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题图书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版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达国家论文,中国论文,情况论文,主题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热潮逐渐在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兴起。不过，研究表明，各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主题的关注范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宣传推广中华文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本文研究的若干国家中，日本对中国的关注是历史的传承，不足为奇。该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鲜明地体现了两国之间一衣带水却又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美国对中国主题的集中关注始于冷战时期政府投入资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窥探，这种最初在敌对状态下为打击对手而开展的大规模研究成就了今日美国在西方汉学研究① 中的核心地位，也决定了其对华研究以敌对为起点，同时存在缺乏一手资料的先天不足。不过，随着美国学术界对华研究以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扭转。德国对中国主题的关注更多地集中于将一些中华古老文明的成就——例如中医、中餐、气功、风水、兵法等，推荐和应用到本国读者的现实生活中去。法国作为有对华友好传统和优秀的文学创作传承体系的国家，对文学类中国主题图书的兴趣——特别是译介优秀中国作家作品的热情——比较突出。中国主题图书在俄罗斯的出版情况与在德国类似，以实用题材居多。另外，德、俄两国翻译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主要从英语国家引进，其次才是从中国引进。
一、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情况
根据对美、法、德、日等国家亚马逊网站1996～2006年可供中国主题图书的品种数量与其年度可供图书品种数量对比分析来看，中国主题图书在各国的出版情况基本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占各国年度出版品种的比例上下浮动不大。中国主题图书分别占日、美、德、法等国出版品种的1％、0.5％、0.2％和0.1％左右。从这一点也可说明各国出版业对中国主题的关注程度排序。
1.中国主题图书总体选题特点
从题材来看，历史地理、文学类是近十年来国际市场上中国主题图书最主要的选题，其次是哲学宗教和政治法律类。
(1)历史地理类图书的选题特点
美、日两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历史地理类图书中，历史类图书与地理类图书的比例在4∶1左右，而法、德两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历史地理类图书品种数基本一致。各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地理类图书均以旅行、游记类为主，除中国旅游全景类图书外，选题主要集中在对西藏、香港、台湾、上海、北京等地的介绍。
在中国历史类题材中，中国通史与地方史志是各国出版的中国主题比较集中的两个类别。其中中国通史以章节体通史作品以及文化史为主，而地方史志则集中在西藏、香港、台湾、上海、北京等区域的历史上。可以说，地方史志与地理类图书所关注的区域是趋同的，同样的关注点也体现在政治类图书中。以上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从地域上看存在片面性。
受主要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国人物传记选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人物传记，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国家统治者或领导人，以及与他们的国家存在一定密切关系的政治人物；二是按学科划分的人物传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选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艺术类人物的传记上；三是海外华侨、华裔的传记，多数选题取材于华侨、华裔在其所在国度产生的影响，以及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
(2)文学类图书的选题特点
各国出版的中国题材文学类图书的选题非常集中，主要是三大类别：一是文学评论和研究，二是诗歌、韵文，三是小说。其中，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译介和研究出版量最大，同时日本出版的中国主题古代诗歌也有相当数量是由日本本土诗人创作的。在中国题材的小说方面，美、法两国的图书以中国当代题材为主，而日、俄两国的图书则以我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古代题材为主。
(3)中国主题翻译作品情况
以中文创作的中国主题图书仍是各国以版权贸易形式引进中国主题作品的主要来源，但是，鉴于由中文翻译成外文的作品种数与中国主题图书的总品种数相差悬殊，且由中文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主题图书多是中国古代著作，如《道德经》、《易经》、《孙子兵法》的各语种译本均在10种以上，因此可以认为在短期之内由中文翻译成外文的中国现实主题类图书难以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除中文外，以英、法、德、意这四种语言创作的中国主题图书也得到了各国出版业的认可，以英语撰写的中国主题图书被各国译介的程度甚至已局部接近或超过中文。
就中国主题翻译作品的选题来看，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医药卫生是主要类别。除日本情况特殊外，译作在各国中国主题图书选题方面的集中度很高，五个主要选题的译作数量之和均占译作总品种数的90％左右。考虑到中文在翻译作品中的主体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原创内容及内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局限性。
中国主题翻译作品的作者以海外华人与外籍人士合作为主，且译著较多、影响较大的翻译家均为外籍人士。
2.较有影响的中国主题图书作者特点
各国较有影响的中国主题图书作者主要以外籍人士为主，海外华人次之，大中华地区的近现代作者非常少见。
对大中华地区作者作品的译介高度集中于法国，作品被大量译介到法国的中国作者以文学家，特别是现当代作家为主。事实上，莫言、苏童、余华等人的著作在美、德两国也有出版，但无法与法国对他们的翻译力度相比。总体看来，大中华地区作者无论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作品影响上，与海外华人和外籍作者都无法相比。
考察各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的海外华人作者，可以看出，这些作者的写作领域涉及各个受欢迎的选题，说明海外华人作者对目前国外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的选题结构和范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主题图书的外籍非华人作者群体显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在作为本课题研究对象的132位作者中，翻译家只有7人，占5％。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何我国图书难以走向世界。
第二，现有资料表明，近1/3的作者有在华经历或有华人配偶，他们的描述、观点、论据多来源于其在华经历。
第三，从外籍作者创作中国主题图书的选题取向来看，在重点中国主题中，历史地理和哲学宗教方面有影响的作者较其他领域多一些，说明主要发达国家在这两个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研究规模。在进入这些国家这类图书市场时，出版社应充分利用学术界的一些交流、沟通渠道。
二、我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进入国际市场的瓶颈
1.选题范围狭窄，著作内容风格不适应
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宗教、地理、中医、汉语教学、气功、占卜风水方面的著作(包括研究性、实用性、消遣性的著作或译著)是受欢迎的主体选题，这部分的中国主题内容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和市场。介绍中国法律的图书相对短缺，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十分匮乏。同时，在上述各个领域中，有影响的作者群体已经形成且其主体为外籍作者，有影响的出版机构也已形成了自己在某一中国主题出版领域内的专业地位，中国出版单位要直接以自己生产的内容产品打入市场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国外出版的一些力求从微观角度反映中国真实现状的中国主题图书在著作风格方面更易于被当地读者接受，其原因除东西方思维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是海外的作者能够从本国的研究、借鉴的需要出发，同时还受到严格的学术评审机制的制约。
2.缺乏著译人才
近十年来国际市场上较有影响的中国主题学术类图书的著者大部分是外籍人士，有影响的译者多是有名的外籍翻译家，而知名编者也多是各出版社的外籍编辑或外籍汉学专家。就面向大众读者的中国主题图书来看，著作较多的著者则主要是海外华人，他们的写作题材以文学、宗教、医药、武术为主。译者仍然是以外籍人士为主。
目前看来，能够得到国际出版市场认可的国内作者仍是以文学创作者为主，且这些文学创作者的作品得以进入国外市场主要归功于国外的翻译大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学术界、出版业国际交流程度的不足，以及复合型研究和翻译人才的缺少。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作者外语水平有限，而译者多数缺乏其他必要的专业知识。大众类的图书对语言的要求更高，写作风格必须与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非常吻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人才的缺乏除培养工作不到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才的流失。海外华人作者，特别是以留学等各种途径进入发达国家之后不再返回的学者、研究人员和作家，也是国外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重要作者资源，他们除自己撰写此类图书之外，还大量地参与到课题研究和合作撰文的工作中去，为培育外籍作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有关我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走进主要发达国家主流市场的建议
中国图书走向世界不单纯是出版业作为产业的一种发展方向。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企业产生进入国际市场的动力一般是因为国内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发展空间狭窄。目前我国出版业的竞争还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因此出版企业很难主动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去占领国际市场，寻求盈利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跳出出版业，从全局考虑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工作，整合国家的文化、科技、对外交流等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政府与出版单位的互动与合力，应是我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走进发达国家主流市场的根本性原则。
1.对政府工作的建议
我国图书走向国际市场在短期内还不会成为出版产业自身的发展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即便在美、英等出版业国际交流非常发达的国家，政府在对外推广图书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实现政府部门间的有效沟通
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完善的外向型的出版行业，其“走出去”的流程一般是：将出版、出版物销售、印刷等行业的税收反馈为出版基金或政府对出版行业的补贴，由政府相关部门控制基金或补贴的申请程序，由出版行业协会等政府委托的单位进行管理、划拨或使用，以补贴出版物的运费、翻译出版费用、海外图书差价、境外销售费用、合作出版费用、国际书展筹办和参与费用等方式来鼓励图书的实物和版权出口。这些资金来源一般为国家负责文化、出口、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政府部门，牵涉的其他部门还有邮政系统及海关、使领馆系统等。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各个掌握财政拨款的单位之间的彼此融通和交流程序还不够完善。另外，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来推动图书行业外向发展的政府机构不应仅限于宣传、出版主管部门，还需要国家的文化、科技、教育以及贸易主管部门的通力合作、及时沟通、资源互补。
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付出努力的不应仅限于出版单位，相关的教学机构、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外贸公司等单位也需在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一点需要有关部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保障。如何优化科研体系以丰富中国主题的内容资源，如何鼓励外语专业高校与社科类教育科研机构强强联合培养复合型翻译人才，这些都是出版单位与科研教学单位需要在政府的促成下共同探讨的问题。
另外，政府还应加强新闻出版、外宣、侨务、文化、外交、外贸、教育、科技各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调，整合资源，充分利用各部门在海外的渠道，销售和展示我国的出版物。
(2)细化鼓励措施，确保实施力度
财政补贴制度是主要发达国家鼓励出版单位主动积极走出去的最有力的方式，也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着力管理、对出版行业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对于图书“走出去”的财政补贴，应当实现分类管理、强化评价体系的原则，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设立面向国内图书出版单位的图书“走出去”项目专项资金。应当以项目基金的方式管理对出版业的财政拨款，成立分学科的专家委员会并受理来自出版行业的申请，建立科学的审核制度，从出版企业的规模、信誉度，出版项目的意义、可行性以及海外市场的需求、现状，合作方的信誉度等各个方面，考量图书出口或中文图书翻译版权出口的价值。
第二，设立面向国内著译者的培养经费与翻译奖金。建议对本土作者的培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设立访问学者专项基金，通过严格的选拔制度，选派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学术作风过硬、外语水平过关的专家学者到海外对华研究集中的地方去学习、去研究，并与他们签订回国服务协议。二是对译著能够通过商业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并且对宣传中国产生正面积极影响的译者，设立专项奖金加以鼓励。
第三，设立海外汉语教学发展基金。为中国主题图书培育市场，首要任务是扩大华文在海外的使用范围，这一点应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首先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目标市场，以质优价低、内容丰富的华文教材打开市场。对于本课题涉及的发达国家，情况略有不同。低价策略或着意推广容易引发“宣传”之嫌，效果适得其反。必须与国外出版机构、作者展开全方位合作，策划一批优秀选题，以资助项目以及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等国际通行做法，来吸引和引导国外出版机构，以既能符合国外读者习惯又能正面宣传中国的方式寻找合适的中国主题加以出版，并通过恰当的学术或商业推广途径和方式将图书推介给国外读者。
第四，设立翻译基金。在欧美等主要图书市场，因为翻译难度大，翻译出版成本较高(据德国书商协会前主席思诺介绍，从中文译成德文的成本是从英文译成德文的10倍)，因而出版商引进中国版权的积极性不高。对于这种情况，建议设立专项翻译基金来鼓励国外作者和出版机构将中文翻译成外文。但应按照国外的翻译基金管理惯例进行运作，对学术类成果的出版立项要请一批对华友好、在海外获得学界认可的各学科相关专家进行评议。
在提供财政补贴的同时，政府应同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走出去的效果加以评估。对“走出去”业绩突出的单位，可以加大支持力度；对打着“走出去”的旗号破坏中国出版业的海外市场、浪费国家财政经费的行为应依法惩处。
(3)深入调研，为出版行业提供智力支持
过去我国出版社的对外交流主要是以了解发达国家版权运作机制，便于引进版权为目的。要让我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进入国际市场，还需要深入研究国际图书市场的运作规律。建议与“走出去”相关的调研工作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
第一，从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开发推广做法等方面来看，我国出版的图书都与国际出版业特别是英语出版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应通过政府部门组织各个社会人文学科方面的专家与出版专业研究人员合作开展综合性研究项目，以清晰地界定这种差异性的所在、程度，并制定相应对策。这种以推广图书为宗旨的大规模跨学科研究绝非某几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可以完成的任务。政府部门应鼓励科研机构对此进行探索研究，为出版社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走出去打好前站。
第二，鉴于研究性著作在国外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中所占的分量，完善我国学术出版体系，推出更多能在国际科研领域立足的科研成果，对我国图书走向世界来说，这也是重中之重。研究型大学与其大学出版社的合作模式、研究型的出版机构对大学和学术资源的整合、品牌出版机构对作者资源的整合，这些因素都对国外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能够获得成功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建议对各国学术出版体系的运作模式加以深入调研，以求为我国学术著作走出国门提供借鉴材料。
(4)建立信息平台，消除信息不对称状态
中国图书业要走向发达国家，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避免人、财、物力浪费，消除投资风险的关键环节。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存在于两国图书行业之间，还存在于两国的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之间。鉴于这一点，应建立服务于国外科研、教学、出版单位的出版信息平台，同时建立服务于国内出版社的“走出去”合作信息平台。
对外的出版信息平台应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服务于国外科研、教学单位即作者群体的分学科书目信息平台。国外学者研究中国，获取研究材料显然不如中国本土学者那么便利，而片面的研究材料势必导致片面的研究结果。因此，政府部门应推动科研单位、大学、出版单位与各级各类图书馆合作提供历史、文学、政治、法律、哲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类研究著作的全部在版书目信息，包括主题词检索、内容简介、著者和出版单位介绍，以及索书方式明细。将这些信息的中英文版本以网络形式在全球推广，同时出版以及在国外发行配套的英文书目介绍类期刊，可以帮助国外作者获取全面的资料信息。二是服务于国外出版单位的出版专业信息平台。我国出版业的相关政策法规，特别是与版权贸易相关的部分，我国出版社的名录、出版特色、选稿原则、在版书目、交易原则和条款，我国出版行业的主要动态等三方面的信息应有一个集中对外的窗口，这在中外版权贸易人员不易对接的状况下能够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另外，由于近年来海外网络图书销售业日渐成熟且基本处于个别集团垄断状态，还可以由图书发行单位出面在政府专款的资助下与国外图书销售网站建立一般合作关系，将中国出版物的英文信息纳入海外网络销售渠道中，以扩大影响。
本课题的一些相关成果和研究资料，包括发达国家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的重点书目、选题、作者和出版机构相关资料在内，应不断得到扩充和完善，形成分类专业数据库供各有关政府部门、有关从业单位在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获取市场信息、寻求合作伙伴的同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另外，对国外的出版行业相关政策、法律、中介组织、业内机构的名录、介绍等方面的信息也应建立统一高效的信息平台以集中供国内出版行业共享。
2.对出版社工作的建议
(1)选题策划
“走出去”的选题应有一个“小而众”向“深而专”的过渡过程。尽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对外宣传成果的扩大，对中国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不了解仍是普遍现象，其不了解程度甚至可以达到不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更无需侈谈了解中国的政体和政治制度及其发展背景。而对于中国有所了解的读者，又往往容易受本土著作和传媒偏见的引导并形成对中国的误解。因此，我国目前对外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不必急于一次性灌输大批量的内容或观点，应以侧重说明某个方面的事实乃至一个细节为主，辅以翔实的论据特别是图片资料，以海外读者易于理解的形式来对中国主题进行解构和再造。如国内作者于信强以漫画形式著作的《论日本》，形象生动而又非常深刻地再现了中国和日本这一对一衣带水的邻居2500多年的恩怨历史，通俗易懂，但却又非常生动有趣，在反华题材图书较多的日本得以畅销；再如华裔历史学家张纯如以其令人信服的考证(包括各国实地调研获得的资料)、大量的资料图片，使得《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成为轰动美国和让世人警醒的传世之作。
至于研究著作，鉴于国际研究领域的一些偏激之作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手研究材料的缺乏，因此建议应对海外主要汉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剖析，或与国内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学者合作，开发一些为海外研究人员提供真实、准确、有针对性的科研资料选题，并通过国外的研究性大学和学术图书馆能够认可的供应渠道，将出版的图书供给急需的研究机构和作者。
(2)作者遴选和培养
依据本课题各分报告的研究成果，中国本土作者的文学作品比较容易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的翻译专家。而中国学著作的创作者以海外研究者、留学或旅居海外的华人为主体，且华人作者多为与外籍人士合作创作中国主题图书。因此，我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要走向世界市场，目前应主要依靠海外作者、译者甚或编者，如外文出版社请纽约大学教授Moss Roberts翻译《三国演义》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该书在2006年9月份亚马逊的100种中国主题图书销售排行中名列第13位。许多较有影响的海外华人作者至今与其母校、家乡以及国内同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出版社可以考虑通过各种途径吸收他们成为旗下作者或成为吸收外籍非华人作者的桥梁。
除海外作者以外，香港作者，特别是大学教授，是以英文撰写中国政治、法律、经济方面著作的较合适人选。据汤姆森集团介绍，该集团在出版有关中国法律的著作时，多数情况下会在香港寻找作者，因为这些作者语言过关、思维方式与英语国家人群类似，且拥有从大陆获得信息的便利条件。
在选择“走出去”的大陆作者方面，可以考虑三个原则：第一，该作者是否拥有一定的国际声誉。第二，该作者是否对目标市场中的读者有所了解，是否对本专业在国际上的发展动态或国外读者的阅读倾向有所认识，简言之，即该作者是否是一名国际化的作者。第三，能有深厚的外语背景或国外生活、工作经历为最佳。
出版社对作者的培养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对学术类作者，应关注其学术成长，并对他们在论著过程中遇到的资料来源等方面的问题给予协助。出版社应与该作者所在行业内的国内外一流研究机构和一流专家建立密切的关系，请这些机构和专家关注与评估该作者的研究进展，鼓励作者与国内外一流专家合作。当然，在对此类作者培养时，应与其所在科研、学术单位加强合作。第二，对于大众类图书的作者，出版社应为其提供目标市场的读者喜好以及同类图书的发行情况，应与作者一同细化选题。
(3)选择合作机构
考虑到开拓中国图书在海外发行的渠道尚需时日，中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对合作机构的选择一定要在了解其背景，特别是选题特色与出版定位的基础上开展。
最后，就目前中国主题图书在国际上的出版情况来看，一些瓶颈因素并非一两年就能够消除的，海外学术界因政治惯性和一手资料不全而形成的倾向性、国内复合型著译者的缺少、国内出版业对参与国际出版市场竞争的准备不充分，这些都是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逐步改善的障碍因素。从内容走出去，到作者、产品、出版社逐步参与国际竞争，乃至让世界真正理解中国的文化观念、思想观点，这个过程必然是长期的，需要按步骤有层次地全面开展“走出去”工作。
【背景资料】
我国各类图书出口情况统计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编《中国新闻出版资料汇编》统计，2000年至2005年，我国各类图书出口种次数据如下表所示。
(本课题组组长：郝振省，副组长：辛广伟、魏玉山，成员：姜晓娟、王卉莲、王珺、王广生。本文执笔：姜晓娟)
注释：
①关于汉学和中国学的定义，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本文以任大援在《“汉学”与“中国学”20年来国内出版物览要》一文中提出的汉学广义定义为准，即涵盖中国学的研究范围。原文论述如下：“汉学，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就狭义而言，英文Sinology一词，主要指海外学者对中国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同时也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等。其特点在于注重历史与人文；而就广义而言，‘汉学’则可以包括本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并在今天遍及欧美的对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问题研究的所谓‘中国学’，即英文的‘Chinese studies’。‘中国学’的特点是侧重现实与社会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