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环境安全--女性主义批评及其理想形象_女性主义论文

性别视角下的环境安全--女性主义批评及其理想形象_女性主义论文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环境安全——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理想图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景论文,视角论文,批评论文,性别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01—0041—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环境安全研究领域的建树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批判传统安全观的局限与不足;二是拓展已有的“非传统安全观”,从性别视角弥补环境安全观的性别缺陷,进而拓宽延伸了传统安全领域的范围。从这个角度梳理,可以追溯女性主义环境安全观的发端与发展:排斥环境安全的传统国家安全观→包含在“非传统安全观”中的“环境安全观”→性别视角下的环境安全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后,环境安全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中心话题,女性在该领域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女性主义学在解构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吸收深层生态学理论,① 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既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主流安全观提出挑战,又完善了“非传统安全”中的环境安全观。本文将考察女性主义如何从性别视角出发挑战男性主导的传统安全观,如何重新认识女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最后展示女性主义对国际环境安全的展望与构想。

一 女性主义介入环境安全领域的背景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问题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的环境安全观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分支,在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与维护环境安全的实践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女性主义全然拒绝主流环境安全理论与实践,相反,其理论建树正是直接得益于传统安全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尤其是生态学的深刻变革。以生态女性主义为核心的女性主义环境安全观,正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和“非传统”的环境安全理论的延伸,或者说,直接缘起于两个层面的背景:一是国际社会竭力解决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努力以及某些大国安全观的转变;二是研究者对“环境”与“安全”问题的联系思考以及伴随而来的理论变革。女性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开垦环境安全领域中长期无人拓植的性别荒地,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为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国际关系中“环境安全”问题的缘起及其发展,以便理解女性主义环境安全理论的渊源及其关注点。

首先,从实践层面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威胁,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乃至战争此起彼伏,争端的主要原因是争夺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生态运动迅速崛起,并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国际背景的全球性运动。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热点,在联合国3次环境会议的推动下, 环境安全成为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因素。② 此后,以生态安全为核心的环境安全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题之一,一些大国将环境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1992年11月,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不久,提出全球战略思想“新契约”,其中将环境保护与军事、经济、政治并列,纳入了美国的“现代安全概念”。1994年7月21日, 美国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环境作为“非传统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并把环境威胁视为一种新的安全威胁。③ 1996年4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斯坦福大学发表《美国外交与21世纪全球挑战》的演说中说,美国政府“决心给予环境问题应有的地位,即将其置于美国主要外交政策之中”,“美国……必须领导大家一起来保护最终决定全球繁荣与和平的地球环境”。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全面阐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环境目标。随之,俄罗斯和日本也相继把环境安全作为国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至此,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传统安全领域的壁垒被打破,环境安全成为新安全领域的重要分支。正如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所说,人类对环境安全的关注主要引发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这是体现在环境领域的安全问题,它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而是一种“非传统安全”。④ 因此,环境安全又称为“生态安全”或“绿色安全”,也称“国际关系的绿色化”。⑤ 随着环境安全的话题进入官方决策层面,尤其在国际外交政策中日益受到重视,环境安全作为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各国外交的重要因素,也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其次,在理论层面上对“环境”与“安全”的联系思考。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把外交、国防、危机处理、军控等视为必须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而危及整个人类的各种全球性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作为“低级政治”,长期不被重视。然而,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冲突使得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界限不再清晰,而是越来越呈现出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特征。事实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问题,其背景十分复杂,“是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各种矛盾的综合产物,其中又存在很多历史、文化方面的背景。贫困、发展鸿沟、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也是刺激非传统安全问题滋生的温床”,⑥ 从而模糊了传统的“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等之间的边界,“人的安全”逐渐成为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社会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为达成这一新的目的,必须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角度,既要讲整体和全局的国家安全,又不能忽视社会某个局部的安全利益和个人的个体安全;既要对安全利益进行传统的国家式保护,又要对安全利益给予更广泛的国际关注,保证国内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参与。这种新安全观的核心是强调全球范围的合作与联系,而生态环境安全正是安全领域中相互联系的集中体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诺尔玛·迈尔斯(Norman Myers)提出,可以将“环境安全”称为“终极安全(ultimate security)”。⑦ 尽管学者们对此持有异议,但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一种载体,环境安全依然日益受到重视。

在“环境”与“安全”的联系思考中,生态主义的视角日益受到重视。这种理论表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时代感悟,尤其是指人类在经济、社会与政治化生存中,应该保持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并且将其置于主导性地位。⑧ 生态主义为人们理解环境安全提供了一个新的立场,它既有助于人们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⑨ 也超越了生物中心主义的局限。⑩ 这种新的立场倡导整体主义的环境观,阿恩·奈斯(Arne Naess)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生态观的代表。“深层生态学”主张,生态系统中的一切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超然于自然之上;人类的生活质量直接取决于其他生物种类的生存状况,由此得出结论,应该保存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深层生态学追问的是“为什么”,“怎样才能”等问题,从更根本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等“深层”寻找解决国际环境安全的议案。奈斯指出:“我们为何把经济增长会产生的经济后果看得如此重要?通常的回答是指出没有经济增长会产生的经济后果。如果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质疑当今社会能否满足诸如爱、安全和接近自然的权力等需要,在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也就对社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质疑。”(11) 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明确指出,环境安全涉及两个“议程”:一是“科学议程(scientific agenda)”,以自然科学与非政府活动为基础,处于政治中心之外,主要是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参与,主要任务是提出并寻求解决环境难题。二是“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12) 主要是政府与政府间的公共决策过程和公共政策组成,并由它们决定如何对待环境问题。

深层生态学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归结为社会机制、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主张从社会体制入手,改造现代社会,把“环境安全威胁”作为源于现代文明内核的、深层次的生存环境危机,(13) 使得国际环境安全的分析框架出现新的转折,并且扩大了国际关系中环境安全问题的范围,将国际环境安全置于联系的视域,不仅关注一国之内的生态环境安全,而且将一国的生态环境与全球生态平衡进行相关性思考。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固然与工业化和科技进步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推动工业化与操纵技术的人以及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从全球视角来看,更是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所致,它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无节制地消费商品,甚至与超级大国的环境霸权政策直接相关。在多元化的国际环境中,不再存在所谓的“安全孤岛”,人类处在一个多维度的“全球环境安全共同体”中。这一新视角超越了传统安全观,也是对非传统环境安全论的扩展,同时,为女性主义思考环境安全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正是在深层生态学的环境安全观基础上,从性别角度反思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自己的构想。

二 环境安全观“性别”缺失的历史渊源

如果以国际关系的传统框架为前提分析环境安全观,应该承认,国际社会对环境安全问题的认识在不断进步与发展。然而,如果从性别角度透视环境安全问题上的诸多言论则可以发现,国际环境安全领域还是遗忘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如性别社会、女性在国际环境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尽管深层生态学从更深层面思考国际环境安全问题,但还是没有触及特殊的性别视角与立场,正如国际关系长期缺失性别视角一样,在环境安全问题上,女性视角一直是隐匿着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指出,“在国际关系中, 一直蕴含着一个未曾认可但似乎已很陈旧的原则,即国际关系是专属男性的领域”。(14) 同样,在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性别视角也一直不受关注。

女性主义的环境安全观建立在性别分析基础之上,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不仅批判危害自然的科学技术,而且还对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做出各种解释。作为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生态女性主义首创于1974年的法国,德·奥波尼(Francoise d’ F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一书中, 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概念。从字面上看,“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学与女性主义两种理论结合的产物,实际上是激进女性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的派生物,它主要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从女性主义视角表达对环境安全的关怀。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无论是浅层生态学还是深层生态学,缺少的正是女性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视角,这些主流理论看不到女性与全球范围环境安全的相关性,更看不到女性在全球环境安全中的贡献。

女性主义者从特殊的性别立场出发,不只是简单地指出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此切入,进一步揭示传统安全观遗忘性别的历史根源。在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内,环境科学和“国际环境运动”事实上是男性主导的领域,很大程度上由于男性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因此,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在环境科学与保护中的价值,首先需要反思传统知识的合理性,关心这种知识是谁的科学,以便揭示环境保护的目的与提高女性在环境安全中地位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环境科学知识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关系的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代表蒂克纳(J.Ann Tickner)所说的, 女性虽然经常成为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但是关于女性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究竟是保护者还是受保护者的问题,我反对把女性看成是受害者,女性不仅仅是环境恶化的受害者,而且也可以平等地参与解决环境问题”。(15) 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这一理念已经嬗变成人们的环境价值观,成为全球性环境破坏与污染的价值渊源,推动了男性主导的文化与科学征服“自然”的进程。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观的变迁、环境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乃至“深层生态学”的创立中,都没有注意到性别问题的存在。

的确,传统安全观的各种言论无一例外地折射出西方早期文明对性别的传统信念,这就是女性等同于“自然”。长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女性在国际环境安全中的贡献置之不理,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政治理论一直贬低女性的地位,将女性排除出“科学”和“文化”的范围。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一直以双重面孔出现:既是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也是一种不可控制的野性力量,是暴力、风暴、干旱和大混乱的象征。自然既是仁慈的养育者,也是非理性的施虐者。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首先将文化与形式的“能动”原则相结合,将自然与质料(16) 的“被动”原则相结合,并规定前者作用于后者。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文化与自然二元论的开端,从此,人类对自然的态度逐渐转变,德国哲学家汉斯·萨克塞阿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17)

自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自然”从受崇拜的对象,转变为被科学征服改造的对象。这一转折对西方政治理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8) 近代政治思想继承了古希腊关于文化与自然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引申出两个思维特征:一是以“理性的个人”为文本知识的核心;二是相信科学就是发现普遍规律的工具。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话说,科学可以征服自然,而且科学的理性必须征服自然的傲慢与激情。他用明显的性别语言将自然隐喻为女性的“她”,相信真理可以“使自然与其所有孩子为你服务,使她成为你的奴隶”。(19) 库勒(Diana Coole)则认为,“女性拥有能力,这使她具有某种神秘的气息,并被想像成与黑暗势力具有亲昵关系……”(20) 当近代的科学理性与男性“联姻”,自然与女性结合在一起时,男性高于女性,并征服女性的理念深入自然哲学观中,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价值导向。

根据这种价值取向,自然科学把人类(实际上是男人)从神学的奴役和上帝的主宰下解放出来,人的价值和人的需要上升为第一追求,人的目的(实际上是男人的目的)是绝对价值,“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指导下,人类踏上了征服自然之路。“科学”必须征服“自然”(或曰“男人”征服“女人”)成为近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进一步性别化,拥有科学理性能力的男性是政治国家的主体,女性与自然一起,可以被理性的男人任意支配与处置。在这种自然观念的主导下,西方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人类向自然大规模进攻与索取的历史,是人类理性摧残自然母亲的悲痛史,也是主宰自然的男人排斥女人、征服女人的性别压迫史。通过这一时期的征服,男性中心主义的狂妄与傲慢取代了传统信念对自然的崇敬,女性作为自然母亲守护神的地位降到了屈从的地位,进而传达了另一种错误的信息:掌握科学和理性的男人是无所不能并且是绝对至上的,而女性在国内和国际环境领域中则是无足轻重的。

在女性主义的性别视野中,环境安全领域中女性的缺失正是源于这种“自然观”的变迁与颠覆。自现代科技革命以来,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而作为无序的施虐者的形象日益凸显,进而成为科学所要驾驭和征服的对象,当今全球性的环境恶化正是源于这种征服性的科学技术。生态女性主义者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女人更亲近于自然。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是主动的,是生命的提供者,女人只是生命的载体。女性主义则拒绝承认女性自然可以被文化所征服,也不是被科学改造的对象。她们认为,正是由于女性与自然亲近,使她们天生成为自然的守护神,男人却更倾向于毁灭生命,破坏自然,而不只是提供生命。生态女性主义者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认为,“人们总是把女人与自然相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成为一个害怕女人与自然的社会压迫我们的合理证明,那么,这也意味着,与大多数男人相比,生为女性的我们更少与自然疏离。”(21)

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必须抵制文化与自然的分离,抵制男人必须战胜并迫使自然屈从的信念,为此,“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更需要一种新的宇宙观与人类学,……即拒绝承认,通过理智与理性的力量,可以独立于自然并且控制自然”。(22) 生态激进主义认为,男性的技术与科学不仅忽视自然界,而且通过人口、核武器甚至致癌物质的生产,产生了破坏作用。科学远远不是客观的工具,它也可以成为对自然具有潜在威胁的高度破坏力。自近代以来,在男性主导的知识统治下,环境或自然界被看成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女性的身体成为科学征服的对象,而父权制的基础就是剥夺女性的身体。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便是一例,它极度蔑视与害怕女性,特别害怕女性的身体。这种恐惧来自于男性与自然的分离,也来自于对理性的信念,自然的性别意味在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中,演变成为政治思想史上男性对女性的征服以及科学对自然的控制。

概言之,生态女性主义相信,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认为, 生态问题与性别关系密切相关,男人支配男人、男人支配女人和自然的状况,体现了当今社会的等级结构。所以,只有建构一种无等级制度和等级支配的新科学,才能最终解放生态。西方等级制度的思维方式巩固了男人的权力,把妇女与被贬低的自然相联系,进而降低妇女的价值。女性主义不仅挑战了我们文化中以男性为基础的价值观,并且坚信不论男人、女人都是来源于自然,而不是与自然相对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为了医治这个自我分裂的世界,并且努力克服这种等级制的二元分裂,追求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23) 由此可以看到,当今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女性的“缺席”,其根源深植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二元分割传统之中。

三 性别视角下重构环境安全领域

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重构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将安全定义多元化,扩大环境安全的范围。美国学者安·蒂克纳首破国际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禁区”,她在解构男性主导的安全观时指出,“将安全扩大到经济和环境领域突显了妇女的脆弱性”。(24)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限于传统政治学的两分法,这种思维方式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分别属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与政治国家相关,私人领域与婚姻家庭联系,两个领域分别拥有不同的行为主体,男人成为公共领域的主体,女人则承担私人领域的角色。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国家无法提供个人安全和保障人类生存。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指出,现代生态革命中的新思想家鼓励我们把地球看成一个共享着同一个氧气层和水圈的单元,而不是一个被地域国家分割的系统。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Margeret Sprout)从生态系统角度将地球看成一个大气和水圈组成的自然承载者,而不是人们用来刻画国家边界的地图板块。(25) 传统上,国家作为保障安全的边界并不能保护这个脆弱的生态系统,臭氧空洞、酸雨、河流海洋的污染等问题并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南太平洋的核试验给当地居民带来严重威胁,与此同时,西欧国家没有一个能在1986年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中“幸免于难”。南极洲顶上的臭氧空洞,这个导致澳大利亚皮肤癌大幅增加的嫌疑犯,被公认为是北半球污染扩散的结果。传统被用来保护国界、抵御外侵的军事力量在环境主义者眼里不仅没有作用,而是适得其反。更有甚者,现代战争给自然带来了巨大创伤,如1991年海湾战争,武器试验、军事演练,武器制造废料都造成了令人忧虑的环境破坏,因为军用器械是高度能源集中型的。随着各国军事开支继续增长,生态主义者呼吁人们注意军事开支和环保开支此消彼长的关系。

因此,环境威胁和资源稀缺导致的国际环境不安全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经严肃警告“对增长的极限”。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面临的特殊困境,即使是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没有涉及环境恶化给妇女带来的难以估量的后果。根据林·纳尔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地区的妇女往往要收集柴火、寻找饮用水,她们承受了第三世界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的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从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很多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正因为环境恶化在女性的生活及生育系统和胎儿身上产生影响,所以,妇女最先组织起来,提出抗议,如纽约州洛夫(Love Canal)地区的妇女抗议。生活在受污染地区的母亲们成了最主要的环境运动者,因为她们的孩子受到了环境恶化的摧残。(26)

女性主义对环境安全的思考角度扩展到了“全球市场”问题,(27) 不仅研究发达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自然资源掠夺,而且将全球性的环境恶化与女性命运联系起来、与女性的受压迫地位联系起来,也注意到了目前的国际体系不能很好地解决国际环境安全面临的难题。可问题在于,这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描述的是排外的国家中心模式,依然以男性为人类的模本,从男性立场表达环境忧虑,尽管这对增进环境安全不无益处,但无法应对无疆界的环境安全威胁,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女性面临的环境威胁。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和环境污染证明了传统国家疆界的可渗透性,已经不再可能隔绝本土事务和国际事务。斯普劳特甚至认为,在一个高度依赖的国际生态系统里,当今的国家概念已经过时,理由是,“当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其他地区时,其视点总是聚焦于自身利益,而非集体利益”。(28) 这就需要对现有国际体系有一种跨学科、全方位的理解,这与现今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具有密切关系。遗憾的是,少有学者提出重建目前的国际体系以及与这种国际体系相辅相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性别视角审视这种国际体系,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只有改变我们和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自然和人类的真正安全。

为此,需要重建当今的国际体系,麦茜特和其他女性主义者都认为,有必要呼吁改变现代科学,正如17世纪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一样,改变当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为此,需要承认“性别关系是改变当今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果不把性别引入讨论,生态科学就称不上是完整的科学”。(29) 这些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对自然的统治与对女性的统治有内在联系,她们相信,要真正实现生态安全,必须使两种统治同时消失。纵观当今国际环境安全领域,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和约越来越多,但环境却越来越恶化,由于大部分和约都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充其量不过是勉强跟上环境恶化的速度,而不是彻底地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至今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生态安全。女性主义者接受戴维·W.奥尔(David W.Orr)的主张,即以“生态人”替代“经济人”, 进而把地球比做受人类托管的财产,需要小心管理以留给子孙后代,并且把这种“照看”和“责任”伦理比做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当今国际环境威胁的出现,正是由于缺少这种跨国界的伦理责任。女性主义用性别的透镜观照国际环境问题,恰好可以折射出主流视角难以觉察的性别问题。

在女性主义重构国际环境安全领域的努力中,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出反映全球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4种图景,提出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right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 这是一种平等的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30)

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缺乏一种在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相互合作的精神,尤其缺乏具有女性特征的国际安全途径,而生态安全正是需要这种合作才能最终实现,需要承认以安全的多元性与合作性为基础。安·蒂克纳则指出:“直到最近,生态关系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议程的中心。”(31) 基于这种女性主义视角,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即消除国家的边界,提倡关心环境的集体行动。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更加明确地把生态学定义为“地球家务的管理科学”,(32) 以便揭示传统国家安全理论忽视生态环境安全的根源。

当然,在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基于无国界的整体合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仍然是女性主义的理想“图景”。蒂克纳清醒地看到,在国际社会领域中,生态学离“地球家务的管理科学”还很远,因此,康芒纳的主张不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现实政治状态的反映,原因是,在现实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中,即使是深层生态学也没有将性别问题提到国际环境安全的议事日程上,所以,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如此隐喻只是为了“唤起在私人领域中被贬值的女性形象”,(33) 包括将保护地球环境喻为“爱护你的母亲”,这样的设计不是为了要求参与“重大”的国家政策和战争,而只是表明的一种立场:国际社会在环境安全领域出现的困境与忽视女性在该领域的作用和地位直接相关。

注释:

① 以阿恩·奈斯(Arne Naess)为代表,这种观点坚持整体主义的生态观,主张生态系统中的一切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超然于自然之上;人类的生活质量直接取决于其他生物种类的生存状况,由此得出应该保存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的结论。

② 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行动计划》,会后, 联合国根据需要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第二次会议是1982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内罗毕宣言》。第三次会议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会后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③ 陶锡良:《略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环境殖民主义》,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9页。

④ Andrew Hurrell,“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50—152.

⑤ [加拿大]J.麦克尼尔著,梁光严译:《国际关系的绿色化》,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11期,第38页。

⑥ 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⑦ Norman Myers,Ultimate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New York:W.W.Norton,1993.

⑧ Robert Rieno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Stuart Negel,ed.,Environmental Politics,London:Pracger,1974,pp.97—102.

⑨ 这种观念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中心,自然资源与环境都可以为人的目的服务。

⑩ 这种观点认为,任何事物只要有自己的利益,就会因为我们的行动而受损,就值得我们在道德上关注,即使对动物和植物也应该在道德上加以关怀。

(11) Stephen Bodian,“Simple in Means,Rich in Ends:A conversation with Arne Naess,”in Bill Devall and George Sessions,eds.,Deep Ecology: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Salt Lake City,Utah:Peregrine Smith Books,1985,pp.232—235.

(12) [英]巴瑞·布赞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13) 郇庆治、李萍:《国际环境安全:现实困境与理论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2期,第20页。

(14)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5) J.Ann Tickner,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124.

(16) 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和质料构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它们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形式是理性与精神的,而质料是物质的、自然的。

(17) [德]汉斯·萨克塞著,文韬、佩云译:《生态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18) Barbara Arneil,Politics & Feminism,Oxford:Blackwell,1999,p.18.

(19) Francis Bacon,cited in Evelyn Fox Keller,“Gender and Science,” in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B.Hintikka,eds.,Discovering Reality: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Methodology,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Boston: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3,pp.187—205,p.190.

(20) Diana Coole,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from Ancient Misogyny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1988,p.23.

(21) Susan Griffin,cited in Lynda Birke,Women,Feminism and Biology:the Feminist Challenge,New York:Methuen,1986,p.118.

(22) Maria Mies and Vandana Shiva,Ecofeminism,London:Zed Books,1993,p.6.

(23) Ynestra King,“Feminism and the Revolt of Nature,”Heresies,Vol.4,No.1,1981,p.14.

(24) 转引自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第209页。

(25)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Unfinished Business for America's Third Century,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8,Chp.11.

(26) Lin Nelson,“The Place of Women in Polluted Places,”in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Orenstein,eds.,Reweaving the World: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San Francisco,Calif:Sierra Club Books,1990,p.180.

(27) [美]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28)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Unfinished Business for America's Third Century,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8,p.128.

(29) J.Ann Tickner,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118.

(30) 转引自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第210页。

(31) J.Ann Tickner,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97.

(32)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Unfinished Business for America's Third Century,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8,p.58.从语义上说,生态学(ecology)术语意为“在家”生活方式的研究,源于古希腊词根“住宅(house)”,其现代词义是生物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参见:David W.Orr and Marvin S

.Soroos,eds.,The Global Predicament:Ec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World Orde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9,p.4.

(33) J.Ann Tickner,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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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下的环境安全--女性主义批评及其理想形象_女性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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