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与实践——《胡适传记作品集》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传记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作品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先生一生提倡传记文学，时时劝告和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他在《四十自述》的序言里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注：《四十自述·自序》，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版，第1页。）虽然他们都答应了，但很少，几乎没有人实践他们的诺言。胡适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是1933年的6月。那就是说，胡适留学归国后不久， 他就开始劝促他所认识的朋友写自己的传记。接受他的劝告的人有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梁启超、林长民、梁士诒、熊希龄、叶景葵、陈独秀等。这些人都比胡适年纪大。最大的张元济要比胡适大24岁，最小的陈独秀也比胡适大12岁。而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当时都已去世了。
到了晚年，胡适在得读黄郛的夫人沈亦云的回忆录后，写信给沈亦云，信中感叹道：“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人人都愿意，但很少人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注：见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550页。）从这里看出， 胡适认为写自传需要几种条件，一是要有闲暇；二是要有文学的修养，三还要能自己保存许多“第一手”的史料。以这几条而论，胡适劝告过的那许多老朋友，除了没有闲暇以外，条件都是具备的。而胡适本人，保存“第一手”的史料最多，文学、史学修养皆甚高，也只因不得闲暇，而未能把自传写完。
胡适除了私下里劝告朋友写自传，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传记文学。听他演讲的人不免受到鼓励，因而对传记文学感兴趣。胡适对传记文学的提倡不是没有效果的。陈独秀于3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里撰写《实庵自传》时，开头曾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552页。）这许多朋友，其中最重要者就是胡适，而且可以推想， 那其余的“许多朋友”恐怕也是受胡适的影响才劝陈独秀写自传的。陈独秀的《自传》，只写了前两章。他被释放出狱后，正值抗战爆发，没有了闲暇，无法写完他的自传。据我们现在知道，蔡元培先生也撰有《自写年谱》。梁启超、张元济先生等，虽未曾写自传，但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珍贵资料，为后人编撰他们的年谱或传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两本很著名的传记著作与胡适有很大的关系。一是丁文江先生主持编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是张孝若先生编撰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谁都知道，丁文江是胡适最要好的朋友，而丁氏主编这部年谱稿时正在北大任教授，与胡适往还的机会甚多。胡适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序言》中，未提他在编书过程中是否参与过意见。只提到丁文江死后，他曾得到一部《初稿》油印本，签注意见后退回给梁家了。从保存下来的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丁多次谈到编梁任公年谱的事。蒋观云所存任公的信，在上海由高梦旦主持抄写，抄件曾请胡适阅过，由胡适寄给丁文江。丁氏还请胡适帮忙，从浙江借孙仲愚的日记，摘录有关材料供年谱之用。
在1929年7月8日丁文江给胡适的信中曾具体说到：“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of Letters.”（注：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126—127页。）此信反映出，胡适对丁主持编写梁谱事，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做一部白话的新体《梁启超传》更是丁、胡两位朋友共同的心愿。
张孝若是张謇的儿子，他把撰写他父亲的传记看作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来做。他为此给胡适写过许多信，而且曾多次当面请教，他自认为他作成白话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是同胡适的影响分不开的。所以书成之后，他决定任何人的序都不要，只恳请胡适务必赐一序。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的《序》里未曾提及他与张孝若之间的这些来往，他只说“他（指张孝若——引者）生在这个新史学萌芽的时代，受了近代学者的影响，知道爱真理，知道做家传便是供国史的材料，知道爱先人莫过于说真话，而为先人忌讳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对我说，他做先传要努力做到纪实传真的境界”（注：见《胡适文存》三集卷八，亚东图书馆1930年10月再版，第1091页。）。这里已可明显透露出，张孝若所作其先父的传记是受了胡适很大的影响。
胡适特别热心提倡传记文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够发达。这一点早在留学时期他就颇有所感。那时他已注意到中国旧体传记一则“太略”，二则“大抵静而不动”，即不能写出传主成长进化的过程，三则“多本官书，不足征信”（注：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七，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版，第417—418页。）。后来他在讲演或为他人传记写序时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并指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
胡适认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有许多原因：第一，他认为中国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我从前在一篇文章里曾有所批评。（注：见《胡适研究论稿》第74—75页。）在古代，中国人最缺少“个人”的观念。一面是芸芸众生，蚩蚩群氓，一面是英雄圣贤。一旦被视作英雄圣贤，他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或至少是某种神意的体现。他们是被崇拜的偶象，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这些英雄圣贤的记叙充满了夸张不实之词，甚至加上许多神秘色彩，根本无法与近代的传记文学同日而语。第二，他认为中国多忌讳，这是很中肯的批评。对先人有忌讳，对时人有忌讳，政治上有忌讳，信仰上亦有忌讳，总之是忌讳太多，无法用真实的材料写出一个人的真实的传记。第三是缺乏保存材料的机关，无史宬，无公共图书馆，无长久不衰的故家世族私人保存史料，再加上无长久的太平，每多战乱，资料容易毁灭。第四是文字上的障碍。什么骈文、古文、碑版义例等等，束缚史家，不容易做到生动传神。第五是，读书人一向把读经、解经、传经视为终生事业，不看重传记文学的价值，故向无传记专家。官修的传记，为官方服务，不重写实传真；私家修传，多为美化先人，故多谀墓的小儒，不足以养成传记的专家。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国史籍中和文学中的传记作品就难以与西方国家的媲美，这是很遗憾的。中国历史很悠久，而历史上也不乏具有伟大人格和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为这些人乃至为一些虽平凡而确有可取的人们写传记，于历史，于文学，于人格教育都有极大的益处。
胡适提倡传记文学首先是着眼于保存史料，以补史书的不足，或为各种通史或专史的研究与写作提供基础。1943年，美国人恒慕义在房兆楹夫妇等50多位中外学者的合作之下，完成了多卷本的大书《清代名人传略》。胡适对这项工作极为赞赏，很用力地写了一篇长序。序言中盛称此书由于采用了许多官书不载的史料，尤其是利用了外文资料，所以是非常成功的历史著作，既可补中国官修史书的不足，又可补中国学者记载的不足。“史料的保存和发表都是第一重要事。”（注：《胡适致沈亦云的信（1960.10.4）》见耿云志、 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第1550页。）这可说是胡适的名言。要写历史，总是史料越丰富越好，越充分越好。而史料的保存受种种条件限制，往往是很不容易的。若史料被利用起来，以各种不同形式流传，就增加了长久保存的机会。比如有些古人的著作失传了。但距古未远的人，读过这些著作，把他们经眼的材料收入自己的著作中，那些失传的著作或其残篇便得以流传后世。研究历史可有许多切入点，写人物传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一个人物，特别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往往涉及那段历史的许多问题。所以一篇写得真实而又充实的传记，可以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原料，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例如，《李超传》中所保存的材料，可使人知道中国旧式家庭制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女子地位是如何的低下，进而了解五四时期的青年何以那样热烈地赞成新思潮，反叛旧的家庭制度，追求个人的解放。又如，读《詹天佑先生年谱》里的材料，不能不使人震惊，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路，人人皆知是中国早期铁路史上工程最为艰巨的，而每公里耗资却比外国人主持修建的津浦路、京汉路、京奉路都节省甚多：
以平均每公里用银元比较：
津浦路11.9万元
京汉路9.56万元
京奉路9.46万元
京张路4.86万元
此外谱中还有许多具体材料反映出詹天佑主持京张路的建筑，弊绝风清，为国家节省开支，而所修之路却是一流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在经济上受外国人的剥削有多么严重！由此可见，詹天佑先生，这位爱国的工程师有多么伟大！而这些材料都可为中国铁路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政治史提供很有用的材料。
传记的另一个巨大功用是有裨于人格教育。正因有此认识，胡适早在《竞业旬报》时期就写了很多短篇的传记，把他认为有贡献于国家与社会的人写出来，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他说过，基督教的《新约全书》有“四福音”，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弱音”其实都是基督的崇拜者记下他的言行，以教育后人的。胡适说“《新约》里的几种耶稣传记（即上述的“四福音”——引者）影响了无数人的人格”。古希腊的“布鲁达克（Dlutarch，应为Plutarchos，今译作普鲁塔克——引者）的《英雄传》影响了后世的许多人物”。中国近代史上的曾国藩，抛开其功过不说，他的语录、家书、日记（这些都是重要的传记材料）也曾影响了中国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可见人物传记有巨大的教育作用，这是毫无可疑的。所以胡适自己曾拟编选传记丛书，一则发挥其教育作用，二则以为提倡传记文学的参考资料。（注：参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第272—280页。）
提倡传记文学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训练年青的历史学者。历史无所不包，马克思说过，我们知道唯一的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大意）。世间一切皆可成为历史的材料，皆可入历史的范围之中。所以搞历史必有一个具体的题目方可入手，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件名物的来历，一项历史活动的发展，一个思潮的来龙去脉，皆可成为专题。而这其中，选择一个人物做为题目，比较最具体，搜集材料，比较有范围可循，材料到手也比较易于整理成一个系统。这是从容易的方面说。从难的方面说，要揭示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展示人物活动的心理过程，显现人物与当时代各种人物，各种思潮，各种运动，各种事件的关联，所起的作用，所生的影响，等等，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人物传记可深可浅，可繁可简，可高可低，其中差别不啻万千。人物传记从容易入手的方面说，最便于训练青年史学工作者；而从其可深、可繁、可高的方面说，则正是显示大手笔的好场所。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里，在列举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大人物值得为之作传之后说：“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得点实地训练，做点实际的史学工夫呢？”
胡适对传记著作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写实传真。他说：“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为达到纪实传真的效果，他要求“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八，亚东图书馆1930年10月版，第1088、1089页。）这样的写法，古文是难以做到的，所以胡适极力提倡用白话写传记。
胡适对于传记的第二个要求是必须“抓住传主的最大事业，最要主张，最热闹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把传记与年谱严格分别开来，他认为，“年谱只是编排材料时的分档草稿，还不是传记。编年谱时，凡有年代可考的材料，细大都不可捐弃，皆须分年编排。但作传记时，当着重剪裁。”剪裁的方法即如上述，即抓住传主最大事业，最要主张，最热闹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其余的细碎琐事，无论如何艰难得来，无论考定如何费力，都不妨忍痛舍弃。其不在舍弃之列者，必是因为此种细碎琐事有可以描写或渲染传主的功用。”（注：《黄毂仙论文审查报告》，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5册，第679页。）
胡适的这个主张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他关于传记与年谱的区别的议论，尚可商榷。
年谱并非皆是为写传记而预备的“分档草稿”，也不是所有材料细大不捐，完全没有剪裁。现在差不多所有中国的史学家都能承认，年谱是传记之一种，历来出版流行的年谱，都不像胡适所说的“凡有年代可考的材料，细大都不可捐弃，皆须分年编排”，而毫无剪裁。例如胡适先生很称赞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就已作过很大的剪裁。编者曾收集梁任公书札上万封，而年谱所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梁先生的著述、活动事迹则更是大量地略而未记。难以相像，像梁任公先生那样一生精力充沛，活动舞台甚大，事迹极多，著述极丰，若按胡适先生的说法去编他的年谱，其卷帙不知要比现在所见的年谱大出几十倍，几百倍！以笔者所见之年谱，稍稍近于胡适所定的标准的，大概只有胡颂平先生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但此书因其缺少剪裁的功夫，而颇受学者批评。有几位学者以拙著《胡适年谱》（注：《胡适年谱》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与之对比，称誉拙著“剪裁得当”，而对胡颂平先生之《长编》颇加苛评。其实，以年谱的功用而论，胡颂平所编之书，自有其特别处，不宜苛责。我将年谱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保存材料而编的，一类是作为传记之一种而编著的。前者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为写传记做准备而编写的。如丁文江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又一种是作者觉得自己功力识力不足，只编年谱，不写传记；或自觉写传记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为保存材料而暂编年谱。胡颂平先生似乎即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年谱与传记的区别，似不应以剪裁与否来做主要标准。其标准当别有所在。照我的看法，年谱与传记的主要区别有二：一是体例不同，年谱绝对须按时序编排材料，而传记只须把握大时段，而不拘年月的先后。二是写法不同，年谱一般只记事实，基本不作或极少作分析评论，而传记则容许有很集中的分析评论性的大段文字。愚见如此，当否，尚祈方家评正。
1930年11月，胡适从上海携眷迁回北京。12月6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茶会欢迎胡适重回北大任教。在傅斯年致欢迎词后，胡适略作答词，其中说到，他一生抱三个志愿：一是提倡新文学；二是提倡思想改革；三是提倡整理国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定论（注：见《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影印本第10册，1930年12月6日条。）。胡适的这段自白，大体是可信的。 但平心说，“提倡思想改革”一项，不能说“实行无力”。在这一方面，他播下的种子颇不少，收获亦颇可观。这里不赘。我想说的是，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也可以用胡适自述的八个字来批评：“提倡有心，实行无力”。
粗略统计一下，胡适所写的传记作品大约近百种，约140 万字左右。其中为他人写的最长的传记是《丁文江的传记》，约12万余字。其《四十自述》加上《逼上梁山》一章则只有八万五千字左右。而其《口述自述+-》，作为他与唐德刚合作的成果，其中正文有16万余字，可算是其传记作品中最长的一种了。胡适的传记作品大多是短篇的传记，他本人常以中国只有短篇的传记，而无长篇的传记为憾事，而他自己也甚少写长传，这也是他“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之一证。
胡适所作较长的传记，仍以《四十自述》写得最好。胡适写这篇自传时，正当盛年，思想、文字皆处于“最佳状态”。惜其太忙，而未能按照初衷写成真正的“传记文学”作品，而且也没有写完。其《序幕》一章与后面的正文，风格明显不同，而正文中前两章与后面各章又略有区别。胡适自己说：“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后面还说到，序幕一章“颇有用想像补充的部分”——引者）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注：《四十自述·自序》第4—5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心目中的传记文学，与严谨的传记史学是有区别的。但他从未集中地给我们指出传记文学与传记史学应如何区别，或者说，传记文学应具备哪些特征。大概其《四十自述·自序》是涉及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一篇文字。这其中有三点可以注意：一是传记文学容许“用小说式的文字”；二是容许“用假的人名地名”；三是容许“用想像补充”。这三条，尤其是后两条，我看很有问题。前面提出，胡适对传记的第一要求是“纪实传真”。如果允许用假的人名地名，允许用想像来补充，岂不违反了纪实传真的大原则了吗？所以照我的看法，传记文学与传记史学不宜加以明确区分，所谓传记文学，只是要求史学家用带文学性的生动语言来叙述真实的人物事迹。这里“文学性的生动语言”，不是忽视“纪实传真”的原则，而恰是为了进一步地达到纪实传真的效果。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即是要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在这些地方，显然是需要一些文学的修养才能做到的。而这样做，并不虚构情节，并不是夸张不实。我想传记文学容许文学的成份，不应超过这个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那就必定违反“纪实传真”的原则，那就不是历史了。
胡适先生一生提倡传记文学，但没有为传记文学提供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界说，也没有实地完成一个完整的典范的传记文学作品，这又是他“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之一证。
但胡适的传记作品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四十自述》前面已经提到了。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略加评述。
《章实斋先生年谱》，作于1921年，1922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8年，姚名达先生增补，1931年，出增补本）。此书最大的特点是“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前人作年谱，“单记行事”，不能表现谱主的思想变迁。胡适打破此惯例，于谱中分年编入章氏的重要著述，并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及他对差不多同时代学者的批评。这些皆属创例。其次，前人作年谱，对谱主只作褒扬之辞。胡适对章学诚既有肯定、赞扬之辞，也有批评之语。这也可说是一个创例。故此书出版，很得历史学家们的好评。不特因为它是国内学者第一部研究章学诚的专书，而且因为作者有超过前人的识力，独能表现出章氏对史学的卓越贡献，并揭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章实斋先生年谱》的成功，也证明年谱是传记中可以卓然成立的一种体裁，而并不像胡适在《黄毂仙论文审查报告》中所说，只是为写传记作准备的“分档草稿”。
《丁文江的传记》，此传是为纪念他的好朋友丁文江先生逝世20周年而写的。1955年秋天动笔，1956年3月12日写完，在该年11 月出版的《中研院院刊》第三辑上发表，即以抽印本流行。至1960年，始由启明书局出版单行本。这部传记的最大特点，它是彻底的白话的新体传记，几乎白到不能再白的地步。即以其书名为例，本来《丁文江传记》即可以了，胡先生偏要加“的”字。正如他的日记一定要名为《胡适的日记》一样。再就是体例，他从丁文江的一生中选出17个题目来写，这无疑是新体传记的写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胡适在此传中大发“考据癖”。每就一事，比较有关记载，作一番考据，再得出自己的判断。一般新史家作传记，正文直按自己的判断来写，而把考据文字放在注解里，最多只容纳一些极关重要的考证，而把一般的小考证放在注文里。这样在行文上比较方便。胡先生则视考据极重，故堂堂正正地都作在正文中。
因为此传是应中研院同人要求，为纪念丁逝世20周年而赶写的，加之，胡适在海外，有许多重要的材料都见不到（如《努力周报》，如丁任上海总办时的文电资料，以及丁的信札日记等等），所以这篇传记很不完全，也不够丰满。以丁文江的人格、事业，当得起一部更充实的大传记。
胡适的传记作品以短篇著作更为成功。例如《李超传》，写于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狂飚突进的年代。胡适依据很有限的材料写出一个年仅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女学生，幼年失怙，在嗣兄的威压之下痛苦生活，求学无路，最后郁郁病死的悲惨命运，使读者不能不对这位“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牺牲者”产生深切的同情。《荷泽大师神会传》，写于1930年1月。 收在当年出版的胡适整理编辑的《神全和尚遗集》中。胡适主要依据他自英、法两国所得敦煌卷子，其中包括神会和尚语录及其《显宗记》等，加上国内原有史料，进行相互比较参证，写出神会和尚如何以南宗的顿悟教义打破北派渐修的教义，逐渐争得群众，并争得朝廷的信重，从而确定了“顿教”的统治地位，完成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但胡适作此传时，似颇注入“气”与“情”（用章学诚的说法）的成份。所以，我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胡适此文颇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的意味”。《高梦旦先生小传》，写于1936年11月，文仅2400字，但把高先生一生脚踏实地，努力于改革的奋斗向上的精神和他待朋友、待家人真挚而平等的态度写得非常亲切，生动感人。
胡适关于几位思想家、学者的思想评传写得尤具特色。例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等，篇幅虽不很长，但对于几位传主的行实、思想有非常精要的介绍，尤对其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有很中肯的批评。这些地方最能显示胡适善于分析又能概括的大手笔。
中国传记史学本有自己的渊源和传统，但长期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一是篇幅太短，绝少长篇的详传。二是受“春秋义法”的局限，重褒贬而不重客观的记述，往往陷入谀颂与诋毁，于历史的研究有不利影响。三是文字刻板，不很讲究结构，以至未能发展出近代式的传记。中国新式的传记史学在民国时期才略有基础，而真正繁荣，实始于近20年。这是因为第一，材料的发掘有重大的进展；第二，忌讳减少了，史家比较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三，外国史学的借鉴更多了；四，如今的读书人，大体都能相当纯熟地运用白话的国语作为写作的工具。（民国时期白话固然早已盛行，但史学家们远不是都能很好地运用白话著书。只要检索一下民国时期的史著便可清楚，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有了这几个条件，近年来人物传记出版甚多，其中颇不乏写得很好的。我们现在印行胡适先生的《传记作品集》，一则可以了解前代史学家提倡新式传记的苦心，二则仍可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相信我国的新式传记史学，会有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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