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5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原名《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0年4月， 《新青年》杂志刊出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稿；次年5月， 又刊出了“新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文稿。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中，凡是有条件的国家都推行强权政治，各民族不得不把“在战争中成为胜方”作为维护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的头等方式。
由于坚船利炮在战争中作用极大，科学创新首当其冲，所以新文化运动“要科学”；由于选举代议组织的经济活力较强，技术实现紧随其后，所以新文化运动“要民主”（把“选举代议组织”说成“民主”，是为了掩盖这种组织的商业性和级差结构。其实，世界上从未出现“以民为主”的组织形式）；由于儒家学说重视“治”，反对“乱”（尤其反对战乱），所以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
1990年，冷战结束。
1991年，《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8卷第1期刊出了“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一文，主张“按照现代政治的要求重新发掘儒学政治传统”。此文反映出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新儒学”思潮进一步回归儒学本色。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 参加者包括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含102个国家或政府的第一把手），外加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带有约束力的重要文件。
1993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刊出“同源同功同构的两类经济系统——科举竞争系统和市场竞争系统”一文，主张“突破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框架，认识到科举竞争系统的重要性……放弃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决策的最高指标……在科举竞争子系统和市场竞争子系统之间进行不断的权衡和调节”。
“科举竞争系统”是指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通过各地举贤、策论考试、中央录用等程序来选拔组织管理人才，从而形成管理主结构的社会系统。其作用是维护统一，消弭分封而建的地方势力。后来，“各地举贤”发展为面向整个社会的分科考试，称为“科举”。汉代之后的统一王朝，除较短的西晋和元代之外，都是科举竞争系统。近代有人对于“封建”一词的使用，不符合中国国情——即使元代，也不是“封建”王朝——元代以蒙古人或色目人中的贵裔、军警、商人作为管理主结构。
“市场竞争系统”是指英国“光荣革命”及“独尊”英国国教之后，通过确认所有权、法律保护公平交易、具有一定财力的商人资产者投票等程序来选出组织管理人才，从而形成管理主结构的社会系统。其效果是促进分封而建的区域走向整合。后来，“资产者投票”发展为传媒操纵下的全体公民的普选，有人称之为“民主”。
重认中华魂，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从1984年起，美国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每年出版一本《全球预警——世界形势评述》。
在连续七年的“观察研究”之后，《全球预警，1990年世界形势评述》一书的作者们终于认识到：“只要人们仍然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生活福利的指标，社会变革就会遇到极大困难……现行市场经济关注的只是效益，而对于无论是正义还是持续发展，它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
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已经有不少西方学者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却提不出有效的对策。
因为，如果不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决策的最高指标，整个欧美式的市场竞争系统就会瓦解——在跨过温饱阶段之后，市场经济仍然要通过“刺激需求”来不断推出大附加值的新技术、新产品（先锋产业、龙头产业），其合理性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
对于欧美来说，这一秩序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欧美社会是较为单纯的市场竞争系统，从一国内部来看，需求不足会使商人资产者难图高利，歇业裁员，引起各种社会问题；从国际来看，中心区域（二战前是英国，二战后是美国）必须不断推出大附加值的新技术、新产品，才能积累起高于其它区域的金钱，从而使非中心区域有求于自己，这样才能维系市场竞争系统整合的级差秩序（无级差则无整合秩序，正如无差别则无秩序：极端状况是“热寂”）。
由于商人资产者必须在不断增大耗能以谋取资本收益的前提下，才能够在和平时期发挥整合作用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有关政府就不得不刺激浪费和需求——正是二战后的政府行为，使得“拥有新式豪华汽车和新奇服饰”成为时尚，使得低质的精神产品通过汽车式的节奏和服饰性的包装变成利润，使得物化的人口借助汽车速度和服饰变换四处流浪。
过去曾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刺激需求”的合理性是为了“资源最优配置”或“效率”。然而，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本来不是为了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如果为了资源配置而去刺激需求，就背离了发展经济的目的，由此导致的扭曲人格、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就是得不偿失。也就是说，为了“物”而去刺激需求是不合理的；只有为了“人”而去刺激需求才是合理的——为了维系秩序去刺激需求，就没有偏离发展经济的正当目的，只是不得不在人格、资源、环境等方面支付必要的代价而已——如果失去了秩序，人类的需要将不可能满足。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资源最优配置”论原来是建立在错误的“最大化”假设之上——“需求”要靠“刺激”才能产生出来，这本身就说明人的欲望不是无限的。）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世界将分为相互作用（冲突、共存）的几大块（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非洲），并且主张“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放缓削减西方军事力量的步伐，并保持西方在东亚与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
其时代背景就是：苏联解体之前的西方产业社会之所以相对平衡，是因为对抗格局可以作为“制造需求”的良好借口（为了冷战而必须使产业升级）；苏联解体之后，有必要找个新的借口（为了应付“文明的冲突”而进行产业升级）——产业社会根本不可能既放弃扩张升级，又维护秩序。目前的产业社会是一种“不进则退”、“不升级就涣散”、“不扩张就瓦解”的系统。
因此，欧美发展模式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状态——人们只能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生活福利的指标。《全球预警，1990》一书的作者们，只能诉诸口头上的“吓唬”：“如果不改变现状，就会大祸临头”！
西方学者看不到出路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科举竞争系统能够“以较小耗能来维护级差秩序”——这一有效机制以“文化”方式为主，而不是以“经济”方式为主来维护社会秩序。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把科举竞争系统与市场竞争系统兼容起来，发展信息文明——把国民生产总值降为第二级的决策指标，而把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三者之“积”作为第一级的决策指标。
由于这三类效益互相制约而不可能同步，因此必须在这三者之间不断地进行权衡与调节，也就是实施中庸之道——“中”的含义是“不偏”；“庸”的含义是“不变”，但不是外物不变，而是人对外物的主动地位不变：当客观事物发生变化时，人们必须注意到历史上曾经显示过的制约因素，通过权衡调节和适当移中来保持基本秩序（含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只有中华文化崛起，并把科举竞争和市场竞争作为操作子系统，人类才能进入信息文明。正如一份由18位世界级学者签名的声明中所建议的那样：“在意识上过渡到对持续发展有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理解”，推动“基于依靠自然的‘收入’而不是基于依靠耗减自然的‘资本’的世界经济”。（这个声明发表于《世界资源报告（1992～1993）》，签名者包括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斯佩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托尔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主任德雷珀三世。）
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够在个体与整体之间实施中庸之道——中国人具有“适度约束自己以维护整体秩序和延续”的“文化基因”，即“克己复礼”（《论语·颜渊1201》）。
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够在经济活力与社会秩序之间实施中庸之道——主张中庸之道的儒家组织管理学，是被中国的较严酷的环境条件“逼上”前台的：汉武帝采纳“独尊儒术”的建议，密切相关于他的父亲景帝险些在“吴楚七国之乱”中丧失皇权，而所谓的“文景之治”，就是只顾经济活力，忽视了环境约束和基本秩序。与此类似，唐代“安史之乱”后开始把孟子上移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也是因为唐玄宗的子孙们认识到：“开元之治”中的经济活力，不足以治理中国。
中国的环境条件较严酷，是因为在亚欧古文明所处的中纬度地区，都受到常规西风的影响。中国地处太平洋之西，常规西风从大陆吹向海洋，海上湿气只在春夏之交因陆海温差而开始挺进大陆，造成中国降雨的季节性差异，以及频繁的水旱灾害。与此不同：地处大西洋东岸的西北欧，受西风所携带的海洋湿气的惠泽，降雨在一年中均匀分布，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没有意识到大自然的严酷和威力，常常想要“征服自然”。
然而，在越来越严重的人造（污染和生态）灾害面前，一批又一批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环境对人类的约束，开始批评以个人和利益集团为中心的观念价值。《全球预警：1991年世界形势评述》建议：要“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即使这意味着“对人的自由产生诸多限制”，那也是在“对房屋进行修理还是任其倒塌”之间进行选择。
学者们一说起环境保护，总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华之魂——在上述18位学者的著作中，向世人破坏森林行为所发出的忠告就是：“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警告说：如果一意孤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个谚语似乎是脱胎于《四书·中庸》第2章：“小人而无忌惮也”， 以及《论语·卫灵公1512》：“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不仅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人应该重认国魂；而且从中国内部所面临的制约来看，中国人也只有重认国魂，才能以自己的面貌自立于世，并造福于世。
对于中国来说，只要被限制在工业文明或产业社会的思路之内，就难免在世界上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华“传统”似乎就只有“负面”作用——“文化制约”和“资源制约”使得中国人在刻意套用西方模式（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时，导致一次又一次“螺旋多，上升少”的周期重复，不断地陷入“怪圈”：“以为有了产值就有了秩序→向欧美市场经济看齐→集资让利以调动个人和外资的积极性→政府财政能力相对减少→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秩序失衡→多数人心理不平衡并逞离心倾向→政府加强行政管理→经济活力下降→偏离产业社会的发展模式→政府试图以更多的经济许诺来凝聚人心”。
反之，一旦看见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把科举竞争系统与市场竞争系统兼容起来，发展信息文明，“传统文化”的劣势就成了优势，被动就开始变为主动。
当人类中越来越多的人们跨过温饱阶段，环境条件却越来越严酷，全人类都必须进行慎重权衡的今日，只有借重于中华文化，才能把工业文明推向信息文明——中华民族既受环境“逼迫”，又有“文化基因”，去作出表率，从而造福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