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邱濬“立政养民”财政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思想论文,论邱濬论文,立政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5)07-0087-06
“立政”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立政》篇，在这篇文字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公作立政”；在《管子》一书中，也有“立政”篇。而这些“立政”，据（清）王引之解释：“政与正同。正，长也。立正，谓建立长官也。”就是说周公和管子所说的“立政”，是指建立官吏制度。“养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在《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记载：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这里的“政”，凡指“政事”；“养民”则是指养育百姓。邱濬所说的“立政养民”中的“立政”，则不仅涵盖了建立官吏制度和一般政事的内容，同时也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理财谋略。至于养民，自大禹“政在养民”一说之后，历代思想家均有论述。但提出一套完整地以财政为主的“立政养民”的理论体系则非邱濬莫属。
一、“立政养民”命题的提出
“立政养民”的命题出自邱濬（注：邱濬(1420-1495)，明中期的思想家，字仲深，广东琼山人，幼孤，家贫。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所著《大学衍义补》第一卷《正朝廷·总论朝廷之政》一节。（宋）真德修曾著《大学衍义》一书，邱濬认为这部书只讲了修身齐家的道理，未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于是就依这部书的体例，写了一部《大学衍义补》，加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注：按《大学》所包括的内容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方面，真氐之书涉及到前六方面，未涉及“治国、平天下”二项内容。）。在该文中，邱濬广征博引，并结合邱濬所生活的明朝中期的现实，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邱濬看来，“治国平天下之要”就是“立政养民”。所谓“立政养民”，就是要求天子修身养德，实行符合百姓利益的善政（主要是财政），以保证百姓正常生活。他说：“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每一个普通的百姓，都“有血气之躯”、“心知之性”、“血属之亲”、“衣食之资”、“用度之费”，这些是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国家“不可以无所养”，如果国家不能为百姓提供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百姓“则无以为生矣”。上天为民所立之君，“必奉天以养民”。君“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就是要“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诚以一物不修，则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则民所以养生之具缺一矣”。古代的圣明之君，为百姓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如“修水之政以疏凿，修火之政以钻灼，修金木之政以锻铸刻削，修土谷之政以耕垦播种，使民于日用之间得以为生养之具。然犹未也，又必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财货，以利其用；足衣食、备盖藏，以厚其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实行“养民之政”。从历史的发展看，“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但是自“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1]就是说国家（君主）应该象秦以前的帝王君主那样“立政以养民”，而不能象秦以后的帝王君主那样“厉民以养己”。他说：“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财，奉一人以为君，非私也，将赖之以治之、教之、养之也。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殚其力、竭其财，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岂天立君之意哉？”[2]总之，以天下百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拥护一个人为君，不是为其一己之私，而是让他治理国家，教养百姓。如果君受天下人的拥护而却竭尽搜刮百姓，以养一人之身而不管百姓死活，就有违天意了。
然而，“立政养民”的基础是什么？邱濬的意思十分明确，就是“财”和“理财”。邱濬在《大学衍义补》卷一《正朝廷·总论朝廷之政》的开篇，就引用了《易经》中的一段话：“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对这句话的解释，邱濬引用了朱熹、郭雍、苏辙、吴澂等人的政论，然而，在这些政论之中，除苏辙涉及到“财”之外，其他人均未谈及“财”的问题，即使苏辙所谈的“财”，也只是点到而已，未能谈及“财”的深层次问题。邱濬则根据明朝的现实，以按语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君欲使自己的“大宝之位可以长保而有之”，就要养育天下的百姓；而要养育天下的百姓，并将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要“生财”。然而“有财而不能理，则民亦不得而有之。”那么，如何理财？邱濬认为：“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同时还要“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混淆。”并且要对趋利背义者，运用刑罚等法制手段加以限制，使理财工作得以顺利开展。[1]要言之，要巩固和维持君主的统治地位，就要养育百姓，就要将百姓聚拢在自己的周围，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财富是不行的，因此就要生财，但是生财不理也是不行的，于是就要理财。
由此可见，邱濬所说的“立政养民”，不是那种“问之以金谷则耻言；手较朱铅者，付之以牙筹则羞执。不观《禹贡》，不知理财为圣君之急务；不读《周官》，不知理财为圣相之首事”的“对口谈玄理者”[3]，不是空洞地说教，而是有理有据的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建议。
邱濬在封建专制制度十分严厉的形势下，敢于将“立政养民”与“厉民养己”这一对对立的概念摆到书面之上，实在是勇气可嘉。当然邱濬敢于这样尖锐地提出“立政养民”这个命题，也是与当时的时代特点分不开的。邱濬生活在15世纪中叶，当时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进入了衰败期，资本主义萌芽生机勃发，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虽然能够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但已经出现了以工商致富的富人阶层。自宋元以来，这个阶层不断壮大，至明朝中期，这个阶层甚至可以左右明朝经济的某些行业。但是他们遭到了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残酷掠夺和压迫，他们不甘心国家的掠夺和压迫，于是，抗议封建专制的罢市行动，时有发生。然而这个阶层不敢、也无力反抗朝廷，于是就试图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向朝廷呼吁，寻求国家的保护和支持。这期间，一些有识之士，也对腐败的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并经常有批判封建的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的书、文刊行于世，南宋的叶适就是其中的代表。至明朝中期，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邱濬，来自经济富庶的广东琼山，虽然他本人是贫苦家庭出身，但那里却是富人聚集的地方，因而他对富人的经济地位、生活境况，以及富人的的呼声，有较深刻的感悟。而且他本人“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又为官廉洁，“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4]于是他就成为了这些富人的最好的代言人。邱濬在“立政养民”的论述中，多次为富人辩护，甚至说：“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主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得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与贫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5]由此可见，邱濬“立政养民”中的“民”，不仅是指贫苦百姓，更包括了那些以工商致富的“富人”。
二、“立政养民”以固邦本
国家（君主）立政养民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巩固国家的统治，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大禹曾经告诫他的臣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邱濬认为这是“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7]之所以说民是国家的基础，邱濬又做了深入的分析。
其一，从“保君之位”、“保君之命”的意义上看，需要养民。邱濬说：“人君居圣人大宝之位，当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后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然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养，而后可以聚之。又在乎生天下之财，使百物足以给其用，有以为聚居衣食之资，而无离散失所之患，则吾大宝之位可以长保而有之矣。”[1]要保守君这个大宝之位，就要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活条件，这就要养民，同时还要不断创造财富，保证百姓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避免百姓离散失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君主之位不被推翻。邱濬又说：“天之道在生民，人君之命亦在生民。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立我以为君，则必爱天之民而不肆虐于天之所生者，而不竭其力尽其财以为私奉。人臣知君之为生民，设我以为诸侯、大夫、师长，则必恤君之民，而不敢肆毒于君之所付也，而竭其力、尽其财以为私用。君则奉乎天而顺之，臣则承乎君而行之，则生民无不得其所矣。”[8]宇宙的规律在于生养百姓，君的命运也掌握于百姓之手。作为君主，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必须爱护百姓，而不虐待百姓，不能竭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据以为私；作为大臣，知道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百姓，所以臣也会思量，假如我作了诸侯、大夫、师长，也一定要顺乎宇宙的规律，按照君的旨意行事。君、臣都这样想，百姓就会各得其所。也就是说，只有养民才能维持君的统治地位。
其二，从君必需依附于民的角度来看，也需要养民。邱濬说：“山高于地而反附著于地，犹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于民，何也？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何所依以为君哉？为人上者，诚知其所以为君而得以安其依者，由乎有民也。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民生安，则君得其所依附而其位安矣。”[7]邱濬认为，君之所以为君，正因为有民，无民就无君。君与民的关系就如山与地的关系，山再高，也要依附于地，君至高，也要依附于民。民是国家的基础，也是君赖以存在的根本，无民还能有君吗？连国都不能存在。所以邱濬说：“君之所以为君也，以有民也，无民则无君矣。君有民不知所以恤之，使其寒不得衣，饥不得食，凶年饥岁，无以养其父母、育其妻子，而又从而厚征重敛，不时以苦之，非道以虐之，则民怨怼而生背畔之心，不为君有矣。民不为君有，君何以凭籍而以为君哉？”他接着说：“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务民于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间，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以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7]无民则无君，这个道理是十分明显的。但有的君主，有民而不知体恤，反而厚敛其民，重征徭役致使百姓贻误农时；残酷地搜刮其民，虐待百姓。这时百姓就会产生怨恨之心而背叛君主，就会逃离君的统治。于是，民不为君所有，那时君还凭什么以为君呢？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总是劝民农桑，薄税敛、广储蓄、实仓廪、备水旱，使百姓不会产生背叛之心，无论是丰年还是凶年，都会吃得饱穿得暖，上能事父母，下能育妻子。这样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巩固君的统治地位，国家也会长治久安，国运长久。
其三，庶民的盛衰决定国势的盛衰，所以也要养民。邱濬说：“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是故为国者，莫急于养民，养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尔。”又说：“古人有言，观民之多寡，可以知其国之彊弱。臣窃以为，非独可以知其彊弱，则虽盛衰之故、治乱安危之兆，皆于此乎。”[9]国势的盛衰取决于庶民的盛衰，这一命题，古已有之。这里邱濬所说的民的多寡，不仅仅是生育的多少，更在于君如何养民。养民之政得当，就会招徕他国百姓，从而增加本国人口，否则就会减少本国人口。而在经济不发达的封建社会，一个国家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对这个国家的财政实力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人口与土地是国家财政的基本来源，而且只有人口的增加，才能扩大土地的耕垦。从这个角度看，邱濬认为庶民的盛衰决定国势的盛衰是不无道理的。所以，为了增强国力，就要增加人口；而要增加人口，就必须养民。
总而言之，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君主统治的基础，作为一国之君应该铭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箴言，应该知道百姓是最可敬畏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为国矣。”因而，君主“必思所以养之、安之，而不虐之、苦之，而使之至于困穷矣。”一位贤明的君主心中应该明白“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徭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是国家之享福也。”[7]也就是说，一定要立善政以“养民”。
三、邱濬的养民之政
那么，如何“立政养民”？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因为在经济不发展的古代，只有农业发展了，百姓的衣、食、住、行才能得以保证，否则百姓的正常生活就难以为继。所以，在《洪范·农用八政》中的八项内容，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发展农业。邱濬说：“所谓食、所谓货，谓之农可也。祀以行礼，宾以待客，师以用兵，与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谓之农。何哉？盖天之立君，凡以为民而已，而民之中，农以业稼穑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为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涖事、行礼以报本、怀柔以通远人、兴师以禁暴乱，何者？而非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尽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为治者，不可不知也。”[1]在邱濬看来，立政的本意，就是要发展农业以养民。他说“后世朝廷之所施行，宫闱之事则有之，国都之事则有之，官府之事则有之，边鄙之事则有之，而颛颛及于农民之事者，盖鲜者矣。间虽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农，泛然而施之、漫然而处之，往往反因之而戕民生、废农业。”[1]后世的朝廷从事其他的政事较多，而专心于农业的政事却很少。即使有一些，其本意也不在于农业，泛泛地、漫不经心地做一些农业方面的事情，往往适得其反，反而坑害了百姓、破坏了农业。
养民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养民之政。对于行之有效的养民之政，邱濬提出了“固邦本”的十项方针政策，即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愍民之穷、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择民之长、分民之牧、询民之瘼等。
所谓蕃民之生，就是使百姓繁养生息。为此，首先，他要求统治者给百姓创造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如“知其地域之广狭长短，以验其民居之所容，辨其土地之寒暖燥湿，以识其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详，审其利害之故，蕃鸟兽以为其衣食之资，毓草木以为其室器之用，别其土埌教其稼穑。”同时要“知其民之数，以验吾之政。”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百姓的繁育与生活。人们的生活得到了保证，户口必然增加，“则国家之根本以固，元气以壮，天下治而君位安矣。”[9]其次，他要求统治者给百姓以生活的保障，即《周礼》所说的“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对这六项措施中的前五项，邱濬同意前人的解释，即都是“因其所不足而养之。”唯第六项“安富”，他以为“安富”是国家“因其所有余而养之”，因为不仅贫者要依赖于富人，国家也要依赖富人。所以国家要养他们，而不能象有些人那样去抑制他们。第三，他希望后世的君主应该象西汉惠帝、东汉章帝那样，运用税收手段，鼓励人口生殖。他认为“女子过时不嫁者有罪，妇人怀姙者有养，婴儿失养者有给”，就会促进国家人口的增殖。第四，他建议统治者能够及时地将狭乡的百姓迁徙到宽乡，即可解决地少人多、贫民无田可耕的问题；又能解决地多人少、土地闲置无人耕种的问题。从而做到“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也是“蕃民生，宽力役，一视同仁之道”[9]。
所谓制民之产，就是给百姓以一定的产业，以保证百姓的正常生活。为此，要以四民分业的原理，做到“一人有一人之职”，使百姓“皆有常职以为之生”。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就应该制定“制民常产”的法制，依法给百姓以田宅和土地，使其“有生生之具”，从事“稼穑、树艺、牧畜”，保证百姓有“衣食之资、用度之费、仰事俯育之不缺、礼节患难之有备”，同时还要做到赋税适中，征役不违农时。使国家呈现“凡有生于天地之间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贵若贱、若贫若富、若内若外，无一人而失其职，无一物而缺其用，无一家而无产。如此则人人有以为生，物物足以资生，家家互以相生，老有养，幼有教，存有以为养，没有以为葬，天下之民莫不爱其生而重其死，人不遊手以务外，不左道以惑众，不群聚以刼掠”的太平景象。只有这样，才能“民安则国安矣”。但是，邱濬十分清楚，这种井田制下的“制民之产”，在明朝已不可恢复，而均田、限田等田地制度也都无法实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贫富不均的矛盾，为了制民之产，邱濬提出一项新的改革思路，即实行“配丁法”。“配丁法”的基本内容是：一丁惟许占田一顷，并以丁配田而为差役之法。凡丁多田少者，允许按丁买足田数；丁田相当者则不许再买，买者没入之；凡丁少田多者，以田一顷配人一丁，当一夫差役。凡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数以外，以田二顷配人一丁，当一夫差役；无役则量出雇役之钱（意指富者出钱）；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数之外，以人二丁配田一顷，当一夫差役，量应力役之征（意指贫者出力）；官员之家另定优免之法。邱濬认为，实行“配丁法”，“不惟民有常产，而无甚贫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验丁验粮之据矣。”[10]这个思路明显是站在富人的角度，代富人说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改革也是难以实行的。
所谓愍民之穷，即对鳏、寡、孤、独、废、疾者，人之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者，国家实行给以衣粮或收养的政策与制度。这项政策与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相似，都是要对贫而无靠的人进行社会救助。在中国封建社会，这项政策制度属于善政，或者仁政。在中国历史上，自夏、商、周以来，已经实行了五千余年，而宋、元以来，这项政策制度更加系统、缜密。[11]
所谓恤民之患，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灾荒到来之前要有所准备，二是灾荒出现之后要进行救助。邱濬认为，在灾荒发生之前，及时检修农用器具，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的政策制度，做好农业生产的管理工作，这是防备水旱之灾的最重要的事情。君主应该在“丰稂无事之时而恒为天灾流行之思，斯民乏绝之虑，预有以蓄积之，以为一旦凶荒之备焉。此无他，恐吾民之散而不可复聚也。”[12]而当灾荒发生之后，救荒之政，也绝不可少。《周礼》载有救荒十二政，其中重要的是“散利、薄征”两项。邱濬说：“盖天立君以治民，君必得民，然后得以为君，是君不可一日无民也。然民必有安居托处之地，日用饮食之具，而后能聚焉。人君为治所，以使一世之民恒有聚处之乐而无分散之忧者，果用何物哉？财而已矣。”[12]因为在灾荒之年只有“散利、薄征”，才能保证百姓不流离失所。总之，只有平时做好备荒的准备，在灾荒年份又实行“散利、薄征”之策，才不至于使百姓流散。反之，如果平时不做好准备，灾荒年份无财可散，就会使百姓流散，国家的统治就会受到威胁。对此，邱濬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食也。耕虽出于民，而食则聚于国也。方无事之时，丰稂之岁，民自食其食，固无赖于国也，不幸而有水旱之凶荒之岁，民之日食不继，所以继之者，国也。国又无蓄焉，民将何赖哉？民之饥饿至于死且散，则国空虚矣，其何以为国哉？”所以，“人君之为治所以延国祚、安君位者，莫急于为民。故凡国家之所以修营积貯者，何者？而非为民哉？是故丰年则敛之，非敛之以为已利也，收民之有余以备他日之不足，凶年则散之，非散之以为己惠也，济民之不足而发前日之有余。吁，民有患，君则恤之，则夫他日君不幸而有患焉则民将救之惟恐后矣。”[12]而要备荒，就要有充分的物资储备；要想储备充分的物资，就要大力开辟财源。因而“安养斯民之政在开其资财之道，开资财有道在垦土田、通山泽，使地无遗利；禁进民、兴农业，使民无余力。如此则畜积多矣，虽有天灾数年之水旱，而吾为之备者具之有素，安能为吾民患哉。”[12]除此而外，还要实行常平仓、蠲贷、赈济工作。凡此，都是帮助百姓渡过灾荒、解除百姓之患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能够帮助百姓渡过灾荒，也是巩固君主地位、维持国家统治的政策措施。
所谓重民之事，就是重视农业生产。因为农是天下之本，所以要务农、贵粟。[13]
所谓宽民之力，就是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为了“宽民之力”，“人君之用民力非不得已不可用也。”这是因为，君是以养民为职责的，既然是养民，“非必人人而食之，家家而给之”，就应该“惜民之力，而使之得以尽其力于私家，而有以为仰事俯育之资、养生送死之具”，这样才算尽到了君的职责。[14]
所谓询民之瘼，即派遣官吏，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孤独，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了解狱讼、蠲免、赈贷的情况和百姓疾苦等民事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可以“清吏治，除民害、恤民穷”，这既体现了君主对百姓的关心，也是“固邦本之大助也。[15]
所谓除民之害，就是去掉危害百姓生活的祸患，如旱、涝和河海之患。旱、涝属天灾，已如上述，而河海之水患则属地灾。如黄河之患，为了保国安民，各代统治者无不注重治理黄河之患，同时也注重其他河患。[16]
关于“养民”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几千年来一直有人在探讨，但他们的论述，很少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邱濬不仅探讨了“养民”问题，而且提出了“立政养民”的命题，不仅“养民”，还要立养民之政。将“养民”与“立政”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养民”更有法律依据，也使“立政”的目的更明确，因而也使这一命题更具有说服力。同时，邱濬关于“立政养民”的论述，是在对前人的论述进行评介的基础上阐发、引申出来的，而且更加系统、更加完善，也更加理论化。自先秦以来，论“养民”、“爱民”的言论层出不穷，然而论述“立政养民”者，唯邱濬最详备，可以说从古自今，无出其右者。
当然，邱濬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执政官吏，不可避免地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的著述必然带有阶级局限性。例如“养民”一词，似乎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及其最高统治者——君主养育了庶民，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终日耕耘在土地上的广大农民供养了这个国家和国家的统治者，邱濬显然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颠倒了黑白，将“民养君”颠倒为“君养民”。再如邱濬关于“安富”的解释显然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为富人对贫民的阶级剥削辩解，这一点，无疑是颠倒了历史。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富人财富的积累是建立在富人对贫苦百姓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不是贫民依赖于富人，而是富人依赖于贫民，即使是富人上缴国家的赋税也是贫民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通过富人之手上缴国家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所依赖的是贫民，而不是富人。由此也说明邱濬是富人的代言人，从而充分暴露出邱濬的阶级局限性。