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与增长核算方法——中国增长核算研究的一个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总量论文,函数论文,核算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量生产函数是进行宏观经济数量分析的基础，不论长期增长问题，还是短期波动问题，总量生产函数的设定都是研究的前提。[1]本文关注总量生产函数在中国经济增长核算中的运用。帕金斯(Perkins)指出，“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因而，对于中国增长绩效的研究极为重要。
一、索洛余值法与参数估计法
索洛提出了索洛余值的计算方法，以测定资本、劳动和技术三项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方法为，设定总量生产函数：
Y=Af(K，L)
对时间做全微分，得到索洛余值计算式：
如果市场为竞争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量支付报酬，则
就等于资本所获报酬占社会总产出的比例，
就等于劳动所获报酬占社会总产出的比例。而且，如果我们假设总量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那么根据欧拉定理，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之和应该等于总产出，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知道其中的一个比例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宏观统计数据计算
的值，即索洛余值，该值反映了除资本和劳动两项要素投入的贡献外，其他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3]而且，如果笼统地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只有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发挥作用，那么索洛余值反映的就是技术进步的增长率。
丹尼森(Denison)、乔根森(Jorgenson)、OECD将索洛余值法进行了推广，将资本与劳动进一步划分，并且将索洛剩余中可以测度的因素进一步明确出来，从索洛剩余中剔除，使索洛余值越来越小。[4][5][6][7]索洛余值法的优点在于此方法基于严格的经济理论与数理推导，不存在逻辑错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OECD赞成发达国家使用索洛余值法，而不是计量估计法来核算经济增长。索洛余值法的缺陷在于其前提假设条件过于苛刻，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其市场一般都不是充分竞争的，因而在索洛余值法的实际运用中存在较大困难。
与之相比较，参数估计法的应用原理则较为简单，它首先设定总量生产函数形式，设定待估参数，之后使用计量工具估计参数，从而得到各要素的贡献度，其中非显著项可以拿掉。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只要宏观数据完备，参数估计就可以进行，其缺陷也就是计量工具本身的缺陷。
这两种方法的一个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分析前提是总量生产函数的设定。不论采取哪种方法进行增长核算，总量生产函数的设定都是必需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国内学者在总量生产函数的运用上建树颇多，但是对于总量生产函数本身的性质，以及总量生产函数与增长核算的关系讨论较少。下面就对总量生产函数本身做一个综述。
二、总量生产函数
经济学家对于生产函数的研究起源于微观生产函数。马歇尔构造出了第一个总量生产函数。其形式为：
Y=f(L×E，C，A，F)
式中，Y为总产出；L为劳动投入；E为劳动的平均效率；C为资本存量；A为企业家才能；F为土地的肥沃程度，但是没有列出函数的具体形式。[8]
之后，柯布和道格拉斯(Cobb and Douglass)在杜能(Thunen)和威克斯蒂德(Wicksteed)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C-D生产函数[9]。C-D生产函数是现在生产函数研究的一个基准函数，也是迄今为止运用最广泛的一类生产函数。总量生产函数发展至今，主要的历史沿革过程为：从最简单的C-D生产函数到CES生产函数、VES生产函数、前沿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或Translog生产函数。
这几类生产函数的区别在于要素替代弹性的设定不同，其设定是越来越体现生产的本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C-D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CES(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模型的特例，
前沿生产函数又分为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前沿生产函数并不是一类单独的生产函数，而是可以应用于以上各类生产函数，而以上各类生产函数也可以变换为前沿生产函数。爱格纳和查(Aigner and Chu)提出了前沿生产函数。米奥森和布鲁克(Meeusen and Broeck)、爱格纳、洛弗尔和施密特(Aigner，Lovell and Schmidt)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巴蒂斯和科拉(Battese and Corra)、乔德鲁(Jondrow)、洛弗尔(Lovell)、格瑞斯(Greence)、科埃利、拉奥和巴蒂斯(Coelli，Rao and Battese)、昆伯卡和洛弗尔(Kumbhakar and Lovell)对其进行了发展。[10][11][12]
生产函数的演进思路是越来越复杂，对于经济现实的解释力越来越强。如何设定一个既具有经济含义，又具有可估性的总量生产函数是增长核算的关键问题。
三、对于中国总量生产函数的估算
上文得出结论，对于增长因素进行核算的前提是总量生产函数。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研究也大体经历了生产函数设定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下面笔者以索洛余值法和参数估计法为主线进行分析。
由于索洛余值法本身假设的严格性，使用索洛余值法估算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献相对还是较少。张军扩对于1952-1990年我国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中，使用的是严格的索洛分析方法。其分析的结论是，改革之前，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几乎为零，属于完全的粗放式增长，改革后到199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了28.73％。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中来自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贡献明显偏低。[13]杨格使用索洛余值法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行业范围为所有非农业部门，估算的结果为，1978-1998年的TFP的年增长率仅为1.4％，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23％。[14]
相对于索洛余值法而言，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基于计量方法的参数估算法的运用较为广泛。邹至庄(Chow)、贺腾斯和哲布克(Heytens and Zebregs)等国外学者和机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计量核算，基本都使用了参数估计法。[15][16]在国内，使用计量工具估算总量生产函数的学术文献较多，这些文献一般以C-D生产函数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起点进行计量估算。胡永泰、海闻、金毅彪使用特殊假定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C-D生产函数分别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进行了增长核算。[17]沈坤荣使用技术进步随时间演进的两要素C-D生产函数(并规定规模报酬不变)和两要素的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对中国195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做了核算。[18]张军使用了规模报酬不变的加入技术进步时间趋势项的C-D总量生产函数。[19]之后，张军又同时使用了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对中国的TFP进行了估算。[20]徐瑛、陈秀山、刘凤良将索洛剩余进一步分解为产业结构变动、资本空间集聚和人力资本积累，使用参数估计法对各要素的贡献度进行了估计，得到的结论是1987-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绝大多数来源于要素投入增加，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小，2001年之后，技术进步的作用才稳步增加。[21]郭玉清对中国1980-2005年的总量生产函数进行了计量回归，发现在索洛于1957年使用的5种总量生产函数中，C-D生产函数是最符合此时期中国经济的，而且C-D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性的。[22]刘文革、高伟和张苏使用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的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两种生产函数进行参数估计，他们得到的结果都是，在短期内，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不显著；在长期中，加入制度变迁时间趋势因素的C-D函数表明，资本、劳动、制度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显著；若以改革为界分两阶段进行分析，1952-1978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而1978-2006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因而，制度变迁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力。[23]吴延瑞、王志刚、龚六堂和陈玉宇，李胜文、李大胜，石慧、孟令杰和王怀明都使用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于中国的工业、农业TFP进行了测算。[24]
显然，由于索洛的增长核算方法对于经济的运行特征限定过于严格，所以现在国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主流文献大都是基于计量方法的，而不是基于索洛、乔根森、丹尼森的增长核算方法。
四、小结与下一步的研究
从既有的研究国内总量生产函数的文献来看，我们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第一，对于各类总量生产函数的性质还应该给予更多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思考，探询新型的总量生产函数形式依然是必要任务。虽然不少学者已经使用计量方法得出与中国经济拟合较好的总量生产函数，但这并不能说明，不存在更好的可以拟合中国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形式。这些生产函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挖掘。第二，我国总量生产函数的估算基本都是基于工业部门的，农业部门和第三产业的总量生产函数研究文献较为稀少，当然这与我国农业部门的经济性质、第三产业的宏观统计数据较少有关。虽然如此，我们依然需要对于各大类产业的总量生产函数进行估算，一个对中国总体经济拟合较好的总量生产函数，如果放在某一个产业中，就不一定是拟合较好的。如果我们需要对某些产业部门进行具体的宏观研究，那么我们就必须探讨各产业不同的总量生产函数。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量生产函数的形式会发生变动，因而探询更优的时期划分方法，从而得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总量生产函数形式就是必需的。刘小玄、郑京海表明了类似的观点。[25]
前沿生产函数在衡量一国生产潜力和比较不同样本点的生产效率方面具有重要用途，所以具有研究价值，应作为以后中国总量生产函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总量生产函数往往不能反映收入分配情况，而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情况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非常值得研究，因而，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加入收入分配因素极为重要。
在运用总量生产函数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要避免在过度运用计量工具的时候，忘记了总量生产函数自身的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