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相关论文,唐五代论文,类型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0）03—0105—06
中国史上的假子即养子，也叫义儿、义男、养男、螟蛉等。收养子现象，古今中外皆有，但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社会尤其是藩镇军队中很流行假子制度，到了唐末五代更浸习成风，盛行于各军阀势力之中。这些假子、义儿也在当时动乱的社会和王朝迭兴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些重要角色，产生一定的影响。欧阳修所作《新五代史》特为此专立《义儿传》，充分说明其普遍性和重要性。对于唐五代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曾引起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注意，但缺乏分门别类的考察研究。本文试图从假子的类型入手，对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特点和根源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唐五代社会尤其是藩镇军阀势力中很盛行假子制度，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为我国封建社会所罕见。
隋末唐初，都于河北渔阳的燕主高开道就有“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常在阁内。”（注：《旧唐书·高开道传》。）当时群雄之一的王世充曾请为刘太后假子（注：《资治通鉴》卷187 武德二年正月条。）。太宗时，大臣张亮养假子五百人，因人告发，被太宗斩于市，籍没全家（注：两《唐书·张亮传》。）。武后时的索元礼，胡人也，“薛怀义始贵，而元礼养为假子。”（注：《新唐书·索元礼传》。）此时，假子现象并不普遍。自节度使制度设置后，假子制度在河朔地区军队中大为流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军事上逐渐丧失了对藩镇的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假子制度也随着在各藩镇军队中蔓衍起来。试引几段史料如下：《旧唐书·安禄山传》：
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二十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拔为偏将，以骁勇闻，遂养为子。……《安禄山事迹》卷上（《新唐书·安禄山传》略同）：
（安禄山）乃于范阳筑雄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旧唐书·李宝臣传》（《新唐书·李宝臣传》略同）：
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故范阳将张锁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及禄山叛，忠志循归范阳，禄山喜，录为假子，姓安，常给事帐中。《太平广记》卷195“红线”条：
（田承嗣）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旧唐书·石演芬传》（《新唐书·石演芬传》略同）：
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为朔方颁宁节度兵马使，兼御史大夫，李怀光养为子，累至右武峰都将。《旧唐书·王廷凑传》（《新唐书·王廷凑传》略同）：
王廷奏，本回鹘阿布思之种族，世隶安东都护府，曾祖曰五哥之，事李宝臣父子，王武俊养为假子。《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二年：
（李）希烈为董秦（赐姓名李忠臣）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同上书卷228德宗建中四年：
（颜真卿）至许洲，欲宣诏旨，希烈使其养子千余人环绕慢骂。
到了唐末五代十国，假子制度更是浸习成风，盛行于各军阀势力之间，当时的强藩悍将无不竞养假子，沙陀军人李克用的假子甚多，《新五代史·义儿传》序云：
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虣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养子多矣，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思、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
蜀主王建的假子亦多达百二十人（注：《资治通鉴》卷267 太祖开平四年十一月条。），在文献中有姓名可查者四十余人（注：根据《十国春秋》。）。此外，歧王李茂贞、梁太祖朱温、后唐明宗嗣源等，也都有不少假子，以致梁、唐、晋、汉、周共五代而实有八姓（其中三个皇帝出身假子，他们是李克用假子后唐明宗李嗣源；李嗣源假子后唐废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假子世宗柴荣）。十国中北汉王朝传位四代，其中废帝刘继思、英武帝刘继元均为睿宗刘承钧的养子。其余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宦官收养子的旧习，在唐末也恶性膨胀，尤其是上层宦官收养假子的数量多得惊人。《旧唐书·宦官·杨复光传》：
诸假子：守亮，兴元节度使，守宗，忠武节度使；守信，商州防御使；守忠，洋州节度使，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新唐书·宦官·杨复恭传》：
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有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
而李茂贞、王建等人原先也是宦官田令孜的假子。《新唐书·宦官·田令孜传》：
右神策统军宋文通为诸军所疾，令孜因事召见，欲杀之。既见，乃欣然更养为子，名彦宾，即李茂贞也。又：
王建率义勇四军迎帝西县，复以建及韩建等主之，号“随驾五都”。令孜以复光故，才授诸卫将军，皆养为子。杨守亮是宦官杨复光的假子，也养有假子。《资治通鉴》卷259 景福二年三月条：
左神策勇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实、子迁、子刘皆守亮之假子也。假子制度加剧和延续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尤其在唐末五代动乱的社会和王朝迭兴的历史上，假子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能被录为假子或义儿的，当然是具有骁勇果敢、才艺出众的基本条件，然而他们与假父关系的实质多是“以利合而相资”。当他们暂时结合在一起时，加剧了军阀割据和社会动乱，当他们之间关系破裂时，又给社会造成更大动乱。欧阳修有感于假子在晚唐五代军事上的地位和政治上的影响，遂大发其感愤，他在《新五代史·义儿传》序中写道：
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耶。
二
唐五代的假子虽然名义上都称为假子、养子或义儿，但在收养的数量上差异很大，少则数人，多则数百数千人，而且假父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对此问题，宋人徐无党曾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为《新五代史》作注时写道：“后唐太祖置义儿军如李嗣昭等甚众，初皆赐姓名，而不全若子，故书李嗣昭者，书其所赐姓名尔，不以子书也，与友文、从珂异”（注：《新五代史·唐本纪·庄宗下》注。）徐氏似已看出当时假子的不同类型。此问题颇为复杂，笔者认为，唐五代假子制度根据其不同的特征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真正的养子型。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很明确，收养的数量较少，一般是一两名或数名。这类假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与真子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不但改从姓名，被委以重任，而且还享有继承权。这一类型的假子在当时很普遍，文献记载事例也很多，唐前期河朔地区的蕃将多属这一类型。如安禄山曾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养子；李宝臣原为范阳旧将张锁高的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后又被安禄山录为假子，改姓安，常给事帐中；王廷凑原回鹘阿布思之种族，王武俊养为假子；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李怀光养为子，累至右武峰都将。晚唐五代时期的如王重荣假子王珂；梁太祖朱温假子朱友谦（本姓名朱简）、朱友讓（本姓名李讓）、朱友文（本姓名康勤）、朱友恭（本姓名李彦威）、李汉宾等人；后唐明宗李嗣源假子李从珂、李从
、李从昶、元行钦等人，也多属这一类型。
在继承权方面，当时不少藩镇和帝王是由这些假子袭位。如王重荣假子王珂为行军司马，王重荣卒，三军立王珂知留后事（注：《旧唐书·昭宗本纪》。）。朱温假子朱友文深得朱温宠信被封为博王，判建昌宫使，并内定为太子。更为著名的是五代有三个皇帝出身假子，北汉废帝刘继思、英武帝刘继元均为睿宗刘承钧的养子。也正因为继承权问题，假子与真子之间往往产生矛盾，乃至大动干戈。如王珂知留后事，王重荣子陕西节度使琪、绛州刺史瑶，举兵讨王珂，并上章诉王珂冒姓，非重荣子；朱温宠爱假子朱友文胜过亲子，每欲立为太子，亲子朱友珪素嫉友文，遂酿成宫廷政变，杀死朱温、朱友文、称帝洛阳。于是朱温假子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举河中镇降附于晋，遂使后梁迅速倾覆；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其假子李从珂从明宗第五子愍帝李从厚手中夺了皇位。
在财产方面，养子与亲子一样不得有私财。如全义的养子郝继孙犯法处死，宦官、伶人冀其资财，固请籍没。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赵凤上书说：“继孙为全义养子，不宜有别籍之财，而于法不至籍没。”（注：《新五代史·赵凤传》。）
第二种类型是亲兵型。这一类型假子数量多达数百乃至数千。如高开道有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号为“义儿”；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田承嗣募军中勇武者三千人，号外宅男；李希烈养子千余人；李克用将一时雄杰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这类数以百千计的假子或义儿，决不可能对其假父、养父都存在很明确的“父子”关系，也不可能都改从姓名。其实这是模拟少数民族部落亲兵制度的传统（注：此观点，陈寅恪先生也曾提过。详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所收《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高开道的数百义儿，就是直指亲兵，这已经是很明显的。司马光曾错误地怀疑安禄山的“养子必无八千之数”（注：《资治通鉴》卷216 天宝十载二月条考异。），致使在《资治通鉴》中没有使用这条材料，这是司马光不了解安禄山军队的假子是在模拟部落亲兵制度的缘故。
唐初羁縻州设置后，版籍贡赋、政令习俗，中央多不过问，享有极高的自治权。因此，落后的游牧民族血族共同体的社会组织形态被保留下来，表现在军事组织上，自然也保留下以酋长为首领、子弟为战士的部落亲兵制度。这种制度对以后该地区的藩镇兵制产生很大影响。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天宝年间，河北三镇（范阳、平卢、河东）先后均归其节制，统有近20万人的军队（注：《资治通鉴》卷215 天宝元年正月条及考异。）。安禄山军事实力迅速膨胀，是通过历年征战招降了大批北方游牧部民，所以其军队士兵成份主要是突厥、奚、契丹、同罗、室韦等少数民族以及一部分汉人。天宝十四载五月，安禄山奏请以蕃将32人以代汉将（注：《安禄山事迹》卷中。），说明了其军队将士成份不断地胡族化。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由不同部民集合起来的庞大军事群体的凝聚力，就利用胡人收养子的习俗，将军队中大量的各族健儿（曳落河），授予假子名义，以推恩信，作为维系军队上下级关系的纽带，达到对内联结，对外抗御的效果。这种在军队中大量地人工拟制父子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力图恢复胡族部落亲兵制度的传统。所以，安禄山起兵叛唐时，其军队就号为“父子军”（注：《安禄山事迹》卷中。）。唐末沙陀军人李克用的军队是由蕃、汉军人组成，他任用亲信义儿为“义儿军使”，组成“义儿军”，也是在恢复部落亲兵制度的做法。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说明一下。安史乱后，藩镇继起，田承嗣在河北魏博镇养兵10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注：《旧唐书·田承嗣传》。）田承嗣创置藩镇衙兵制度，实际上也类似效法部落亲兵制度。
第三种类型是介于前两种类型之间，也可以说是第一种类型的扩大化。这一类型的假子收养数量也比较多，一般都有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但不是亲兵性质。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也比较明确，假子们都改从姓名，委以重任，但由于收养数量较多，所以人伦关系、继承权等方面不可能如第一种类型那样严正。这一类型假子，以王建假子最具代表性。王建收养假子百二十人，都改从姓名，与真子一样均连“宗”字，如真子有太子王宗懿等九人，假子有姓名可纪者如王宗翰（本姓孟）等40余人。他们与真子一样加官封王，委以重任，如梁开平四年十一月庚戍，“立假子宗裕为通王、宗范为夔王、宗
为昌王、宗寿为嘉王、宗翰为集王；立其子宗仁为普王、宗辂为雅王、宗纪为褒王、宗智为荣王、宗泽为兴王、宗鼎为彭王、宗杰为信王、宗衍为郑王。……自余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但在这一百余名的假子之间“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注：《资治通鉴》卷267太祖开平四年十一月条。）。 说明其人伦关系并不严正，与真子有区别，与第一种类型的假子当亦有区别。
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如李茂贞假子、宦官杨复光、杨复恭假子等。李茂贞假子亦有数十人，有姓名可纪者如李继臻、李继鹏（本姓名阏珪）、李继徽（本姓名杨崇本）、李继瑭、李继筠、李继远（本姓名符道昭）、李继岌（本姓名桑弘志）、李继密（本姓名王万弘）等人，多连“继”字。宦官杨复先假子以守字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宦官杨复恭有养子600人，监诸道军。
这种畜养假子的扩大化，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宦官。《资治通鉴》卷267记云：“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 由是诸将亦效之。而蜀主（王建）尤多。”贞元以后，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大权，为了巩固地位，便广畜假子，并以诸假子出任禁军都将、藩镇节帅、州府刺史等。这些假子在掌握一定的军政要职后，为巩固扩充自己势力，自然也效法其宦官假父的行为。唐末强藩王建、李茂贞等人原是宦官田令孜的假子，当他们出为藩镇节帅后，也就广畜假子，因此王建假子多达百二十人，李茂贞假子亦有数十人。
应该指出，上述分类只是代表一种基本趋向，具体落实到某个人的身上，有的可能会有两重性。特别是第一种类型与第三种类型有不少共同的特征，两重性的可能性就更大。
三
我国氏族社会的解体极不彻底，血缘纽带一直延绵不断地贯穿着我国社会的漫长历史。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周代宗法制度把血族关系纳入制度化轨道，并赋以伦理性内涵，其结果是“尊尊”、“亲亲”大义非常严格，血亲关系推到了不可替代的地步。宗族有收族即收恤其族人的权利（注：《仪礼·丧服·子夏传》：“大宗者收，族者也”。），而不允许收养异姓子弟，一则他们耽心的是异姓乱宗，《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二则宗法制度以宗为单位，有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的事实，不必以异姓为嗣。先秦思想家进一步发挥了宗法思想，构造了伦理学说，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父子、长幼、亲疏”关系成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之重要内容之一。这种观念对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近似养子性质的赘婿，法律规定要被谪戌（注：秦汉有七科谪：一吏有谪、二亡命、三赘婿、四贾人、五尝有市籍者、六父母尝有市籍者、七大父母尝有市籍者。见《史记·大宛传》、《汉书·武帝纪》、《汉书·晁错传》、《汉书·李广利传》。）。唐律有禁止收养异姓男儿的条文：“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此外，唐律对收养杂户男、部曲及奴为子孙者也同样是禁止的，只有《户令》上规定：“无子者，收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注：均见《唐律疏议》卷12《户婚》。）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法律也都有类似的条文。可见我国古代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对于“异姓结为父子”是深恶痛绝的。
事实上，我国封建社会收养子现象是为世俗所恒有，历代文献不乏记载。究其原因，无非有三端：其一，中国人对子嗣看得很重，那些缺乏子嗣的人，考虑到终老赡养、家族延续、祖先血食以及财产继承等问题，不得不收养异姓男儿为子。其二，年幼无依者也往往为人所养，我国古代还将妻前夫之子称为假子。其三，养父子双方出于某种感情的需要，这种感情当然也包含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总之，我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收养子的现象，但决不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唐五代如此盛行假子制度，绝非我国封建社会中一般的养子现象，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的。据以上所引史料来看，唐代最初流行假子制度多与胡人有关，而且在胡汉杂居的河朔地区最为流行。如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胡，其8000假子则是同罗（铁勒之一部）及降奚、契丹曳落河；李宝臣是范阳城旁奚族；王廷凑是回鹘阿布思种族，世隶安东都护府；石演芬是西域胡人，为朔方邠宁节度兵马使。还有如王世充、索元礼等也均是胡人。至于燕主高开道，其族属虽不是胡人，但他是河北地区军人，受河朔胡风所染。这种现象决非偶然的，它充分说明了唐五代盛行假子制度的根源是与胡族的习俗有关系。我们知道，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大大落后于中原汉民族，正处在原始部落制后期，过的还是一种落后的游牧生活。从“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蕃人先母后父”、“贱老贵壮”等习俗看（注：详见《隋书·突厥传》、《旧唐书·契丹传》、《新唐书·安禄山传》。），其婚姻家庭大致处在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阶段。所以母性地位相对还比较崇高，不存在严格的“父子”、“长幼”、“夫妻”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当时部落对外战争极为频繁而又残酷，部落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死亡率很高，流动性很大。凡此社会条件和文化心理，使得他们习惯于收留外人或俘虏为养子，借以扩大本氏族部落的力量。同样地他们也习惯于充当他人的养子。有一件史实很具有说明力，即隋唐时期突厥可汗之子弟称为特勤，这种谓之“特勤”的子弟，涵盖亲子、从子、弟弟以及诸孙等（注：岑仲勉：《 突厥集史》附录《狄名探原》。），乃至于对来降者亦可封为特勤（注：《隋书·李崇传》。）。可见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族观念淡薄，因此“亲疏”关系不甚严格，且习惯于收养外人为子弟。我国文献上大量记载北方胡人收养假子的现象，无疑就是他们的习俗所致。
东汉以来，西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陆续向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区迁移，与汉人犬牙交错杂居在一起。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各族统治者乘机大举进入中原，此后，在二百多年时间里，北方地区先后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李唐王室氏族起源于北朝的胡化汉人，统治阶级的夷夏观念比较淡薄，唐太宗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注：《资治通鉴》卷198 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唐初武功极盛，四境大辟，贞观四年，平东突厥，唐太宗主温彦博建议，将10万降众安置在幽、灵之境，其酋长皆任职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与朝士相半。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注：两《唐书·温彦博传》、《资治通鉴》贞观四年条。）。其后，每平一部落异族，“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注：《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序。）据不完全统计，唐前期百余年中，内属和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人数多达一二百万人，主要包括突厥、奚，契丹、铁勒、靺鞨、高丽、回纥、党项，吐谷浑、吐蕃等。隋唐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其中北朝文化的主要成份之一——胡人习俗，本来就对唐代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再由于少数民族大量内属和入居中原，所以胡族收养子的习风也在中土得以流传。
那么，根源于胡族习俗的唐五代假子制度何以逐渐盛行而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与唐代兵制从义务兵制向募兵——私兵制转化以及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延续有直接关系。唐初实行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被抽调充当府兵的农民自备武器给养，更番宿卫，使将不得专兵。高宗、武后以后，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和府兵制自身的矛盾，府兵制趋于瓦解。于是，在唐初已少量实行的募兵制便逐渐盛行，到了玄宗开元时期，募兵成了定制。募兵制实行后，兵成了一种专门职业，将帅也得以专兵，遂为假子制度的盛行创造了条件。睿宗、玄宗时期，为了处理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关系日益复杂的形势，于边防重镇设置节度使制度。玄宗天宝年间，那些孤寒无党的蕃将往往被擢升为节度使职务。蕃将之任节度使，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唐初以后蕃兵蕃将以骁勇善战著称，成了当时军队的补充力量。著名的蕃将如何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多祚、泉献诚、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等人，都为唐朝建立赫赫战功。其次，也由于玄宗时宰相李林甫为了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曾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注：《旧唐书·李林甫传》。）得到玄宗皇帝的赞许。像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都先后出任节度使职务。胡族军人在其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自然极容易影响当地习俗，促使该地区濡染胡风，胡人收养子习风、部落亲兵制度便因缘时会，逐渐盛行起来。安禄山出任河北三镇（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后，在军队中大肆推行假子制度，便是明证。河朔地区为胡、汉杂居的北方边疆地区、是当时各镇节度使管辖区域，假子制度在唐前期于河朔地区最为流行是理所当然的。
安史乱起，中原刺史凡兼有治军者，皆授节度使之号。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唐中央逐渐丧失了对地方军队的有效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镇割据局面。藩镇军阀凭借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招兵买马，称雄一方。藩镇私兵制度，是假子制度衍习成风的基础。藩镇将领为了扶植亲信、培养党羽，便效法河朔军人收养假子的风气，在军队中大量人工拟制亲属关系，致使唐后期各强藩悍将无不竞养假子。另一方面，安史乱后河北仍为安史余孽所盘据，安史部队多为胡人，河朔地区受胡风濡染有增无减，当时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之说（注：《新唐书·史孝章传》。）。而且，不少安史部将和河北藩镇军人进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区一些藩镇的首领或将领。蔡州的最初割据首领便是安禄山部下李宝臣、李希烈等人，后来的吴少诚、吴少阳也是河北地区的军人。李希烈在军队中有假子千余人，吴少阳是吴少诚的养弟。他们为假子制度在中原地区扩散也起了一种媒介作用。
此外，宦官收养子的旧习在唐后期恶性扩大，对假子制度的盛行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宦官由于生理上的缺陷，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要求继承和血食的心理。尤其是宦官的上层分子，当他们在权欲和财欲上获得一定满足后，这种心理要求就更为强烈了。《后汉书·顺帝纪》载：“阳嘉四年春二月丙子，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其后宦官养子的风气为历代所沿习。宦官养子的旧习在唐末恶性扩大，不仅是由于当时收养假子已衍成一种社会风尚，也与唐代中后期宦官掌握兵权有关系。宦官掌握禁军大权后，便广畜假子，并以诸假子出任牧守将帅，这些假子在掌握军政要职后，自然也效法其宦官假父的行为，此问题前面已论述过。
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鉴于中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把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刑权全部收归中央，加上宋人提倡文人政治和汉民族本位文化。所以盛行一时的假子制度也就丧失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和社会条件，从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收稿日期：199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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