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新时期民族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贡献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1)01-0013-0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系统论述了国内民族问题的重大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其中，有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概括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创新意义。笔者认为，这种新的深化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出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邓小平极为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强调指出民族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看它能否发展起来。他还具体地提出了加速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有效对策。
（一）把发展经济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邓小平指出，“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7页。）“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6页。）这就给民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也就是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着眼点和中心任务。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有充分根据的。首先，发展经济是各民族人民的迫切要求，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矛盾的物质基础。当前民族地区的主要矛盾是少数民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另外，这些年来，各地区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状态，尤其是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状态日显突出。各民族人民迫切要求及早解决这些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最积极可靠的办法，就是动员各民族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这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最牢靠的物质基础，只要这个基础牢靠坚实，其他矛盾就都比较好解决了。其次，发展经济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立场和目标。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提出，“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党的十二大上他又提出，“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1988年11月，他进一步提出，“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07页。）1990年12月，他还严肃地告诫我们，“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中，有以下三点应引起我们格外重视。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是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径。二是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使全国各族人民都兴旺发达，共同繁荣。三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突出表现。一句话，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求每个民族都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要求各民族都得到发展繁荣。所以，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不仅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内在要求。
（二）把经济发展作为观察民族地区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第一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提出要以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客观标准和判断尺度，要以是否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作为观察民族工作、制定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在1987年6月就指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7页。）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同“三个有利于标准”，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生产力的标准。只有坚持这个标准，才能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受干扰，不发生动摇，集中精力促进民族经济更快地发展。
（三）采取得力措施促进民族经济不断上新台阶
加速民族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和根本方法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首要的是民族地区因地制宜、挖掘潜力、发挥优势、发展自己。他说，“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6页。）“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6页。）“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7页。）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是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我们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农牧、水利、矿藏、人文资源，还有自然景观和对外开放的地域优势等，把这些优势和潜力充分挖掘开发起来，就不难实现民族经济的腾飞。其次，国家的扶持和先富裕地区的帮助。他说，对民族地区“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6页。）他还说，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到20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邓小平在这里明确阐述了通过国家和先进地区的帮助，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并提出了物资帮助、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具体措施。第三、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邓小平曾多次指示一定要努力工作，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早在1979年10月他就提出，我们国家的不同民族，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他们“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0页。）他还特别强调创建并办好民族院校，“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10页。）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根本途径，各民族地区应当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切实把科技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邓小平关于着力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正确地回答了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如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使各民族迅速脱贫致富、共同富裕的历史性难题，回答了少数民族，尤其是后进民族应该如何发展自己，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是邓小平的一个独创，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新贡献，也是现阶段处理和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
二、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社会制度的优势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时期，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次数虽不很多，但其内涵十分深刻精炼，在坚持和完善这一政治制度方面提出了重要新思想，作出了独特新贡献。
（一）强调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是保障少数民族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1980年8月，邓小平针对文革中民族区域自治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实际，鲜明地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9页。）他在这里突出地强调了“真正实行”，也就是要确确实实地自治，而不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自治。
（二）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
邓小平在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曾言简意赅地提出，“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7页。）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首先，民族区域自治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发展，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条件。其次，它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各民族的平等自治结合起来，有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有助于把国家的富强和各民族的繁荣结合起来，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本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因而有助于调动各族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一句话，民族区域自治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优势
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联系起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7页。）邓小平的这段论述中，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不适宜搞联邦制。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人口分布特征，决定了中国不适宜搞联邦制，只适宜搞民族区域自治。其次，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独有的一个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只有它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最有效地保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因而，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断加以完善，绝对不能对之否定或弃之不用。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明，他不仅高度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且对其历史必然性、性质、地位、优点和作用等，都有独到透彻的见解。这对我们加深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这一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三、号召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新时期以来，邓小平站在维护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反复强调了民族团结问题，仅在《邓小平文选》第二至三卷中，就讲了十几次之多，足见这个问题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就对我国民族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6页。）在这里，邓小平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的具体时间、基础条件，其性质、特点、前景和发展趋势等。邓小平的论断，既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又是对建国以后民族工作实践所作的科学总结，更是对新时期民族关系客观实际的最准确的概括和预见。因而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认识的新的理性飞跃和理论突破。
（二）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根本基础和前提条件，是邓小平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立足点。邓小平用坚定的语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6页。）又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2页。）邓小平在这里强调的是：一、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我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是立足于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上的平等；二、民族平等的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平等，是全方位的一切权利上的平等，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平等；三、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和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努力推进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完全实现，并把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作为实现真正民族平等的核心。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民族团结的基础和目标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追求的奋斗目标；同时，加强民族团结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保证。因而，邓小平总是把民族团结作为新时期的总任务、党的基本路线的组成部分提了出来，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度重视，切实加以加强。早在1977年7月，他就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7页。）引入了新时期的总任务之中。1979年6月，他又把“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5页。）摆到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首要地位。1982年9月，他再次把“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页。）作为新时期总任务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后来，我们党更进一步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列入了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告诉我们，民族团结应当建立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共同理想之上，而且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奋斗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族团结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和责任心，为共同的目标团结奋斗。
（四）加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6页。）1986年6月，他进一步发出了“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1页。）的伟大号召。后来，针对西方一些国家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活动，他再次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合则兴、分裂则衰，只有加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才能做到振兴中华。这表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宽广胸怀，把民族团结的对象扩大到空前的范围，包括了不同政治信仰，不分海内外的广大范围。而且，他把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同国家命运前途、同民族振兴繁荣的大局联系起来加以强调，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学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关于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更新更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对策，不仅帮助我们加深认识了这一事业的重要性，而且为我们切实加强这一事业指明了方向。
总之，邓小平以求实的科学精神和极大的理论勇气，创造性地总结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从而形成了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解决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总纲领和行动指南，是全国各族人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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