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兴亡 从头评说——读《苏联兴亡史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亡论文,苏联论文,史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陆南泉、姜长斌、徐葵和李静杰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 》(以下简称《史论》)，这是我国研究苏联兴亡的新成果。第一版印数为4000册，很快 就销售一空。紧接着2004年又出了修订版。这说明我国广大读者对苏联问题的关切，也 说明了作者的认真负责态度。修订版接受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修订了某些不准确的说 法，统一了一些名词术语，对一些提法作了更为准确的表述，使本书的质量有了较大的 改进。
从1991年底苏联解体开始，关于苏联剧变就引起世界各国和我国学者、史家、政治家 的极大关注。十年来我国报章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分析剧变的原因，出版了不少专著 ，详略深浅不等地论述苏联的兴亡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江流、陈之骅主编 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的《 苏联剧变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宫达非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 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陆南泉、姜长斌主编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 (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前两本由社科院学者撰写，后两本由国内不同单位学者撰 写，其所表述的观点各具代表性。其中，《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对苏联演变的考察是 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的，实际涉及的苏联历史并不长。《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 是《史论》的中间产品，实际上是论文集，作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史论》却是 从沙皇俄国开始，上溯彼得一世，循着历史的轨道，一直考察到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 把在1991年红旗落地这一瞬间的世纪性事件，放到俄国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给 读者以厚重、扎实的感觉。
以史立论，史论结合
本书采取“史论”的形式，是颇具特色的。总结一个国家的兴亡必须从这个国家的历 史实践出发，以这个国家的历史为出发点，进行评说，而不是以某种理论或者公式，作 为判断的出发点。脱离实际的理论判断，也许讲得头头是道，但并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 问题。
马克思把人类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两大类。马克思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类社 会历史的研究，他的所有理论都立足于坚实的史实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没有对历史的 研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写下了《历史笔记 》这样大部头的著作，书中按编年顺序摘抄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 政治历史事件。请注意，当时没有电脑这一类的先进工具，一个字，一个标点都是手工 书写的。马克思的劳作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要了解社会，要了解社会的变动、 国家的兴亡，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它的历史进行仔细的扎实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去寻找其 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论从史出，以史立论，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史论》的立意 和设计是科学的，值得肯定的。
历史是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把对苏联兴亡的研究同俄国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考察， 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苏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能割断历史。苏联模式的种种 弊病固然是在它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其成因却往往同它的历史传统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史论》用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去谈“十月革命前 的沙皇俄国”，使读者清楚地看到高度集权的、个人专断的、追求霸权扩张的、严酷的 斯大林模式是植根于沙皇专制制度的历史传统之中的。某些东西并不需要去发明创造， 只要从过去的历史中移植过来就行了。这种历史的考察非常重要，这样才不至于把斯大 林模式的某些弊病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以作者有理由说：“与其说斯大林 —苏联模式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俄国历史的产物更为确切。”
俄国的历史传统是什么呢?本书概括了彼得一世改革的三个特点：一是在改革的名义下 无情地、大批地铲除异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二是尽可能地压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 大农奴，以牺牲广大农奴的起码生存条件为代价进行改革。三是在严格等级制的基础上 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同时倾全国之力发展国防工业。其总目标就是加强俄国的军事实力 ，实行领土扩张。这个目标直到沙皇制度覆灭一直没有改变。斯大林本人对伊凡雷帝和 彼得大帝的颂扬并非秘密，人们在30年代的苏联不难发现彼得一世的影子。
读者也许会感到书中关于沙皇俄国的历史讲得多了一些，细了一些，但耐心读下去， 对理解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是有好处的。不过我觉得，这一部分如果能够适当精简一些， 把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提纲挈领地勾画出来，可能更便于读者阅读，给读者留下更为鲜 明的印象。
作者们对“史论”这种形式做了难能可贵的尝试，可惜未能进行到底。就全书而言， 本书对沙俄历史和苏联早期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述评，给人以鲜明的“史论”的感觉。 相对而言，对苏联中后期历史的评述“史论”的色彩就淡化了，“史”的叙述往往不见 了，读者看到的仅仅是“论”，当然，论证中也有不少资料作为根据，但“史”的成分 少了。并且有些章节过多地引用他人的议论，作者自己的论证相对少了。这可能同作者 队伍的结构有关，但无论如何这是很可惜的。在苏联解体问题研究上，如何做到“史论 结合”，如何坚持“论从史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还有待史家在此基础上继续 探索。
苏联兴亡的轨迹
《史论》在历史的基础上，按照历史的顺序给读者大体描绘出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盛衰兴亡的曲线，向读者揭示出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逝世之后是怎样由鼎 盛而一步步走向衰落，并最后解体的。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主要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作用，苏俄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 ”制度，取消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商品买卖，企图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全部控制起 来，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在这种制度下，从事小生产的广大农民群众被 看作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因素，属于限制和消灭的对象。当时实行的“余粮 收集制”(这个词直译应当是“粮食摊派制”或“粮食征收制”)，实际上是把农民手中 的粮食统统收走。苏维埃政权成立时通过的土地法令，名义上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使用 ，但是既然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不能用粮食去交换生活必需品，那么农民就 得不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因此当战争环境一旦结束或者说临近结束，农民就自发地起来 造反，反对“康姆尼”(公社或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是列宁亲自参与制定和实施的。但是一旦发现其弊病，列宁并没有 坚持错误的方针，而是及时听取群众的呼声，甚至政敌的意见，摒弃军事共产主义，改 行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种主动实行改革，自己改正错误的做法，是成本最低，效 益最好的做法。由于改行粮食税，运用了商品货币机制，允许农民经商做买卖，全国暴 动动荡的局面迅速消除，在以后的整个20年代虽然也出现过某些危机，但整个国民经济 是蓬勃发展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创造的一种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截然不同崭新的社会 主义的建设模式，是具有生命力的模式。现在某些论者往往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 说没有达到“市场社会主义”的认识。其实这有点苛求于古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是那时的当务之急，列宁设想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 历史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如果能够始终如一地贯彻新经济政策，运用市场机制，就能 够调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做，社会主义经济的 发展只会更快。列宁说的一句话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说：“同农 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 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 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依我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1](p77)
但是，20年代的经济改革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保护，尽管列宁在病榻上曾经提出改革 政治体制的想法，但他本人随即病重不能视事，而他的战友们却忙着“王位空缺”时期 的争权斗争。随着在党内斗争中的节节胜利，斯大林手中集中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在他 打倒布哈林这个最后的对手之后，立即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这也就宣布了列 宁开始的改革的失败。应该说，这是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从30年代初开始，苏联社会进入了斯大林模式时期。《史论》作者说的对，理解“斯 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实质，是揭开苏联兴亡之谜的关键，因此理所当然，它成了 本书研究的重点。关于这一模式的成因，以往通用的说法是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随 时有战争的危险所致。不过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在20年代以至30年代前期，实际 上并不存在现实的战争危险。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资本主义包 围下如何动员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要 解决的首先是农民农业问题，但并不限于此，他要在此基础上，均衡地发展国民经济， 让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地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史论》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最主要成因是 ，“它重蹈俄国历史传统的老路”，打着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极大程度地照搬并强化 俄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它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政治手法、经济途径，同彼得大帝 等沙皇的做法极其相似。斯大林是“强国主义者”，他成功地把苏联经济转变为备战经 济，这使得苏联在德国突然袭击后能够迅速转入战时状态。但是，作者认为，不能把苏 联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因为，第一，战胜法西斯还有其他国家人 民的贡献。其次，俄国历史上还有过封建的俄国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不能根据卫国战 争的胜利过高估计斯大林模式的作用，因为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所付出的代价毕 竟太高昂了。
就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而言，这个模式有三大支柱：超高速度的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 ，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政治上的大规模镇压，可惜这部分《史论》没有能够展开。而就 模式的基本特征而言，它由三部分组成：高度的中央集权；以扩军备战为主导的国家统 制经济，即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以闭关锁国这一慢性自杀方式为特征的僵化体制。这 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归根结底是不能保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的 。我们看到，农业问题在斯大林治下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历史给了斯大林将近四分之一 的时间!他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强迫命令，更严重的是剥夺以至消灭农民) ，他的大规模镇压，对社会主义声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后果至今仍难以消除。卫国战 争的胜利本来是苏联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大好时机，然而斯大林却做出错误估计， 认为战争的胜利证明了他的那一套是正确的，因而一方面加强对国内的控制，恢复30年 代的镇压做法，制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案件，另一方面，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 。然而这一切并不证明斯大林模式的生命力，而是越来越显示出这个模式已难以为继了 。到了斯大林晚年，改革斯大林模式，或者说抛弃斯大林模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要 求。《史论》作者说得对，“抛弃斯大林—苏联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对于共产党人说来 ，这是一种解脱，一种解放。社会主义并没有错，错的是斯大林—苏联模式”。
赫鲁晓夫承担了着手改革的历史任务。“赫鲁晓夫是苏联的第一个改革者”，《史论 》的这句评语不太确切，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项伟大的改革。但 说赫鲁晓夫是改革者，无疑是对的。他借反对“个人崇拜”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 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鉴于国人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这里需要 引用一下作者对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意义的阐述：“使人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必 须改革，引发了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进程 。此外，赫鲁晓夫在经济、政治和党内制度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这里既有成功的东 西，也有失败的教训，对此应当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赫鲁晓夫最大局限 性、最大弱点在于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抛弃斯大林体制的必要性，他的许多行动都局限 于斯大林体制范围之内，在斯大林体制内改革斯大林体制自然是徒劳的，最多只能起修 补的作用。”
赫鲁晓夫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推翻。这一事实说明，改革是一场触及各界人士切 身利益的事业，就是赫鲁晓夫这种没有触及斯大林体制本身的改革，也不容于那些顽固 的斯大林分子。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国人的看法也有巨大的差异。有人认为是苏联的“鼎盛时 期”，本书作者认为，勃氏执政的18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 个关键性转折期，它为以后苏联的剧变准备了条件”。这一时期在政治体制上突出的表 现是朝集权化方向发展，其表现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的恢复和加强，个人崇拜盛行，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在经济体制方面，勃氏上台之初，由于惯 性的作用，还继续了一段时间的柯西金改革，但不久即行中止，接着大力批判“市场社 会主义”。勃氏不但自己不改革，而且还禁止东欧国家改革，推行“有限主权论”，镇 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国内经济停滞，但通过扩军和争霸，倒是把苏联的军事实力 推向“鼎盛”时期。停滞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化，经济增 长递减和停滞，而同美国展开的军备竞赛拖垮了整个苏联经济，如此等等。一句话，勃 氏执政18年给苏联留下沉重的遗产。
勃列日涅夫之后，接着两个病夫老人治国，面对同样病入膏盲的苏联，安德罗波夫心 有余而力不足，契尔年科则仅仅是苟延残喘而已。
历史跨进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应该说，戈氏上台是众望所归，他在此前的表现，也使 人们有理由寄予希望，他看到苏联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把改革看作是自己的毕 生事业，视为时代和苏联现实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力图通过改革重建苏联，振兴苏联” 。
同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是个争议人物，不少人把苏联剧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 ，归罪于他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特别是“人道的、民主的社 会主义”。《史论》对戈氏的这些主张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原则上讲，提倡公开性与 民主化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在实施过程中，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性，使社会日益陷 入失控状态。“新思维”作为调整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为国内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国际 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确实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是地球本 身的存亡问题，但是，抽象地将它凌驾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进行实际操作，是不切实 际的。至于把苏东剧变归因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此说法值得推敲。一个事 实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苏联才刚刚付诸实践(可 以说，甚至没有来得及实践)，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戈氏提出这一概 念，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要害问题是践踏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使广大劳 动者疏远政权、公有制与管理，使社会缺乏活力，从而产生异化，使社会主义无法表现 其优越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并没有错，人道和民主是社会主义应 有之义。
然而，戈尔巴乔夫毕竟失败了。究其原因，作者认为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 失误。戈氏上台之初提出的“加速战略”实际上还谈不上改革。它是企图在原有体制之 内加速，这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忽视了农业，改革不仅没有从农业开始，而且长期 未采取必要措施去解决农业问题，尽管戈尔巴乔夫当过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氏的政 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严重错误。他在实践经济改革后发现，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可 能把经济改革进行下去，不能使改革拥有不可逆转的保证。这个思路没有错，但是它的 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过激，铺得过宽，结果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能运行起来， 苏联成了随波漂流的“无锚之舟”。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没有及时加强法制建设 ，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苏共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机关，实行党政分开，共产党不 管行政，这就形成行政权力真空。所谓“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口号， 因为这时候的苏维埃早已不是十月革命期间的苏维埃了，即使把权力交给它，也未必能 够承担起领导和管理国家的重担。此外，当时确实也存在阻碍机制。“客观地说，到了 这个时期，要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已经十分困难了，已是积重难返。”诚如斯言。不 能因为戈氏的改革失败了，就对其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在对苏联社会主义重新思考基 础上提出的新看法，采取简单的完全否定的态度。不能把戈氏6年改革说成是一个“闹 剧”，其实对社会主义历史来说，倒不如说是一场“悲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制度。它需要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 一部苏联史是一部改革与反改革的历史。苏联的成败兴亡，就看是否能适时进行改革， 改革的方向是否对头，措施是否恰当，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得是否彻底，等等。
这就是《史论》给读者描绘的苏联兴亡的轨迹。对某些细节某些提法也许会有不同的 看法，但全书勾画的这个轮廓，这条轨迹，是大体符合苏联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体制和党
本书主要论述苏联兴亡的原因，而研究这问题的主线是体制问题。《史论》紧紧抓住 苏联体制的形成、发展和衰败这条主线，对苏联的兴亡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这里说的体 制是指斯大林时期形成、巩固并不断发展起来的，在以后时期未能根本改革的苏联社会 主义体制模式。如作者所言，“不抓住这条主线，就难以科学地回答苏联兴亡的原因， 因为体制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
这是长时间以来人们在研究苏联问题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在苏共20大之后，铁托 提出苏联出现的问题在于“体制”(他用的是“制度”一词，那时还没有发明出“体制 ”的用语)，此话引起对他的猛烈批评，其实他作为南斯拉夫改革的倡导者，对斯大林 的体制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才能出此惊人之语。
国家兴亡的奥秘只能到这个社会，到这个社会的体制中去寻找。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 制度尚未穷尽其发展的潜力，这就加大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竞争的难度， 加上自身政策措施的失误，这就更使苏联在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即使在某些方面占了 上风，在整体上仍然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不能要求它立即拥有完善的体 制，这必须在运行中不断调整、改革。列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及时抛弃不合时宜的 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改行新经济政策。然而，列宁逝世之后，他的后继者没有按照列宁 的思路走下去，又把苏联拉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这种僵化的高度集权的体制 最终把苏联引向解体。
比较好的思路被僵化的模式所取代，这就是苏联悲剧之所在!
一般来说，抓住体制问题进行分析是正确的。不过我们所要研究的苏联这个国家是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在谈体制问题的时候，还应当 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这种体制是怎样形成的，是谁创造的，是谁维护和加 强这种体制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苏联共产党的作用问题。在形成和运行僵化的斯 大林体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苏联共产党。正是这个党不听列宁的忠告，不仅未加强监 督机制，不仅不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反而一步步地给与更大、更多的权力，使他 最终成为凌驾于党之上的，不受任何监督的，拥有无限权力的专权者。发展到最后，党 本身对他也已经无能为力了。什么“集体领导”，什么“民主集中制”，对斯大林来说 都已经不再存在。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就是这样造成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种体 制一旦形成，要摆脱它就不容易了。苏联的体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在东欧国家 也许可以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外力强加的)，而是联共(布)制造出来，并授予 斯大林的。这一点非常有必要讲清楚，可惜，《史论》在这一点上讲得不够充分。
历史的报应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一种报应现象。只要像《史论》那样认真地回顾一下苏联 存在的70多年的历史，不能不看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确实祸延子孙，严重动摇和损坏了 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败坏了社会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誉。报应没有直接落到斯 大林本人头上，但是历史的报应是无法逃脱的，权力甚至极权，面对历史的报应都是无 能为力的。
其实，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人们在俄国已经看到过丧失民心的制度轰然倒塌的先例。1 917年2月俄国的沙皇制度就是在环境的逼迫下，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就民族性而言， 俄国人一方面崇尚暴力，而另一方面，在某些关键时刻却并不动用暴力，听任问题自然 而然地解决。1991年年底在苏联出现了极其相似的现象，庞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党员众多的苏联共产党，在没有发生暴力进攻，也没有经历暴力的抗争的情况下 ，就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除非用“气数已尽”来解释，否则是任何历史学家都难以 说通的。“气数已尽”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是量变到质变的突变。是人 心向背的结果，是矛盾的积累，是矛盾发展积累到一定的阶段的总爆发。俄国出现的现 象是进步，也是退步。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彻底推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到戈尔巴乔 夫时期，苏联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改革好的，或者说，没有来得及完成对斯大林模式改造 的社会)，是历史的进步，而直接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斯大林模式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设想的倒退。
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红楼梦》里贾府的衰落传到贾宝玉一代已经是“无 可奈何花落去”，谁也无力回天的了。不是贾政治家无方，不是王熙凤管家不力，不是 探春改革不得法，不是宝玉蔑视功名利禄，不图上进……而是这个大家族“气数已尽” ，宴席到了该散的时候了。宝玉本来是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但是这块顽石不想也无法 挽大厦于既倒，回天乏力。
我们在苏联看到的是否有点相似的东西呢?
从总体上说，在苏联剧变问题研究上，我们听到了颇有分量的、较为系统的另一种声 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史论》把我国苏联剧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是一部值得 关心苏联剧变的人士一读的学术著作，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这本书已经解决了 人们的所有疑惑，也不是说本书已经十全十美。第一版问世后，读者提了很多问题，修 订版作了重大改进，但受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大的修改，而某些章节的缺陷靠小的修 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以后的修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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