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重要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重要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我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所做出的高度概括。其实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早就对这一理论的核心做了大量的论述。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就指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21世纪也许能够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①。1957年8月，他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讲的更明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繁荣的很多不利的条件，我们必须把这些不利的条件逐步地去掉。”“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②
在提出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之后，周恩来又指出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③“一个人，一个社会，都要不断革命。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④他还指出：“上层建筑不可能那样快地完整地改造好，总是参差不齐，不平衡现象总是长期存在的”⑤。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周恩来提出的论题，不仅在我党历史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质就是对周恩来这一光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建国初期，我们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确实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以后，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这种体制存在着若干弊端，并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1956年7月，他在中共上海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由于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因为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专政的权力虽然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⑥。在此前后，他提出了扩大民主的若干措施。如：实行中央向地方分权。在毛泽东于《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后，1956年6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重点讨论了这一问题，他在会上指出，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这是个带原则性的问题”。“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多多发扬地方民主，就会大大巩固中央领导。否则中央集权也是官僚主义的，空洞无物的。最集权就等于无权。”“我们要变无权为有权，把权分给地方，中央有权，地方也有权，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⑦。正是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当党的八大召开时，他不仅提出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而且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实行分权的七条基本原则，从而使分权有了根本依据。他还主张完善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把所有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扬和扩大党内和国家生活中的民主作风。不注意发扬民主，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针对这种状况，周恩来尖锐指出，我们“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⑧他要求中央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这是因为“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⑨。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的利益，集中最大的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所谅解，这就使我们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⑩至于如何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经过困难时期的考验，在60年代初期周恩来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1962年3月，他曾在几个会议上反复强调，在我国“单是有了历史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党的政策。党领导得正确，才能使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变成现实”(11)。他认为“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各种想法，要解决它，就必须在中央领导下提出一套办法，并征求党外朋友的意见。对于这一问题，他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是党的领导范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如果他们做不好，可以检查，有意见可以讲，但党委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果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去管，结果忙得很，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基层党组织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其次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俨然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再次是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我们所说的“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12)
周恩来曾长期兼任政协主席的职务，在工作实践中他正确地处理了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辩证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早在建国前夕他就指出，即使在普选召开全国人大后，国家的大政方针仍要由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在政务院下面要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建立监察制度，监察行政部门。建国初期他又指出：“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一种看法，认为没有他们，岂不少些麻烦？这是不对的。”(13)有些工作让他们去做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因此应该更重视统一战线问题。在政府中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有责，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做好工作，并且很好地合作。毛主席说过，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靠党外人士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同他们合作，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作风就不能发扬，我们之间就有隔阂，中间本来没有墙，就会有一种精神的墙隔着，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
当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之后，周恩来又强调了党外的民主监督问题。1957年4月，他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必须由共产党提出，而且必须要共产党真正做到。“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14)这是因为共产党在掌权以后容易滋长官僚主义，甚至会出现野心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有人监督。当然，共产党员首先要党的监督，可是整个党的工作也要其他党派来监督，同样每个党员也要其他民主主党派监督，因为多一个监督，做起事来就会小心谨慎一点。应该服气，应该谦虚，应该愿意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我们只要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敢于揭露错误、批判错误的人，那就不怕监督。越是监督我们，我们越是能进步。”(15)
综上所述，周恩来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多侧面、全方位的论述。为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②③⑥⑨⑩(1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263-264、266、207、209、224、364-366页。
④⑤(11)(13)(14)(1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98、439、175、348、172、350、351页。
⑦《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303-304页。
⑧参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