是这一“宏大叙事”的最强势“话语”。科技理性的充分发展，成为现代模式的一个前提，甚至成为第一生产力。对于人类发展而言，工具理性无疑是必要的，它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它的膨胀也将现代变成了工具理性的时代（科学技术不过是工具理性的运用）。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一切社会实际问题都被纳入科技的体制性框架而成为技术问题，其结果就是“在发达工业国家，科学和技术不仅成为一种和平的、令人满意的为存在奠定基础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掩盖了它背后的利益关系，变成了一种与大众相隔绝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使管理上的高压统治合法化了。”[4](P12)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现代化情景实在是“对世界历史的启蒙过程的一种莫大的讽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造成一种“现代病”，其共同症结就是科技（工具）与人文（价值）关系的紧张：“唯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知识霸权”等等演变为社会领域新的“极权主义”，其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导致现代化面临重重危机。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理论，以消除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这一危机。实际上，对工具理性的现代反思和批判，皆本于这样一个事实，技术理性虽然带来了现代工业与经济的飞速增长，但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原因在于：工具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它以支配自然为前提和目的，人生问题、价值问题、社会目标问题等等都被排除在外。工具理性的盛行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对外在自然的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二是对内在自然的限制，人从宗教的蒙昧中解放出来，却又被理性自身的创造物机器、商品和技术官僚体制所奴役。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工具理性是专制主义的，它以一种更加隐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塑造了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人。这样，人们凭着追求真理的热情，借助理性与技术的威力杀死了上帝，而工具理性的极度发展却又使人被新的力量所杀死。
（四）生命理性
生命理性也可称作人文理性。它有时候直接表现为“非理性”、“反理性”的形式，说明生命理性即以对传统理性的超越和解构为其鲜明特征。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我们看到传统理性（本体理性、认知理性，甚至包括工具理性）已走到尽头，因此，从根本上彻底反思和超越传统理性的局限，形成健全的新理性，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早在休谟和康德那里，传统理性独断论就已开始遭到怀疑和反驳。19世纪中叶以后，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更成为一股思潮。叔本华和尼采是这一思潮的先驱人物，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的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及弗洛伊德主义是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上毕叶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则将其推向了高峰。[5]从传统认识角度出发，人们往往把这一思潮称作“非理性主义”，理由是它贬低或否认了理性的能力，宣扬非理性的意志、直觉、本能、欲望等的意义，甚至将这些非理性因素当作世界的本原和第一性的东西。实际上，所谓的“非理性主义”不过是在现代社会一种新的理性类型：生命理性或人文理性。在终极指向上，生命理性与传统理性均共同致力于自然法则的必然和人类意志的自由的统一，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人性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生命理性只是试图通过反思和批判理性绝对主义和因果决定论，达到纠正理性的片面偏执以回归真实人性的目的。因此，它在“非理性”的外表下，潜藏着深层的理性目标。
从本质上看，生命理性流露了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即关注人的本质、人的生命、人的存在，把人的问题看作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以人为中心对世界事物作出解释，以个体感性存在为基点来探寻人的价值、尊严和命运。[5]如唯意志论宣称其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生命哲学把生命冲动提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精神分析学说则是关于人的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的深层理论，现象学致力于先验的“意识的本质”，存在主义自称是研究人的具体存在的人学。它们极为关注个体感性自我的潜能、自由、幸福的实现，追求一种与人的社会理性身份相对立的绝对自由的个体感性的自我，如尼采的意志自我，柏格森的生命自我，弗洛伊德的本能自我，胡塞尔的先验自我，萨特的自由自我等。存在理性将人的本质与世界本体合而为一，将本体论（世界观）与人生哲学（人生观）紧密结合，即以个体感性存在为本体，并视之为确立人的价值法则和达到人生理想境界的依据。由于生命理性或人文理性把个体人的感性存在作为世界本体，因而它反对西方传统理性那种离开人来看世界、离开主体看客体的旧的思维路向，而是以主体为基础来把握主客体关系，在理论意义上打破了西方传统单一的思维方式，为思维的多角度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五）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范畴最先为康德所提出，但我们此处所谓实践理性，只是用来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思想基本特点的一个关键词，其内涵已与康德所说实践理性大异。实践理性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理性”范式。有时候人们也把中国的传统理性类型说成是实用理性、伦理理性、人本理性、现世理性、生活理性等等，实际上这些具体理性的内容要素大致都可涵摄在实践理性这一基本范式中。实践理性的突出特点，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就是“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6](P50)。具体言之，中国实践理性的基本特点可用“道不远人”或“道器不离”来表述。这里的“道”大抵指的是事理之“道”和伦理之“道”，尤其是伦理之“道”，当然也包括审美之“道”，总之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最高本体、根源、真理和法则。“人”即现世中的“人”，扩而言之亦即人生、人世、人事、人伦等有关“人”的现世生存的事情。“器”则是与“道”相对的概念，即《周易·系辞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指的是感性具体的经验现象和事实存在，其中也自然包括感性具体的现世人生和人伦生活。总之，无论是“道不远人”，还是道器不离，都典型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将本体与存在、理性与感性、理想和现实、天道与人事、体与用、知与行等等融通为一、持中致和的基本特征，也即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实践理性范型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是，在中国的实践理性话语中，“道”（理性本体、本质、本原）既不在超验的、形而上的“理念”（或“神”、“绝对精神”）世界，也不在纯粹的、与“人性”相对立的“物性”世界，而是就在现世的活泼泼的“人”的世界。所以，人生的终极价值，或“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最终关心，既主要不表现为对虚无抽象的、纯形而上的神灵世界、彼岸王国的痴迷向往，也主要不表现为对功效实利的、纯形而下的物欲世界、此岸尘世的一味追逐，而是重在将神圣与凡俗、伦理与物欲、明道与致用、性与情、义与利等等统一起来，着意于在人的“现世性”存在中实现其“超越性”境界，或者更通俗一点说，在其“人间性”状态中实现“天堂般”人生。
以现世人生为根基，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伦理精神是儒家实践理性的主要内涵。从儒家说，中国实践理性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是以“仁学”为核心构建而成的理性结构，它的话语模式就是将理性观念、伦理原则与人性欲望、情感诉求融合一体，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实践理性倾向。孔子“仁学”，实际就是一个以“仁”释“礼”、以“仁”复“礼”的实践（道德）理性体系。在它那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根基，“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外在之“礼”的制约性与内在之“仁”的自愿性之间是协调交融中和不偏的。一方面，人们对伦理规范的服从不是被迫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自愿的。另一方面，人的情感欲求也不是纯任自然的，而是内在地符合着伦理规范的。经过一代代人的持续改造后，这种礼制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价值观念，从而满足了一种基础深广的情感诉求和人性关怀，显示了儒家所代表的中国实践理性的特征。
同时，老庄创立的道家学说则成为中国实践理性的另一种范式，即如何在生存（活身）的自然状态中达致生命（人性）的自由境界，从而构成儒家学说的一种对立和补充形态。表面看来，道家强调自然无为，因而与实践理性相距甚远。但实际上，道家的自然无为，追求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有为”。说它特殊，就是说它随这个“有为”主要不表现在社会伦理王道事功层面，而着重表现在个体的存在方式和生命境界层面。换言之，道家的思想和儒家一样，也是围绕着“人”的问题，围绕着人如何生存的焦点展开的。它所关注的“自然”，不是物质的外部的自然界，不是纯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一种与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境界内在相关的“自然”法则，一种价值论、功能论意义上的自然。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功能论、目的论学说，一种以人的此在性为焦点的人生哲学，其所贯彻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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