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理学论文,书院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4)05-0039-06
书院和理学的一体化，是南宋书院发展的最大特点。理学家们掀起的书院运动，使理学和书院从形式到内容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态，此世之所谓书院是理学的基地，理学为书院的精神，而且，二者盛衰同时，荣辱与共，有着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
一 书院与理学的一体繁荣
理学家发动的书院运动，在宁宗（公元1195-1224年）前期受“庆元党禁”之累，出现了波折。“庆元党禁”起始于韩侂胄与宰相留正、赵汝愚的争权，一大批理学家被牵连进去。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韩侂胄当权后，将理学斥为伪学，悬以厉禁，规定必须声明“非伪学之人”，才能做官、升迁，必须保证“不为伪学”者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又发布伪学逆党党籍，开列的五十九人中，有朱熹，彭龟年、陈傅良、楼钥、吕祖谦、吕祖俭、吕祖泰、叶适、杨简、袁燮、蔡元定各派理学家，他们的著作遭到禁毁，人也被发配驱逐，甚至还有人要求斩杀朱熹。一时之间，“老师宿儒，零替殆尽；后生晚辈，不见典型”，（注：（宋）·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十六，《论士大夫风俗》.）各派弟子中，还有部分“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异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注：（宋）·黄榦《勉斋集》卷三十六，《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全谨阁直学士通义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理学和作为理学家大本营的书院倍受冷落。遍查方志，庆元年间只有3所书院创建，它们是湖南安乡深柳书院，江西浮梁（今景德镇）长芗书院，四川泸州五峰书院。更有甚者，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逝世，四方门人准备如礼送葬，朝廷则下令严禁，其称：“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训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守令臣约束。”（《宋史·朱熹传》）.一代理学宗师，竟是如此落寞，在肃杀中走完其最后的人生旅程。大师尚且如此，其所从事之书院和理学走入低谷也就在“当然”之中了。书院和理学一起，落难于“庆元党禁”，这是事情的一方面：政治压迫和学术专制可以暂时阻断书院和理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恰恰是来自外部的压迫和威胁，又使得理学和书院交融更深，自我凝聚，自我认同，为下一轮发展准备和积聚力量。我们越过阿谀者的变易衣冠，还可以看到很多理学家的中坚分子及其追随者们，不为强势所迫，仍然致力于理学与书院事业的发展。如前引黄榦《朱子行状》记载，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朱熹“自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有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该讲学还是讲学，不为强势所动。笑对压力，这是一种大家的从容不迫。次年春天，蔡元定避开州县追捕，长途奔命，赶在放逐到道州的前一天，到寒泉精舍向老师朱熹及同学百余人辞行，并彻夜未眠，和老师相与订正《参同契》，其事迹更为感人。
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冬天，在首善之区的浙江东阳，即在韩榦胄的鼻子底下，“逆党”首要及其追随者们合谋，一起干了一件同样感人且富有象征意义的事情，那就是为石门书院作记，倡导“性命之学”于严禁之中。此事由宋人曹彦约以崇敬之笔记录下来了，谨引录于次：
此郭氏《石洞书院记》，叶水心之所作，楼攻愧之所书，朱晦翁之所题，为当代三绝矣。希吕继先志而述其事，求其文与笔而皆得之，近无此比。然方庆元戊午之冬，党论方炽，士大夫恐挂名三公间，若将浼己。希吕独于此时不以冷暖随世道，取三公于摈弃中，而曰“吾欲为门户，重资章甫，而适越人，当笑之而居之不疑”，其高见远识，笃信好学，余子万万不侔也。[1](P145)
文中叶水心、楼攻愧、朱晦翁即叶适、楼钥、朱熹，皆是列名“逆党党籍”中的首要分子。希吕为石洞书院第二代主人郭津之号，在党禁之中，自标门户，其追随理学的忠勇之气，其坚守书院讲学的远见卓识，皆令人钦佩。正是这些人，使理学和书院薪传不替，维命于危难之中。
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即朱熹逝世之后两年，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庆元党禁令解除，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明显朝好的方向转变。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追谥朱熹为文公，为其平反昭雪。八年，谥张栻为宣公。九年，谥吕祖谦为成公。十三年，谥周敦颐为元公，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张载为明公。此至，乾淳时代的理学家们不断宣讲的“学统”终于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他们自己也被编列到这个学统之中。此即所谓“嘉定更化”，理学告别黑暗，迎来了光明。
党禁既开，作为理学家大本营的书院亦受到统治者重视，史志记载中，能够找到宁宗嘉定年间为福建建阳云庄书院（三年）、江西南昌东湖书院赐额的记录。[2](P19)这是南宋朝廷自朱熹苦求始得赐额白鹿洞书院以来的新开纪录，亦是南宋书院告别苦难的标志。从此，理学和书院一起，一同走上了迅速恢复、发展的道路。据统计，仅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创建的书院就有23所之多，比之庆元时期（公元1195-1200年）的3所可谓是巨大的进步了。
综上所述，宁宗一朝，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历经波折，但毕竟朝廷调整政策，还是回到了支持与鼓励的立场。而庆元之劫，虽然打断了由理学家们掀起的书院运动的强劲发展势头，但因祸得福，理学和书院在灾难中反而深度融合，形同一体，潜聚力量，宜乎有望勃发于后世。
理宗（公元1225-1264年）、度宗（公元1265-1274年）时期，官民二股力量密切配合，上下同心，将理学和书院一体推向了繁荣。理宗皇帝，对理学情有独钟，即位之初，就对朱熹的《四书集注》大加赞扬，自称“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诏令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旋改徽国公。不久，又下令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一起从祀学宫。这五人史称“宋五子”，实即理学道统。从此，程朱理学终成正果，获得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理宗皇帝对书院也是偏爱有加，“或赐田，或赐额，或赐御书，间有设官者”，一直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直接受其关顾的书院，仅《续文献通考》就记录了20所，地方志所载则更多，曹松叶先生辑录了16所，其中赐额6所、御书8所、赐匾1所、赐书1所，白新良先生辑录仅赐额就有27所。兹将二者合并重复，增订考证，按年号开列如下：
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广西全州清湘书院。
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江西贵溪象山书院。
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江苏吴县（苏州）鹤山书院。
端平年间（公元1234-1236年），福建延平府延平书院。
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湖南道州濂溪书院。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福建尤溪县南溪书院。三年，福建建阳庐峰书院。四年，福建建阳考亭书院、建阳环峰书院。五年，安徽徽州紫阳书院。六年，湖北公安县公安书院、湖南善化岳麓书院、善化湘西书院。九年，安徽当涂天门书院、江宁明道书院。十年，江西铅山文宗（鹅湖）书院。淳祐年间，镇江淮海书院。
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江西大庾道源书院。
景定三年（公元1262），湖南道州濂溪书院、广西桂林宣成书院、浙江临海上蔡书院。四年，福建蒲田涵江书院、江西大庾道源书院（赐书与赐额）。五年，安徽当涂丹阳书院。
理宗时期但不知为何年者，四川蒲江鹤山书院、邛州鹤山书院，江西庐陵白鹭洲书院、南昌宗濂书院，浙江金华丽泽书院、宁波甬东书院、定海翁洲书院、衢州柯山书院、绍兴稽山书院、江山克斋书院，广东韶州相江书院，湖北黄州河东书院，福建崇安武夷书院。
争取皇帝的赐额、赐书，曾经是朱熹为之多方追求的一个书院建设目标，因为它代表着朝廷的支持。此时，这近40所赐额书院分布于11个省区，形成一个亮丽的方阵，代表着国家最高当局对书院坚定不移的支持。而且，这支持从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理宗皇帝登基开始，直到他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逝世时止，40年坚持不变，可谓长期不懈，其对全国书院发展所起的巨大而长久的推动作用就不言而喻了。不仅如此，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理宗视察太学时，还亲笔手书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并颁行天下学校，使其成为全国官学共同遵守的准则。所有这些都表明，最高统治者已经不再有前一个时期的动摇，真主回到了坚定支持书院发展的立场。而且，接下来的度宗皇帝，在位十年，继续保持这种政策不变，仅赐额就给予过福建将乐龟山书院、淳安石峡书院，浙江江山包山书院，江西赣州先贤书院，并赐田给将乐龟山书院，下令敕建浙江西安清献书院。皇帝的支持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诚于当时人所说：“圣天子尊崇道统，表章正传，学校之外，书院几遍天下，何其盛哉！”[1](P230)
与官方相呼应，民间对书院的支持更是持续高涨。这个时期，虽然集理学之大成的一代大师都已谢世多年，但他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皆以继起先贤、讲求学问、倡大师说为荣耀，尤其是以魏了翁、真德秀为代表的宋末杰出理学家，竭尽全力，终于使遭受庆元党禁的理学得以平反，并成为官方哲学，使建设书院传授理学成为一种时尚。甚至矫枉过正，弄出另一些弊端来。如魏了翁就曾说：
自比岁以来，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而诸儒之书，家藏人诵，乃有剽窃语言，袭义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为规取利禄计。此又余所惧焉者。（注：（宋）·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四十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
反对理学的人，其用词就更为严厉，他们批评理学家的徒子徒孙说：
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膴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注：（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道学》.）
正反两方面的批评，从“家藏人诵”，从“必须建立书院”，“必须引用以为文”，“天下竞趋之”等用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南宋后期，建书院传播理学已成为锐不可挡的社会文化主流，书院和理学的一体化也演变成建书院、立祠堂、注《四书》、辑语录这样一种比较固定的行为模式。在如此一种文化主流和行为模式的推动下，书院和理学的一体繁荣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当这种源自民间的主流和模式获得官方长期的提倡支持时，它所带来的书院发展，必然是蓬勃之势。据统计，理、度二宗50年间，书院以平均每年2.46所的高速度发展，共计建复书院123所，占南宋确知具体年代书院总数的49.79%。
二 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形态
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不仅表现在上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盛衰同时、隐显与共的命运上，而且还真实地体现在其实际生存状态之中，有形可察，有迹可寻。以下就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关系，书院讲学体现的理学精神，书院与理学一体结构的制度化、规制化等四个问题进行讨论，而后者更多地涉及书院的制度化，我们将另作专文详细论述。
（一）理学家的书院情结
南宋理学家大多有很深的书院情结，这和北宋理学家不太关心书院的情况大不相同。南宋前期，如胡宏，冒被人诟病之险，求秦桧恢复岳麓书院自任山长不成，即改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聚众讲学；张栻求学于碧泉书院，创建城南书院，讲学于岳麓书院等等，其孜孜追求，皆已备述如前。后期，魏了翁奔走呼号，在争取理学的正统地位的同时，到处为讲学诸儒建书院立祠堂，自己在四川老家和靖州创建了2所鹤山书院，还为成都沧江书院、全州清湘书院、道州濂溪书院作记作诗，津津于“有志未能今得友，从今迷路傥知还”（注：（宋）·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七，《次韵虞永康读易有作》.）的书院讲学活动。
不仅朱、张、吕后学如此，陆门后学也一改陆九渊的作法，致力于书院建设。甬上四先生中，杨简讲学于碧沚书院，弟子为作慈湖书院，大倡心学。袁燮建城南书院讲学，和同门丰有俊一起建东湖书院并作记，以“吾心是道”训育诸生。舒居家讲学于广平书院，王应麟称其教行于乡，其声闻于天下。沈焕既受业于焦征君讲舍，又讲学于史家月湖竹洲别业（竹洲书院），居家讲学之地则名南山书院。甬上四先生及其门人弟子倾情讲学于书院的情景，我们从宋人文及翁《慈湖书院记》、王应麟《广平书院记》、《慈湖书院记》等文献中可找到踪迹，它也令数百年之后的清人全祖望倾慕不已，曾连续作《大函焦先生书院记》、《竹洲三先生书院记》、《城南书院记》、《碧沚杨文公书院记》、《同谷三先生书院记》、《石坡书院记》、《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等，予以追记。阅读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陆门心学也具有浓烈的书院情结，全然依归书院，以其作为“景行前修，心厉后学”的心灵归宿。以上是各派理学家们情系书院，结盟讲学的大致情形。而各家各派之中，要数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书院情结最重，也最感人至深。据史志记载，朱熹与数十近百所书院有关，最近方彦寿先生作《朱熹书院考》，对其严加考证，去附会，剔重复，订正为67所书院，其中朱熹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曾经讲学而后人创建的21所，撰记题诗的7所，题词题额的6所。[3](P1-35)在中国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朱熹是能使自己与如此众多的书院有关的第一人，其倾情于书院，由此可见一斑。此其一。
其二，朱熹重要的理学著作，皆完成于其创建的书院。如在寒泉精舍，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他撰写《太极图说解》初稿、《西铭解》。八年，撰《论语精义》十卷、《孟子精义》十四卷、《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九年，编《程氏外书》十二篇、《伊洛渊源录》十四卷。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编《古今家祭礼》十六篇。二年，撰《阴符经考异》一卷，与吕祖谦商订合编《近思录》十四卷，这是理学家们最看重的具有哲学思辨的著作。在武夷精舍，朱熹完成了《易学启蒙》四篇、《孝经刊误》一卷、《小学》六卷，序定《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在考亭书院，撰写的著作有《孟子要略》、《韩文考异》十卷、《书集传》六卷、《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辨证》二卷、《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尤其是《参同契》一书，是他和学生蔡元定在庆元党禁最凶之时，通宵达旦改定的，第二天，蔡被官府从书院中押解道州，从此一去不返，客死途中。若无大胸襟大情怀，又如何能面对如此惨剧？庆历党禁六年时间，朱熹除了最危险时曾应学生友人之邀到福建古田县蓝田书院、溪山书院、螺峰书院、福鼎县石湖书院避禁讲学之外，大部时间都坚守在考亭书院，著述讲学，直至临终才在蔡沈等少数几位学生守护下，从书院魂归道山。这说明，朱熹已将书院视作精神支柱、理学家园以及他人生的归宿之地。
其三，痴迷白鹿洞书院，以至于到了失常的地步。最明显的事例是，他为了修建礼殿，置备田产，竟然利用职权，挪用浙东30万缗赈粜款。[4](P52-53)我们知道，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是想将其树为推广理学的典范，建院、讲学、制订学规、征集图书都可在掌握中推进，甚至他还和吕祖谦一起，将白鹿洞列入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中，但苦于经费和朝廷的不理解，他不能将事业做大，在讲学、藏书、祭祀、学田这四大书院规制中，他还缺祭祀、学田两大部分，而且整个院舍也就是20余间房屋，与理想相差太远。“重营旧馆喜初成”，但却要调任浙东，这本身就是令人烦恼的事情。好在他冒险在皇帝召见时提出赐额赐书的请求，并终于获得批准，迎来了迟到的理解。而且出任浙东常平茶盐提举使，拿到了30万缗赈粜款。赈粜款就是救灾钱，他却“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这是一个明显违规而又非常严重的错误，因此事发不久即受到监察御史沈继祖的揭发。以朱熹的操守和其长期倡导的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他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难以理解。但事实却偏偏如此，除了用痴迷而不惜犯规来解释外，实在别无他说。这错误，也从反面反映出朱熹委身书院的不解情缘。
（二）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
书院不同于书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动场所。自从有了书院，就有了书院和士人的双向选择。一方面，作为士人、学者，他进什么样的书院，有自己的考虑，心中存有一种标尺，中意则进，不合则退。而另一方面，作为书院也有一个进取去留的标准，不希望不合自己要求的人留在院中，以免成为害群之马。这样，在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目标之下，个体的学者、士人就结合在同一个书院，是谓学人与书院的结合。
学人的需求有类别的不同，也有同类中的层次差异，于是就会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书院出现，用以满足不同学人的不同文化需要。在不同的目标下，集合着不同的学人。南宋时期，有“认科第为的则者”；以“得举”、成进士、中状元名甲天下为之美。在科举时代，这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状元姚勉，在当官之后，就曾在正谊书院、西涧书院祭奠魁星，“邀福投诚”，祈求院中诸生“人皆第一”，“万里荣途”。祭文称：“科第当作状元，仕官当作宰相，学术当至圣人，言皆当第一也。士之远大自期，立志要当若是，此吾正谊师友平日之所以讲明也。”[1](P194-195)很明显，姚状元是想将状元、宰相、圣人三者皆立为第一，以作为书院诸生的追求目标。但事实是，人们往往只想当状元，做宰相，而不想成圣人，科第的目标堕落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于是，就有理学家起而指责其为“科举俗学”，思以讲学匡救，并得到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这样，“讲学”的目标之下，就集合了一批学人。他们志趣相投，性味相同，相互切磋，劝善改过，相聚书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有着共同目标的学派。
不同书院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进入其中者则例多目标相同之人。如丽泽书院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又要求“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凡做不到的，“同志共摈之”[1](P197-198)标明目标，凡不认同目标者本来就“不在此位”，而认同目标又做不到的人，则经同志规之、责之、勉之、共摈之，直到开除，淘汰。经过这样一个回合，集合在书院的学人就是同志一心了。
由此可知，吕祖谦在丽泽书院的做法，手段比较强硬，这是书院集合学人结成学派的一种操作形式。朱熹、陆九渊等都有过同样的实践，但他们的方法则趋于软性。陆九渊曾发布《示象山学者》，以其“宿道向方”的要求，“白象山诸同志足下”，希望各人“奉警”“自省”[1](P201)朱熹曾取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列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而成《白鹿洞书院揭示》，与“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1](P199)朱熹的学生陈文蔚作《双溪书院揭示》，以“讲明义理”为“为学之道”，反复申明，“愿与诸君共笃此义”。[1](P201-202)他们的做法是想避免用”规矩禁防之具”“浅待”学者，希望以“自尊”来调动各成员的“自觉”，这又是完成学派整合的另一种形式。
书院整合学人而成学派，做得最成功的是书院情结最深的朱熹。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其自创的精舍、书院讲学，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考亭学派。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在寒泉精舍的门人有蔡元定、林用中等22人，在武夷精舍的门人有黄榦、程端蒙、陈文蔚等91人，在考亭书院的门人有李燔、贺孙、蔡沈等163人，合计276人，[1](P36-224)已蔚然大观，这还不包括他在白鹿洞、岳麓等各地书院讲学时的学生。
朱熹讲学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多有继承衣钵、以传道讲学为己任者，尤其是庆元党禁期间，他们往往归隐林泉，以书院为阵地，宣传与普及理学，使考亭学派以书院为网结撒向更广大的空间。对此，台湾吴万居先生曾有过专门的讨论，兹将其略作订正，开列如下：[5](P247-250)
湘：吴雄（阳坪书院）；钟震（主一书院）；袭盖卿（双蹲书院）；黎贵臣（昭文书院）
浙：辅广（传贻书院）—韩翼甫—陈普（云庄书院）；杜煜、杜知仁（樊川书院）；陈埴（明道书院）
赣：刘清之（槐阴精舍）；柴中行（南溪书院）—汤巾（河源书院）—徐霖（柯山精舍）—谢枋得（叠山书院）；黄义勇（白鹿洞书院）；金去伪（鄱江书院）；李燔（白鹿洞书院）；陈文蔚（河源书院）；欧阳谦之—欧阳守道（白鹭洲书院）—文天祥（西涧书院）、刘辰翁（濂溪书院）；曾三异（龙城书院）；李方子（云岩书院）；胡泳（竹梧书院）；王过（拙斋书院）；程端蒙（蒙斋书院）；程珙（柳湖书院）；胡安之（南轩书院）
闽：祝穆—祝洙（涵江书院）；潘柄—黄绩（涵江书院）；林学蒙（道南书院）；詹体仁—真得秀（西山精舍）—卢孝孙（玉溪书院）、周天骥（河源书院）、孔元龙（柯山书院）、徐元杰（延平书院）、徐几（建安书院）；杨复（考亭书院）；陈宓（白鹿洞书院）；刘爚—翁易（竹林精舍）；蔡沈（南山书院）—蔡杭（丽泽书院）、蔡权（芦峰书院）、蔡模（建安书院）；黄榦（螺峰书院）—何基（丽泽书院）—王柏（上蔡书院）—金履祥（重乐书院）、王贲（上蔡书院）；董梦程—董鼎（深山书院）；饶鲁（石洞书院）—程若庸（安定书院）、袁易（石洞书院）；刘养浩（白石书院）
蜀：魏了翁（鹤山书院）；
（三）书院讲学倡导理学精神
对抗科举利诱，反对场屋俗学，是南宋理学家的长期任务，也一直是书院自别于官学的努力所在。书院运动之初的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就提出了矫正但为科举利禄，仅习言语文词之工的问题，并想以“造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理学教育来解决它。但到了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长沙人杨允恭以道州知州身份为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濂溪书院建御书阁时，还在强调：“国家之建书院，宸笔之表道州，岂徒为观美乎？岂使之专习文词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1](P112)时隔98年，杨允恭之用词与宗旨一如当年的张栻。由此可见，湖湘学者的执着与坚持，更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顽固性与长期性。正因为这样，防止科举俗学之害，就成了历代理学家们讲学传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张栻在岳麓书院的讲道、传道，以期化解科举之害，是理学家比较早也是比较成功的尝试。他的办法是率性立命，从体察求仁，辨别义利入手，认为“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缪，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1](P108)学什么呢？那就是以事亲从兄，应物处事为开端，识而存之，充而达之，以得仁之大体，以至“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这一点，事功学派的陈傅良在其《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曾总结为“治心修身之要”，并予以重申。朱熹作《衡州石鼓书院记》时，也给予肯定，并作了一些补充，其称：“若诸生之所以学”者，“则昔者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岳麓者语之详矣”。只是“治心修身”的方法没有交代，学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难以操作。因此他将“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作为“下学之功”而予以补充。[1](P11)如此这般，理学家们从反对“但为决科利禄”入手，在书院讲其道传 其学，将科举功名，置换成了天理人欲、义理之辨、治心修身、养于未发、察于将发等等理学概念与理论，希望将危害士人的利禄之心，化融消解于理学精神之中。
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用心更为良苦。当他一方面和吕祖谦商订裁量《白鹿洞书院记》，“惟恐一语之差，将变秀才为学究，而随缘说法，应病与药”，开出了“挹先儒淳固质实之余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于以寻关洛之绪言”的方子，[1](P79)有讲明儒家道统之意；另一方面，他又请论敌陆九渊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拿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开刀。陆九渊以义、利判君子、小人，教诸生志乎义，习乎义，并且以科举场屋的得失为例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其称：
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1](P213-214)
其“发明敷畅”，“恳到明白”，“听者莫不悚然动心”，成为书院史上最经典的讲义。朱熹听了非常感动，将其视作治学入德之方，撰写跋语，要求“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1](P214)并令人将其刻成石碑，传流后世。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白鹿洞书院看到名为《二贤洞教碑》的讲义和跋语。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南宋前期学者，不分派系，无论朱陆，在对待场屋科举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认为“今为士固不能免此”，又对其不可胜言之害深恶痛绝，而希望以“讲学”来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救之之方，也就是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剖析彰明，是张栻、朱熹的长处，“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致，是陆九渊的强项。
张、吕、陆、朱四先生之后，虽各派分立更为明显，但建立书院讲学则成为一致的选择。相对而言，“东南三贤”后学建立书院讲学，是光大师门，继承传统，属情理之中的事，无须多言，而陆氏后人也加入其中，就是一种新的学术动向了。虽然在与书院相结合的队伍中，陆学是后来者，但力度和深度都不让于朱张吕三贤门人，大有后来追上之势。以江西为例，首先，他们在中心城市建立据点，改变陆派坚守山头精舍的形象，在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城东创建东湖书院，时在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正值“更化”初期。此事由陆氏弟子丰有俊、袁燮联合完成。隆兴为江西首府，因此东湖书院就被规划为江西十一郡之高等学府，经费充足，藏书丰富，聘陆九渊长子陆持之首任山长，刻陆九渊《文集》三十二卷，并请得宁宗皇帝所赐院额，以抬高身份。院中所讲，为“君子之学”，它与“徒屑屑于记诵之末”的举业相对，实际上就是陆门心学。袁燮曾说：
君子之学，岂徒屑屑于记诵之末者，固将求斯道焉。何谓道？曰，吾心是也。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去其不善而善自存，不假他求，是之为道。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天理自然，人为之私，一毫不杂，是之为道。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之作，固有望于斯也，岂非急务哉！[1](P120)
东湖由陆氏高足主持，讲求“不假他求”的心学，成为陆学中心，尤其是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朝廷追谥陆九渊为“文安”后，影响很大。淳祐年间，王遂作《重修武夷书院记》，就将其名与白鹿、岳麓、考亭并提。魏了翁也说，东湖书院与濂溪书院等，“皆尝有请于朝，风声所形，闻者兴起”。[1](P130)远在四川和福建的学者皆闻其声而称其名，说明陆学与书院的结合相当成功。
除此之外，陆门后学还改象山精舍为象山书院，从山中撤出，新建于贵溪县城的三峰山下，以作为陆学的大本营，请得皇帝赐额，重刊《陆象山文集》，聘请浙东陆学名家钱时为首任山长。此事由袁甫主持完成，时在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袁甫为袁燮之子，与钱时同为陆氏高足杨简门人，时任江东提举兼提刑，握有权势。次年，袁作《象山书院记》，称“书院之建，为明道也”。针对“梏章句”、“溺空虚”之弊，在院中大谈“理融心悟，一心贯也；躬行实践，默而识也”，意在光大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之学”。[1](P117-118)
在书院倡导理学精神方面，袁甫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人。其父其师皆陆门高足，他也以倡导陆氏本心之学为己任，实为陆学干城。曾自称其创建象山书院，就是为了“宅先生之精神”，“揭本心以示人”，“嗣先生之遗响，警一世之聋聩”。[1](193)书院建成，又作《祭陆象山先生文》，其称：“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识本心，如云翳日；既识本心，元无一物。”[1](P194)其拳拳如此者，皆在倡导陆学于书院，将本心之学的精神安顿于书院之中。
除了经营陆学之外，袁甫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对其他学派的书院也给予了同样的关心。如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他曾作《东莱书院竹轩记》，对吕祖谦的“丽泽书院之法”，表示了相当的尊重，并以“竹虚中，虚乃实”与吕氏后学共勉。[1](P125-126)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他重修白鹿洞书院，请从事朱子之学功深力久的张洽、汤巾为洞长，“悉力振起”白鹿之教。又撰写《重修白鹿书院记》、《白鹿书院君子堂记》，以“正谊明道，不计功利”训士。并特别举张栻、朱熹、陆九渊等前辈老先生论辨天理人欲、义利之事，力戒“以口耳之学争夸竞胜”，批评朱陆后学“执言论辨说，以妄窥诸先生之门墙，而于其实德实行，植立修身，有益于人之家国者，乃不能取为师法，则不足为善学矣”，[1](P77)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党的大家胸襟。
在他看来，白鹿、象山两书院，“盖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是他作江东提刑官的职责所在。他愿意看到的是，“凡士愿处象山若白鹿者，各随其行辈与其望实，或畀领袖之职，或在宾讲之选，衿佩咸集，彬彬可观矣”。但现实却是，“师友道丧，士习日驳，慕超诣者，无深实详缜之功，鹜辨博者，乏通贯融明之趣，转相依仿，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徇偏见，立异同，几有专门名家之弊”。他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弊端，“其源皆起于论说多而事实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群居书院，相与切磨，亦求其所以为人者如何”的办法，在白鹿、象山两书院之间的饶州鄱阳县新建番江书堂，“选通经学古之士，率生徒而课之”，并教“学为人”之道，“俟其有立，乃分两书院而肄业焉”。也就是说，先选生徒在番江书堂学习如何做人，然后，根据各人性情，分送白鹿、象山书院肄业深造。为此，他作《番江书堂记》，以“深造自得”、“无入不自得”、“无得无丧”等“为人”之学训诲诸生。其称：
在家庭则孝友，处乡党则信睦，莅官则坚公廉之操，立朝则崇正直之风。果若是，奚必问其自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饱读旧书，熟习遗训，孝友信睦，公谦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则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则象山之玷也。可不惧哉！[1](P146)
伟哉，袁甫！在朱陆两派门户分争之时，他不仅不入无谓偏见之列，而且建象山，修白鹿，充分尊重并满足不同“士友之所宗”，并进而建番江书堂，培训生徒，各依所宗分送两书院肄业。这看似平和的思想和行动，在踏实中闪耀着尊重学术与自由的光辉，真可谓“神之德之”，深得书院讲学的真谛，体现的是理学的真正精神。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书院与理学的深度契合，并开创出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
［收稿日期］200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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