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辅导对预防网上青少年自杀的作用与介入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上论文,青少年论文,策略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780（2010）05－0033－06
1998年坊间出版了一本名为《N世代：主导21世纪数位生活的新族群》的书籍，迅即被《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及不同的学者高度赞誉。作者指出一个主导21世纪数字生活的新族群已形成，名为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网络世代是在数字媒体环绕下成长的一代，他们认为网络及数码媒体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目前数百万新使用者加入成为网络世界的一员，通过不同形式的网上活动扩展他们的生活领域。
无边界的互联网，使过去人们使用单向传播式（broadcast）的电视媒体，转变为使用交互式（interactive）的数字媒体，让人能配合自己的需要去获取知识。这个转变导致网络世代脱离只是担当观赏者或倾听者的角色，成为可自主地产生个人独特经验的信息使用者。个人的主体性加强，他们更有自主权地拼凑配合自己喜好的信息片段，信息内涵的虚拟特性并不构成减弱他们上网的动机，他们反而增强了从与互联网的互动中满足个人好奇心及情感需要的追求。
除了数码及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网络世代花在上网行为上的时间也同步增加，参与在线游戏、实时通讯、网上日志、拍卖、购物、网上赌博、BT及非法档案下载等活动。关注儿童及青少年发展的家长、教师、社工或其他人士是否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网际上毫无拘束的漫游，是否会诱使那些心智、性格脆弱或容易受伤的人产生不自觉的问题、脱离真实的人际世界呢？2009年12月，在互联网社交网站。Facebook上发现有一个名为“我要练习自杀”的群体，这为关心青少年网上行为的社会人士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信号。
青少年网上行为给辅导人员带来了很多与传统辅导模式有所不同的冲击，也带来了很多辅导上令人棘手的问题，包括：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网络情爱、网络上瘾、网络孤立、网络欺凌，甚至香港近日出现的网络上集体自杀等问题，每个问题都让辅导人员感到陌生与困惑。事实上，辅导人员可采取两种方式来加以响应，被动的方式是增加对网络问题的了解以备工作上不时之需，主动的方式是进入网络世界以提供对青少年上网者的服务。
本文将尝试以香港近日炽热的网上青少年自杀群体问题现象作探讨，通过分析传统辅导介入手法、策略以及局限性，并对网上辅导的发展方向及思路提出一定建议。
一、自杀的传染性
国际防止自杀协会与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9月10日定为“世界防止自杀日”，致力于防止自杀。根据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2008年的调查，从2270名学生身上收集到的数据发现，有24.5％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里有想过自杀，较5年前同样研究所得的20.9％稍高（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2008）。
有调查发现，约44％受访中学生情绪受困扰时，会把感受写在网志、facebook上，最近也有一些网民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组织自杀群体，怂恿他人跟随的情况。在社交网站抒发情绪，向朋辈倾谈或于网上寻求解决方法，本属好事，但如果网站提供偏激的负面信息，青少年容易泥足深陷。调查亦指出，在网上发现有近一万个问题网志，部分还不断地将含有“自杀”内容的文章以及图片上传。研究人员亦发现受情绪困扰的青少年容易在阅览这些网页的内容后产生轻生的念头（星岛电子网，2009）。
以上的情况说明，除了有关自杀念头的青少年人数逐年增加外，网上讨论自杀的话题也同样在逐年增多，甚至可能产生自杀传染及模仿的行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的名著《自杀论》中说过：没有比自杀更容易通过“传染”而扩散的现象了。
涂尔干从社会整合度来解释自杀率的高低，虽排斥自杀模仿效应之说（黄丘隆，1990），然而媒体影响继发自杀的文化现象确实存在，诚如威廉士（Williams，1997）所言，自杀模仿说已随着自杀人数的增加而再度流行。
二、回顾媒体报道对自杀的影响
文献中常有报导，媒体报道自杀个案以及电视描述自杀情节，是导致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原因之一，特别是选择采用的自杀方法方面（Pirkis et.Al,2001）。不论是报纸和电视报道的自杀个案、电影和电视描写的自杀情节，还是与自杀主题相关的小说，特别是《自杀手册》的传播，都充分地证明了传媒对自杀行为存有影响力。
根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报告，1998年，香港传媒曾经广泛报道香港第一宗烧炭自杀案例，甚至图文并茂展示自杀者平静的面容，令人错觉烧炭自杀较其它自杀方法舒适。短短两个月内，烧炭立即成为在香港最普遍自杀方法的第三位；三年后，用烧炭方式来结束生命占所有自杀方法的比率由6％增至28％；五年后香港每4个自杀个案中，便有一个是烧炭自杀。2003年4月，香港艺人张国荣自杀。同样，发现当月的自杀宗数急升，而且发现男性、25至39岁、选择跳楼轻生（与张国荣一样）等群体的自杀宗数，出现统计学上的明显增加（梁天伟，等，2005）。
尽管目前的实证研究尚不能证实自杀新闻与随后的自杀行为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联，但是对传媒的监管、倡导传媒的社会责任及对受众的教育，已在香港的不同层面逐渐落实推行。不过近年同样有着传染及扩散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却随着青少年使用人数的急剧增加而渐渐展露威力，这对他们的各方面生活都构成了极大的影响。
三、网上自杀的现象与原因分析
2006年，《时代周刊》选了“You”（“你”）为年度风云人物。只要有上网的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选择呢？因为从1995年开始，互联网几乎变成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我们透过网络和不同的人连接及传递讯息，我们甚至变成了生产者，参与制造传播内容（乔岗，1997）。事实上，自互联网于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一些谈及自杀方法的网站断断续续出现，公众也开始关注互联网对青少年造成的困扰，但互联网与自杀行为的研究仍然不多，故未能确定两者间的关系（WHO，2000）。虽然“自杀网站”在互联网上的建立及传播对自杀行为的影响仍有待证实，但是传媒也有不同的负面报道出现，甚至已有集体自杀的新闻个案出现。很多青少年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及问题，都易去寻求网络上的情感支持和建议，使互联网可能成为青少年萌发自杀意念或显现自杀行为的潜在风险媒体。
网上自杀的危机因素包括同辈群体的压力及相约进行集体自杀行为。此外，一些聊天室也有讨论甚至庆祝自杀人群。事实上，青少年进行模仿学习的因素，取决于其心目中的重要人物以及周围环境的反应。青少年在网上论坛与其他人的沟通及互动时，往往从性别、年龄、种族、外貌及性格方面，在脑海中建构一个理想的人物，从而加强了模仿学习的效果。
2004年，日本多名男女透过互联网相约集体自杀，引起了公众的重大关注（梁天伟，等，2005）。同年，台湾一个名为“完全自杀会”的网络家族在网上发起集体烧炭自杀（林志成，2004）。2005年日本更有91人通过互联网相约自杀，人数较2004年上升65％，表明这种自杀风气越吹越烈。日本当局对民众上网相约自杀的风气日盛感到震惊，2005年10月启动一套机制，要求互联网服务营运商，如果发现有人在网上宣布自杀或呼吁有意者加入一起自杀，就要通知警方（中国网，2006）。
香港也曾经出现类似日本青少年通过互联网相约集体自杀的歪风，更有近两百人参加一个相约圣诞前自杀的群体。2009年12月，互联网社交网站Facebook被揭发有一个名为“我要练习自杀”的群体，记者发现共有188人登记，有关人士约定12月21日圣诞节前集体自杀。一名登记的女中学生因等不及而在11月初在天水围一间中学企图跳楼轻生。她透露已参加这个“死亡之约”，辅导社工见事态严重，随即将事件通知警方，并引发大众对事件的关注及讨论（大公网，2009）。
究竟“自杀”话题的信息在网络上的运作过程是如何呢？辅导人员应从哪些方面介入工作呢？我们发现，有关自杀的信息与其他信息分享一样，容易通过网上聊天室或网上论坛讨论而获得，交谈内容的相近也容易驱使有共同自杀念头的人走在一起。聊天室或论坛的使用者主要是青少年，由于他们对朋辈关系非常重视，容易成为参与集体行为的群体，其中模仿自杀行为也是其中之一。
以自杀为主题的论坛都会有正面与负面取向。有些情绪出现困扰甚至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会主动地在某些熟悉的网站向其他人诉苦及表达心事。基于网上使用者的特性，使用者均以匿名的身份进行讨论，所有禁忌及敏感的话题可在任何时间发表，也没有发表期限的压力，所以使用者的情感及想法可随时得到别人的响应，并借此分享共同的情感和想法。因此，如有社会服务或组织主动提供介入服务的话，将会对网上青少年提供某种程度上的情绪支持及联系。
另一方面，与自杀相关的聊天室或论坛，对使用者分享及讨论自杀主题没有任何限制，以论坛的管理员而言，部分人更将自杀行为当作是一个实践的话题，他们甚至允许使用者提供有关自杀方法、地点以及编写遗书的方法。网站管理员只在论坛担当一个技术员或舆论领袖的角色，由于不想太偏离论坛成员的主流意见，很多时候会支持个人的选择权而对自杀的言论及意见不发表异议，也因而使其他比较温和以及客观的意见可能会被忽略。至于开设话题的使用者，如果缺乏了网站管理员的监督，其与自杀有关言词及信息的讨论，均可能造成雪球效应而加以放大。另外，由于网络使用者匿名的身份，他们对自己的言论责任及言词的约束力也会大大降低，加上网络虚拟化的沟通模式，使用者在网上表达的文字内容、甚至音讯及图片等数据，均可以作出修饰或制造虚假信息，从而使表达内容的真实性被削弱。
四、传统辅导介入手法及策略的介绍
传统的心理辅导大部分采用面对面的谈话与交流。这样的方式虽然较具亲切感，但是无法提供被辅导者实时的帮助，因为被辅导者必须经历传统的规范与限制才能进入辅导的过程。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问题解决学派代表人物海伦柏文（Helen Perlman）提出：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问题解决的过程，假如个人无法适当解决问题时，可能是缺乏动机、能力与机会，因此社会服务机构或辅导人员必须提供所需的物资、社会或心理的协助，帮助解决问题。他亦提出个案工作具有的四项要素：个人（Person）、问题（Problem）、地点（Place）及过程（Process）（海伦柏文，1960）。在个人要素上，他认为个人的行为有其目的和意义，并经历满足、避免与消除挫折，以维持平衡的前进。个人之所以有问题要求助，是因为个人功能的运作有了瑕疵，而这也是辅导人员最能发挥影响力的时机。不过，面对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少年，其个人功能运作的障碍更多是来自网上群体的交互影响，所遇到问题的频率、强度及真实性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在问题要素上，由于被辅导者问题的本质是多层次、动态式，促使辅导人员及被辅导者必须将问题分为多个部分来加以处理，目的是在于增强自我功能，并且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解决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对于网络世代的青少年，双方共同达成共识及界定，甚至理性地将问题分成很多部分来加以处理，可能必须建立一定的辅导关系之后才能顺利进行，同时双方进行问题的处理也须涉及持续性的面谈及跟进，在应用于网上自杀群体的介入服务上，可能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掣肘。在地点要素上，是指运用个案工作方式协助人的特殊机构或组织。每一个社会机构，都会发展出一种对某种特别需要的计划，同时也用程序来稳定及系统化有关辅导方面的运作。但是，面对网上青少年多样化及急剧变化的问题来说，社会机构可能要有更多的弹性及迅速的反应来应对问题的发生及演化。在过程要素上，辅导人员运用信任与关怀的关系来减轻被辅导者的压力，促进被辅导者的安全感，并与被辅导者身边的重要人物联系，共同解决问题。被辅导者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能够真正参与其中，以便了解自己的潜能，并且培养出有效的问题解决能力，以便未来能应付问题。将以上的原则应用于网上辅导同样有效。网上世界的信任关系同样需要时间的培养，匿名的身份可能为有问题倾向的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网，使得他们更愿意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及感受，辅导人员如在网上平台进行相关的辅导工作要有更多的耐性，最终的目标是引导他们走出网上的虚拟世界，从而更愿意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帮助，所以信任与关怀关系的持续性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五、网上辅导的可行性以及介入策略
在实际辅导过程中，真正进行沟通的是人。由于参与者是人，所以不论是专业或非专业的辅导人员，必然是以被辅导者的求助意愿为宗旨，对于成长于网络世代的青少年，上一代成年人所建构的特定场所、特定时间、特定辅导者及特定辅导模式等，均可能面对不能奏效的困境，毕竟，寻求面对面的现实情境辅导，辅导人员所定的沟通模式以及语言会让习惯于网上沟通的青少年不能适应而却步。
（一）网上辅导的可行性和优点
互联网的普及，由于具备较大的隐私性与方便性，可以给被辅导者提供更多的保护；从而增进一般人运用网络寻求帮助的意愿。事实上，许多网站已经有专门为恋爱或失恋人群提供的版面，一方面可以抒发情绪的困扰，另一方面可以得到一些有过相同经历的人的安慰与建议。然而，引人注意的是，这些“过来人”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辅导训练。因此，可以提供打破特定辅导模式的专业人员，在不限时间及空间的网上进行联系及辅导，从而成为一种全新的辅导介入方式。
一般而言，使用网上辅导有下列几项优点：
1.被辅导者会减少由于面对面的倾谈而出现拘束的心理负担；
2.能够不受空间的限制，被辅导者可以在心理感觉安全的环境中参与；
3.能够不受时间的限制，被辅导者可在网上留言等待回复，双方均有时间对留言进行思考及消化，并可在深思熟虑后进行反应；
4.随时选择令人信任及接受的辅导人员而避免出现尴尬的情景；
5.提供个别差异的适应性等。
网络环境在本质上能提供一种非受迫性和反层级的对话环境，这也就是哈贝马斯（Habermas）所宣称的“理想的言谈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在此环境中，沟通的对象能免于各种内、外在的拘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被辅导者在接受传统辅导形式时的紧张及排斥感，减少了人为因素对心理辅导的影响，增强了辅导的有效性。同时，强调机会平等、与参与者承担责任和角色互惠等理念，因此能有效地打破被辅导者与辅导人员隶属关系的隔阂，产生更为高效的互动动力。同时可以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辅导工作，从而为传统的一对一、面对面的心理辅导方法提供了新的尝试及补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拓宽了心理辅导的途径，在一定意义上使心理辅导更贴近青少年的生活及需要。
（二）介入策略
以社区生态系统作为心理卫生观点的学者嘉利（Kelly，2006），指出个人与其处境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依据其内容特征和介入策略分为以下几种关系。
1.适应（Adaptation）：作为个体的青少年，会随着其生活处境的条件变化而作出适应，当一个社区生态系统未能满足个人期望及需要时，网上虚拟世界便成为青少年寻求满足的一种出路。现实处境中出现情绪困扰，甚至转化至自杀行为倾向，代表着个体与其生活处境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介入策略上应同时处理个人的不足及调节社区各系统的功能，心理辅导的介入模式也应加以转变来配合信息时代发展的步伐，特定时间、空间、人物及辅导模式同时要更新，从而更有效地应对青少年的生活处境而发挥心理辅导的效果。
2.承传（succession）：每个社区生态系统都有其运作独特性，当我们去改变失衡的系统时，先要掌握其背后的文化意义、运作规范及处事风格。自杀问题背后的现象，是渗透在青少年在互联网浪潮成长中的文化、沟通模式、语言符号及互动模式等，网上沟通模式的实时性、空间便利性、隐私性、多功能性、多媒体特性及跨越年龄、地域、种族、年龄及性别等，均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其认为可靠而安全的心理避风港，网上生活也构成他们的生活处境之一。所以，为及时有效争取青少年的心理认同，同时促进心理辅导的机会与效果，当我们能够从事件源头作出改变，下游的生态改变就会很显著，亦即是成人社会应更多抱着关心及接纳的态度来了解青少年的网上文化、沟通模式、及各层面的生活和需要，不要只用成人世界的眼光来看待青少年面对的问题，而是争取他们的信任，甚至主动学习有关互联网的知识，学会运用他们习惯使用的网上平台来促进不同途径的沟通，增加代际间的认同感，从而解决青少年逃避现实世界而依靠虚拟世界来满足需要的问题。
3.互动（Cycling of Resources）：要改变系统内的失衡，先要确定系统内各分子的能量及优势，以微调方式将这些优势释放出来，从而达到系统中自我完善的状态。由此看来，巩固家庭成员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填补两者的数码鸿沟是协助青少年面对成长迷惘并减少网上自杀群体蔓延的关键任务。
4.互靠（Interdependence）：在生态系统内，各个分子是处于一个互动及互补状态，当改变某一分子时会导致另一个分子系统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在介入生态系统时，要有一个宏观的介入规划及战略，并且有策略地去推行每一项细节，从而达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完善。因此，面对网上自杀群体的问题时，社会上应在青少年成长的各层面，联合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家长、教师、学者、社工及不同的社会人士建立策略工作小组，在宏观及执行层面上，协助服务机构完成不同层次的任务。
六、总结
青少年网上问题的多样化及严重化让香港社会福利界处于不断变革中，过去由传统面对面的辅导手法，转变至街边、球场做外展青年工作，以至发展到“网上外展”。利用当下青年人使用的网络用语，通过搜寻软件在网络上找寻高危对象，并主动接触，取得信任后再提供见面的支持辅导服务，称为“天上接触、地上工作”计划，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也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向社会福利署提交建议书，希望可以尽快实施全港性网上外展试验计划（新浪香港网，2010－06－04）。
虽然网上自杀群体或自杀模仿效应的实际影响还有待评估，但是对自杀网站进行查封及禁止，既是不可行，同时也比较难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真实的自杀行为往往隐藏在千千万万的情绪帖子里。最重要的是，网站的拥有者应当熟知并遵守基本规则，明确防止模仿自杀行为及通过及时的网上介入，从而减少有关自杀信息的传播。政府及各关注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机构及团体，应大力推广更多拥有志愿人士提供帮助的网站，以及可进行预防自杀辅导的专业社工或治疗人员。心理及精神医生、学者、家长、教师、甚至传媒工作者应对我们在网络世代成长的青少年的网络生活及行为模式给予更多的关心，与他们多分享及讨论网上世界的内容和信息，并愿意用他们的网上沟通模式来进行交流及分享，特别是要对青少年的自杀言语及意见提高警觉意识，媒体和互联网的使用应看做是成年人必须与青少年同步共同掌握的平台。另一方面，以法制方式来防止网上自杀的问题，社会上也应多作讨论，非法地滥用互联网来鼓吹自毁或自杀的行为，必须从世界性的角度及视野来看待，因为人与人在网络世界的互通特性，以及网上自杀行为的发生是有着广泛的传播性与模仿性的。
辅导人员在社会变迁的工作环境中，应保持积极学习与快速回应的态度与做法，才能持续在变迁的社会中继续扮演助人的专业角色。网络世界的来临引发了许多的问题与冲击，辅导人员应面对问题而非逃避问题，面对网络而非逃避网络。在面对青少年网上问题行为时，辅导人员应通过与网络世界的接触，学习使用网络的相关知识，同时借由心理学的知识深入了解网络世界中的青少年行为，运用谘商辅导的理论与技术以协助网络世界中的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