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演进的宏观动力机制与微观动力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动力论文,微观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K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6)04-0082-07
晚年的恩格斯以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后继者对教条地、机械地、公式化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法，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反复的批评乃至斗争。但时至今日，这种公式化的做法却一再上演。而在智力活动越来越成为主导性、决定性活动的当代，不彻底改变这种生吞活剥、生搬硬套式的思维方式，就会使我们处于思维混乱状态，从而导致在实践指导上迷失方向，不得要领。因而，对马恩提出的唯物史观的原理进行重新解读、引申和再构，是当代理论工作者在世界知识经济到来的大背景下，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序言》中提出的规律是什么意义上的规律
马克思在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而概括的表述[1] 82-83，包含三个互相联系的内容：一是社会结构的因果链条律，即何者是何者的本原的原理；二是社会形态演进之轨迹的原理；三是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原理。
关于社会结构的因果链条律所产生的误读，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看作是“自动”发生的。例如，把唯物史观表述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是自动发生论的典型表现。实际上，与此类似的观点在恩格斯的时代就已出现过，并受到恩格斯的批评：“并不像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2] 506。综观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表明，“自动发生作用”论是站不住脚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始于把战俘杀掉的古习改变为将其吸收为劳动力的行为规则的创新，封建生产关系发端于大田集体耕作制为小田个体耕作制所代替的制度创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于变行会手工业制度为工场手工业制度的创新；没有主体能动的创造活动，生产关系是不会自动改变的。同样，脱离主体的能动活动，经济基础不会自动使上层建筑发生变革。
另一种误读是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看作单向线性的机械式作用，这样就必然得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唯一决定因素，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唯一决定因素的结论，从而得出诸如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只能走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时下的中国需要实行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一课的改革等有害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2] 486-487。恩格斯所讲的相互作用，在笔者看来，实质上是一种以各因素之间的反馈关系为方式的作用，因而，生产关系的塑造与变革不仅取决于生产力，也取决于上层建筑；同样，上层建筑的构建不仅取决于经济基础，也受生产力的影响。
对社会形态演进轨迹之原理的误读，突出地表现为把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演进轨迹的原理套用在各民族各地域的历史演进上，认为各民族都必须依次历经社会五大形态。这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违背马恩等经典作家的看法。东欧的斯拉夫人是越过奴隶制社会阶段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美国南北战争消灭了南方的奴隶制，使之越过封建制度而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本人就提出过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也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并为列宁、毛泽东加以创造性地实施。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列宁曾针对第二国际等机会主义者借口俄国生产力落后而反对向社会主义制度跨越的论调，讥讽他们是“学究气”、“迂腐到了极点”，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 689-690可见，马克思在《序言》中阐述的社会形态演进轨迹的规律，只是世界历史总趋势之轨迹的规律，而不是一切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路线的规律。
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原理，人们往往把它误读为历史演进的任何规定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际上，马恩的观点与此相反。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2] 393恩格斯说：“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2] 477古希腊的斯巴达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而雅典是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国。造成这种差别的决定性原因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斯巴达国家是在部落征服过程中形成的，而雅典国家是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并且发生了梭伦改革，克里斯梯尼改革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中国战国时期，原僻处西隅、荒地较多，比东方诸国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头号强国的决定性因素则在于秦孝公采纳商鞅的意见，并任其为左庶长，实施了商鞅变法。可见，马恩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仅仅是针对世界历史总趋势之轨迹而讲的，而不是说历史演进的快慢、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等，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为什么人们的意志不会造成对社会形态总轨迹的影响呢？对此，恩格斯反复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原理来加以诠释：“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2] 478-479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个合力作用的方向总是与生产力得以提高的方向相一致的。因为生产力在各种因素(包括各个人的意志)的交互反馈作用中，起着最终的效果检验器或优胜劣汰的选择器的作用。这样，社会形态平均趋势之轨迹就显示出最终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客观规律。这正如在商品流通领域，每一个交易者都想贱买贵卖，而商品价格的总趋势轨迹却遵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规律一样。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概括出三点：(1)既然恩格斯认为因果链条律不是自动发生作用的，并且因果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这就意味着历史的动力机制存在着宏观动力机制与微观动力机制的区别，因为因果链条的非自动性、因果的相互作用，只有通过微观分析才能得到说明；而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出的因果链条律是宏观动力机制规律，而不是微观动力机制规律；(2)社会形态演进之轨迹的规律是世界历史之轨迹的规律，而不是民族局域的历史轨迹之必然规律；(3)马恩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仅仅是针对世界历史总趋势之轨迹而讲的，而不是说历史演进的快慢、具体实现形式等，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反作用”机制实乃历史进程中时空局域上的微观动力机制
经典作家所讲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对世界历史演进总趋势之轨迹是不起决定作用的，因而，这些反作用实乃历史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把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划分为宏观动力机制与微观动力机制，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分不清二者的界限，或者把宏观动力机制当作微观动力机制来运用，则必然如恩格斯所说，把《序言》中的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 477。因为那样一来，就意味着人们只需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静观其变，而无需插手其间了。这当然是荒谬的。或者把微观动力机制当作宏观动力机制来运用，则必然把世界历史总趋势之轨迹看作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导向历史唯心论。而一旦把由此产生的错误思想用来指导实践，就必定带来巨大的危害。
微观动力机制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一种自觉活动的机制。恰如恩格斯所说：“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 243因此，由在实践和学习中形成的思想意识产生变革或维持现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游戏规则的目的、意图，然后付之于行动，并通过效果检验再次反馈到思想意识中；如此循环往复，便构成微观动力机制的因果链条。
恩格斯曾谈到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的三种方式：“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2] 483笔者以为，这正是微观动力机制的三种基本作用方式。故此，微观动力机制即自觉的动力机制在以下方面、时刻和条件下，对历史变迁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微观动力机制对历史进程的快慢程度、曲折程度和制度的实现形式，具有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即原始积累时，以英国作为典型，指出，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在英国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4] 819在分析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活动所造成的社会结果而论及古老印度的社会特点时说：“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1] 65马克思的这两处论述尽管针对的是特殊国度，但实质上是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相实施政治、军事、社会改革甚或变法，不仅使国力强盛起来，也加快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则是微观动力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当代范例。翻开世界历史，古今中外由政治清明而带来国家兴盛，由政治昏庸而导致民族衰败的事例，俯拾即是。
落后民族通过先进国正面或负面的样板作用实现制度跨越式发展以及旧制度的复辟现象，是微观动力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又一个方面。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奴隶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是先进国的制度作为正面样板发生作用的例子；斯拉夫人跨越奴隶制而进入封建社会，是在西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出现总危机，而封建因素已在帝国母体内孕育成长的条件下发生的，因而，西罗马的奴隶制起着负面样板的作用；同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俄国、中国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发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起着负面样板的作用。导致1660—1688年英国封建制度复辟的决定性因素，是在广泛的农民斗争面前，惊骇万状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转而求助于旧王朝，使之复辟的谋划。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则分别是拿破仑发动的侵俄战争失败和在滑铁卢战役中法军遭到彻底覆灭的直接结果。
制度的实现形式也是微观动力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方面。恩格斯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2]484同样，作为国家管理形式的政体，相对国体的更替来说，也是“细节”，也不能归结为经济的原因。事实上，现代社会存在的共和制和民主制国家形式，在奴隶制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而现代的生产力水平是奴隶制时代无法比拟的。
(二)在阶级斗争处于你死我活的时期，特别是革命时期，微观动力机制对社会转型的实现和巩固具有决定性作用
列宁在俄国民主革命时期批判孟什维克策略时说过：“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在俄国没有彻底的政治变革也可以实现彻底的土地变革的观点。”[5] 并批评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6] 598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出了重要补充说明：“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7] 452-453。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实质上是对革命时期微观动力机制对于实现历史转折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精辟概括。
不仅革命时期如此，而且，新政权诞生后，在阶级斗争尚处于你死我活的时期，微观动力机制对于新生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也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3] 441-442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也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8]
(三)形式愈不能容纳内容，形式的变革对内容的发展愈具有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发现：“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9] 这是形式(经济关系)对内容的功能(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利用)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实例。我们知道，作为人类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既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文艺复兴晚期的主要内容。它之所以产生于文艺复兴的晚期，是因为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摧毁了教会的精神独裁统治，打破了思想界在封建高压下“万马齐喑”的局面。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放眼现实世界，相信人的力量；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所有这一切，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冲破宗教世界观的限制，启迪科学家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去探索自然的规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形式(社会意识形态关系)对内容的发展(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起决定性作用的又一类例证。斯大林指出：“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7] 585毛泽东也说：“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0]
(四)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刻，微观动力机制对社会发展速度发挥的作用越强大
恩格斯说：“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11] 自然科学发展史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这一趋势。
在人类300多万年的岁月中，99％以上的时间是在原始社会中渡过的。那时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是很零散，很粗浅的，因而，支配、控制自然力的能力十分低下。在原始人的心目中，自然界是神秘而又可怕的，相比之下人类是渺小和软弱无力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成为普遍现象。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阶层出现了，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深化了，自然科学的独立存在有了初步条件。不过，在几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古代自然科学，从整体上来说，还是直观的，经验性的。尽管如此，却已对生产技术和社会进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自文艺复兴晚期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近代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大踏步前进了。人们已经取得了关于宏观物质运动的系统化知识，建立了各门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使人类支配、控制自然力的能力提高到古代无可比拟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制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直接动力，实际上主要来自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人类的认识一方面从宏观领域进入到微观领域，另一方面，又从宏观领域扩展至宇观领域，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形成十分庞大的理论体系。由此所创造的生产力更为巨大，可以说比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得多，还要大得多。显而易见，伴随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自觉地有预见性地支配、控制自然力的能力是越来越强大了，也即微观动力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强大了。
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携手并进，哲学社会科学也渐趋科学化，运用哲学社会科学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人们有意识、有预见性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所以，斯大林说：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7] 438
三、对宏观与微观动力机制的综合描述
为了得到社会形态演进的一幅清晰的图景，我们不妨把其宏观与微观动力机制综合起来，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语言加以概略描述。
生产活动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因而，人类社会首先是一个与自然界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生产活动无非是按照人的需要，使自然界的一部分物质发生状态变化的过程。物质状态的变化依靠能量转化，对能量转化的控制，则依靠信息。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来自于自然界的信息，还是来自于人类社会本身的信息，只要它被人们所获取、利用，就必须为人脑所加工，形成观念、意识。获取的信息越丰富，对信息处理的水平越高，则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越深刻、越全面，从而，输入系统的能量越多，能量转化效率越高，于是生产力水平也越高。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类的生产活动还是一个相互交往的活动。正像自然界的基本矛盾是吸引和排斥，矛盾的解决方式，比如在行星运动的场合，是提供一条椭圆形轨道一样，人类交往领域最基本、最原始的矛盾是合作与冲突，矛盾的解决方式是提供一套主导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在广义生产领域形成的这一套游戏规则，也就是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关系的东西。起初这些规则是偶然地产生的，处于不稳定状态。要把其中一些重要的规则稳定化和有序化，就需要收集有关人们交往活动、交往习俗、规则约定等方面的信息，经过价值判断、分析综合、抽象演绎等处理过程，形成一套观念体系，然后再经过选择过程，凝结为刚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及柔性的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的东西，进而，通过反馈控制机制，把生产关系稳定在与社会既定目标相适应的限度内，以维持社会在结构有序、功能有序的状态下稳定发展。
按照马克思把制度系统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子系统的思路，我们可以分别对两大子系统的形成机制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更为具体的控制论原理基础上的分析。
我们先来分析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形成机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其本身要素的发展，而且受到社会交往关系的影响，因而，随着生产的技术方式的变化，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改变他们相互交往的游戏规则来使生产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从而产生出制度创新的观念。制度创新的观念一经产生，就会据此确立实施新制度所欲达到的目标(如，使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并作出具体的制度设计，继而付诸实践进行试验。在试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偶然的随机因素的干扰，为评价新制度的效果，需排除这些随机因素的影响，即需要有一个滤波器。经滤波以后，对新制度的效果进行检验，这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率的提高程度)是检验的标准。检验信息反馈到输入端，与目标信息相比较，得到误差信号，然后，根据误差信号，改善制度设计。如此循环往复，并通过社会扩散机制，在全社会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领域的制度形成机理与经济基础领域的制度形成机理在形式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其效果检验的标准，对阶级社会而言，主要是反映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公正观，其目标信息的内容主要是统治阶级各阶层对制度的满意程度。
上层建筑子系统与经济基础子系统存在着信息的相互反馈关系，它们相互把对方作为一个环境，通过反馈信息的识别机制以及决策机制，对制度创新观念产生影响。
根据这一反馈机制，我们可以对社会革命作出控制论方法下的解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化的，缘此，生产的技术方式总是最活跃的因素，与此相伴，总会发生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同既与的上层建筑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时，它们的识别、决策机制产生混乱，双方的信息传递受到噪声干扰，增加了系统的熵，经过一段时间的效应叠加，达到一定的阈值，就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破坏性振荡波，社会危机随之爆发，使整个社会控制系统遭到崩溃。但社会系统毕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并且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机制，也就是说，是一个耗散结构，因而，它会通过自组织过程而跃迁到一个新的有序状态，从而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政治经济情况为例，革命形势形成的决定性机制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对羊毛、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量增多，发生价格革命，造成物价高涨，导致封建贵族所榨取的固定地租的实际价值减少，从而使他们在经济上陷于窘境。为了维持其挥霍无度的豪华生活，斯图亚特王朝采取的对策则是强化封建特权，一方面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另一方面以出售海外贸易特许状、各种商品专卖权的方式，勒索资产阶级。这样的搜刮政策，不仅给一般资产阶级造成经营上的困难，更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地位，打破封建枷锁成为各阶层人民趋于一致的选择。于是，引发社会反抗浪潮，形成革命形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革命形势的形成与此如出一辙。
由以上分析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前文已提及的两个重要观点：(1)生产力的变化并不会自动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也不会自动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它们的变化都要通过主体制度创新观念的引导以及主体的能动活动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信息的获取、加工和传递，是制度演变的必要条件；(2)从世界历史总趋势看，之所以生产关系的演进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基础子系统的反馈控制机制中，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效果检验标准的；同样，之所以上层建筑的演进可以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因为在上层建筑子系统的反馈控制机制中，是以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观为效果检验标准的。
四、文化对历史进程的作用
在当今思想领域关于文化作用的探讨中，笔者感到有一些模糊的认识需要澄清，否则将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危害。
有人似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12]。严格说来，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其一，文化究竟是对历史发展总趋势之轨迹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快慢曲折起决定性作用，将会有不同的回答；其二，文化中的不同要素所起的作用具有不同的性质，抽象而论，必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文化，从狭义来说，其核心内容与意识形态同义，一类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谓之特殊意识形态；一类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谓之社会意识形态。下文依此分别探讨它们的作用。
(一)特殊意识形态无论从宏观动力机制还是从微观动力机制看，都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在唯物史观中，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从来就属于生产力范畴，而且是随着社会发展愈来愈重要的生产力因素。对此，马克思有许多论述。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3] 211，“(不变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到处都以固定资本、原料和科学力量的作用为前提，而后者既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13] 285“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3] 217“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3] 219-220在《资本论》中说：“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4] 664
18世纪末以来，社会生产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出一条新的、明显的规律，这就是科学走在生产实践的前面，理论创新成为产业革命的先导。在16到18世纪，科学与生产实践的关系还主要体现为后者对前者的推动作用。几何光学的发展源于透镜制造业的需要，热学的发展源于提高蒸汽机等各类热机效率的迫切要求。到了18世纪末，科学与生产实践的关系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颠倒，科学成为推动生产实践发生变革的先导。对电磁现象的研究，主要不是来自产业发展的需要，而是出于探索自然的兴趣。人们发现了电流之后，围绕着电流的各种效应，才有人发明了电灯、电能和电镀等实用电器和技术。由于首先从科学上认识到电和磁的相互转化，人们才发明了电机。电流的发现和电磁相互转化的研究都不是为满足当时生产实践的要求而进行的，相反，正是这些科学成果的出现，才引发了以19世纪中期为起点的电力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的技术方式。自此，科学先导就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主旋律。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正在把人类社会带进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学成为生产的先导，科学也成为集生产力因素、生产关系因素和上层建筑因素于一体的管理的先导。
由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技术(包括部分管理科学技术)，无论从社会演进的宏观动力机制看，还是从其微观动力机制看，都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从宏观动力机制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无疑对社会演进总趋势之轨迹产生最终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从微观动力机制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加速社会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力量。
(二)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在宏观动力机制上处于从属的地位，但从微观动力机制上考察，对历史进程发展的快慢则具有决定性意义
还是首先引证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论述。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4] 恩格斯说：“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2] 210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中写道：“他把科学首先看成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作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15] 列宁针对人们对理论作用估计不足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 241
社会意识形态对历史演进之快慢的决定性作用，还可以得到历史的与现实的事实的佐证。
欧洲14世纪初，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封建教会的统治愚昧而野蛮，使科学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发展缓慢。要改变这种状况，没有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的。14至17世纪上半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一次人类以往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教会的精神统治和陈腐的神学世界观，促进了科学上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消灭封建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开辟了道路。
中国近代和当代的两次文化理念的选择，具有强烈的对比效应。19世纪中期，当日本人选择了“脱亚入欧”的理念时，中国人选择了“中体西用”的理念；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从此，一日益强盛，一欲达“求强”、“求富”而不能，令人扼腕。中国改革开放前，选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弄得国民经济困难重重，直至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后，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国民经济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不断提升，令世界瞩目。至于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因指导思想错误而归于失败，又因指导思想正确而由失败转为胜利的史实，也是人们所熟知的。
(三)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曙光，不允许我们在理念的选择上有丝毫的含糊和犹豫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我们所面临的都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任务，而不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转变的任务。虽然世界经济相对于列宁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列宁在20世纪初对共产主义实现时机所作的判断，仍然大体上适合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16] 因而，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历史演进的总趋势问题，即不是宏观动力机制问题，而是历史发展的快慢问题，即微观动力机制问题。在这个限度内，如上文已阐明的，文化，无论是属于特殊意识形态还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都对社会发展的速度具有决定性意义。有人提出的“我们要坚持和维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和防止文化决定论”[12] 的命题，不仅是一个包含着对历史唯物主义误读的含糊命题，而且，在我们已面临知识经济到来的历史条件下，还是一个隐藏着极大危害的命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理念与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的特征是水火不相容的。
知识经济的特征，是一个尚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根据目前理论界的看法，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与自然经济、劳力经济、资本经济不同，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是知识或智力；其二，知识经济的灵魂是创新，创新的效率决定经济的发展进程；其三，知识经济是建筑在信息化、数字化和全球知识共享之上的；其四，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将愈来愈显示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创新活动交叉综合的趋势；其五，由于就知识而言，任何国家都不具有任何“自然的”优势或劣势，关键在于理念、教育、机制、管理，因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落后国家存在着巨大的赶超可能性和空间；其六，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自由时间”将逐渐超过“劳动时间”，社会的力量、时间和财富的使用，将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用于精神和文化生活。
知识经济的上述特征表明，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重要的意义。然而，面对社会发展的速度问题，有人却提出了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即只能是次等重要因素的命题，这不能不让人产生“坐昧先机之兆，必殆后至之诛”的忧虑，因为这种命题表现出与“中体西用”说同样的徘徊色彩。
所幸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拥有了对世界发展新趋势的高度敏感，“科教兴国”被确定为国策，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等一系列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新思想新论断。但如果没有全民族对文化价值之认识的升华和醒悟，而是在理念的选择上处于一种畏缩徘徊、含糊犹豫的状态，就会模糊我们的方向，涣散我们的意志，就有失掉赶超的机会而沦为“头脑国家”之附庸的“躯干国家”的危险。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系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不允许我们在理念的选择上有丝毫的含糊和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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