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取向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2—029—033
新加坡独立之后，经济不断发展，华文文学也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与活跃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新加坡华文文学突出地表现着两方面的文化要求：其一，强调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强调“本土的文学传统”；其二，强调华文文学的原根性，强调“中国文学传统”。如何述说与认识这样的文化要求，言者众多。鉴于此论题，具有超越着时代与地域的意义，故亦试作一论。
一、文化意义上的“本土”与“原根”
对新华文学中强调华文文学的本土性、“本土的文学传统”，与强调华文文学的原根性、“中国文学传统”的二重文化取向，可用“互融论”来理解。本文则意欲对之作些区分、辩析。
强调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强调“本土的文学传统”，其关键所指在于“本土”二字。对于新加坡华文文学而言，什么是文化意义上的本土呢？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中西合壁的社会及文化发展观。其二，以提倡新加坡意识、叙说新加坡情感为要求的心灵认同观。
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作为一个自主的亚洲国家，采用以中西合壁方式，建设、发展新兴国家的政策。也就是说，一方面，从西方发达国家汲取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方法、经验；另一方面，从东方文化、中华文化中汲取推进社会精神建设所需要的养分。作为一种国家意志、主流意识形态，中西合壁的社会发展观，必然要反映到文化建设中去，成为新加坡华人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选择。一般来说，在经济初始发展期，以至高速发展的初期，这种文化选择的主导地位会更为明显。这样，中西合壁的社会发展观，以及由此而生的具有独特意味的，既西又中、不西不中的“整合”文化，将成为新加坡文化、新加坡文化、新加坡文学、新加坡华文文学无法摆脱的“本土性”特征。
提倡新加坡意识、叙说新加坡情感的心灵认同观，也是新加坡文学、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必然选择，并且，获得过较强的社会共鸣。1982年，新加坡政府重要官员王鼎昌，在主持“新马华文文学史展”开幕仪式时，曾建议开展“建国文学”运动：希望文学要反映我们在建国过程中的精神面貌、时代背景、社会潮流和发展经过。1989年末，在新加坡大会堂出席“建国三十周年新华文艺书刊展”时，他希望“在使我国避免演变成一个伪西方社会而步入优雅社会的进程中”，“与传统东方文学有血缘之亲的新华文学”，扮演“重要角色”。[1]诗人、 学者王润华也说：新华文学，就是“新加公民或永久居民所写的戏剧、小说、诗歌、散文或其他文体，这些作品，在感情上、认同感上、取材上、社会关系上，都跟新加坡息息相关。”[2]不论官方、民间，国家与华族， 都对自觉的心灵认同有着迫切要求，并且对之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即做新加坡人、提倡新加坡意识、叙说新加坡情感。归根到底，这些要求与路径，都是对新兴的国家、社会、文化的自觉拥戴与心灵认同。
强调华文文学的原根性、强调“中国文学传统”，其关键所指在于“原根”二字。对于新加坡华文文学而言，什么是文化意义上的“原根”呢？那就是华族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文学传统”中，所携带、所浓缩的具有“原根性”意味的中华文化价值观。所以，“原根”之意在于具有原根性意味的中国传统文化。
黄孟文在检讨新华文学低落的原因时，把文化观、价值观的动荡列为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他指出：随着新加坡的西化，人们变得更加功利主义，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准绳，国人价值观念正在的改变[3]。 可见，强调华文文学的原根性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新加坡华文作家，对本土发生的文化“合壁”与随之而来的文化观、价值观的动荡，更愿采取一种检讨与反省的态度。这种态度促使他们到华族文化之“根”中，去寻找与现实“丑”相对应的美；到“中国文学传统”中，去寻找作为“衡量一切的准绳”的文化价值观。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生长在新加坡、求学于香港、信奉着基督之爱的孙爱玲，在小说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枝一叶，均饱含热情、衷心赞美。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深爱着新加坡的张挥，在《门槛上的吸烟者》中，借主人公之口追问：人生最后的归宿“为什么不是潮州的汕头？”可见，在新加坡华文作家心目中，中华传统文化的枝枝叶叶连系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潮州的汕头”等类似的特殊文化地域，指代着文化“中国”，这个精神价值上的最终朝向。
对文化意义的“本土”与“原根”略作区分，使我们可以看出：“本土性”话题之中所涉及的“中华文化”，与“原根性”话题之中所涉及的“中华文化”，虽然都称中华文化，但在实质上已有不同。
在“本土性”话题之中，“中华文化”是被拿来作为与西方文化“对接”的文化，是以“合壁”的方式在发源地之外被“整合”过的“中华文化”。
当今时代，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方法、经验，其作用绝不止于经济与物质，也必然作用于文化与精神。可以说，当新加坡从西方发达国家“拿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方法、经验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拿来”了西方的文化与精神。这些西方的文化与精神，也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从东方引入的中华文化之中。这样一来，“合壁”进程中的“中华文化”，是“整合”了西方文化的“中华文化”，是失了根的“中华文化”；或者说，是具有新加坡“本土性”特征的“中华文化”。
在“原根性”话题之中，“中华文化”是能够与西方文化相对垒、相抗衡，具有“根”的特性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未曾以“合壁”的方式在发源地之外被整合过的“中华文化”。
面对“合壁”进程中的物质成就与观念动荡，具有忧患意识的新加坡华文作家，深感茫然与不安。谢裕民说：“80年代初期，社会其实已经改变了，不过还有一点理想……到了80年代中期，整个社会的观念起了变化，大家都不再谈抽象的理想，而只谈实际的理想——过更好的日子。”[4]张曦娜说：“20世纪的物质文明，无时无刻，无所不在。 然而，父亲，比起你们那一代，我们富足了还是瘦损了？为什么我们偶一驻足，会有四顾茫然的感觉？”[5]这种茫然与追问， 迫使不少华文作家，跳出具有“本土性”的“中华文化”，直接去追寻“原根性”话题之中的中华文化：去追灵因呼应或追随“五四”新文化时，曾疏离、批判过的中华传统文化。
对文化的“本土”与“原根”进行如此清理，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新华文学中，所谓“中国文化”的多层涵义的理解与把握。
二、两种文化意义上的批判
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在汲取前辈、同辈学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曾经就文学的文化功能，或者说，就文学的批判功能，作过颇有启发性的阐述。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就文化意义而言，文学的批判功能，可分为道德性功能与审美性功能。换言之，也就是文学的启发性批判功能与文学的拯救性批判功能。
所谓文学的启发性批判功能，是指文学主要以“积极地虚构和约诺幸福、自由、和谐与满足的象征艺术”的方式，参与社会文化建构与批判。当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初始时期，这种功能的作用十分明显。如《鲁宾逊漂流记》、《巴黎圣母院》等作品的问世。其后，这类作品还会反复出现。这种“象征艺术”，对现实中的“新”与“旧”都有所批判，但就主导趋向而已言，它“巩固着这个环境的正义性、现代性。”所以，这种文化批判可被理解为对文明史的一种正面性的参与。[6]
哈贝马斯论说的主要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加坡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亚洲国家，与西方社会与文学有所不同。但是，哈贝马斯的论说，对析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功能，也还具有某些借鉴意义。
如前所谓，“本土性”的旨意，不仅要求新加坡华文作家，自觉确认自己的生存身份，还要自觉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担当起在缺乏“传统”时确立传统，在不西不中状况中“整合”传统的重任。这种选择，正是对文明史的一种正面性的参与。
新加坡建国之初，华文作家大多投入过这一文学潮流。其后，华文作家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一文化朝向。如贺兰宁的《鱼尾狮》，就以新加坡的象征物为对象，透过石狮子那双蕴满战火风烟和历史血泪的双眼，透视出新加坡这个由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表达了诗人对新加坡这个“非鱼非兽的变体族类的海啸地震环围中／会随时间成长的坚强信念”[7]。在这首诗中，诗人尽管出发于形象、止于形象， 未就文化问题直接“发言”；但是，他却用文学的声音，参与了文化“整合”的讨论。并以对“非鱼非兽的变体族类”的认同，以及对其“在海啸地震环围中／会随时间成长”的信念，“巩固”着“文化整合”、“环境的正义性、现代性”，从而发挥出新华文学的启发性批判功能。
所谓文学的拯救性批判功能，主要指“表达着悲苦、压抑、对不和的和颠倒的东西的否定感受的寓意”，“表达了对一个更幸福的生活，对在日常生活中被束缚着的人性、友善和互助的渴望，并以此超越于现存事物之上”的文学努力。西方现代派文学，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否定与挣扎，便是这样一种努力。这种艺术对主流意识形态虽有应和，但就主导趋向而言，重在以批判者的姿态“巩固”“环境的非正义性”。
追寻“原根性”的“中华文化”，是为了以未曾在“合壁”中被整合过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对垒、相抗衡，也是为了对被整合过的“中华文化”，进行反省与修正。所以，“这种批判”可“理解为对文明史的反思”[6]，理解为对文明史的一种反思性的参与。
八十年代，新加坡文化发展出现波折。先是南方大学被停办和华文报馆合并，继而华文成为第二语文，华文学校成为历史名词。至此，与西方物质与精神文化相对接的“中华文化”，在被“整合”之后，又进一步被限定在用英语、英文进行阐述与理解的“再整合”之中。新华社会、新华作家，既是被迫、也是自觉地以批判者的姿态，奋起“巩固”“环境的非正义性”了。同是以新加坡的象征物——鱼尾狮为对象，梁铖的声音有所不同：
说你是狮吧／你却无腿，无腿你就不能／纵横千山万岭之上／说你是鱼吧／你却无鳃，无鳃你就不能／遨游四海三洋之下／甚至，你也不是一只蛙／不能两栖水陆之间
前面是海，后面是陆／你呆立在栅栏里／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像／不论天真的人们如何／赞赏你，如何美化你／终究你是荒谬的组合／鱼狮交配的怪胎 ——梁铖《鱼尾狮》
与那种积极地虚构和约诺幸福、自由、和谐与满足的象征艺术相冲突，梁铖看到的是荒谬与怪诞，心中涌现的是忧郁与忧患。
伍木的《断奶》，批判性倾向与梁铖如出一辙：
千年恨事莫过于一朝断奶／不足岁／你是多代的单传，／太早遇到断奶的苦恼／临渊，临渊你顿成一头没有姓氏的兽／一把无从溯源的／灵魂
“婴儿”作为文化“整合”的象征，“不足岁”也好，“多代的单传”也好，它出自“根”文化，并与“根”文化有着同样的“姓氏”，甚至同样的“名”。但是，它毕竟已经不是“根”文化，也不可能是“根”文化。在异域、在与另一种文化的“整合”、“再整合”中，它可能徒有虚名，甚至丢掉姓氏、丧失灵魂。所以，结论是：顿成一头没有姓氏的兽／一把无从溯源的／灵魂。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表现“悲苦、压抑、不和谐的和颠倒的东西的否定感受的寓意”，并不等于对“文化整合”本身的否定，而是对“文化整合”过程中某些偏颇与失误之处的反省与批判。与西方现代派不同的是，这种批判不是主要求助于非理性，而是“用一个现代环境所放弃了的更好秩序的图景”；用某种“传统”，即具有原根意味的中华文化传统，“来指责这些环境”。继而，希望有助于改善这些环境，使“在美的假象领域中的真理得到竞现”，同时也使新华作家对文明史的一种反思性参与的愿望，转换为现实。
三、新鲜与重复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启发性批判与文学的拯救性批判，总是相辅相成而存在，交替牵制而发展。在中西合璧的新加坡，文学的这两种批判，似乎也会在新鲜中进行重复，在重复中获得新鲜。
新华社会与新华作家都十分清楚，在新加坡，“中华文化”的被“整合”趋势不可避免。这既是由国家意志与主流文化所决定，也是由新加坡社会的“本土性”要求所决定。
对于中西文化而言，“本土性”要求无疑是一柄双韧剑。它需要的是多向与杂糅；而不是单向与纯正。这是因为，其一，“中西合璧”的本身已是多向；其二，“中西合璧”过程之中，中西文化与新加坡生活、情感的再合璧，更可谓多向。如此多向的合璧之举，其结果必然是中西混合、新外混合。所以，当新加坡在精神文化方面，包括在文学方面，过分依赖泊来品、新外混合。所以，当新加坡在精神文化方面，包括在文学方面，过分依赖泊来品、依赖外来影响而缺乏与本地色彩及与本地精神的“杂糅”时，文学的启发性批判必然要展现自己的功能。而且，当新加坡在精神文化方面，包括在文学方面，过分依赖某一种外来文化、某一种外来影响，而缺乏而另一种文化、外来影响“杂糅”时，文学的启发性批判功能也必然会自行启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西方主要展现为拯救性批判功能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移植到新加坡时，则有可能转化为以主要展现启发性批判为目的批判——消解“杂糅”过程中，中华文化力量的过大、过纯，以维系“本土性”的持续发展、演进。所以，双韧的作用在于，既反对闭关自守，也反对过分依赖某一种外来文化。
新加坡文化“本土性”要求的不懈发展，又为新加坡文化的“原根性”要求，提供了存在与强化的理由。在忧患意识的推动下，新加坡华人社会与华文作家，面对文化“杂糅”过程中的某些负面影响，不能在不某种程度上去积极开展“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有一个优点，即可以把文化传统顺理成章地作为社会进化的一部分加以采用”[6]。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是一次又一次地， 将中华传统文化输送到被“整合”过的“中华文化”之中去，以此实现文学的拯救性批判，以此表达他们试图维系“中华文化”、“原根性”的努力。
“本土性”要求中的“中华文化”，正处在一个不断变化与动荡的“整合”、“杂糅”过程之中，而且，其趋势不改。“原根性”要求中的“中华文化”，试图修正“本土性”要求中的“中华文化”的“杂糅”与“不纯”的努力，尽管无法改变文化“整合”、“杂糅”的总体趋势；但对“本土性”要求中的“中华文化”，均是一种强化与刺激。并且，能够使不断变化与动荡的新加坡文化，持续不断地焕发出新意与生机。故而，有理由相信，上述两种文化批判，将会在新华文学中不断交替、不断重复。这种交替与重复，既可说是新鲜中的重复，也可期待在重复中会更显得新鲜。
[收稿日期]1999—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