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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名将瓦尔德内尔曾是中国乒乓球国手夺冠的最大障碍。瓦尔德内尔在比赛中稳如泰山的状态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软肋到底在哪里？经过对比赛录像的反复研究，中国教练们终于发现瓦尔德内尔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比赛紧张时会下意识地提一下袜子。于是，教练们根据这一发现制定了应对策略。世界冠军王涛回忆说：“后来我们和他打比赛时，只要看到他提袜子，立刻就有招了，而且很灵。”
情报分析在国际体育大赛中的运用已不新鲜，而在商界，竞争情报则更加刺激。2001年，宝洁公司的情报人员从联合利华的“垃圾堆”里获取了80多份重要的机密文件，双方因此对簿公堂；2002年，通用公司一名主管携重要文件，包括车型计划、供货价格和即将投产的一条新车型生产线的详细方案加入德国大众，此事闹上公堂，以大众赔偿1亿美元了结；2003年底，威盛集团董事长王雪红和总经理陈文琦被友讯公司起诉，涉嫌派遣商业间谍盗取友讯的电脑程序著作，被台北地检署要求判刑4年，最后不了了之；2011年4月，“力拓间谍案”主角胡士泰一审被判决10年有期徒刑的余音未退，路透社又抢先发布我国经济数据预测，这是自2008年以来，路透社第七次精准地“猜”对了我国月度CPI数据……
世界500强企业中，90%以上都有自己的“竞争情报部”，负责收集储存有关市场和竞争对手的一切信息，甚至监视同行的信心和士气。《财富》1000家大公司每年因商业机密被窃的损失高达450亿美元，每家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早在上世纪末，美国未来集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情报对企业经营的贡献率，微软为17%、摩托罗拉为11%、IBM为9%、宝洁为8%、通用电气为7%、惠普为7%、可口可乐为5%、英特尔为5%。
日本企业情报机构更是被认为能媲美美国中央情报局。日本各大综合商社就是集贸易、金融、信息功能于一体的“情报机构”。“有的企业大约5～60秒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即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的品种和规格,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1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
新赏金猎人
——商业间谍灰幕调查
从力拓“间谍门”开始，商业间谍似乎已经不再神秘。
利益收买，窃取文件，跟踪监视，内部安插“卧底人员”等等，如果你对商业间谍的印象或想象还停留在这种电影式的戏剧化层面，那么当心！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企业对商业机密防范意识的增强，商业间谍也随之“与时俱进”，手段不断翻新。
最忠诚的人可能带来最难以置信的背叛，最重要的信息可能是你自己亲口泄露。什么人可能是商业间谍？那些价值高昂的商业机密又是通过怎样隐秘的手段传递出去的？记者经过周密的调查，揭开了谍影重重的新商业间谍潜伏计划。
谍影不胜防
下午三点，广东某软件公司总经理程立在公司会议室与业务部的人员对马上将要提交的报价单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确认。半个小时后，他拿着最后的协议走进了客户的办公室。然而就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另一家与之竞争此业务的公司已经抢在前面，拿出一模一样的产品解决方案，以低于自己15%的报价抢下了订单。
那一刻，程立马上意识到，自己遭遇了商业间谍。
回到公司，他马上展开秘密调查。网络泄密先被排除，办公环境没有异常，内部也并没有发现公司有员工与竞争对手或其他可疑人员有接触……泄密的原因不仅没有查出，公司又接连丢了几个客户。长达半年时间里，公司的商业机密是如何在严加防范的情况下依然悄无声息被泄露出去的？
如果不是两个月前的一次意外，程立也许至今依然无从得知真相。会议室的一块插线板出了故障，更换时无意中发现，表面上毫无异常的插线板内部，竟然隐藏着另一套神秘装置。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插线板，覆满灰尘静静躺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将价值数千万元的商业机密源源不断地送到竞争对手的手里。
这一切是怎样做到的？
记者辗转找到北京一家“专业从事微型录音、摄像设备”的“科技公司”，公司的负责人揭开了这种插线板内部的玄机：插线板内部安装有高灵敏度的拾音器和一套可插普通SIM卡的手机通话电路板。当用一般电话拨打这个“手机”号码时，“手机”自动接通，便可以对插线板周围近百平方米的范围内进行监听。
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拾音器加上通话电路板，不超过一张银行卡的大小，更精密的甚至只比一张手机SIM卡厚上一些，如果把拾音器换成摄像芯片，便具有了拍照与摄像功能，通过3G网可以实现远程的视频传播。只要披上不同的外衣，这些设备可以变成插线板，变成时钟，变成烟灰缸，变成花瓶，甚至变成U盘、签字笔或一次性打火机，以各种最普通不过的伪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司的任何地方。
调查中，记者所了解到的种种商业间谍装备令人触目惊心。
浙江某商务调查公司调查员钱江（化名）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起案例：2011年中，他们受雇于浙江温岭一家化工企业，“调查”当地另一家化工企业的一项新技术工艺流程。“调查”中他们伪装成原料供应商，将一张储存有“原料报价单”的U盘提供给该公司。当U盘接入对方电脑时，专业的远程监控程序会自动植入，并通过局域网侵入该公司技术部门的电脑系统，接下来只需通过远程计算机，便能轻松获取局域局内电脑上的所有资料。
这样的专业程序，是一般杀毒软件无法发现的。它可以是U盘、相机、MP3、智能手机等一切可接入电脑的设备，或植入普通的WORD、PPT等文件，以“报价单”、“提案”、“培训方案”等形式潜入企业的信息核心。
随着企业防范意识的增强，这样的间谍程序万一遇到了装有专业反间谍软件的电脑怎么办？
记者在该调查公司看到了另一种设备，从外观上看，它是一个普通的U盘，然而当插在电脑上时并不运行，因此不会被系统和反间谍软件发现，通过它，可以记录电脑键盘的所有活动。如果这还不够隐蔽，另一种内置了麦克风的“间谍鼠标”，可以通过你的电脑，将周围的谈话源源不断地发送到指定终端。
手机和电脑早已堪称商业机密的“手雷”和“地雷”，而纸制的资料同样不安全。该电子公司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一种笔式扫描仪，可以在几秒钟内迅速扫描并储存文件。和摄影、摄像、监听设备一样，这些产品带有各种伪装，甚至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定制或植入用户提供的普通用品内。
然而再隐蔽而高效的设备都只是工具，只有把它们送到信息源附近，才能通过它们得到信息。而这一切，只有通过人来完成。在企业对商业信息安全防范日益严密的情况下，商业间谍通过怎样的全新手段，无孔不入地侵入企业的防护系统？
谍战无间道
随着中国企业普遍开始加强对商业间谍的防范，利益收买、假扮客户、入职卧底甚至美人计等常规的手段早已为企业所熟知和警惕，但是防住这些真的就安全了吗？
“能被查到的其实都是并不高明的商业间谍。”现在已经是一家广告公司老板的杜珂（化名）告诉记者。“例如假扮员工入职卧底，刚进公司的一般员工怎么能接触到公司的核心机密？而用钱买信息更是最危险的方式，因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万一暴露便给人留下了证据。”
经记者再三追问。杜珂回忆起自己两年的“卧底”生涯。
2009年，在北京某4A广告公司任客户二部经理的杜珂接到竞争对手公司高薪挖角的橄榄枝，对方坦言，看重的是他手中的客户资源。将这一消息告诉原公司总经理后，公司开出高薪，让杜珂到新公司就职“卧底”。
在原公司的授意之下，杜珂确实把自己之前的几个客户带到了新公司，并且在新公司表现出了出众的业务能力，从业绩上看，新公司从竞争对手处挖到了一个优秀的人才，然而私下里，在重要的项目上，拿着双薪的杜珂不断将新公司的策划方案、项目报价等重要资料传回原公司，使原公司在几个项目的竞争上接连胜出。
杜珂说，事实上，大企业的竞争对手一般是固定的，因此在新的信息竞争中，如果企业要向竞争对手内部安插自己的眼线，一般不会临时就某个项目临时出击，而是在适当的时机派出人员进入对方的公司长期“埋伏”，只在需要时获取重要的技术或市场情报。
对于企业，对“卧底员工”的控制并不困难。杜珂说，公司派自己进入其他企业“卧底”，本身就是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这种“共同违法”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约束，在一个灰色的边缘地带将双方捆绑在一起。
唯一的风险在于人无法控制的内心。
与外界想象不同的是，一个优秀的商业间谍绝非只为原企业做事。商业间谍的第一条行动准则就是：“可以不成功，但不能被发现。”在新企业中，他们看起来正是最具能力与忠诚度的员工，甚至会“有选择”地将一些原企业的机密透露给新企业。
然而戏演多了，总会因为入戏太深而多少有些无法自拔。“卧底”两年的时间，杜珂从开始的兴奋与忐忑，逐渐麻木疲倦，甚至开始产生隐隐的负罪感。怀着这样的心理，他在新公司更加努力地工作，在进入新公司一年半之后，被提升为客户副总监。
在新公司的收获越多，杜珂内心的不安与负罪感便越发严重，然而一旦真相大白，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用业绩对自己的行为多少做出补偿。于是，越亏欠，越努力，越努力，回报越多，亏欠感也越重。在内心的矛盾中挣扎了半年之后，杜珂终于留下一封辞职信，同时消失在新老东家的视线里，离开的，是那个黑洞般的城市与身份。
为了获取竞争对手的资源挖对手的员工，反落入升级版的商业间谍“无间道”，如果说这样的结局尚有原罪可追问，那么尴尬的是，更“职业”的商业间谍正是利用最复杂与脆弱的情感，作为最隐蔽的突破口。
记者通过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一家高科技生物企业自从2008年成立后，屡次发生产品技术泄密事件，公司多方调查，引入先进的反间谍系统，对公司所有电脑进行24小时监控，也没能防止泄密的再次发生。半年前，一项重要专利被泄露，报案后被立案侦查。然而结果令所有人震惊：几年来一直透露公司情报的，正是从公司成立之初便进入公司与董事长一起创业的总经理。这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正是公司刚成立时竞争对手专门为他们找来的。几年时间里，他承担着创业的压力与艰难，为公司兢兢业业，直到结果摆在面前，不仅该公司董事长，包括所有员工都无法相信这一事实。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最需要的资源，却只是为了在你的基因中埋下一个最危险的DNA。单纯从技术角度，商业间谍窃取企业机密手法永远是简单而枯燥的“寻找信息-发现信息-获取信息”的过程，再先进而隐蔽的设备都可以防范。然而当感情与人性的弱点被利用于其中，一切便失去了规则，成为最复杂而深奥的难题。
职业间谍养成计划
能在竞争对手内部放置眼线，固然有了稳定的信息来源。然而这种形式的商业间谍活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很多时候并没有固定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的商业情报千变万化，除了竞争对手的情报以外，还有供应商、客户，甚至政府、银行、投资人等各利益相关方。
有需求的地方，便是职业商业间谍的活动空间，他们是独立于间谍方与被间谍方之外的第三方，仅就某一项目受企业委托为其进行商业信息的收集。
提及职业间谍，很多人第一想到的是商业调查公司，或所谓的“私家侦探”，然而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一充满争议的行业，仅是职业商业间谍最公开的“初级形态”。
35岁,MBA,职业经理人，曾担任多家企业包括外企高管，这是自称“商业信息分析师”的王薇公开的履历。一切都是真实的，唯一的问题在于，她进入这些公司，都由同一猎头推荐。
如果没有“深度合作”，很难想象这些为企业提供人才的猎头公司中，有些正是职业商业间谍组织。他们手中的商业间谍，本身是具有优秀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处于能够获得重要信息的岗位，也在就职过的企业留下自己的关系。凭借他们在企业间的流动，这些所谓的“猎头公司”建立起一张庞大的商业间谍关系网和信息网。
自身条件本就堪称优越的职业经理人，为何甘愿成为商业间谍组织手中的棋子？一切或许并非简单地出于利益。
王薇成为一名职业商业间谍不过两年时间。两年前，她正在一家地方企业竞职集团CFO，正当各种台面上下的竞争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她签约的那家猎头公司伸出了“援手”，帮助她得到了想要的职位，而条件是让她安排一个公司推荐的人进集团财务部。
直到几个月后公司发生一起泄密事件，王薇才从“猎头公司”得知那个员工其实是一名商业间谍，然而此时，作为推荐人，自己同样已深陷这场“泄密门”。接下来顺理成章地，“猎头公司”以其在行业内的声誉为要挟，再加上不菲的酬劳，王薇开始主动为其提供所需的信息。
回忆起这段过往，王薇素来的高傲与优雅被一丝黯然打破。她说，商业间谍组织想要培养一名新的职业商业间谍，只需要设计出第一次合作，便凭借手中的“把柄”对其形成天然的控制，而每一次合作，都让这种控制更进一步。
在面具下秘密从事商业间谍活动的绝非只有猎头公司。王薇告诉记者，她曾见过一家会务公司在会场安装录音设备，出售公司会议信息；也常接触到有咨询公司、培训公司私下从事商业信息交易；而如果抛开法律与职业道德的约束，律师和注册会计师更是泄露商业机密的高危人群。
为了安全与效率，间谍组织会对被纳入自己情报网的职业商业间谍进行专业的职业化培训和商业竞争情报培训，这使他们的间谍手段不断升级。例如在订单上，王薇说，他们从不“飞单”即拿到订单后交给其他公司，但他们会在订单本身做文章，例如在各环节的价格、原料、供应商等方面做手脚，压低企业的利润，帮助其所服务的客户获得利益。
他们的商业能力使他们在情报的获取上比一般的“私人侦探”更有效。“我们可以从公司今天的车辆管理情况推算出公司的出货量，从公司的招聘计划中得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从一个外装的设计追查到公司下一步的产品价格、主要市场……”
他们的信息来源也绝不仅在于企业的内部。王薇告诉记者，原材料供应商、模具制作商、代工（包括元件）生产商、广告商、会务公司、物流公司、律师、会计师甚至新闻记者都可能是企业的泄密者——她甚至见过有同行通过快递员，将监听设备带进了企业的办公室。
即使传统如最常规的角色扮演，在这些高级职业间谍的手中也同样变化多端。例如同样的扮客户，过去的调查人员会只谈生意不成交，而他们可以在所服务的机构的支持下，给对方一个真实的订单，从而取得对方信任，换取需要的信息。“最容易取得信任，却最难被揭穿的谎言，是十句话里面有九句是真的。”这是王薇留给记者的最后一句话。
疯狂的地下世界
真正以职业商业间谍的身份进入这个圈子，面对的便是一个隐藏在商业秩序背后的疯狂世界。
上午十点，天使投资人陈新泽（化名）在阳光下打开一份项目计划书，一个关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方案，VC的职业眼光告诉他，这是一个有可能做大甚至上市的项目。
晚上，他受邀参加一家私人会所举办的“沙龙”，参加者多是企业老板或职业经理人。论坛，酒会，各种休闲娱乐活动，表面上，一切都和普通的高端商务会所毫无二致，只有陈新泽们知道，这样所谓的商务会所，做的其实正是利用圈子内的关系网获取商业机密的交易。那些阴暗的角度里隐藏的诸多监视监听装置，使这个会场成为一个真正无死角的平台。
会所一间秘密的办公室内，陈新泽将上午的项目资料明码标价交给会所老板，如果有人对其有意向，会所会代双方沟通各种细节。
接触到众多公司与商业项目的VC、PE，正成为商业间谍的新伪装。而围绕着商业间谍活动，甚至还形成了一种地下的商业情报市场。在这种平台上，职业商业间谍甚至可以购买或是出售手中的信息。
尽管商业间谍总是与商业机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在获取信息之外，新商业间谍所做的还有更多。
在王薇的介绍之下，陈泽新在电话中向记者讲述了一起“非主流”的商业间谍事件。
A与B两家公司同为国外某知名品牌的代工商，规模与技术水平类似，毫无秘密可言。为吃下A公司手中的订单份额，B公司派商业间谍进入A公司，商业间谍利用A公司总经理位置的空缺，在公司的管理层之间挑起矛盾与争端，并在员工中散布企业使用有毒生产材料的流言，在短时间内引起A公司几位重要管理人员和大批员工的离职。陷入内部混乱的A公司无力按期完成订单，为避免国外客户的巨额赔偿，只得将大部分订单委托B公司代工，B公司从中一举抢得了对手70%以上的利润。
这种不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商业间谍活动，更令企业防不胜防。除了制造矛盾之外，他们还可以鼓动企业的重要员工“另投明主”，可以帮助供应商从企业获得订单，可以帮企业的客户压低订单价格，可以给企业制造种种意外与混乱……甚至，“不要以为商业间谍都来自于企业之外”。陈泽新说，他所接到的委托中，绝对不乏为了权利与利益的争夺，在企业内部安插商业间谍的案例。
商业竞争情报无疑正对企业的经营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尽管商业间谍能使企业快速获得效益，尽管越来越高明的商业间谍活动巧妙地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缝隙，然而建立在投机之上的利润，究竟有多少生命力？一旦真相大白，带给企业的将是无法挽回的灾难。商业间谍活动绝非企业所能承受的风险，正当的竞争情报收集与灰色的商业间谍活动，也绝不仅仅是手段上的区别。
世界500强重视商业情报
世界500强民营企业都重视商业情报。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21世纪的商战，正逐渐演化成为了情报战。情报早已成为企业生存时，最为重要的猛料。有一位著名外国企业家说：“企业不及时掌握情报，就等于在拳击场上蒙上了眼睛。”情报可以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从而塑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商业情报的定义与收集
“商业情报”一直被视为营销战的制胜法门。对于企业而言，它包括行业分析、竞争品牌策略、竞争企业领导言行及多方的企业战略等系列内容。当然，从广义上讲，商业情报的范围还可能更广些。根据情报的功能来看，可分为三类情报：
一是公开情报。它一般占据情报的比重最大，甚至超过情报总份额的90%。为此只要留心，其实行业中的人士大都可以搜集到的。它的来源也比较明确，报纸杂志、产业研究报告、工商企业名录、互联网数据、行业协会出版物、股市财务报告、企业新闻等。它具有公开性，搜集容易，所以相对的其价值会比较低。
二是非公开情报。它是指相对难以收集的商业情报，所占的比重自然会少得多。它的来源相对隐蔽，可能是企业员工、经销商、代理商、用户、供应商、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专业调查公司等。由于可能涉及到部分企业的机密，它的利用价值比较高。如果一旦可以得到这一资料，对公司制定在市场中的对外政策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机密情报。它是指几乎无法搜集到的信息，大约占情报组成的1%或者更少。它的来源多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战略合作伙伴、资讯策划公司等。它的价值巨大，对公司的未来方向可以起到调整的作用。
由于商业情报的重要作用，它一直被视为商战中研究的重点。往往为了获取有效的情报，众多企业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相关学者，在参考多年的商界实例后，曾给出过如何获取正确关键商业情报的渠道。
首先，查看国家发布公开数据的互联网。国家统计部门每年都会发布一些公开的调查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有效分析和利用，可以有效地掌握行业动态，确定行业投资的决策。
其次，询问关键客商。许多公司的大客户都是既卖本公司的产品，也买竞争对手的产品。由于大客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一般厂家对该客户的政策都给予倾斜，包括价格、销售政策、信用政策等多方面。因此询问大客户，建立客商信息交流反馈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捷径。
或者，咨询竞争品牌的骨干。一个竞争品牌的骨干人员，往往掌握竞争品牌的许多机密信息，甚至核心机密。其职务越高，掌握的情报越多，相应的代价越高。招募竞争品牌的骨干人员，是搜集品牌机密情报的有效途径。
其次，进行反向工程。反向工程是一项操作性较强的手法，就是通过拆卸、检查、化验、脱壳等手段学习竞争品牌的产品，熟悉其材料、成本、工艺、流程等经济技术信息。
最后，求助行业咨询公司或相关机构。现在，咨询行业日渐繁荣，咨询业在从业过程中往往因为业务关系获取了大量本行业的信息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因此对本行业的机会、威胁和切入点等也比较熟悉，通过行业咨询公司往往可以了解到有效信息。
商业情报对企业的重大作用
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信息化已成为企业实力与地位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为此，在商业情报上的竞争则成为企业信息化的主流，对企业运作有着重大作用。
商业情报的竞争不仅会促进企业信息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企业一旦在这项竞争上赢得优势，就会有巨大实质性的利好。
首先，战略商业竞争情报在企业发展中会有导向作用。
商业情报比一般的经济情报具有更强的目的性、时效性、实用性。有些企业往往总会习惯性地忽视商业竞争中的情报作用，并且在最后商战结果出现了偏差仍旧不知到底是为何原因。企业的决策过多地依赖于战略分析，却不知道战略性的商业情报通过对产品特征、本身的特点、优势、社会意义信息的透视。反而更容易，使企业能够做出肯定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快速、准确，其最后的效益自然不言而喻。为此，早有相关专家警告说：“那些不重视商业情报，并将它为导向的企业，其生存的机会必定渺小。”
其次，市场商业竞争情报在企业发展中会有带头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企业获得了市场才能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若失去了市场，企业就失去了发展乃至生存的可能。许多企业在经历了价格竞争、质量竞争、服务竞争、品牌竞争后，越来越开始意识到，市场商业竞争情报在企业信息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带头作用。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市场需求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力量。企业的生产行为是围绕市场需求转变，从而决定了一个及时正确的情报，会决定企业是否能掌握市场需求。毕竟，谁掌握了市场需求，谁才会满足市场，才会赢得市场；谁认识并发挥了市场商业竞争情报的带头作用，谁才会立于不败之地，企业通过对竞争对手情报的分析，明确其竞争地位之后，就可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竞争举措。对用户对于产品在品种、质量、价格、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了如指掌，可以及时分析出某些缺点和不足，为今后发展提供条件。
最后，技术商业竞争情报在企业发展中会有重心作用。
企业产品生产必须达到计划设计的性质、质量、功能、样式等要求，并从产品的最初模型一直到日趋完善，都需要在企业发挥技术商业竞争情报的作用。因为，技术商业竞争情报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率先发明或应用的企业所产生的利益效应，会在技术商业竞争情报的传播过程中引发其他企业对该项技术的渴求。如果一个企业具备了应用该技术的能力和经济需求，就促使企业应用该技术商业竞争情报。这样，技术商业竞争情报将转化为技术优势，技术商业竞争情报在这里起到了重心作用。商业市场中，总会有“优胜劣汰”的法则，使一些具有相当实力的企业得以并存。在此情况下，企业必须通过产品技术指标和性能价格比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得企业必须通过获取技术商业竞争情报来推动产品的革新。技术商业情报的领先应用，可以给企业及时提供支持企业所采用技术的相关理论研究和产品开发工作。
世界500强企业都有自己情报机构
既然情报作用如此之大，那么在现今的商战中，其规模又会如何呢？
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企业发展史，不难发现世界500强企业中，90%以上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收集并储存有关市场和竞争者的一切信息，甚至监视同行公司的信心和士气。与此对应，著名的《财富》杂志曾做过调研，1000家大公司每年因商业机密被窃的损失就高达450亿美元，每家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显然，“情报战”本身就是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中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表示，在世界铁矿石市场拥有相当话语权的日本各大综合商社，有时就是集贸易、金融、信息功能于一体的“情报机构”。
白益民介绍，有的企业大约5～60秒钟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即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的资料，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1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
综上所述，现如今“工业间谍”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了。其诞生的逻辑并不复杂也可以理解。试想，如果能花100万美元贿赂、收买工程技术人员解决问题，为何要花10年和10亿美元自己研究？据说，这确实是部分企业“情报发展”的真实思路。二战后，日本约有一万多人被派到美国学习新工艺和管理技术。美国人后来称：这些日本人花费了25亿美元，就几乎把西方所有技术都搞到了手，这笔钱不过是美国每年研究经费的1/10。
另外据悉，现如今国外很多500强企业的情报机构雇员，大多都是前政府资深情报人员。还有部分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经济，专门设立研究生院，培训商业间谍。有的美国大公司可以为面临退休的特工提供有吸引力的报酬。同时，许多政府情报机构，也把搜集全球重要经济科技情报放在首位。据报道，美国很多公司委托专业情报机构收集这方面的情报。
中国需要警惕国际性商业间谍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化装成“国际友人”的商业间谍纷纷潜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景泰蓝制作、“英雄”与“金星”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诸多中药制作、宣纸制作、湖南龙须草席制作等传统技艺和专利技术纷纷外泄。
而如今阶段，中国亦在间谍案高发期，主要因为近年来我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如电信、网络、生物、航天等，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些企业、行业的核心技术是相关对手极力想获取的“竞争情报”。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由于掌握众多而广泛的资源，往往成为工业间谍工作的重中之重。
“警惕”，为此是国内每家企业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国外评级机构给中国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中国做咨询顾问，不仅有企业，还有政府，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这中间，就隐藏着大量情报人员，他们可能会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做伪装，窃取中国的商业情报和商业秘密。
怎样认定商业秘密的秘密性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原则性解释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其中，不为公众知悉是认定该商业信息是否具有秘密性的关键因素。根据立法宗旨，判断某信息是否具有秘密性，是否为公众所知，应当综合多种因素来考虑。具体而言，除了看其是否公开出版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公众知悉的主体范围
一项商业信息若为公众知悉便不具有秘密性，那么公众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从商业秘密的保护目的分析，公众主体应有行业及规模的限制。首先，它不是指各行各业的所有人，而是指同行业或内行人，否则不会产生商业上的竞争关系，不会从贸易角度损害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因而就不属于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因此，“秘密性”相对的公众是指与权利人有竞争关系的人。2001年6月15日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中关于技术秘密的部分也规定：“前款所称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该技术信息的整体或者精确的排列组合或者要素，并非为通常涉及该信息有关范围的人所普遍知道或者容易获得。”此处“涉及该信息有关范围”就是该信息所在的行业或者专业领域。可见，只要该信息在其自身所在的领域或者行业内不被公知，不被普遍地知悉、了解，信息的价值就是永续的——行业或者领域内有该信息的最大利用机会，此限度的秘密性就已经足以维持信息自身的价值。因此判断商业秘密的秘密性的主体标准应该是“通常从事该类信息工作的领域内的人们”，即同行业或者同领域的工作者或者竞争者。但是，如果权利人在没有约定保密义务的前提下将信息提供给他人，即不论知悉的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其秘密性都视为丧失。这不仅是因为权利人缺乏保密意识和保密要求，也是基于扩散后果不确定的现实。
信息正当取得的难易性
如果可以说“不为公众所知悉”是从形式意义上对秘密性的阐释的话，那么，“信息正当取得的不易性”可以说是从实质意义上对秘密性的解释。如果一种信息已经被人们能够付出极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即通过正当或正常方式、手段获取信息的成本与原始开发信息的成本相比已经很小，那么该信息就已经失去了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的价值，说明该信息已经或者极易为人们所公知。只有通过正当途径不易获取的信息才有秘密性可言，才有保护该信息秘密性的必要。例如，李某在甲公司从事营销工作期间，一直和外省某县医院进行内窥镜图像显示仪销售业务联系，经多次往返洽谈，该医院答应下半年购买。李某即在公司客户登记表上进行了登记，并向公司作了在该省开展业务的情况汇总报告，报告中注明了李某已与该医院多次打交道及该医院的购买意向。不久，李某辞职，并随即代表乙公司与该县医院签订了内窥镜图像显示仪购销合同。该案中，医院需要显示仪的信息是代表甲公司的李某通过自己的多次努力知悉的，其购买该设备的决定也是在李某多次往返洽谈后作出的。也就是说，甲公司为了发展该客户，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均付出了努力，这样的客户名单是不为同业竞争者轻易知悉的。因此，对于这种经过努力而获取的客户名单，应当认定具有秘密性。若客观上不采取不正当手段即容易获取，则一般不能认定其具有秘密性。另外，从主体上讲，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商业秘密不丧失秘密性：第一，程序合法的技术成果鉴定会不破坏技术信息的秘密性；只要鉴定成果的程序符合要求，参加鉴定的人员知悉商业秘密，并不致使商业秘密丧失秘密性；第二，商业秘密企业内部的职工——负有相关工作职责的职工知悉商业秘密是必需的，商业秘密不失秘密性；第三，必要的业务伙伴合理地知悉并承担了保密义务的，商业秘密不失秘密性。
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否适当
一项秘密信息可能由于权利人没有保密的主观意识而失去秘密性，也有可能因权利人客观上的疏忽而为公众所知，导致权利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间的差异。因此，权利人是否有保密意识和保密措施，也是衡量是否具有秘密性的重要因素。实践中常发现，企业的保密措施仅体现在书面要求保护秘密的原则规定上，或是规章制度，或是书面协议，而哪些是企业的商业秘密，则无相应的措施表明。这样的保密措施，其效力不能不受影响。只有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才能有效维护有关信息的秘密性。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被认定为商业秘密，必须经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否则不构成商业秘密。往往案件发生后，原告和被告就是否涉案信息采取保密措施会发生很大争议。故企业必须在有关的保密措施中明确哪些是须保密的信息，或者其保密措施应足以达到使有关义务人员明显意识到哪些信息应保密的程度。这不仅要在企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员工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或与员工签订保密合同，同时还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能明确商业秘密具体内容的措施。如对涉及商业秘密内容的所有文件，均应用表示须保密的符号或字样标示；对须保密的设备，须用某种形式表明属保密设备，或者对能接触这些文件及设备的人员明示其内容。此举的目的是让员工在知道有保密义务的前提下，认识到应保守哪些秘密。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一条规定：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保密措施”。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第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第二，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第三，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第四，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第五，签订保密协议；第六，对于涉密的机器、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第七，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深化和贯彻企业情报管理体系
今天，信息已经全面实现社会化，而在经济社会中的信息也已经全面情报化。情报的管理和应用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行业、组织和个人软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成为各行各业投资、运营、竞争乃至生存的核心决定性因素。但是由于社会基础落后、人口众多、面临国际环境严峻以及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先天性差距等原因，我国的软科学实力仍然严重不足，在管理技术、信息技术领域的差距尤为明显。时至今日，我国很多企业的信息情报处理能力仍然非常薄弱，基本不具有敏感度和专业性。企业经常像瞎子和聋子一样地决策和运营，结果失误众多、损失巨大。
要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应该全面务实地建立一套企业情报管理系统，并在各部门进行推广和普及，使其贡献巨大的综合价值。企业情报管理体系应包括如下四大重点：
第一，构建全面的情报管理体系。将信息管理融入到企业的全部日常工作、各级管理和各类运营之中，覆盖企业工作中的全部信息，将全部信息都情报化。
第二，组建专门的情报管理机构。从最高级别开始设立情报管理部门，对应在各个部门、下属机构、项目和协同通道中设立情报工作机构，承担各种有关情报的事务性和实务性工作。
第三，设立总情报师、专职情报师和专职情报员。在企业领导层设立总情报师，在各部门、下属机构、项目和外协通道设立专职和兼职情报师，在各个小组、基层团队设立专职和兼职情报员，力争全覆盖。
第四，全员普及情报能力和资质。在企业全员之中普及和贯彻情报能力和资质，开展全面的能力培训和实务训练，确保上到总经理、下到实习生，无论销售合作人员，还是行政后勤人员，均具有情报工作的能力。
全面而完善的企业情报管理体系功能十分强大，在以下方面会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如虎添翼：
首先，进行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保证尽可能多（近乎于全部）的信息被及时收集、得到正确的分析，会使企业决策者耳聪目明，不会漏掉任何有关信息，在市场竞争中赢在起跑线上。
其次，信息的管理和使用。学会正确、妥善地保存、保护、保养信息，包括正确完善地保密、销毁和维护，以及及时准确地调用、整合、加工和传输信息，包括精确的搜索、组合、变化和发送，覆盖到有关信息的全部使用领域。
第三，对信息进行评估和利用。如此，企业将会合理、准确、及时地对信息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技术价值和资源价值进行评价、预测，进而精确地开发和实现信息的各种价值。
第四，提供决策参谋。覆盖全面的情报管理系统为各级领导，尤其是最高领导层提供全面、准确、优化、及时的决策参谋，为决策者提供各种方案、风险地图、可行路径和效益预测，可帮助决策者在高屋建瓴、细致入微、掌控全局的状态下进行决策，减少失误和损失。
第五，提供运营参考。为各级业务部门、下属机构提供运营过程中的标准信息、参考信息和问题信息，帮助执行者和操作者及时发现问题、正确改正问题。
第六，规避管理和运营风险。情报师可以协助各级管理机构发现管理疏漏、缝隙和空洞，帮助安全部门查找防线缺口、保密漏洞、渎职环节，提前避免有关的企业职业犯罪，减少内部争斗和商业安全损失。
在中国，竞争情报怎么做？
情势严峻。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下，中国企业家对于竞争情报应该有怎样的判断？存在哪些思路上的误区？又该如何进行情报系统建设和投资？我们邀请了国内商业竞争情报领域的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来共同探讨。
毋庸置疑的初级阶段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中国企业竞争情报的整体现状，它们存在哪些思路上的误区？
缪其浩（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原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本世纪初国内掀起一股竞争情报的热潮，有一定泡沫成分。近年来热度低了一些，更加冷静和现实了。竞争情报一开始就带着“舶来品”的通病——不是出于我国企业的觉悟和主动需求，而是从外部推介、宣传甚至灌输进来的。1992年，上海科技情报所在国内首次对企业开展了一次竞争情报培训，基本是灌输型的，企业有新鲜感有兴趣，但难说是出于迫切需要。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竞争情报软件被引进国内，国内一些软件或服务供应商也竞相开发了“竞争情报系统”。我曾到多家安装使用这些工具的企业观察应用情况，发现名不副实，仅是其中部分功能，如网络信息自动搜索、分类存储初步管理，最好的也只是有自动生成简报的能力，质量还很难说。很多人可能认为“情报”可到达企业核心，影响决策过程。但国内的情报人员大多不了解企业决策如何进行，以及在什么时机、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决策。可能有助于企业竞争的某些局部，但难以在实质上提高竞争力。
另外，很多企业盲目追求分析方法。大多数人在并不了解竞争情报真实过程的情况下，对分析方法抱有主观想象。如一大堆资料信息放在面前，依靠某种方法就可神奇地产生有价值的情报，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董小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竞争情报活动通常有三个导向：问题导向、过程导向和系统导向。问题导向的竞争情报关注竞争对手已经做了哪些事情，是事后调研。过程导向的竞争情报关注竞争对手如何做事。系统导向的竞争情报关注竞争对手为什么这样做，全面关注外部市场的变化，掌握全方位的情报。
目前中国企业的竞争情报水平差异较大，华为、联想、海尔等成熟大型企业已经有系统导向的竞争情报。但还有很多中小企业生存压力比较大，没有建成完整的决策支持体系，竞争情报的工作是比较零散的，大多是问题导向的。
张猛（特步（中国）战略与发展管理中心总监）：受益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市场成长型战略是当今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战略导向，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没有竞争战略导向，并不依赖竞争情报来进行决策。所以无论是竞争情报团队，还是竞争情报体系，其发展都遭遇到先天性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很多企业认为只有人脉关系广、资深权威的人适合做竞争情报工作。事实上从长远而言，这不利于培养组织的竞争情报能力，因为难以形成企业自身的体系和工具。深层原因还是在决策层对情报工作的理解与接受程度不足导致的急功近利思想。
张世平（北京博锐弈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一家情报服务公司，我们遇到的情况是这样：一是企业需求的专业性不够，很多企业都想要谍报；二是整个市场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大家还在观望。国内竞争情报目前有两个误区。一个是院校和科研院所，把竞争情报完全当做科学体系去研究以前的图书馆情报。另一个是社会上的一些调查公司，如私人侦探、谍报等，做背景跟踪、欠账追账、二奶调查等。前几年特别火爆，近几年受政策影响和政府整顿，只有少数还在偷偷地做。正因为这种背景，很多企业尽管迫切需要也不敢看重。企业往往认为：竞争情报是个理论的东西，没啥用；或者竞争情报就是拿到某个东西，如竞争对手的战略规划、财务报表之类，大多还不了解竞争情报的本质。
胡权（移动互联实验室主任、竞争情报咨询顾问）：国内企业在竞争情报的实际运用上还存在很大差异。如有些企业把竞争情报职能放到市场部，有的放到战略部，还有的放到投资部。不少企业管理者对竞争情报能够给企业带来什么价值仍然存在一些误解，没有一个合理的期望。另外，竞争情报应该结合企业发展需要来做，一些理论家给企业提供的指导，会导致过于注重竞争情报的形式而不是效果。
仍以人际为核心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竞争情报的本土特征？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哪些差距？
缪其浩：实际上情报工作是个多回路的复循环，严格来说，能够获取到的应该是信息，经过分析进入决策或指导行动过程中的才是情报。目前国内企业都有一定的信息收集机制，当然不同企业程度不一。目标具体的，比如市场价格信息、技术专利等，信息收集机制就比较成熟，这些信息对分析的要求相对比较简单。而对于情报工作应当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规划和预见未来、指导创新的功能，中国企业总体做得比较差。首先是需求不明确，其次这方面信息收集的广度和深度比较难以把握，而且对分析的要求也比较高，而后者正是我国竞争情报工作能力上的短板。国内大多数企业即使存在正规的竞争情报功能，离最高决策层的距离也比较远，在影响决策方面难以体现出应有价值。
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企业所处的信息环境比较差。正规渠道的信息来源有限，大量本该属于公共服务内容的信息无法获得，或成为某些机构营利的工具，中国竞争情报工作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人际情报，这个问题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善。企业需要根据这些本土特征调整自己的情报策略，重点考量人际因素。
董小英：与国外企业肯花相对多的时间和投资研究即将进入的新市场相比，中国企业决策快，行动急，多是先干起来再说，边干边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试错成本比较高。特别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和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在作出确定的投资决策之前，通过系统的竞争情报调研发现被投区域和国家的各种风险，对企业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建立应对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联想的经验值得借鉴。
张世平：欧美情报获取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大量信息是公开的。国内很多信息不公开，或只在某个层面公开，或是短时间内可以看到，之后删除。比如海关数据，这是完全可以公开的，但现在要花钱通过内部人员才能拿到；比如每年汽车上牌数，这应该公开，但就不公开。花钱买的东西，真假也不知道，不买又不行。一句话，国内的数据环境比较差，公开性不够。按人员比例来说，国外是“1+4”，一个搞情报搜集，四个搞情报分析研究，而国内呢，“4+1”也搞不定，大量工作转移到情报搜集这块，研究分析人员的作用没法体现。数据环境差是个体制问题。所以企业就倾向于要一手资料，这样就容易把竞争情报引向谍报。
在这种情报环境下，中国人情味重，我们就通过人际网络来构建信息源，充分认识社会上各个层面的人员，包括交通、税务、公安、行业协会、研究机构、重要企业等，以及国际上建立联系，通过这种方式组织信息源。
胡权：其实信息搜集本身就要求搜集者对情报需求的理解，一个缺乏经验的执行者往往不能很好地在竞争情报管理的起点满足要求。很多企业对竞争情报分析能力不够就缘于起点太低。在竞争情报管理的决策支撑方面，对领导者决策风格的了解非常重要。提供决策建议的分析员的信用度也很大程度上影响提供的建议领导最终是否采纳。我常常发现一些情报团队不擅于找到一个更能推销决策建议的人去呈现分析成果，最终误了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实现。
最大的难点是领导人
记者：企业如何正确看待竞争情报在企业中的位置和角色，以及投入和产出比？竞争情报工作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解决思路？
缪其浩：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依赖垄断地位，缺乏进取心；而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生存困难，靠的是“山寨”和低价竞争苟活。企业竞争情报的需求或被扼制或被扭曲。这些困难明显不仅是竞争情报的问题，而是市场和企业本身发展的问题。
当然也有不少优质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对它们来说，情报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从以往习惯的跟踪走向引领。国内一家在本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在几十年前刚刚起步时就比较重视情报，曾委托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帮助收集产品技术情报，那时它们的战略说得好听是借鉴，实际就是模仿。我们从专利文献入手，细分有关产品的零部件，分门别类地做好卡片（那时计算机还是奢侈品），之后它们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工作机制。今天，虽然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级企业，但竞争情报则面临更大挑战，因为已经与世界巨头并驾齐驱，以往盯着跨国巨头的做法已经不能为继，它们的竞争情报工作要有脱胎换骨的变革。
关于情报投入与产出的问题，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信息，比如全球500强中多少比例都建立情报中心，投入产出比有多么高，但我认为基本上没有根据。曾看到一本竞争情报专著，声称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竞争情报的贡献要占到40%，不用细究我就敢断定根本是缺乏常识的胡说八道。
首先投入产出比用在这里不太合适。一方面它和企业经营管理其他环节一样，环环相扣才能实现目标，很难割裂开来分别论功行赏；另一方面每个竞争情报行动都是独一无二，不可能重复，所以无法像做实验那样找到“对照组”；此外，尤其在竞争情报能力建设时期，只能有投入，不要计产出。我国多数企业的竞争情报目前正处在这一阶段。
要体现竞争情报对企业的价值，建议不要简单地说投入产出比，而可以列举案例。另外，企业竞争情报成功的关键要素在于贴近企业的业务，特别是核心业务。评价它做得好不好，要看对企业业务的影响。如有些情报工作很有技术含量，但对企业竞争力没有实质性贡献，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对于竞争情报工作刚刚起步或者准备上马的企业，我的建议是以“实用”为宗旨，瞄准非常实际的目标，不在乎是不是先进和系统化，人工电脑一起上，不断“试错”调整。随着竞争情报工作见到成效，被接受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再逐步完善提高。不少企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比较容易成功。反之，一开始就大手笔高起点，反而容易失望，一旦领导人变化就可能烟消云散。
董小英：我曾经对西门子（中国）、东芝、华夏基金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等30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发现大量与竞争对手相关的信息都在员工个人手中，而没有在部门和公司层面集成。也就是说，很多情报实际已经被掌握，但由于企业管理体制和政策问题，都是以信息孤岛和信息碎片的形式存在。那么，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构建企业的情报文化和平台来整合和分享这些情报。如果要单独设立竞争情报部门，这个部门应该设在企业核心部门左右。如果企业是研发导向，情报部门应该紧紧围绕研发部门的需求。如果企业是营销导向，竞争情报部门应该为市场和销售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如缪老师所说，情报价值的衡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最关键的衡量标准是客户满意度，衡量情报资源和情报工作价值的不是情报部门本身，而是情报的直接用户。
企业竞争情报工作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是在传统竞争情报视野之外的内容，如尚未浮出水面的新竞争对手、新技术、新产品，以及竞争对手正在制定的战略和研发成果。在企业和国际并购中，一些“黑马”并没有进入谈判者名单，但它会“异军突起”。另外，“力拓事件”很有代表性，整个行业的竞争情报没有同盟和信息共享，被竞争对手各个击破，企业没有反竞争情报机制，情报的职业伦理边界模糊，竞争对手在暗处，被它拿到了底牌，这个事件给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
张猛：最大的难点在于改变老板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如何让老板理解并接受通过建设企业的竞争情报能力来获取竞争优势，是当下国内情报工作最需要突破的瓶颈。
如何克服？在中国做竞争情报，不可谋求大而全，以外打内、以点带面是相对务实的策略。务必要能够在“点”上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找到公司现阶段发展的瓶颈和未来核心竞争力建设的关键点，通过标杆分析也好，市场研究也好，在“点”上打开局面从而拉动“线”带动“面”。
拿特步来说，比如我们认为采购策略的优化是当前特步需要集中解决的关键点，那么就要通过研究行业的现状和别人既有的体系和模式，再结合我们对企业内部能力的认识，建立起自己的范式，这是能够在组织里真正落地的做法。
竞争情报在企业不同的阶段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处在快速发展期的企业不用太多考虑这方面，把握市场机会更重要。但当某些市场或者某些产品线开始成熟时，竞争情报工作就成为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比如目前的白色家电市场，一方面竞争极其激烈，无论价格还是核心技术，相对其他行业而言都处在非常透明的状态，另一方面整个市场机会仍然很大，因此企业竞争情报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联度就会非常高。
张世平：对于企业来说，第一个难点是缺乏专业人才。第二是如张总所说，领导的情报意识差。三是对情报的分析理解能力差，大多企业对对手的敏感度差，多是直观了解情报，不能侧面迂回地去认识和分析，就会出现理解上的误差。四是如董老师所说，很多企业各部门形成信息孤岛，没有进行整合。情报工作首先要整合内部信息，然后再整合外部信息。现在的现状是内部不懂得怎么整合，外部信息源又少，个人情报分析研究能力又差。所以最后提交给领导的都是不痛不痒的东西，领导一看，养这么多人就拿这些东西，就“砍人”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是领导者的情报意识必须提高，否则什么都免谈。
在国外，首席情报官坐的是“第二把交椅”。在摩托罗拉，首席情报官的收入甚至高于CEO。情报官的位置一定要有高度，要参与公司战略决策，要和最高领导不断沟通，搅在一起，要建立独立部门，要和整个公司建立信息网络。在军队里，战略决策永远不能缺少参谋部门，参谋长的地位是很高的。以师级参谋为例，他是副师级，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其他副师长可以不出现，但参谋长必须参加。而现在很多企业情报部门负责人，连企业领导都见不到。另外，情报人员必须了解领导者的战略和决策方向，才能够确立自己的情报计划和课题计划，而不是由领导者告诉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情报必须要主动，不能被动。
国内企业对情报部门投入太少，定位太低，待遇也不好，但又要求苛刻，迫切要对方成才，没等多长时间就“砍掉”，这都是有问题的。这些人的流失对公司影响极大。
胡权：如张总所说，企业管理者对情报工作成果的要求很多时候不合理。好在一些大企业已经认识到竞争情报不是灵丹妙药，不可能解决企业所有问题，他们在提出需求的时候逐步变得更为具体，因此问题也容易解决，同时也容易控制。另外，中国企业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反情报。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创业企业，往往对信息保密不足。这样的情况在高科技企业广泛存在。
情报人才奇缺
记者：目前行业整体的人才现状是什么情况？在情报人力资源获取和培养方面，哪些思路可供借鉴？
缪其浩：我不认为企业竞争情报人才可以完全或主要通过学历教育来培养，学历教育可以在非情报的专业知识和文献数据库的信息收集、某些统计分析方法等方面提供必要基础，而真正入门首先需要一定时间的实践，要有阶梯型的在职培训。
在竞争情报火爆时，国内一度出现不少提供培训的服务机构。问题是面对企业需求，能够提供多少优质合格的讲师？我自己曾经参与过企业培训，一开始讲点概念，听众还有兴趣，后来就不行了，企业情报人员知道大概后，想了解怎么做，就需要十分具体的办法和经验。这一点，无论是高校教授、企业资深情报人员还是我这样科技情报出身的，都不完全合格。所以我一直强调企业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实践，先期要提供一定资源，别指望马上见效，不断在内部交流经验总结教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加以制度化，自己的切身体会最贴切最宝贵。
另外，竞争情报是专业人才，流动性可能很大。在工资福利等之外，我觉得对情报人员更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职业成就感和荣誉感，他们的工作是在幕后的，难为同事甚至上司所了解认识，所以要有办法让整个企业知道他们的功劳，不是采用简单的所谓量化管理，而要设法让企业情报工作绩效可观察可比较。
董小英：在情报领域，企业最需要的是行业专家，这正是孙子讲的：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国外有少数商学院和信息学院讲授研究方法，如战略制定方法、市场营销、消费者调查方法都与竞争情报相关，而信息学院主要关注信息处理和分析技术，定位各有不同。最好是本科学的是商学院的专业，研究生再读一个信息管理专业。
张猛：企业真正需要的竞争情报人员应具备三个方面的能力：对信息有敏感度、有洞察力、有政治高度，这样的人作出的分析，是能够在组织内部站稳脚跟，建立起话语权的。这三方面能力的考量正是我在打造特步竞争情报团队的最重要标杆。就如一个国家最精英的人才在它的情报部门，企业也应该一样，要让对企业有着高度忠诚的高素质人才从事竞争情报工作。
张世平：人才太缺乏了。其实可以考虑社会上类似的工作人员，如记者和法律从业人员，做系统培训。不要急于求成，逐步提升，要稳定团队，做上个一年两年就会成长起来。另外，虽然缺人，但情报部门选人时要谨慎，第一素质是忠诚，宁缺毋滥。
互联网改变竞争情报
记者：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崛起的时代，给竞争情报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企业又该如何应对？
缪其浩：网络已经深深地渗透进竞争情报各个环节，甚至可以说重新塑造了这个领域。它对竞争情报的影响有三个阶段。第一代主要是作为信息来源。搜索引擎就是这一代竞争情报的利器。第二代是用户创造的内容，从初期的讨论组到博客等，企业利用论坛来了解用户对自身及竞争对手产品服务的意见，这就是典型的竞争情报研究。不仅用户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语，连他们的行为也构成了用户创造的内容——他们在网络上搜索什么——同样有商业价值，谷歌趋势就是其中一种工具，当然作为企业竞争情报应用，它显得太粗糙了，需要专门设计、更加精准。
现在正在进入的是第三代，既是Web2.0的延续，也有明显的新发展，就是所谓社交媒体的兴起。用户不仅创造内容，而且改变了信息生成和传播的生态，其中之一就是强化了社群。以往的情报工作重在跟踪行业领先者，而创新的竞争情报工作就不能仅仅是跟踪，我曾经提出过要关注讨论组，国际上一些重要的技术讨论组里可能有尚未露头新技术的议论，这就是社群的作用。如果你是社群里的积极分子，经常发表有价值的信息，你有什么疑问也容易得到答复。
最近很热门的是微博。它对于竞争情报的好处是可以收集利用“微情绪”信息，而以往的一代二代都无法涉及。如消费者对某产品有意见有情绪，以往要到事情很严重、消费者损失很大，他才会采用电话、写信投诉；而微博由于方便，这些微小的情绪就这样浮出水面，成为可以利用的信息，或发现自己的不足，或发现对手的弱点。当然目前微博上“水军”蔓延，扭曲真相，这些信息需要“清洗”。
张世平：互联网给情报工作带来的变化非常大。以前军队里叫“无米下锅”，信息源太少，现在是“多米难以熬粥”了。另外很关键的一点是情报泄露也更容易了。要做好反情报教育，公司重点人物要重点监测，要定期做情报审查和情报审计。
胡权：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情报工作特点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实时性、社交性和分布性。实时性就是一些发布的情报时效性很强，很可能过了几分钟就没有了，在微博上能够找到很多这样的案例。社交性是从情报管理工作的重点来讲的，也就是监控重点可以瞄准核心任务或者关键词，这可以通过社交功能很好地实现。最后一个分布性就是信息散布在互联网各种角落，简单通过搜索引擎是很难获取的，企业情报管理工作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
资料来源：《中欧商业评论》2011.7 潘东燕
《商界》2012.2.上 李 楠
《现代工商》2011.7 杰格瑞
《环渤海经济瞭望》2012.9 王英连
《经济》2012.9 关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