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_中日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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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及其主要背景

(一)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新保守主义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正式登场。1982年,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鹰派保守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上台执政,提出了著名的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新保守主义的政治诉求。但由于日本国内条件和国际冷战环境的制约,以中曾根为代表和以大国主义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还仅仅停留在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潮这一理论宣传层面。冷战结束后,日本新保守主义迅速崛起成为政坛主流思潮。它主张“普通国家论”“国际贡献论”,在历史观、修改宪法等方面持强硬态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并日益成为执政联盟的施政纲领,付诸于实践。

(二)日本新保守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第一,日本新保守主义兴起的国际背景。1989年东西方冷战终结,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演变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与美国企图建立世界单极霸权并存,正是这种多极化趋势刺激了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发展。日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面对苏联解体后在世界范围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日本力图承担起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政治大国的责任。

第二,日本新保守主义兴起的国内背景。进入90年代后,由于受泡沫经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从繁荣走向了长期萧条。维持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在运转了半个世纪后出现了“制度疲劳”,消极作用日趋显著,正在从总体上丧失其有效功能[4](pp.293-294)。面对日本经济出现的严峻挑战,以铃木善幸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提出“第三次远航”,即在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实现第三次大变革。日本由经济大国迈向军事、政治大国成为日本国民的“自觉意识”。

二、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主要表现

日本新保守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奉行“政治大国论”和“国际贡献论”。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大国志向化”,把谋求实现政治大国地位作为外交政策总目标。

第二,军事上,通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调整军事战略建立军事大国。经过50年的发展,日本形成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世界一流现代化武装力量,拥有亚洲最强大海空作战力量和世界上最强大反潜作战能力,军事装备日益现代化、高科技化,已具备一个军事大国所应有的实力。

第三,历史问题上,企图否定、美化侵略历史,回避和掩盖日本的战争责任。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承认侵略历史和一味地向亚洲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将会影响日本的形象,妨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不利于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作用。

(二)新保守主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从客观上讲,中日关系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经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从隔绝和敌对状态进入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在经济上,建立起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日本已连续10年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源,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在民间交流方面,两国积极推动人民的友好往来,尤其是加强中日青少年间的交流,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总体上讲,两国交往与合作,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和规模,是中日友好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值得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珍惜。

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新保守主义中的极右翼势力的种种表现,在安全、政治、国民感情等不同层面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表现为:一是两国人民的互信度下降,二是两国首脑互访停止,出现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少有的僵持局面,三是安全戒备心理上升。这些问题将长期存在,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10]。

三、理性分析日本新保守主义,建立面向新时期的中日关系

1.全面、科学分析新保守主义思潮。第一,保守主义不等于“军国主义”。第二,关于中日间的历史问题。这是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问题,也是最影响两国人民感情的问题。新保守主义主张在历史观上持强硬态度,反对“谢罪外交”“下跪外交”,这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是一致的。改而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即一是防止中日经久对立,二是争取建设可能和适度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

2.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增进两国的了解和政治互信。为此,要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和政治交流,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就双方共同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同时要弘扬中日民间友好的传统,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和媒体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

3.正确对待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中国外交一方面坚持反对把日美军事同盟作用无限扩大,利用双边联盟结成联合战线对付目标国家或主导地区事务,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推动各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中国外交指导方针发生了变化,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性、戒备和防范心理减弱,摈弃了“非友即敌”“不结盟即对抗”“甲方所得即乙方所失”的冷战思维模式,通过开展国际多边外交来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

中国先贤有言:“天下之理,舍亲就末,舍贤就愚,舍近就远,可暂而已,久则害生”,21世纪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也应遵循这项原则。中日之间之所以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一衣带水的地理优势、几千年的文明渊源都是中日友好的基础,新时期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人民应该以足够勇气和诚意迎接挑战,为建立持久稳定和健康的中日关系做出不懈的努力。

摘自《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2.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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